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的理論互動
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的理論互動
張正光
抗戰時期是我們黨的理論成熟，特別是毛澤東思想成熟的重要時期。毛澤東思想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中也包含著黨的理論工作者的智慧與貢獻。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和毛澤東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的理論互動關系：一方面黨的理論工作者在理論研究和創造上接受毛澤東的指導和引領﹔另一方面，他們的理論創新成果也給毛澤東提供了有益借鑒和啟示。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在理論研究和創新上相互影響、相得益彰，成就了理論創新史上的一段佳話。研究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的理論互動，對於深入理解和把握黨的理論工作者與黨的領袖間的理論互彰，持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一、毛澤東對黨的理論工作者理論創新活動的指導和引領
抗戰時期，為滿足培養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開始從國統區，特別是從淪陷區抽調大批文化人到延安，認為他們在那裡的"作用更大些"。隨著大批黨的理論工作者聚集延安，毛澤東加強了與這些理論工作者的交往和學術交流。這種近距離的交往和交流為毛澤東指導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理論創新活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黨的理論工作者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受到了很大教育，政治上和思想上有了較大提高" （《艾思奇全書》第1卷序言，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頁。），特別是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對黨的理論工作者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1.毛澤東號召全黨包括黨的理論工作者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他指出："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因為指導一個偉大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為此，他號召"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2-533頁。）1940年6月21日，毛澤東在延安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上的講話中再一次強調了加強理論學習的重要性，他說："理論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國革命有了許多年，但理論活動仍很落后，這是大缺憾。要指導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論，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過去我們注意的太不夠，今后應加緊理論研究。"（ 江湘：《延安新哲學會舉行第一屆年會》，《新中華報》1940年6月28日。）正是在毛澤東的號召和影響下，延安，主要是在黨的理論工作者中間掀起了學馬列、用馬列的熱潮。
2.毛澤東積極推動黨的理論工作者學習、研究哲學，並以之為分析中國的"工具"。延安時期，毛澤東不僅自己帶頭學哲學，而且積極組織、推動全黨學哲學、用哲學 （美國學者費正清認為："毛澤東在延安所進行的哲學研究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為中國建立起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而是要使馬克思主義能夠在中國得以應用。"參見費正清著，李向前譯：《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3年第6期。）。1937年，毛澤東在抗大講授辯証唯物論時指出："要使辯証法唯物論思潮在中國深入與發展下去，並確定地指導中國革命向著徹底勝利之途，便必須同各種現存的反動哲學作斗爭，在全國思想戰線上樹立批判的旗幟，並因而清算中國古代的哲學遺產，才能達到目的。"（ 毛澤東：《辯証唯物論講授提綱》，《抗日軍政大學》1938年第1卷。）在毛澤東的倡導下，1938年9月底延安新哲學會成立，參會的有艾思奇、陳伯達、何干之和周揚等二三百人，規模空前。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延安成立了包括延安新哲學會、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會和自然辯証法討論會等在內的近10個哲學研究會（學習小組）。研習哲學成為全黨的風尚，而在各研究會（學習小組）中，黨的理論工作者是骨干。在學習中,毛澤東非常注重對理論工作者哲學研究的引導。1937年10月，他致信艾思奇對其《哲學與生活》一書中"差別不是矛盾"的觀點提出了質疑（ 毛澤東認為艾思奇的"根本道理是對的，但'差別不是矛盾'的說法不對。應說一切差別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都是矛盾"，並舉例說明"差別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條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別就是矛盾：這就是所謂具體的矛盾。"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30-132頁。）。陳伯達到延安后，先后發表了《老子的哲學思想》《孔子的哲學思想》《墨子的哲學思想》等文章。毛澤東在閱讀《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后，致信張聞天並請轉達他的商榷意見，闡明了自己關於"正名"和"中庸"思想的觀點 （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30-132頁。）。應該說，毛澤東在這封回信中關於"正名"和"中庸"的論述既唯物又辯証，比陳伯達更客觀、全面，給了陳伯達極大的指導。在看了《墨子的哲學思想》一文后，毛澤東致信陳伯達："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27頁。）。
3.毛澤東指導黨的理論工作者確立科學的史學研究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1）必須重視歷史研究，特別是近代史研究。毛澤東認為，一個指導偉大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頁。）。因此，"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2）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頁。）。早在建黨之前，毛澤東即在給蔡和森的信中稱"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1940年9月，毛澤東閱讀范文瀾"關於中國經學簡史"的講演提綱后，評價其"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認為這項工作"繼續下去"對於清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猖獗的復古反動"必有大的影響"（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49頁。）。毛澤東還強調，對於農民戰爭和農民起義史也必須用新的歷史觀來研究。（3）必須服從和服務於抗戰大局。毛澤東認為歷史研究要為現實服務、為抗戰服務，並鼓勵史學工作者做這方面的努力。1939年1月，他在看了何干之來信中關於研究民族史的打算后，充分肯定了何干之研究民族史的態度，並給予指導。他說："如能在你的書中証明民族抵抗與民族投降兩條路線的誰對誰錯，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義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義者贊揚一番，對於當前抗日戰爭是有幫助的。"（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23頁。）（4）必須用歷史主義的方法分析歷史人物以及已有的學術成果。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研究問題的方法概括為"實事求是"。他指出歷史研究一定不能"離開具體歷史"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6頁。）語境，否則就是"非歷史的看法"（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4頁。），就會犯"左"的或右的錯誤。毛澤東的這些史學研究思想，為延安的史學工作者指明了史學研究基本原則，增強了他們運用唯物史觀的自覺性。1941年8月，葉蠖生在《抗戰以來的歷史學》一文中得出結論：關於歷史科學方法中國化方面，"辯証唯物主義成為歷史科學的指導方法，唯物史觀學派漸走向主導的地位……從總方向上看歷史學是進步了……毛澤東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據"（ 葉蠖生：《抗戰以來的歷史學》，《中國文化》1941年8月第3卷第2、3期合刊。）。德國學者羅梅君也說：延安史家的著作"往往緊跟毛澤東的歷史理論和有關歷史的問題的論斷"（〔德〕羅梅君著，孫立新譯：《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纂--30和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形成》，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8頁。）。
