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田：毛澤東、鄧小平踐行群眾路線二三事

毛澤東、鄧小平踐行群眾路線二三事

劉金田 口述 楊玉珍 整理

毛澤東說，“我們的軍隊就在人民中間”

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什麼是群眾路線？《黨章》裡說，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這就是黨對群眾路線的概括。

回顧黨的90多年歷史，可以講出很多我黨踐行群眾路線的故事。

抗戰爆發后，廣大海外華僑掀起了支援祖國抗戰的熱潮。著名的華僑領袖陳嘉庚，在南洋組織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動員華僑為祖國捐款。因為對當時中國的抗戰前途並沒有多少信心，他決定帶一個考察團回國去看一看。1939年冬，他發起組織了“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考察的目的地是重慶和延安。

在重慶，蔣介石隆重地接待了他，一頓飯花了上千大洋，這令陳嘉庚非常心痛，同時也看到了蔣介石的獨裁作風和國民黨官僚的奢侈生活。1940年5月到延安后，情況則完全不同。毛澤東在辦公室兼住所的窯洞裡接待了他，並設宴款待。毛澤東請他吃飯的那天晚上，一張桌子上坐了十個人，沒有桌布，隻好用四張白紙充當，結果一陣風把白紙刮掉了，隻好光著桌子吃飯。飯是四個菜，那天還特意加了一個好菜——燉雞肉。毛澤東講，“這是你今天來了，我們特意給你加的菜。鄰居老鄉聽說我來了一位重要客人，把家裡的一隻雞送來，讓我招待你。”

陳嘉庚在延安住了八天。在這八天當中，他到處走，到處看，聽了毛澤東、朱德的介紹，特別是和那些從廈大、集美、南洋來延安的青年的交談，使他對延安有了新的認識。他把所見所聞跟國民黨比較后說，我沒到延安的時候，對中國的前途非常悲觀，認為中國的救星尚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澤東。中國的希望在延安。有一次陳嘉庚問毛澤東，外面報道說延安有十多萬軍隊，在哪兒呢？毛澤東指著田裡干活的人說，他們拿起镢頭是老百姓，扛起槍就是兵，我們的軍隊就在人民中間。

就在陳嘉庚到延安前十多年，另外一個人也對共產黨非常看重，這個人就是孫中山。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宣告成立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大黨，而是一個隻有幾十個人的小黨。那時全國的政黨有二三百個，中國共產黨跟其他政黨有明顯的不同，它除了有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先進的思想武器外，它所提出的綱領和目標，代表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代表了中國無產階級和其他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以它從誕生之日起就充滿了生機和活力，預示著中國的光明和前途。

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有無群眾觀點”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伊始，就深入到群眾當中，做群眾工作。它領導了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1922年的中國海員大罷工、安源路礦大罷工，以及后來的省港大罷工，黨在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孫中山就是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這個優勢，才決定跟共產黨合作。國共合作后，北伐戰爭的勝利，大革命的勝利，跟共產黨組織群眾、依靠群眾是密不可分的。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毛澤東在井岡山，搞了井岡山的土地法，后來搞興國土地法，讓農民獲得了土地。有了土地，老百姓有了活路，所以擁護共產黨。

長征開始后，蔣介石說要讓紅軍變成“石達開第二”，但他的目的並沒有達到。1935年5月，中央紅軍先遣部隊進入彝族居住地區。由於紅軍模范地執行了少數民族政策，劉伯承與彝族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結為兄弟，紅軍得到了彝族人民的擁護和愛戴，在彝族同胞的幫助下，順利地通過了彝族聚居區，徹底粉碎了蔣介石企圖利用彝漢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隔閡，以阻止紅軍北上的陰謀。長征歷時一年，經過了11個省，到陝北的時候雖然隻剩三萬人，但毛澤東說，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紅軍每到一處都在開展群眾工作，宣傳黨的主張，動員群眾參加紅軍，所以紅軍一邊是犧牲了人，一邊又得到了不斷的補充。經過一年多時間，我們到達陝北的時候，沿途經過的十多個省，革命的種子已經播下去並生根開花，在群眾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延安時期，共產黨能夠大發展，與深入群眾，做群眾工作也是分不開的。

