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情況, 解決新問題,仍要不斷學習毛澤東
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仍要不斷學習毛澤東
李君如
50多年前，在新中國誕生前夕，周恩來提出要“學習毛澤東”。值此毛澤東誕辰110周年來臨之際，聯系到近幾年在學習和研究“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過程中推進理論創新的歷程，深深地感到:學習毛澤東，學無止境。過去學過，現在還要學﹔現在學了，以后結合著新的實踐還要不停地重新學習。這裡僅擷取幾個鏡頭，以告慰毛澤東:從中國實際出發形成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在發出指導思想的熠熠光輝，仍然在新的實踐中富有生命力地不斷發展著。
一、執政黨必須實行統籌兼顧方針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是:在執政的條件下，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裡，首先要對執政黨的特點及其應採取的基本方針，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黨尚未在全國范圍執政之前，主要任務是領導人民搞革命。這就要通過階級分析，組織階級隊伍，同敵對階級展開殊死的斗爭。黨在全國范圍內執政並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如果繼續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就難以整合整個社會。更何況，一個執政黨必須對它執掌政權的這個國家的所有人負責。這是我們研究執政黨理論時，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認識問題。但是，由於長期以來存在的“左”的思想的影響，以及一些同志中存在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的理解，要講清楚這一問題並讓人信服，並不容易。學習毛澤東，使我們找到了解決這一難題的重要理論指南。
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闡述這次黨代會的目的和宗旨是要“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時，明確地指出:“單有黨還不行，黨是一個核心，它必須要有群眾。”1957年，他進一步明確提出:“現在是我們管事了。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我們管事”即我們已成為執政黨了，執政黨的方針就是要對所有的人負責。他說:“總而言之，全國六億人口，我們統統管住”。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重要著作中，毛澤東深刻地闡述了“統籌兼顧”這種執政黨的思想: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請注意:他講的是“人口”，而不是哪一些“階級”。毛澤東還特地設問道:為什麼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難道還有人不知道我國有六億人口嗎?知道是知道的，不過辦起事來有些人就忘記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緊縮得越小越好。抱有這種小圈子主義的人們，對於這樣一種思想是抵觸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並且盡可能地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的事業服務。”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特別是統籌兼顧的思想，告訴我們:執政黨要代表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正視人民群眾中存在著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利益關系這樣一個不容忽視的實際情況，採取統籌兼顧的方針。這對於我們正確處理改革開放過程中各方面的關系和矛盾，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同時也是各方面利益關系的大調整。這種調整是必要的，但又不能顧此失彼，而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使絕大多數人都能受惠。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的重要講話中，明確地指出:“我們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應該正確反映並有利於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系，都應認真考慮和兼顧不同階層、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使執政黨整合社會各種力量，鞏固和擴大黨的執政基礎。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進一步用“統籌兼顧”的方針解決我國當前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拓展了統籌兼顧的對象和范圍，提出了“五個統籌”，即在銳意改革中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而奮斗。
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的統籌兼顧思想在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下，不僅仍然是我們的重要指導思想，而且已經在新的實踐中被賦予更多的具有時代精神的新內容。
二、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
在黨中央重視統籌兼顧方針的時候，碰到了一個很大的難題:如何正確看待改革開放中出現的非公有制經濟以及與此相聯系的新的社會階層?