4.毛澤東為黨的理論工作者指明了文藝創作和理論研究的方向。毛澤東認為："'五四'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47頁。）但是，直到1936年，在蘇維埃成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在文藝創作方面，我們干得很少"。為此，他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號召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文的方面去說服那些不願停止內戰者，從文的方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要"發揚蘇維埃的工農大眾文藝，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這是你們偉大的光榮任務"（ 《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1-462頁。）。1939年6月，毛澤東在看了蕭三的詩稿后回信說："大作看了，感覺在戰斗，現在需要戰斗的作品，現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戰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39頁。）如何才能實現文藝的戰斗性呢？毛澤東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3頁。）。針對文藝界存在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的缺點"（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75頁。），他明確要求：（1）文藝必須從現實的革命事業和政治任務出發，而不是"從定義出發"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3頁。）。（2）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3頁。）。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必須處理好普及與提高的關系、文藝與生活的關系、文藝的革命內容與民族形式的關系。（3）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文藝的政治性和真實性可以"完全一致"﹔（《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6-867頁。）"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隻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不過，他又指出，"現在更成為問題的，我認為還是在政治方面"。（《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869-870頁。）毛澤東關於文藝和政治的關系的論述既體現了辯証性，也體現了現實針對性。通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領導主持了文藝界的整風運動。1942年6月，丁玲發表《關於立場問題我見》一文指出："共產黨員的作家，馬克思主義者的作家，隻有無產階級的立場，黨的立場，中央的立場。""我們的方法是現實主義的方法，聯系的發展的看問題。" （丁玲：《關於立場問題我見》，《谷雨》1942年6月第1卷第5期。轉引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總纂：《中國文學史料全編》現代卷58，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第163頁。）
5.毛澤東關於中國式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重建以及以工農為師的思想，也對黨的理論工作者產生了重大影響，促使他們走上了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針對黨內一度出現的教條主義，毛澤東一方面肯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革命的普遍指導意義，但同時更強調中國革命實踐對於人的認識的重要性。他指出，一個隻接受了"書本上的知識"的人還很難"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還沒有參加任何實際活動，還沒有把自己學得的知識應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門裡去"（《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6頁。）。那麼，怎樣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呢？毛澤東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他們參加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使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實際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6頁。），要"以工農的思想為思想，以工農的習慣為習慣"，進行"脫胎換骨"的自我改造與被改造（《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0頁。）。他告誡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59頁。）。毛澤東把是否同工農大眾相結合當作判斷知識分子革命性的唯一標准。在毛澤東的影響下，黨的理論工作者紛紛表示，要"把藝術家的身份丟掉"，"以一個工作者的身份真正參加實際工作"，（ 林默涵：《打破舊觀念》，《解放日報》1942年12月4日。）要"放下讀書人的臭架子，好好跟群眾當個小學生"（羽陽：《學習語言》，《解放日報》1942年12月9日。）。"到農村去，到工廠去"成為一時風潮。丁玲停止了一切文學創作，"又像上前線一樣，打背包，裹綁腿，到柳林同老鄉一起紡線"（轉引朱鴻召：《丁玲到延安后的思想波瀾》，《炎黃春秋》1999年第7期。）。延安各文藝團體也紛紛行動起來，舉辦各種活動，積極貫徹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如延安文化俱樂部搭建街頭藝術台，舉辦"街頭畫報""街頭詩""街頭小說"等大型牆報，使文學家們的藝術創作直接面向廣大群眾﹔魯藝、邊藝、部藝、平劇院、民眾劇團、西北文工團、聯政宣傳隊等也紛紛奔赴農村與前線。
二、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理論創新對毛澤東理論創新的啟迪與促進
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以及軍事理論中國化的學理性闡釋，給予毛澤東重要的思想啟迪。毛澤東的部分著作本身就是他和黨的理論工作者共同智慧的結晶。