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促進國共合作，推進國民黨抗戰，特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敵后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廣泛發動群眾，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這是我們取得勝利的一個決定因素。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緊密依靠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所以隻用了三年時間，就把國民黨打敗，建立了新中國。在三大戰役中，黨在人民群眾中做了大量的組織和動員工作，充分調動了人民的力量來支援大決戰。當時人民解放軍的條件十分差，除了在東北能控制部分鐵路以外，解放戰爭的進行主要還是依靠人民群眾利用肩挑、車推、驢馱、船運等方式來支援。統計數據顯示，在三大戰役中，動員民工累計達880萬人次，人民群眾出動大小車輛141萬輛，擔架36萬副，貢獻牲畜260萬頭、糧食4.25億公斤。當時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廣大人民群眾支援了我們的戰略決戰，顯示了人民戰爭的巨大威力。

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成功經驗的時候，說了這麼一段話：“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正因為我們黨代表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始終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所以才能在弱勢的情況下發展起來，才能戰勝各種困難和艱險，最后取得政權。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朝鮮戰爭爆發。黨和政府在國內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參軍、參戰、支前，僅東北地區就有60萬農民參加了擔架隊、運輸隊和民工隊，后方群眾也積極參加擁軍優屬和防敵特工作。為補充志願軍的給養，當時東北男女老少齊上陣，家家戶戶忙炒面。僅20天的時間，就有405萬斤炒面送到前線，而且全國各地的餅干、肉、蛋、蔬菜等都運到前線，使志願軍的食品供應得到改善。除此之外，當時還舉國上下齊募捐，常香玉就為此捐獻了一架飛機。

新中國成立后，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還要依賴人民群眾的支持和參與。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在工業上取得的成就超過了前一百年，而在同一時期，增長速度同其他國家相比也名列前茅。為什麼我們在一片廢墟的基礎上能夠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當時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非常高漲，大家是發自內心地想為國家建設出力。三年困難時期，糧食極度緊張，正是因為人民群眾的支持，才渡過了當時的難關。

回顧中國共產黨走過的90多年的歷程，我們清楚地看到，什麼時候群眾路線堅持貫徹得好，黨群關系密切，黨和人民的事業就可以順利發展﹔什麼時候群眾路線貫徹得不好，黨群關系受到損害，黨和人民的事業就會遭到破壞。

紅軍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體現群眾路線

黨的群眾路線是在革命戰爭年代產生的，是集體智慧的產物。毛澤東是主要創立者，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觀和群眾觀，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提出了一整套黨的群眾路線的理論。他把群眾比作真正的銅牆鐵壁，這種銅牆鐵壁，是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他把共產黨和人民比作種子和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裡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他還把共產黨和人民群眾比作魚和水的關系，魚離不開水。所以，毛澤東在領導創立革命根據地時就強調，紅軍絕不是單純地打仗，除了打仗消滅敵人力量外，還要負責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他甚至把做群眾工作跟打仗的比例設定為10：1，用1分力量打仗，就要用10分的力量去做群眾工作。

毛澤東十分注重調查研究工作，20世紀30年代搞過尋烏調查和才溪調查。他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講到，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他說得非常具體，包括婦女下地干活會不會犁地，要教婦女犁地，小孩讀書，木橋太小怎麼辦，等等。他強調，一切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一點也不能忽視，一點也不能看輕”。

在紅軍時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軍規，就是踐行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

1927年10月初，毛澤東率軍向井岡山挺進。出發前，毛澤東想到了紅軍在行軍路上餓急了到群眾地裡挖紅薯吃的情況，隨后就宣布了幾條行軍紀律，要求官兵“說話要和氣，買賣要公平，不拿群眾一個紅薯”。這是三大紀律的最初由來。到了10月下旬，部隊要上井岡山了，毛澤東想到要上山，必須和山上的群眾搞好關系，必須和王佐的部隊搞好關系，就宣布了三大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打土豪款子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同年12月，毛澤東又針對部隊在打下茶陵縣以后有人告密、部隊失敗的情況，提出革命根據地的三大任務：第—，打仗是第—任務﹔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要做群眾工作。

