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魯迅的共同語言
毛澤東與魯迅的共同語言
孔見景迅
毛澤東與魯迅雖然素未謀面，但惺惺相惜。通過對他們批判與繼承中外文化遺產、批判新舊八股、追窮寇與打落水狗、區分敵友是非、語言修辭方面的技巧用語等方面的對比分析，我們發現其有諸多相似之處。
批判與繼承中外文化遺產
在對古代和外國的文化遺產的批判與繼承問題上，毛澤東與魯迅有很多相同的議論。毛澤東指出：
對於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裡，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作作品時候的借鑒。
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腸胃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
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的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
魯迅說過：
雖是西洋文明罷，我們能吸收時，就是西洋文明也變成我們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樣，決不會吃了牛肉自己也即變成牛肉的……
這些採取，並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於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贅說的事，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
毛澤東和魯迅都十分重視對古代和外國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饒有趣味的是他們都以食物的處理、吃用做比，深入淺出地闡明革命者對於批判與繼承的辨証觀點。這裡要特別提到的是魯迅提出的形象化的“拿來主義”觀點。在《拿來主義》一文中，他以“一個窮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所採取的不同態度來闡明不同的階級、不同的觀點對待文化遺產的迥然不同的態度和方法。
批判新舊八股
反對和批判八股調，是毛澤東和魯迅又一重要的共同語言。毛澤東《反對黨八股》開頭部分指出“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對過的”。毛澤東生動、幽默而又諷刺地為黨八股歸納出“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不負責任，到處害人”、“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和“傳播開去，禍國殃民”八大罪狀。
在批判黨八股八大罪狀時，毛澤東引証並論述了魯迅反對、批判新舊八股的有關文章和言論。如在批判黨八股“裝腔作勢，借以嚇人”時指出，“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特別是文末對會場上散發的《宣傳指南》中魯迅的《答北斗雜志社問》一文，更是逐條分析，得出結論。
毛澤東和魯迅都詳細論述了新舊八股產生的歷史及其危害。毛澤東指出，“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但后來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而在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洋八股、洋教條”。
魯迅也深刻揭露了八股產生的歷史根源及其對后世造成的惡劣影響，說：“八股原是蠢笨的產物。一來是考官嫌麻煩——他們的頭腦大半是陰沉木做的，——什麼代聖賢立言，什麼起承轉合，文章氣韻，都沒有一定的標准，難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來，算是合於功令的格式，用這格式來‘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輕重。二來，連應試的人也覺得又省力，又不費事了。這樣的八股，無論新舊，都應當掃蕩。”
同時，魯迅還在許多文章中批評過革命文化隊伍中的洋八股，指出：“八股無論新舊，都在掃蕩之列……例如隻會‘辱罵’‘恐嚇’甚至於‘判決’，而不肯具體地切實地運用科學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釋每天的新的事實，新的現象，而隻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實上亂湊，這也是一種八股。”
反對新舊八股調，提倡革命文風，倡導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這是毛澤東與魯迅一貫的思想與作風、一貫的倡導與要求。
追窮寇與打落水狗
毛澤東在《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引用《農夫與蛇》的寓言，聲言“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在《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的七律中，更加明白宣言“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這是毛澤東革命到底、徹底革命思想高度而形象的概括。魯迅在1926年撰寫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所貫穿的“打落水狗”精神與毛澤東徹底革命思想是一致的。
毛澤東在1937年延安陝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高度評價了包括“打落水狗”在內的“偉大的‘魯迅精神’”。他說：“魯迅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絲毫不妥協，他具備堅決的心。他在一篇文章裡，主張打落水狗。他說，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來，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濺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張打到底。”