1.黨的理論工作者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創新，為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成熟提供了有益啟示。延安時期，毛澤東幾乎讀遍了當時可以讀到的哲學著作，並吸收其中的有益思想和觀點。1936年10月黨中央甫定陝北之際，毛澤東即致函葉劍英、劉鼎，囑托他們購買一批"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並點名要購買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和柳湜的《街頭講話》（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68頁。）。延安時期,毛澤東既讀過不少馬恩列斯的著作，也讀了不少蘇聯和中國學者的著作。（ 參見《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目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毛澤東不僅閱讀這些哲學著作，而且寫了大量的批注。如他在閱讀《辯証法唯物論教程》時，先后用毛筆、黑鉛筆在書眉和空白的地方寫下了近1.2萬字的批注，並從頭到尾作了圈點和勾畫。對《大眾哲學》《思想方法論》《哲學與生活》和《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等都作了批注。這些批注既有評價性的，也有運用書中的基本原理結合中國革命實際進行闡發的，其中有些內容直接構成毛澤東理論創新的基本元素。
在黨的理論工作者中，艾思奇的哲學著述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影響最大。艾思奇關於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以及認識論與辯証法的關系的闡述，對毛澤東《實踐論》中關於人類認識的總規律、總公式的概括產生了直接影響。艾思奇在《大眾哲學》和《哲學與生活》等著作中，對於矛盾統一律的根本地位、事物變動"內因與外因""差別與矛盾"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和論述，對毛澤東《矛盾論》中關於"差異就是矛盾""對立統一法則是唯物辯証法的最根本法則"的觀點以及"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觀點的形成和發展，也起到了重要啟示作用。此外，艾思奇關於思想方法論的論述對毛澤東也有啟示。毛澤東在讀《思想方法論》一書時雖然隻作了35個字的簡要批注（ 參見《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451頁。），但他卻接受了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思想方法論"。"思想方法"成為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之一。正是因為受艾思奇著作的影響較大，毛澤東才多次說從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很多"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02頁。）。這絕非謙辭。
2.黨的理論工作者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創新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有重要啟示作用。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是毛澤東思想成熟的主要標志。毛澤東對這個理論形成的貢獻是最大的，但是何干之等史學家對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新的民主革命"等問題的分析促進了毛澤東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如，（1）關於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思想。作為中國革命運動的領導者，毛澤東在1925年冬分析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時，第一次使用了"半殖民地中國" （《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24頁。）一詞。1926年9月發表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認為，中國半殖民地革命的最大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 （《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7頁。）。1938年3月，他在抗日軍政大學的演講中，專門闡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意義和價值。他說："我們研究中國的結果，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是一條規律，是一個總的最本質的規律，所以我們要用這個規律去觀察一切事物。""我們認識了中國是半封建性的社會，那末，革命的任務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對頭--民主來對抗"﹔"我們懂得了中國社會還有半殖民地的性質，那末就要反帝。"（ 轉引《毛澤東延安時期文稿兩篇》（1938年3月-1941年10月），《黨的文獻》2002年第3期。）可以看出，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不僅完整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概念，而且對這一概念的闡發超過了以往任何論述。同年11月，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又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強調。1939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毛澤東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體系最終形成的標志。"半殖民地半封建"成為毛澤東這一時期經常使用的概念 （據筆者檢索《毛澤東選集》第2卷統計，毛澤東在1938年3月至1939年12月間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或類似概念達13次之多。），並逐漸為黨內高層接受，成為全黨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構成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理論基石。不過，應當指出的是，毛澤東"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提出得益於當時理論界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和中國農村性質等問題的爭論，特別是何干之的理論探索。早在20年代，尤其是大革命失敗后，理論界就中國社會性質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黨的六大決議案認定中國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經濟政治制度是半封建制度，但並沒有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概念。其后"新思潮派"在李立三的領導下對中國社會性質進行了專業性的研討。他們大量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提法，其觀點也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理論靠近。幾乎與此同時，張聞天、王學文、吳亮平和陳伯達等人對這個問題也進行了探討。但是，真正對這一問題進行自覺系統地論証的是何干之。他在1934年到1937年間先后發表了《中國經濟讀本》《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以及《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等著作，系統論証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特別是在《中國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書中第一次正式完整提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觀點。何干之的研究成果對毛澤東產生了直接影響。 （這一觀點學界存有爭論。參見李紅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的來龍去脈》，《新華文摘》2004年第9期﹔陳金龍：《"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過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陶季邑：《關於"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問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周興樑：《關於近代中國"兩半"社會性質總理論的由來》，《歷史教學》2005年第2期。）