六項注意是怎麼來的呢？1928年1月，毛澤東的部隊從遂川分兵下鄉做群眾工作，毛澤東宣布了六項注意：還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伕、請來伕子要給錢，不打人不罵人。4月，毛澤東正式宣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行動聽指揮，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並且毛澤東要求部隊早晚點名的時候，黨代表必須重申一次三大紀律、六項注意。

隨著紅軍不斷轉戰和群眾工作的實踐，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內容不斷發生變化，到后來六項注意專門加了兩條，洗澡要避女人，大便要找廁所，最后形成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毛澤東在工作中也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有一次，毛澤東發現有戰士在群眾地裡吃苞谷，就把這些戰士叫來批評教育。之后他親自找來一塊竹牌子，上面寫好字插在地裡，上書：“因為我軍戰士餓肚子，為了充飢，把你的苞谷吃了，違反了紀律，現把2元錢埋在地裡，請收下。”

“老百姓不滿的原因隻有一個，就是交公糧太多”

還有一次，1941年6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的問題。那天正下著大雨，會議室被雷擊了，坐在會議室大柱子邊上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當場被雷擊死。事情傳出去后，有老百姓就說，老天爺為什麼不睜眼，咋不把毛澤東劈死呢？事后保衛部門把這件事情作為反革命事件來追查，被毛澤東知道了，這個農民的話引起了毛澤東的思考。后來毛澤東在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說，1941年，讓邊區老百姓出20萬擔公糧，還要運輸公鹽，負擔很重。我調查了一下，他們不滿的原因隻有一個，就是公糧太多，老百姓不高興。我們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我們的政策。1941年是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因為蔣介石把根據地的軍餉斷了，胡宗南的部隊又包圍了邊區，而且不斷地騷擾邊區，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我們經濟上不夠用。再加上當時面臨著嚴重的自然災害，邊區特別困難。因為胡宗南的部隊要包圍邊區，於是王震的部隊被調到綏德來，這樣一下子要養很多兵，怎麼辦呢？就要征收公糧。邊區很窮，老百姓也很窮，再讓老百姓承擔20萬擔公糧，負擔確實太重。毛澤東說，老百姓說那樣的話，不是對毛澤東有仇，而是確實負擔不起。

毛澤東思考了這個問題后，沒有追查這件事情，而是作出了兩個決策：一是大生產運動，一是精兵簡政。因為大生產運動，才有了王震部隊開赴南泥灣屯墾和邊區人民從上到下的全民大生產運動。毛澤東自己帶頭在楊家嶺門口開了一塊菜地澆水種菜，周恩來、任弼時親自參加紡線。周恩來是紡線能手，任弼時得了第一名，朱德自己種地，種出了一個特別大的冬瓜，成為大生產中的模范。

“我們的確有官僚主義，要發動傷病員給我們提意見”

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不久，這年的正月十五，延長、延川、宜川三個縣200多個傷員要求到延安請願，去見毛主席。這些傷員所住的醫院是長征到達陝北以后成立的，主要住的是長征中和抗戰初期負傷的一些傷病員。在當時，醫院醫療條件很差，缺醫少藥，生活設施簡陋。再加上有些傷員是南方人，不習慣北方的生活，以及醫務人員態度生硬，對傷殘病人關心不夠，有的傷病員就不願意在這裡生活，要去延安找毛澤東反映問題。

當時兩延河防司令是何長工。何長工一聽，200多個人要到延安找毛澤東，這還了得，就去做工作。毛澤東聽到這個事情后說，這些同志過去流過血，對革命有功，現在殘疾了，沒有伸手要什麼，就是要求我們改進工作，他們是好同志。毛澤東還說，這件事，我們沒有做好，我們的確有官僚主義，要發動傷病員給我們提意見，動手術醫治這種官僚主義。