在許多人看來，改革開放中出現的非公有制經濟，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前那種個體的或資本主義的私有制經濟，與此相聯系的社會階層就是個體勞動者和資產階級。其中，“私營企業主”就被看成是新型的資產階級。這樣的觀點，往往會被許多人認同，因為他們認為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的。
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解決中國革命中遇到的一系列復雜問題時，有許多創造性的貢獻。那麼，他是怎樣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呢?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這一可操作性很強的著作中，我們注意到，毛澤東在區分階級階層時，不僅看各個利益集團是否佔有生產資料或佔有多寡，而且看他們是否參加勞動，看他們的生活來源是否主要從勞動中獲得以及獲得的比重是多少。比如他說:“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隻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叫做地主。”有意思的是，他還說:“有些地主雖然已破產了，但破產之后仍不勞動，依靠欺騙、掠奪或親友接濟等方法為生，而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者，仍然算是地主。”也就是說，是否勞動，是否以勞動為生，是區分階級的重要標准。地主與富農的區別，主要就是地主不勞動，富農參加勞動﹔富農與中農的區別，除了生產資料多寡以外，主要是富農“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地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或大部”，而“中農的生活來源全靠自己勞動，或主要靠自己勞動”，中農與貧農的區別，除了生產資料多寡以外，主要是“中農一般不要出賣勞動力，貧農一般要出賣小部分的勞動力”﹔貧農與工人的區別，主要是“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賣勞動力為生”。毛澤東這篇著作，盡管沒有告訴我們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屬於什麼階級(我們不能苛求毛澤東為我們提供現成的結論!)，但是他研究階級階層的方法對我們是有直接的啟迪意義的。這就是不僅要看他們的生產資料佔有狀況，而且要看他們是否勞動，要看他們的生活來源是否主要是通過勞動獲得的。
經過全國范圍大量的調查研究，我們獲得的基本情況是:(1)現在的私營企業主，是在我們黨的改革政策和帶頭致富號召下發展起來的，許多人本來就是勞動者﹔(2)現在的私營企業主，絕大部分沒有脫離勞動，他們從事的經營管理是勞動的重要形式，至於民營科技企業的業主大多是科技工作者，企業的產品即他們或他們參與研制的科研成果，科技工作更是勞動的重要形式﹔(3)科技工作和經營管理作為勞動的重要形式，不僅在社會生產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由於它們大多是復雜勞動，創造著比簡單勞動多得多的價值﹔(4)現在的私營企業主相當多數拿工資，以勞動為生活的主要來源，不少私營企業主在工資之外還有憑借各種生產要素獲得的非勞動收入，其用途很復雜，有資助社會公益事業的，也有用於個人消費的，但調查數據表明，他們的稅后利潤近80%都用於擴大再生產(國家法規規定不得低於50%)，即主要不是用於個人消費。這些情況表明，我國現階段的私營企業主是既佔有生產資料，又從事著復雜勞動，既有合法的非勞動收入，又有合法的勞動收入，而生活來源主要靠勞動的特殊利益集團。特別是，他們在改革開放中出現，在社會主義“普照的光”下發展，正在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自己的貢獻。也就是說，他們與過去的資產階級不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當然，在研究這一新情況時，碰到的一個很大的難題是:如何看待他們在這短短幾年、十幾年積累起來的資產?毛澤東的論述也給我們研究這一問題提供了思路。在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改造之前，曾經對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實行“四馬分肥”的政策，即要求資本家將企業利潤的3/4用於工人的福利費、國家的所得稅和擴大企業設備的公積金，隻准將1/4的利潤歸資本家用於消費。毛澤東說:“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並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企業，已經不是解放前的那種資本主義企業，它們主要是為國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產，資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圖。當然，工人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部分利益，在整個盈利中至多佔百分之二十五。”他還說: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是“帶著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重溫毛澤東這些論述，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點是，他判斷一種經濟的性質，不僅看其生產資料佔有狀況，而且強調它與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和政權相聯系，對誰有利﹔與此直接相聯系的另一點是，他把企業積累下來用於擴大再生產的固定資產看作是為工人和國家服務的資產，指出其中僅僅有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因此總體上是把這部分資產歸入“帶著很大社會主義性質”的范疇之內的。