（2）關於中國的革命是"新的民主革命"及革命分"兩著"進行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革命性質如何，應該怎樣進行革命？這是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回答的問題。黨的歷史上，由於對中國革命性質認識不清，曾先后出現了"二次革命論"和"一次革命論"的思想，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1936年，何干之在分析中國現階段革命的性質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新的民主革命"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中國革命應分"兩著"進行，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等觀點。"毫無疑問，何干之的這一觀點，在中國共產黨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中起著有益的探索作用"（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編：《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知識出版社，1987年，第103頁。）。此外，張仲實、陳伯達、王學文和呂振羽等理論工作者關於這一類問題的研究成果對毛澤東闡明中國的民族革命問題也有很大啟發。
3.黨的理論工作者為毛澤東創新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作出了貢獻。抗戰時期，毛澤東寫出了一系列軍事理論著作。《論持久戰》是其中的光輝典范。《論持久戰》固然是毛澤東個人洞悉抗日戰爭發展規律的偉大成果，但其中也凝結了何干之、何思敬等人的智慧。其一，何干之在1936年前就提出了"持久性"抗戰和建立"人民抗敵統一戰線"的觀點（ 劉煉：《何干之的革命一生和史學思想》，《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1期。）﹔其二，《論持久戰》是毛澤東在參加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討會，聽完何思敬的講課后(也許在學習中)開始寫的。"何老在幫助毛主席理解克氏這部難讀的書，是有一定貢獻的，也是間接在毛主席寫《論持久戰》這部光輝著作中出了一點力。"（《中共黨史人物傳》第44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1頁。）
4.黨的理論工作者對"中國化"的倡導及理論論証給了毛澤東深刻啟迪。學界普遍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是毛澤東在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來的。毛澤東之所以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一方面固然是源於他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把握，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對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度自覺﹔另一方面也與當時學術界，尤其是黨的理論工作者倡導的"中國化"思潮是分不開的。早在1937年，"從賢"即提出"文化運動中國化"的口號，倡導"要使我們的文化運動充分中國化"（ 從賢：《現階段的文化運動》，《解放》第23期，1937年11月。）。李初梨認為在馬列主義具體化與通俗化方面，過去十年雖有進步，但"仍然不夠"，還必須"提高文化水平，使馬列主義更具體化中國化" （李初梨：《十年來新文化運動的檢討》，《解放》第24期，1937年11月。）。何干之勉勵陝北公學學生把"理論武裝"和實踐武裝結合起來，實現理論的中國化和大眾化，使理論成為實踐的指針（ 何干之：《理論的中國化和大眾化》，《陝北公學開學紀念特刊》，1937年11月。）。艾思奇提出要振作哲學空氣的主張，他認為要使哲學"適應這激變的抗戰形勢的力量"，"現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的運動"（ 《艾思奇全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1頁。）。柳湜提出："我們歡迎古今中外一切人類的勞動的經驗的結晶的世界文化，但我們同時提出我們要融化它，要中國化它"（ 柳湜：《延安以來文化運動的發展》，《戰時文化》1938年5月創刊號。）。陳伯達也指出："中國新哲學者，大部分（即使傾向是很好的）關於哲學的寫作中，也還沒有很好地和現實的政治結合起來，沒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國政治實例來闡釋辯証法，使唯物辯証法在中國問題中具體化起來，更充實起來。"因此，要"大量地介紹新哲學到中國來，並應用新哲學到中國各方面的具體問題上去"（ 陳伯達：《哲學的國防動員》，《讀書生活》1936年9月第4卷第9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對"中國化"的研究和倡導極大地影響了深受教條主義之苦並對教條主義深惡痛絕的毛澤東，他在深刻總結"兩次勝利、兩次失敗"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一個政治家的敏銳接過了"中國化"這一反對教條主義的有力武器 （毛澤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的來源學界有爭議。參見〔美〕雷蒙德?懷利（Raymond F.Wylie）著，林育川譯：《毛澤東、陳伯達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36-1938）》，《現代哲學》2006年第6期﹔董標：《延安新哲學會：立意高遠的思想機器》，《現代哲學》2008年第3期。筆者認為，該命題不是源於某一個人，而是當時黨的領袖順應革命形勢的需要與知識界推動"中國化"合力的結果。）。
5.黨的理論工作者直接參與了毛澤東的理論著述。據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除一些技術性文件外，毛澤東的著述絕大多數都是"親自執筆，一般不用秘書代勞"（ 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134頁。）。但是翻閱《毛澤東選集》，可以看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部對推動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的著作就是"由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寫作的一個課本"（《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21頁。頁下注："第一章《中國社會》，是其他幾個同志起草，經過毛澤東修改的。"但哪幾個同志參與了第一章的起草，目前學界有爭論，參見張靜如：《中國共產黨思想史》，青島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頁﹔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134頁﹔張希賢等編著：《毛澤東在延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7頁。）。該書在新中國成立前即出版了約110版次，成為當時影響最大的政治、歷史類書籍之一。毛澤東在寫《新民主主義論》時，除如上文所述吸收了何干之等人的一些理論觀點外，還在1940年1月21日和23日連續兩次寫信給周揚說："文章雖算寫好了，但還待匯集意見加以最后修改……請加審閱、指正、批示" （劉益濤：《十年紀事1937年-1947年毛澤東在延安》，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第127頁。）。此外，毛澤東還致信吳玉章請他也對文章進行"閱正、指示"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46頁。）。可見，《新民主主義論》雖不能說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至少是參考了其他人的意見。
三、黨的理論工作者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和宣傳
"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運用和發展的毛澤東思想在事實上已經存在。但是，"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科學概念的提出，是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醞釀過程的。繼1938年10月向全黨提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后，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原則，並開始撰寫一系列著作，從哲學、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軍事等方面，對中國革命經驗進行系統的理論概括和總結。對此，黨的理論工作者和黨內一些領導人感覺到，需要對這個革命理論給以適當的命名和正確的評價。黨內研究宣傳毛澤東及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貢獻漸成風潮，而理論工作者始終挺立潮頭。