毛澤東專門找來何長工，商量怎樣改進醫療狀況。他還特別提出，這個醫院的名字不好，“殘廢醫院”這個名稱對傷病員人格不尊重，建議把醫院名字改成“榮譽軍人教導院”，任命何長工為總院長。之后，延安專門召開了榮譽軍人教導院工作會議，派了60多位傷病員參會，其中30多位是這個醫院的。毛澤東在會議上專門講話。同時，毛澤東還針對傷病員的具體情況，讓周恩來負責同國民黨方面聯系、交涉，允許一些南方來的傷病員回老家去，把他們照顧好。

“中國老百姓是好的，壞人極少”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毛澤東撤離延安的時候，來到靖邊縣的王家灣，住在薛老漢的窯洞。薛老漢並不知道這個人就是毛澤東，隻聽說毛澤東還在陝北。后來毛澤東出入村子的時候，經常能看到一些保護他的流動哨。毛澤東就說，怕什麼，我們要相信群眾，一旦發現有壞人，老百姓不用我們動手就會把他們抓起來，以后你們不要再搞這些。我們這個部隊有“六個多”——背盒子的多，騎馬的多，電線多，婦女多，手電多，馱騾多，老百姓都看得很清楚。什麼部隊有這麼多人啊，肯定是領導機關才有這麼多人，所以要相信群眾，老百姓會保護我們的。后來國民黨部隊包圍這個村子，黨中央決定轉移，有人提出老百姓往東面跑，部隊往西面跑，毛澤東非常不高興。他說，為什麼讓群眾往東面跑，我們往西面跑，讓群眾吸引敵人嗎？劉備跑的時候，還帶著群眾一起走呢，一定要帶著群眾一起轉移。

毛澤東撤走以后，國民黨軍劉戡部隊住在毛澤東住過的窯洞，村裡面誰也沒說這是毛澤東曾住過的。而劉戡部隊撤走以后，留下些什麼文件，老百姓馬上收起來全部送給人民解放軍。

1953年2月，毛澤東視察武漢，信步來到蛇山，重游黃鶴樓（1927年曾到過黃鶴樓）。警衛人員擔心他的安全，不想讓他隨便走動，但既然主席要出去，隻能讓他戴上口罩。他來到黃鶴樓附近，看到一個賣臭豆腐的老漢，毛澤東就上前和他聊了起來。他問老人家家裡有什麼人，現在生活怎麼樣，生意好不好。毛澤東雖然戴著口罩，但還是被老漢認了出來，他非常激動地告訴毛澤東，家裡有老伴和孩子，現在解放了，日子過得越來越好，生意也不錯。毛澤東聽了非常高興。

這時候邊上站著的兩個小孩也認出了毛澤東，就大喊，毛主席來了，毛主席來了！大家聽到喊聲，全圍了過來，紛紛上前跟毛澤東握手。羅瑞卿、李先念看到這種情況，十分擔心毛澤東的安全。羅瑞卿當時是公安部長，就建議毛澤東趕緊到黃鶴樓裡面去休息。毛澤東不去，人也越圍越多。最后沒辦法，羅瑞卿隻好喊了一聲：“毛主席還有好多工作，請大家讓開一條路，讓毛主席先走。”老百姓最后讓開了一條路。回去以后，羅瑞卿說，總算是鬆了一口氣，好險啊！要是毛主席萬一出點什麼事，我們怎麼向黨和國家還有人民交代啊！毛澤東則說，提高警惕防止敵人破壞是對的，但是中國老百姓是好的，壞人極少。為什麼要害怕老百姓呢？害怕群眾是不對的，我們要相信群眾、靠群眾。

鄧小平的“不握手會議”

鄧小平同志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也十分重視黨的群眾路線。他在總結革命經驗時說，過去打勝仗，就是靠的不脫離人民群眾，現在忘記了這一點是非常危險的，是致命的。如果脫離了群眾，黨的威信就靠不住，脫離了群眾，任何英雄也辦不成事情，共產黨要與群眾同甘共苦，這是我們的老章程。