正是毛澤東這些重要思想及其研究問題的科學方法論，使我們在對今天現實階層結構變化狀況的研究中認識到:一方面，包括私營企業主在內的新的社會階層成員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從事著各種勞動。我們“必須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這要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方針在全社會認真貫徹。要尊重和保護一切有益於人民和社會的勞動。不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不論是簡單勞動還是復雜勞動，一切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的勞動，都是光榮的，都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承認新的社會階層特別是私營企業主積累了可觀的私有財產，但同時要看這些財產是否為人民和國家服務。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有沒有財產、有多少財產當作判斷人們政治上先進和落后的標准，而主要應該看他們的思想政治狀況和現實表現，看他們的財產是怎麼得來的以及對財產怎麼支配和使用，看他們以自己的勞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所作的貢獻。”正是基於這兩點認識，我們認為:“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三、吸收黨員的主要標准不是社會成份
眾所周知，在如何正確對待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問題上，最大的難題是:他們中的優秀分子能不能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因過去有過文件規定，還是一個很大的政策問題，政治問題。
黨中央在研究和解決這一難題的時候，毛澤東關於“主要從思想上建設黨”的創造性思想，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啟發。
當年，在中國這樣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裡，無產階級怎樣領導革命，是一個需要探索的課題﹔怎樣建設一個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也是一個需要探索的問題。對此，毛澤東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在找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這一獨特的革命道路過程中，找到了“主要從思想上建設黨”這一獨特的黨的建設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的八七會議決定黨獨立地領導武裝斗爭，開展土地革命。同時，八七會議認為黨的領導機關裡極大多數是知識分子等小資產階級的代表，這是黨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重要原因。因此，1927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會通過的《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提出:“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組織任務是——將工農分子的新干部替換非無產階級的智識分子之干部。”1928年7月召開的黨的六大又進一步提出，要吸收廣大的積極的產業工人分子入黨。1929年6月在黨的六屆二中全會《組織問題決議案》中還認為:“黨的主要的弱點是無產階級基礎還不寬廣，工人黨員的成份僅佔全黨百分之七，重工業工人中黨的發展極弱，支部生活多不健全，從斗爭中吸收進來的積極分子還不見多，黨的干部缺乏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農村黨員中還包含富農甚至地主的成份，農村支部多與群眾混合。”可見，當時組織工作的指導思想，就是要大量發展工人黨員，認為這樣才能堅持和發揚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所以到1930年3月《中央通告第七十三號——發展產業工人黨員加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中，還規定了從4月到5月中各地發展工人黨員的指標。如廣東工人黨員要達到1000人，其中產業工人黨員達到400人﹔河北工人黨員要達到1000人，其中產業工人黨員達到500人﹔江蘇工人黨員要達到1500人，其中產業工人黨員達到800人﹔湖北工人黨員要達到800人，其中產業工人黨員達到400人﹔等等。但是，實際情況是:工人黨員1928年6月佔黨員的比例還是10.9%，到1929年時減到7%，到1930年7月時又減到5.5%，1931年9月又降到1.6%。這一情況同當時黨中央對組織工作的指導思想和部署正好相反。
出現這個情況，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大革命失敗后，從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的隊伍上井岡山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始，一個個農村根據地紛紛建立起來，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日益增多。而且，隨著毛澤東認識到隻有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才能最后奪取全國勝利，黨應該按照什麼思路來加強自身建設的問題也突出起來。在1928年《井岡山的斗爭》中，毛澤東就提出了對“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實行“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這一重要思想。在古田會議決議中又把“主要從思想上建設黨”的原則具體化了。毛澤東提出“以后新分子入黨的條件:1.政治觀念沒有錯誤的(包括階級覺悟)。2.忠實。3.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4.沒有發洋財的觀念。5.不吃鴉片，不賭博。”這個決議還指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為了紅軍的健全與擴大，為了斗爭任務之能夠負荷，都要從黨內教育做起。”這就是說，毛澤東建黨思想是根據中國革命的特點及其要求，在實踐中形成的。
對毛澤東這一建黨思想，當時在黨內的認識並非是完全統一的。在“左”傾路線的影響下，黨內也出現了另一種聲音。他們的口號是“隻有真正無產階級才能加入共產黨”。針對這種情況以及由此帶來的嚴重后果，1933年5月29日蘇區中央局發出了《關於糾正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中錯誤傾向的決議》，在批評了這些錯誤的口號后，指出:“有不少的黨部把黨內從非無產階級非半無產階級出身的成份無差別的當作階級異己分子和暗探一樣看待。如最近一個時期中，有不少的在革命斗爭中堅決，在工作上積極為黨的路線而斗爭的干部和黨員，因為社會成分是從地主富農家庭出身，被撤消了工作，被開除了黨籍，其中少數是知識分子。這種錯誤辦法，不僅使一部分堅決的積極的但是成份不好的黨員，感覺沒有出路而灰心，另一方面，正給了掩藏在黨內的真正的階級異己分子或暗探以武斷宣傳的武器。”可見，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和尖銳的斗爭。