1940年7月，楊鬆在論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績時就說到了毛澤東的理論貢獻。他說："關於建立新的人民的革命軍隊和軍事戰略戰術的學說，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發揮了和具體化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關於戰爭和軍事的學說（如像毛澤東同志在十年內戰中戰略和戰術的發揮，在目前抗戰中所著的《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 （楊鬆：《關於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中國文化》1940年7月第1卷第5期。）。1941年初，張仲實以"實甫"名義在《解放》周刊上發表文章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在自己20年來的革命斗爭中，不僅已經准確地把握了創造性的馬列主義，不僅已經學會了嫻熟而正確地把馬列主義學說應用於中國的環境，而且"已經給馬列主義底'總寶庫'提供了好多新的貢獻，添加了許多新的珍貴東西。毛澤東同志底《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是中國的最優秀的真正馬列主義的作品" （實甫：《掌握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為紀念列寧逝世十七周年而作》，《解放》第123期，1941年1月。）。同年，艾思奇、和培元也分別撰文稱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的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造。艾思奇認為："毛澤東同志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以及毛澤東同志及朱德同志的關於游擊戰爭問題的著作，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辯証法唯物論應用的最大的歷史收獲" （《艾思奇全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1頁。）。和培元認為，毛澤東1937年在抗大的哲學講授提綱"指示著新哲學中國化的正確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的領袖的各種著作與言論，不但忠實的繼承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實際上已經進了一步的更充實了發展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和培元：《論新哲學的特性與新哲學的中國化》，《中國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綜合分析這些言論，我們可以發現，盡管黨的理論工作者已經認識到毛澤東及其理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獨創性及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但總體還是把他放在黨的領導集體中加以研究和認識的。
較早地把毛澤東及其理論貢獻作高於黨的其他領導人進行單獨研究的是張如心。依據現有史料，一般可以認定張如心是黨內使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概念的第一人。1941年3月，張如心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此后，他又接連發表《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論創造性學習》《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干部修養問題之一》和《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等文章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闡述和宣傳，他認為，"毛澤東同志的理論"是中國的馬列主義。"毛澤東主義"絕不是葉青等人污蔑的"中國農民主義""太平天國洪秀全的再版"，而是"20世紀的中國無產階級的理論和策略，是中國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的科學武器"（ 張如心：《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解放日報》1942年2月18-19日。）。張如心"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就是"毛澤東思想"的最初雛形，為黨的其他領導人正式提出並接受"毛澤東思想"提供了重要參照（ 自1941年起，黨的其他領導人陳雲、李維漢、王稼祥、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也開始認識到研究、評價毛澤東及其理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們先后發表文章和談話，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理論作高度評價。）。1943年，陳伯達在《談調查研究》一文中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是毛澤東的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果林認為，毛澤東的《農村調查》及兩個簡短序言和"跋"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同年7月，王稼祥正式第一次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他在系統闡述毛澤東革命道路的正確性后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王稼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的解放道路》，《解放日報》1943年7月8日。）此后，黨內一些文件和其他領導人的講話裡都開始頻繁地使用這一概念，並作進一步闡發（ 黨的七大前，黨內對毛澤東思想的表述還不統一。如1942年7月1日，鄧拓在《記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一文中提出"毛澤東主義"的概念。1943年7月4日，劉少奇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中用的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7月16日，周恩來在回延安的歡迎會的演說中用的是"毛澤東同志的路線"﹔12月4日和25日，鄧小平在北方局整風會議的講話中明確使用了"毛澤東思想"。1944年1月10日，中央在給晉察冀分局干部擴大會議的指示中提的還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之后，彭真在中央黨校第一部整風學習與審干的總結中用了"毛主席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思想"﹔羅榮桓在《學習毛澤東的思想》中同時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和"毛澤東思想"兩個概念，等等。1945年3月21日，劉少奇在六屆七中討論准備提交七大的黨章草案時說"以毛澤東思想貫穿黨章，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特點"，七大以后，"毛澤東思想"成為正式的表述。）。中共七大正式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的理論命名為"毛澤東思想"，並確立為全黨的行動指南。
黨的理論工作者不僅為"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提出作出了貢獻，而且為推動毛澤東思想在全黨指導地位的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
