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梁漱溟的“反省”
——從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雅量之爭”說開去
康建偉
梁漱溟在1953年與毛澤東發生“雅量之爭”后，便做出了深切持久的“反省”。梁漱溟的“反省”，不可避免地受到時局的影響和社會氛圍的感染，但這一“反省”僅僅是持於道者畏於勢嗎？可以看到，梁漱溟對此事的“反省”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之后，以他此前二十年的探索經驗，以他對問題的真誠和執著，他的“反省”當會釋放出更多信息。
1921年，梁漱溟提出將宋代講學之風與近代社會運動合而為一。三年后，他辭去北大教職，從“鄉村建設”入手，力求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他不是持守作為“單獨的一個領域”的文化之精神，而是認定，如果此種文化精神靠得住，就能經受住時代提出的問題的鍛造，參與開拓新局。這即是梁漱溟心中的“中國問題”。梁漱溟認為社會缺乏秩序是最大的問題。而散漫的中國沒有階級，也就談不上像國外那樣從階級的對抗、均衡引導出秩序，對抗都沒有對象，蔓延的武力徒增民眾負擔，於社會秩序無補，莫如從鄉村基層起步，以一部分民眾的合作引起更大范圍的民眾合作，用民眾合作形成的組織接納先進的科學技術，培植經濟，引導出政治上的主動參與觀念，使建國的事業不落於空蹈。梁漱溟本諸古代中國的倫理精神，對團體、民主、權利、平等、自由諸觀念的含義進行化通，經過化通之后的諸觀念落實在一個以求和為主的新式團體中。這一實踐由於日軍侵華而被迫中斷，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則憑著與梁漱溟不同的思路和路徑開拓出一個新的秩序。
梁漱溟1950年受毛澤東邀請來京，參觀了中原、華東、東北，1951年到西南參加土改，對共和國有了初步了解后，於1951年10月公開發表了《兩年來我有了哪些轉變》，1952年5月寫畢《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並呈毛澤東閱。1953年9月，在政府會議上與毛澤東的爭論，只是使梁漱溟從主動思考到“反省”的一個事件。他接下來三年間的“反省”，從心而論方面，是在自己敢於發言的后面察覺到“自高自大”，“有個人英雄之氣，而無一片惻隱之心”﹔從政治思考方面，是“一貫地拒絕以階級眼光看中國社會，以階級斗爭來解決中國問題，滿相信自己超身在階級外”。這些“反省”的一個動力，便是受到國內情形的感染：在中共領導下，許多原來不敢期望的事情都做成了。
更加重要的是階級問題。梁漱溟所實踐的建國之路正是建立在中國沒有階級的理論之上，然而失敗了﹔而中共以階級斗爭的名義和路徑實現了建立新中國。梁漱溟在多大程度上會改變自己對階級問題的看法？
在潛意識的思考中，梁漱溟存在著把階級斗爭問題放到實現國權統一的成就上來理解的傾向。1959年，梁漱溟開始以學術的眼光來寫《人類創造力的大發揮大表現》，試圖說明領導何以這樣得法而竟收功若此。文章論述在建立全國統一領導權的情形下，社會主義使人們的心思力氣用於對付自然界以求利用厚生，而不落於人與人的相互對付，從而煥發出創造力。1966年，梁漱溟認為，為了根據計劃經濟建設社會主義，先要有統一穩定的革命政權。一個穩定的、統一的、能夠使社會的生機得以開發的秩序是梁漱溟孜孜以求的，毛澤東再次開始了這個歷程，這令梁漱溟嘆服，而他們二人又曾是頗能談得來的朋友，所以，梁漱溟晚年說：“當時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沒有什麼。”
梁漱溟努力把階級斗爭、黨的領導放到他對中國文化創新發展的思考所開發出的范疇中去。在1950年到1951年寫作的《中國建國之路》中，梁漱溟就鄭重地把引進團體生活、透出了人心作為中共的重大成就，1974年所著《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專門論述了“革命從心出發是中國革命的特色”。梁漱溟仍在尋找中國文化精神的位置。
對階級問題的思考似乎有從屬於國權統一而有力量、中國文化的創新發展這兩個問題，這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梁漱溟著作中是一個隱約的邏輯。如果我們讀到梁漱溟在毛澤東去世四個月后寫作的《我致力於鄉村運動的回憶和反省》，或許會確信這一點：“我誠然錯了，卻並非全無是處。老中國社會既有其一般性……毛主席強調階級斗爭……但世無久而不變之局……具有數千年傳統文化的中國社會之特殊性一面，卒必將顯現出來。……在散散漫漫原乏兩大階級形勢的中國，隻能一時借用之或引申譬喻而用之。一旦中國社會本質（特殊性）彰顯……我可以斷言其前途先見分化，后則為多元中心的合作，分化出於事實所不可避免，合作則我們民族固有精神之所趨也。”梁漱溟把階級斗爭看作一種借用。
1980年，梁漱溟對美國學者艾愷說，過去動亂，就是動亂不厲害的時候也缺乏民主，缺乏法制，現在比較上軌道。在這個改革開放的軌道上，如何使得昌明的法制、統一有力的國家、中國文化的創新發展協調起來，仍是梁漱溟深切持久的“反省”帶給我們的反思。
（作者單位：中國石油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