一直到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實際領導地位后，全黨絕大多數同志才認識到毛澤東建黨思
想的正確。所以，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在瓦窯堡會議決議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他應該大量吸收先進的工人雇農入黨，造成黨內的工人骨干。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因此一切願意為著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人，不問他們的階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一切在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戰士，都應該吸收入黨，擔負黨在各方面的工作。”決議還強調“能否為黨所提出的主張而堅決奮斗，是黨吸收新黨員的主要標准。社會成分是應該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標准。應該使黨變為一個共產主義的熔爐，把許多願意為共產黨主張而奮斗的新黨員，鍛煉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布爾什維克的戰士。”這個決議，不僅體現了毛澤東主要從思想上建黨而不是主要從成份上建黨的重要思想，而且是黨內較早闡述這個重要思想的重要文件。
瓦窯堡會議以后，中央在這個問題的某些提法上，由於共產國際的干預，有過一些調整，但基本精神沒有變。1939年10月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毛澤東明確了黨建的目標和任務是:“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到1945年黨的七大，根據毛澤東關於主要從思想上建設黨的要求，對各種成份的人的入黨如何掌握，作了具體規定。
七大黨章規定:
凡新黨員入黨，均須依照下列規定，個別履行入黨手續，方能認為有效:
(甲)工人、苦力、雇農、貧農、城市貧民、革命士兵入黨，須有正式黨員二人介紹，經過黨的支部大會的決定，經過區委或相當於區委之機關的批准，並須經過六個月的候補期，方能轉為正式黨員。
(乙)中農、職員、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入黨，須有正式黨員二人介紹，其中須有一人為一年以上黨齡之黨員，經過黨的支部大會的決定，經過區委或相當於區委之黨委的批准，並須經過一年的候補期，方能轉為正式黨員。
甲乙兩項所規定之介紹人的資格及新黨員的候補期，在革命新發展地區，得由黨的中央、中央代表機關或省委、邊區黨委規定臨時辦法變通處理之。
(丙)除甲乙兩項所舉各種成分以外之其他社會成分的人入黨，須有正式黨員二人介紹，其中須有一人為三年以上黨齡之黨員，經過黨的支部大會的決定，經過縣委、市委或相當於縣委之黨委的批准，並須經過二年的候補期，方能轉為正式黨員。”
還有(丁)，講原來是其他政黨的黨員，要加入共產黨，該怎麼掌握。這裡不引用了。
這一重要思想，概括起來是這樣幾點:
1.判斷黨的性質，主要不是看黨員的階級構成和領導機關成員的階級出身，而是看黨的主張即綱領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是不是代表了工人階級的最高利益。
2.吸收黨員，要講成份和階級出身，但主要不是看他的社會成分，而是看他是否擁護黨的綱領，並為之而奮斗(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對於來自非勞動階級、階層的革命分子，在入黨時必須經過嚴格考察，以防止壞人混入並避免盲目地大批吸收入黨)。
3.黨是共產主義熔爐，要教育黨員不僅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因為按照對黨的綱領的態度來發展黨員，黨的綱領有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分，願意為最低綱領奮斗的人就可以加入共產黨，但這不等於他已經具有無產階級的最高階級覺悟，黨還要教育他們正確認識和處理兩個綱領的關系，為最高綱領而奮斗，鍛煉成為有最高階級覺悟的先進分子。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建黨思想是既堅持馬列主義，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的。他當年在農村領導革命，不可能有那麼多的工人，加上雇農，無產階級的數量也不會多，因此提出主要從思想上來建設黨。沒有思想解放的魄力，這樣一種有偉大創造性的理論是提不出來的。
盡管我們今天遇到的情況與毛澤東那時還不完全相同，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照搬毛澤東當年的做法，但是毛澤東研究這一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則是我們應該認真加以研究和學習的。江澤民對毛澤東建黨思想十分重視。從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以及中央決定在《求是》雜志重新發表瓦窯堡會議決議相關內容這一舉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央在吸收黨員問題上作出的重要決策，正是經過實踐檢驗的毛澤東建黨思想和黨的歷史經驗在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
簡短的結論
本來還可以寫更多的問題，因限於文章篇幅就寫了這三個鏡頭。之所以稱它們是“鏡頭”，因為它們是這幾年我們在學習和研究“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推進理論創新時，實際經歷過的一些事情。這些事情或這些“鏡頭”告訴我們: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盡管時代已經進到21世紀，但是毛澤東思想仍在指導著我們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並在實踐中不斷發展著。
毛澤東思想對我們今天新的實踐的指導作用，無非具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毛澤東的思想及其論斷對我們今天的實踐有著直接的指導作用，如“統籌兼顧”思想﹔另一種情況是，毛澤東當年處理問題的一些思想和做法，雖然與今天我們研究的問題不同，有不同的針對性和對象，但對我們仍然具有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給我們解決我們面臨的新問題有重要的啟迪。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學習毛澤東，也要學習，學習，再學習。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研究員）
來源：《浙江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