1.在宣傳黨的領導人時，把毛澤東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早在中央根據地時期，黨內就形成了關於毛澤東有杰出的軍事才干的共識，但是后來囿於教條主義的錯誤認識，認為山溝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被剝奪了在紅軍中的領導權。教條主義者的掌權直接導致了土地革命戰爭的失敗。雖然遵義會議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的實際領導地位，但是較早系統研究和宣傳毛澤東的則是黨的理論工作者。1941年，張如心發表了一系列宣傳毛澤東的文章。他認為毛澤東不僅是"我黨最好的領袖、最好的理論家、戰略家，而且他同時又是我黨最優秀的馬列主義宣傳家、鼓勵家、教育家" 張如心：《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第16期，1941年3月。，是"中國最好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同時，他還認為相比較於毛澤東的杰出貢獻而言，黨內對他的宣傳還是不夠的，因為全黨"對於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許多優良品質，工作作風，待人接物的紹介，則很少注意，甚至到現在我黨還沒有一本毛澤東傳"（ 張如心：《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干部修養問題之一》，《共產黨人》第19期，1941年8月。）。艾思奇也發表《〈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一文，在批判蔣介石極端唯心論哲學的同時，高度贊揚了毛澤東在"革命建國"中的作用，認為隻有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証法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應用到中國后，才完全克服了孫中山先生的舊民主主義啟蒙哲學對中國社會中國革命認識上的唯心論的弱點﹔隻有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真正掌握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知識，才能堅持抗戰到今天，並在各根據地建立了真正的新的三民主義的中國，而"這一切事業和思想，都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名字分不開。到了今天，鐵的事實已經証明，隻有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証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才是能夠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 （《艾思奇全書》第3卷，第433頁。）。
2.在宣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時，更加突出毛澤東個人的理論貢獻。在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不懈的理論創新。毛澤東無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這一時期，毛澤東創作了大量的理論著作，完成了由一個革命"實干家"到"理論家"的轉變。黨的理論工作者敏銳地把握了毛澤東理論對中國革命的重大指導意義，紛紛撰文研究和宣傳毛澤東的理論，凸顯了毛澤東在黨內理論家中的杰出地位。1940年6月，何思敬在延安新哲學會第一屆年會的開幕詞中指出：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和《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是"中華民族抗戰建國的綱領性文獻"。艾思奇發表《論中國的特性》等系列文章，盛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是抗戰以來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唯物論的實際應用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的豐富成果，是"輝煌的范例"和"最大的歷史收獲"（ 《艾思奇全書》第3卷，第251、252頁。）。張如心也高度評價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認為它們"更是天才卓絕的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作品"，"是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典型著作"，"毛澤東同志的講演和著作便是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最好的體現" （張如心：《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第16期，1941年3月。），"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和策略正是馬列主義理論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同志的理論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張如心：《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解放日報》1942年2月18、19日。）。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為了使馬列主義中國化的事業能夠完滿地解決，我個人認為，全黨干部必須很好的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精神和研究他的著作……不努力研究和掌握毛澤東同志的古典著作，就不能正確了解中國問題，也就不能成為中國創造性的馬列主義者" （張如心：《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干部修養問題之一》，《共產黨人》第19期，1941年8月。）。我們黨的教育人才要"研究毛澤東同志如何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則到中國環境中來，如何發展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 張如心：《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共產黨人》第16期，1941年3月。）。
3.在宣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時，更加注重對毛澤東的理論體系的研究和構建。延安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對毛澤東及其理論不只是作一般的研究和宣傳，而是更加注重對毛澤東的思想理論體系展開梳理和研究，為毛澤東思想的體系化、科學化作了初步的探索。1941年4月，張如心立足毛澤東"在中國問題上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幾個顯著的例証"，在《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一文中，從中國社會性質、階級關系及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質問題，民族統一戰線問題，新民主主義政權問題，革命軍隊和根據地建設以及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等方面初步闡述了毛澤東的思想體系。通過分析，他指出，毛澤東之所以能夠達到這種成功，最重要的是因為他能夠真正唯物地具體地理解我國的情形，真正掌握創造性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唯物辯証法。（ 參見張如心：《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解放》第127期，1941年4月。）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一文中，張如心進一步從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層面論証了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的系統性和完整性。他根據《聯共（布）黨史》對列寧主義的分析框架，把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也概括為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3個組成部分，認為毛澤東的《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及黨中央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等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方法論基礎"﹔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是"政治科學基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是"軍事科學基礎"﹔《〈共產黨人〉發刊詞》是黨的"戰略和策略基礎"，並指出，"這三個部分內在有機的統一便構成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底體系"，"有它嚴密的科學性及內在的一貫性完整性"。而這個理論和策略體系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張如心：《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解放日報》1942年2月18-19日。）張如心的這一探索有力地推動了全黨對毛澤東思想由一般性宣傳到注重其內在關系研究的轉向，對全黨探索和構建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富有啟示和開創性意義。