解放戰爭時期，劉鄧大軍在取得隴海戰役勝利后又發起了定陶戰役，五天內消滅國民黨軍隊一萬七千余人，並且活捉了國民黨的中將師長趙錫田。因為勝利，前線部隊開始滋長一些驕傲自滿情緒，有的指戰員開始不檢點，作風有些鬆懈，軍民團結之間也出了問題。特別是一些部隊在動用民力方面，不注意群眾利益。隴海戰役結束后，有人給鄧小平打電話，反映部隊群眾紀律不好，在戰爭中損壞了不少群眾家具、鍋碗瓢盆等。鄧小平立即趕到前線，在農家院裡召開干部會議。會上他說：“隴海戰役你們打得好，消滅了敵人幾千人，但是必須注意，你們嚴重違反了群眾利益！”

鄧小平當時已經感覺到，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在部隊中已經有了一定的普遍性，針對群眾紀律問題、群眾路線問題，必須開一次會來整肅。9月10日這天正好是中秋節，晉冀魯豫野戰軍三縱、六縱、七縱司令員接到會議通知后，高高興興地到總部開會。他們以為自己打了勝仗，又是中秋節，司令部請他們開會，肯定一是表揚他們，二是請他們吃一頓飯，吃月餅。楊勇、陳錫聯這些身經百戰的將軍，一進會場就上去跟鄧小平握手。小平同志手一揮，說：今天開的是不拉手會議，不握手！我請大家來不是為了歡度中秋節，不是慶祝我們打了勝仗。不要以為打了幾個勝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歡，心滿意足，你好我好，什麼都好，你們更多地要想一下自己的不足。我們部隊從邯鄲出發以來，我們的工作做得怎麼樣，我們的群眾紀律如何，我們的軍民關系好不好，請大家發言。這些司令員一點思想准備都沒有，面面相覷。因為必須要發言，很多人分別講了話。最后，七縱司令員楊勇站起來說，我們七縱軍民關系不好，我仗也沒有打好，回去我好好負責整頓。三縱司令員陳錫聯也說，三縱發生的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全由我來負責。

有了上面的不握手會議，才有了以后的軍民關系的改善及群眾工作的加強，繼而才有了晉冀魯豫野戰軍的連戰皆捷，有了劉鄧大軍的威名。可見，在戰爭年代，群眾路線是我們取得勝利的法寶。

1947年8月，劉鄧大軍千裡挺進大別山。走之前，毛澤東一再囑托，一定要在那裡站穩腳跟。因為受國民黨軍隊的影響，當地群眾對軍隊的印象並不好，一見到軍隊都躲著藏著或干脆避開，因為以前就有紅軍走了，國民黨軍隊燒殺搶掠的事情發生。

劉鄧大軍到大別山初期，也出現了違反紀律的現象。1947年9月2日，即部隊到達大別山5天后，鄧小平專門召開了一個干部會議。會上他說，現在部隊紀律這麼壞，這是我軍政治危機的開始﹔我們的中心工作是要明確建立大別山革命根據地的意義，全體同志要學會克服困難，嚴格遵守群眾紀律。之后宣布了幾條規定：槍打老百姓者槍斃，搶掠民財者槍斃，強奸婦女者槍斃。

這三條紀律宣布后，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11月11日，劉鄧大軍總直屬隊路過黃岡縣總路咀的時候，店面商販全跑掉了。鄧小平當時正走在街上，突然看到一個軍人挑著一塊花布和一捆粉條。鄧小平要人馬上查，原來這人是警衛團四連的副連長。鄧小平馬上跟劉伯承商量，要槍斃這個人。消息傳出去以后，有人就替副連長求情，說這個人立過戰功，是不是可以不殺。鄧小平說，必須殺，並且當天下午就召開直屬軍人大會，請所有路過的小商販來參加宣判大會，對這位副連長立即執行死刑。這件事情雖小，但對后來劉鄧大軍在大別山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並能夠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是非常重要的。

毛澤東、鄧小平作為黨的領導人，他們無論是在戰爭環境還是在和平建設時期，都非常注意堅持黨的群眾路線，踐行黨的群眾路線。所以，中國共產黨走過90多年的歷程，群眾路線始終貫穿在黨的各項工作當中。群眾路線既是黨的優良傳統，也是黨的傳家寶貝，更是黨的看家本領。中國共產黨靠它起家，靠它發展，靠它走到今天，也要靠它走向未來。

（來源：《縱橫》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