區分敵友是非
毛澤東與魯迅在各自斗爭道路上所總結出來的區分敵友、是非的方法與標准，也有許多共同之處。毛澤東的著名論斷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還有一條依據敵人對某事物的態度決定擁護或反對的極其簡明的標准，叫做“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魯迅的標准與毛澤東相似，例如：“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麼，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魯迅也有更簡捷的標准：“被我自己所討厭的人們所討厭的人，我有時會覺得他就是好人物。”
雖然毛澤東、魯迅所提出的標准未必是唯一的或絕對的，甚至某些方面不那麼客觀，但兩者不僅驚人的相似，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也的確不失為最為簡捷、明了的判別標准。
語言修辭方面的技巧
毛澤東和魯迅都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第一流的語言大師，他們的語言修辭技巧也有著許多共同之處，如除了常用的比喻之外，他們都喜歡運用諸如拈連、仿詞、詞語活用等特殊修辭手法，以收到幽默、諷刺、夸張等藝術效果。
（一）比喻。毛澤東把文化產品區別為“香花”和“毒草”兩大類，指出：“我們是反對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辨別什麼是真的毒草，什麼是真的香花”﹔魯迅則將文藝作品區分為“佳花”和“惡草”兩類，指出“批評家的職務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溉佳花”。
（二）拈連。毛澤東運用拈連的例子，如：“國民黨反人民集團抄襲袁世凱的老路，追求專制的統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內戰，結果把一個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自己也縮上了峨眉山。”“過去的‘剿共十年’並沒有‘剿’出什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難道還想再來試一次嗎？不錯，‘剿共十年’‘剿’出了一個‘一黨專政’，但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專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經‘剿’出了一個‘滿洲國’﹔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剿’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些口口聲聲‘以拯救人民為前提’的人們，在自己‘呼吁和平’幾個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戰爭了。”這裡由“打內戰”順手拈連出把日本侵略者“打了進來”，由“剿共”拈連出“剿”出“一黨專政”、“滿洲國”以至“把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剿’進中國本部來了”，由“呼吁和平”拈連出“呼吁戰爭”。
再看魯迅運用拈連的例子：“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才回家。”這是由“打門”拈連出“打出一個小使來”。訪友不遇，作者要求“在這裡等一等”，“小使”說“不成”﹔作者“便從衣袋裡挖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結果是：也不成！”這兩個“不成”，加上此前“行到東長安街左近”要穿馬路時，“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所以作者說“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這裡將他人說的“不成”，說成自己“不成了大半天”，也具有拈連的性質。
（三）仿詞。毛澤東運用仿詞的例子如“國民黨軍隊……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上，所以一天一天腐敗墮落，除了‘內戰內行’之外，對於‘外戰’，就不能不是一個‘外行’”﹔“我們說，我們不是‘文化團體’，我們有軍隊，是‘武化團體’”﹔“有些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眾化”﹔“讀者定會覺得這是一條‘新聞’吧，其實卻是一條舊聞”﹔“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這些例句中的“外戰、武化團體、小眾化、舊聞、陽謀”即分別由“內戰、文化團體、大眾化、新聞、陰謀”仿造而來。
魯迅使用的仿詞如“所以一面又覺得無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氣，‘小鬼’年青，當然是有銳氣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麼？”﹔“殊不知那一面，何嘗不‘疾善如仇’呢？”﹔“一個闊人說要讀經，嗡的一陣一群狹人也說要讀經”﹔“滿心‘婆理’而滿口‘公理’的紳士們的名言暫且置之不論不議之列”。這些例句中的“有聊、疾善如仇、狹人、婆理”。即分別由“無聊、疾惡如仇、闊人、公理”仿造而來。
毛澤東和魯迅還仿造成語以表達幽默、諷刺、揭露等特殊含義，如毛澤東依據“走馬看花”仿造出“下馬看花”﹔魯迅按照“壽終正寢”仿造出“槍終路寢”和“壽終牢寢”。
（四）詞語活用。毛澤東和魯迅都能夠准確把握詞語的結構和含義，並善於將某些詞語加以活用，以收到幽默或諷刺的藝術效果。