在黨的理論工作者研究宣傳毛澤東及其理論創新成果的同時，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張聞天、劉少奇、王明、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博古、陳毅和鄧小平等更是在領導中國革命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及其思想的正確性。他們都先后發表文章或講話闡述、宣傳毛澤東思想。如，張聞天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代表中央作的報告中指出："我們有克服困難的優良條件，這就是……中央的極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領導者毛澤東同志的極高威信"。王明也在發言中肯定毛澤東是"我黨的最著名領袖"，全黨必須"團結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圍"（《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第634、658、680頁。）。朱德、陳毅在建黨21周年之際，先后發表文章，稱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並對毛澤東創立的思想體系進行概括。
中共七大通過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把毛澤東思想概括為九個方面的內容，即："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並指出，這些理論和政策，"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4-335頁。）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中共中央文件選編》第15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頁。）
七大以后，黨的理論工作者繼續發表文章進一步深入研究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在全黨乃至全國掀起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高潮，為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四、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理論互動的當代啟示
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之間的理論互動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形成、發展及其在黨內指導地位的確立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這一理論互動說明，在黨的理論創新進程中，黨的領袖的作用是主要的，它規制了理論創新的方式和方向，甚至預設了理論創新的成果，但理論創新又不是黨的領袖個人所得而私的東西，它還需要借助黨的理論工作者的創造性努力，以實現理論化、系統化和大眾化。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與毛澤東的理論互動為當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提供了歷史借鑒。
第一，黨的領袖一般都具有特殊的品質和社會地位，更善於用敏銳的眼光觀察歷史發展，把握時代主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和基本國情的把握更准確，更有理論創新的精神，他們能夠在借鑒和吸收全黨、全社會理論智慧及總結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系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文獻，建構較為完整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黨的領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始終發揮著主導作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由毛澤東等黨的第一代領袖群體建構和詮釋，並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的歷屆領袖群體接力創新的成果。
綜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發展史可以發現，每一個重大理論觀點的提出和每一次巨大理論躍升，其首創者或完成者都是黨的領袖。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其關鍵點在於：其一，黨的領袖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處於統攬全局的地位，各方面的信息都在他這裡匯集、碰撞、聚化，便於他透過紛繁復雜的表象把握矛盾的實質，揭示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其二，黨的領袖通常都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的典范，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強烈的理論自覺和理論創新意識。1941年毛澤東在讀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辯証法唯物論教程》時發出的"中國的斗爭如此偉大豐富，卻不出理論家" （《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第445頁。）的感慨，就是理論自覺和理論創新意識的直接表現。其三，黨的領袖對於理論創新的預期成果有明確的認識，有能力引導理論創新實踐活動以正確的方式，朝科學的結論邁進。其四，黨的領袖能夠團結和帶領一批杰出的理論工作者協同工作，並對理論工作者的學習、研究和宣傳工作給予及時指導和必要支持。抗戰時期，毛澤東始終處於領導中國社會變革實踐的核心地位。這使得他有條件深入分析中國國情，揭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科學回答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並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在總結黨領導中國革命經驗，特別是揭示教條主義危害的基礎上，旗幟鮮明地向全黨提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團結和影響一批杰出的黨的理論工作者，並為他們學習、研究、宣傳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指明方向。毛澤東思想從概念的生成到理論的體系化，從理論工作者的個人認識到全黨指導思想地位的確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到社會主義改造理論，毛澤東始終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主導作用，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運用和發展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才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的領袖，科學判斷時代主題及時代潮流的變化，在全面系統總結世界各國發展經驗教訓、借鑒和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的思想理論原則，通過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先后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等全新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分別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黨的十七大把這一系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統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建構及其豐富發展，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的不斷成熟，又體現了黨的領袖在理論創新上的自覺自信。
