韓國八十年代出現毛澤東著作翻譯高潮
李大可 全炯俊
早在1943年，朝鮮半島就出現了本土出版的朝鮮語的毛澤東著作《新民主主義論》。該書屬於新人社出版的“新人文集”叢書第1輯。1946年，新人社又編譯推出了從屬於“毛澤東·朱德選集”叢書的“新人文庫”，其中毛澤東著作的譯本有《新民主主義論》、《文藝政策論》、《論持久戰》及《論聯合政府》等。同年，新章閣出版了毛澤東著作《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編譯本，同心社出版了埃德加·斯諾的《紅軍從軍記：中國解放區的實情及其領導者》（即《紅星照耀中國》，印貞植等譯）等相關英文書籍的朝鮮語譯本。
根據有關學者研究，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至遲在1945年12月被譯介到朝鮮半島，並在次年8月出現重譯本。其間在1946年春，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還曾組織《講話》學習討論會，約有四五十位作家、評論家等參加了相關的研究和傳播活動。
韓國建國后，毛澤東著作的譯介與研究在50年代一度呈現出荒蕪狀況。60年代，毛澤東著作的韓語譯本仍處於空白狀態，但有關毛澤東的韓文書籍卻有所增加。該時期毛澤東及其著作的研究在韓國逐漸回暖。
韓國在80年代對毛澤東著作的譯介和研究達到了高潮，不僅有關毛澤東的研究著作大幅增加，還涌現出了一批毛澤東著作的譯本。其中，《講話》的完整韓語譯文則至少有四種，分別由朴宰雨、李旭淵、金宜鎮和李騰淵翻譯。這不僅改變了韓國建國后毛澤東著作翻譯空白的歷史，也打破了韓國毛澤東文論翻譯空白的局面。1986年，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正式成立，韓國許多大學也聘請了中國現代文學專職教授。自此，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結束了“史前”時代，進入了發展軌道，為拓展學術研究空間提供了基本條件。此外，韓國民族民眾文學運動在80年代的勃興，無形中也為《講話》的韓譯提供了文化契機。
朴宰雨的《講話》譯文是四種中出現最早的，被收入了包括翻譯文本與本土文本在內的《文學理論與實踐》文集。該文集“中國篇”的主題明顯集中於與當時韓國民族民眾文學運動密切相關的“革命文學”和“文學大眾化”的問題上，選擇篇目均為現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或相關研究論文，除《講話》外，還有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瞿秋白的《大眾文藝問題》、周揚的《現實主義試論》、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兌》、藝莎的《“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大眾文學”論爭》、丸山升的《革命文學論戰中的魯迅》等。與朴宰雨的《講話》譯文相似，金宜鎮的《講話》譯文被收入了譯文集《文學與政治——現代中國的文學理論》。《文學與政治——現代中國的文學理論》是整體規劃性較強的“中國現代文學全集”之一，體現出現代中國文論史發展的主流脈絡。
在四種《講話》譯文中，李旭淵和李騰淵的譯文因被收入毛澤東著作的個人編譯本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收錄李旭淵的《講話》譯文的《毛澤東的文學藝術論》，可謂是80年代韓國最具代表性的毛澤東文藝論著的翻譯成果。該譯文集是依據中國出版的《毛澤東論文藝》、《毛澤東選集》、《毛澤東選集》英文版及《文學理論學習參考資料》等文本編譯而成，不僅在文集前后分別附有《譯者序》和具有毛澤東文藝思想總論性質的“解讀”文字《革命與文學的辯証法——中國革命與毛澤東的文學藝術論》，且在部分重要篇章前另附專門的“解說”文字，以闡明或重申譯者的編譯目的、編譯原則以及對毛澤東文學藝術論的認識等重要問題和內容。李騰淵是四位《講話》譯者中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譯本最多的韓國學者。1989年，杜來出版社連續推出了三本由李騰淵編譯的毛澤東文選——《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及《延安文藝講話·反對黨八股》，各收錄毛澤東著作譯文兩篇至十余篇不等，堪稱毛澤東著作韓文出版史上的重要成績。這種同一作者著作連續出版的方式無疑更易受到人們的關注，從而使譯著有可能產生更大的反響和影響，收到更好的出版效果。
（作者分別系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韓國國立首爾大學中文系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第3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