毛澤東的詞語活用如“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首先是還有反革命。有人說，已經沒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頭塞得高高地睡覺了。”在此兩例中，毛澤東故意避開“垂涎三尺”和“高枕無憂”這兩個成語，而用完全口語化的“垂著一尺長的涎水”和“把枕頭塞得高高地睡覺”，不僅平易幽默，生動形象，而且妙趣橫生。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魯迅對“垂涎三尺”這個成語也有類似的活用：“小姐的彩球將要拋下來的時候，——一個個想吃天鵝肉的男子漢仰著頭，張著嘴，饞涎拖得幾尺長……”
在大眾語匯的運用上，毛澤東與魯迅也有相似之處。如對諺語“秀才不出門，全（而）知天下事”，毛澤東的解釋是：“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技術發達的現代雖然可以實現這句話，然而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著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實踐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和技術的傳達而到達於“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魯迅的解釋是：古之秀才，自以為無所不曉，於是有“秀才不出門，而知天下事”這自負的漫天大謊，小百姓信以為真，也就漸漸成了諺語，流行開來。其實是“秀才雖出門，不知天下事”的。秀才隻有秀才頭腦和秀才眼睛，對於天下事，哪裡看得分明，想得清楚。
更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和魯迅都使用過書面語言中不常見的“一塌刮子”這個方言詞。毛澤東說：孫科比蔣介石“公道”一點。你看，他不是如同蔣介石那樣，將戰爭責任一塌刮子推在共產黨身上，而是採取了“平均地權”的辦法，將責任平分給“各方”。魯迅說：李富孫做過一部《金石學錄》，是專載研究金石的人們的，然而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們可以一續再續，並且推而廣之，連收藏古董、販賣古董的少爺和商人，也都一塌刮子地收進去了。這就叫作“金石家”。“一塌刮子”屬於吳方言，《現代漢語詞典》釋曰：“【一塌刮子】〈方〉①通通。②總共加在一起。”因其生動形象，表現力強，因此毛澤東和魯迅都用過這個詞。
毛澤東與魯迅的相互評價
毛澤東和魯迅在諸多方面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二人的關系如何呢？
早在1937年毛澤東對魯迅就作出評價：“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71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再一次強調“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的論斷。
毛澤東對魯迅的論述與評價還有很多。從這些評價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是非常高的，他的心是跟魯迅相通的。
魯迅對從未謀面的毛澤東又是什麼態度呢？讓我們看看馮雪峰的相關記述吧：
魯迅先生沒有和我們毛主席見過面，也不曾有過別的直接的個人的接觸。如果說通信，也就隻有當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時候，他和茅盾先生共同轉轉折折地送去過一個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慶祝勝利的電報。但是，魯迅先生的確是在關心我們的黨的﹔當長征勝利，我們黨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將團結著全國人民以拯救日益危急的民族——這種遠大的勝利前景，一天比一天展開在眼前的時候，魯迅先生對我們黨和毛主席是抱著安心和感激的心情的。這是一九三六年，魯迅先生大半時間在病中的時候。當他大略地知道了毛主席的天才領導和軍事上的戰略與戰術，而又談著這些的時候，他常常會默默地長久地微笑著﹔在這種時候，他的因病而略帶陰郁的臉色就頓然變成為異常的晴朗。我也曾經把我所記得的毛主席論他的作品的話告訴過他，他聽了，也是默默地微笑著的。
我記得有一天，他病比較好，精神也很開朗，在像上面所說的這類談話之后，他手上拿著紙煙，橫躺在床上休息了一會兒，又臉上微笑著從床上起來，在窗前的書桌前站著，半向著坐在書桌旁邊的我，半向著窗子，一手橫在胸前托著另一隻拿著紙煙的手的手肘，只是那麼柔和地默默地微笑著，然后怡然自得地，又好像忘我地，平靜地說：“我想，我做一個小兵是還勝任的，用筆！”我想，他的這種心情，已經很夠說明許多了。
這段記述可靠與否？我們以為，以馮雪峰與魯迅的關系，以馮雪峰的人品、學識，這一記載是可信的。
據有關資料披露，1934年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馮雪峰曾詳細向毛澤東介紹魯迅的情況。毛澤東對此很感興趣。馮雪峰還告訴毛澤東說，“魯迅看了毛澤東寫的幾首詩詞后，認為有一種‘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聽后，不禁開懷大笑”。1936年馮雪峰受黨中央委派到上海工作期間，再跟魯迅談起毛澤東時，這時的毛澤東在魯迅心目中已經不再是“山大王”了。魯迅說：“干革命，總是人多一點好，我想過了，M（魯迅對毛澤東的稱呼）的政策是對的……”他對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深表敬意，說：“我想，我做一個小兵是還勝任的，用筆！”這一資料可與馮雪峰描述相印証了。
毛澤東與魯迅一生究竟有緣無緣？若說無緣，毛澤東給予魯迅那麼高的評價，魯迅又那麼向往毛澤東﹔若說有緣，為什麼當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與魯迅相距近在咫尺，卻不曾結識，而拜訪過同住一家的魯迅胞弟周作人？人們遺憾於兩位偉人的不曾謀面，故此，歷來即不斷有人演繹出毛澤東、魯迅會面的美談。
（來源：《百年潮》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