第二，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理論研究可以促進、豐富和完善黨的領袖的理論研究，使黨的領袖的理論創新成果更加學理化、系統化﹔黨的領袖的理論創新成果也有待於黨的理論工作者向大眾宣傳、闡釋，使之化為大眾的思想武器。無論是毛澤東思想，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它們的形成和發展過程都凝聚了黨的理論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
如前所述，延安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導下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研究和宣傳工作，他們的研究成果對於毛澤東形成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科學認識、毛澤東思想的學理化、系統化、大眾化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黨的理論工作者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偉大實踐的需要，利用自身的優勢，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進行積極的理論創新。有些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受到黨的領袖的高度重視和支持，直接推動了中國思想解放的歷史進程，如1978年南京大學青年教師胡福明撰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就受到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對於破除"兩個凡是"和教條主義，促進思想解放發揮了積極作用。有些理論工作者在學術研究中倡導和使用的新概念，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治文明""以人為本"和"和諧社會"等為黨的領袖所吸納，融入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本之中。還有些黨的理論工作者直接參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本建構，如胡喬木、鄭必堅、龔育之等黨的理論工作者參與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被鄧小平稱作"政治經濟學的初稿"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起草的過程中，就吸納了來自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等多家單位的理論工作者，凝聚了他們的智慧。十二大以來，黨的歷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共中央的重要決議或決定，也都是在黨中央的領導和組織下，由黨的理論工作者主要擔綱完成的。近年來，一些杰出的黨的理論工作者被邀請到中南海給中央政治局委員開辦專題講座，就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某一專題問題同黨的領袖進行共同研討。此外，黨的理論工作者還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重大理論創新成果研究、宣傳教育活動主力軍，是實現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力量。可以說，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理論創新，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們的理論創新成果對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發展和完善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三，黨的理論工作者與黨的領袖的理論互動共存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全過程，兩者相得益彰。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史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史。在此過程中，黨的領袖與黨的理論工作者圍繞一個共同的理論創新目標，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形成一種吐故納新、健康發展的理論生成機制。這種理論生成機制是中國共產黨理論創新過程中所獨有的。
黨的領袖基於研判國情的基礎上提出理論創新的方向、核心概念或具體任務（有時這些概念直接來自於黨的理論工作者），引導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研究路向。黨的理論工作者則憑借相對豐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對這些理論創新方向、核心概念或任務要求展開深入研究，使之學理化、完善化和體系化。抗戰時期，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黨的理論工作者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必要性可能性、基本原則、基本路徑和理論成果等方面論証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合科學性與合規律性等。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概念，黨的理論工作者通過研究，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框架結構。此后，無論是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還是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都在黨的理論工作者中掀起了研究熱潮，而黨的理論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又進一步豐富和充實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理論體系。當前，黨的理論工作者正就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展開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必將使之進一步學理化和體系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寶庫增添新的理論成果。
此外，黨的領袖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研究, 創設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支持、鼓勵和指導黨的理論工作者進行理論創新,把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及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等，為形成黨的領袖與黨的理論工作者良性學術互動機制提供了必要條件。（本文作者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教授）
注：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抗戰時期黨的理論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及其當代價值研究"（12BKS024）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延安知識分子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11YJC71007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