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創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文化基礎

論毛澤東創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文化基礎

程美東

【摘 要】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創新，表現為他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與他合適地處理了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有很大的關聯，這個觀點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到証明：一、中國文化在毛澤東的知識結構中佔據重要位置，中國文化對其革命思想、實踐的影響極其巨大﹔二、中國文化中士大夫文人的家國擔當意識，直接決定了毛澤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初衷和取向，即改造中國、救國救民﹔三、中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具有很多的契合之處，如中國傳統的大同社會理想與社會主義理想的契合、中國古代辯証思維方式與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契合，等等。

【關鍵詞】中國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毛澤東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無論作為理論命題還是實踐問題，都是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大背景下圍繞如何實現中國現代化而發生的，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從對自己文化的過度推崇、自信到一度失落、自卑、盲目推重西方文化，再到理性反思、注重中西文化結合、實現中國文化重生的過程，這個過程從根本上來看，就是如何逐步地實現對於外來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中國化”的過程。

馬克思主義，就其外在形式來看，毫無疑問屬於西方文化，它的傳入和被接受，和其他西方文化思潮一樣，都是中國人為了延續中華民族的整體生命，隻不過其在內容上與其他思潮有根本的差異而已。所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和被接受，要想實現在理論上的創造性再生和實踐中的創造性轉換，就必須要走“中國化”的道路﹔馬克思主義要中國化，就必須要正確地處理好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毛澤東對於中國文化有深入系統的研究，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素養和獨到的體悟，他從中汲取了很多積極的因素，並將之完美地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使之能夠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尤其是在民主革命的實踐中，總是能夠在理論和實踐層次都能高於一般中共黨內領導人，從而實現了理論上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在實踐上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馬克思主義化的雙重使命。

一、中國文化在毛澤東的知識結構中佔據重要位置

關於毛澤東的知識結構，他自己曾做過這樣的評價：“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的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①毛澤東之所以會在其晚年形成這樣的知識結構，與其早年受教育的內容有關，與其長期革命實踐的需要有關，更與其自身的興趣愛好有關。

毛澤東自小生長在中國傳統文化濃郁的農村環境，無論是言談舉止、衣食住行，還是禮儀道德、價值觀念，都深刻地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從1902年春天到1906年，毛澤東入私塾讀書，先后在南岸、關公橋、韶山橋頭灣、鐘家灣、韶山井灣裡就讀，學習過《三字經》《幼學瓊林》《論語》《孟子》《中庸》《大學》。1909年秋到1910年春，他又在韶山烏龜井、東茅塘私塾讀書，閱讀過《綱鑒類纂》《史記》《漢書》等書籍。在這期間，他對於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精忠傳》《隋唐演義》等也有過涉獵②，甚至很感興趣。毛澤東對這六年的讀書生活有過這樣的概括：“我過去讀過孔夫子，五經四書，讀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③可以說，毛澤東在家鄉所受的這些教育，不僅使得他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受到了中國文化的熏陶，關鍵是在知識上打下了良好的中國文化的根基。后來，毛澤東上了新式學校，但無論是在東山小學堂，還是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學、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他對於中國文化的興趣和學習都沒有放鬆。在一師學習期間，他對於自然科學不感興趣，他坦言：“我反對自然科學列為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我對自然科學並不特別感興趣，我沒有好好地去學，所以大多數這些課程我得到的分數很差。”④從1913年到1918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學習期間，廣泛涉獵中西人文社會科學著作，“凡先秦諸子、楚辭、漢賦、史記、漢書、唐宋古文、宋明理學、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顧炎武、顏習齋、王船山、侯朝宗、吳偉業、寧都三魏、汪堯峰等，及桐城派、陽湖派諸家，以及曾國藩等，都曾涉及”⑤。在此期間，毛澤東是把學習中國歷史文化作為自己的第一位任務，這一點可以從他在1916年2月29日寫給蕭子升的信中得到明確的展示，“右經之類十三種，史之類十六種，子之類二十二種，集之類二十六種，合七十有七種。據現在眼光觀之，以為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苟有志於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惟此種根本問題，不可以不研究。故書之以質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當，則幸甚也”⑥。他所列的77本書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古代文人學士學習的首選，毛澤東將其突出為自己的學習內容就深刻地反映了他當時對中國傳統文化迫切學習、了解的態度。參加革命后，毛澤東讀馬列的書逐漸增多。在1920年代，毛澤東所讀的馬列著作我們目前所知主要是馬恩的《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斗爭》、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十年內戰時期主要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兩個策略》、列寧的《“左派”幼稚病》﹔延安時期主要有馬克思的《資本論》、馬恩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列寧選集》(多卷本)和《國家與革命》、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和《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以及《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同時還讀過一些教科書性質的馬列研究著作，如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証唯物論教程》，米丁等著的《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新哲學大綱》，李達的《社會學大綱》，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思想方法論》和《哲學與生活》。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忙於急迫而繁重的事務，從現有的資料看不出他系統而集中地閱讀過多少馬列著作。有關專家研究認為：“解放戰爭時期，經毛澤東批閱的馬列著作，我們現在掌握的有兩本，一本是《國家與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⑦新中國成立后，馬列著作出版翻譯越來越多，毛澤東讀馬列著作的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1954年，毛澤東又一次閱讀《資本論》，以后又多次讀《政治經濟學批判》、列寧有關政治經濟學論文十三篇等經濟學經典著作，1958年他又下工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但從現有的資料來看，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讀中國文化書籍的數量，並不比閱讀馬列著作少。新中國成立后，他買了一套大字本的《二十四史》，約有4000萬字，他硬是通讀完了，有些部分還不止讀過一遍。《資治通鑒》他讀了17遍。此外，還讀了中國歷代《通鑒紀事本末》及《十六國春秋》、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等史書。他還喜歡看省志和縣志等地方性史書。新中國成立后他對中國文學書籍閱讀的數量和范圍既大又廣，他這方面的閱讀大體分為四類：第一類為古代詩詞﹔第二類為古文和古典小說，他最愛讀六朝的駢文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最喜歡看明清小說﹔第三類為現代文學，主要愛讀魯迅的著作﹔第四類為筆記小說和其他雜書，如《智囊》《笑林廣記》《官場現形記》《聊齋志異》《容齋隨筆》等。

有人統計，在毛選四卷中成語典故來源中國古籍的非常之多，引用30條以上者有《左傳》，20條至30條者有《論語》《孟子》《史記》《漢書》《朱子語類》，10條左右者有《大學》《中庸》《戰國策》《后漢書》《三國志》《孫子兵法》《詩經》《晉書》《尚書》《老子》《易經》《國語》等⑧。

毛澤東也讀過一些自然科學的書籍，尤其是在建國后，但從總體上來看，自然科學類知識的閱讀在他整個讀書的內容中隻佔很小的部分。同樣，對於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閱讀也不是太多。

通過上述對於毛澤東一生讀書情況的大致梳理，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在毛澤東的整個知識結構中佔有極大的成分。這個事實無可辯駁地說明，中國文化對於毛澤東一生的思想和實踐具有重大的影響。這樣的說法並不是否認馬克思主義對於毛澤東的影響，而是說明毛澤東在學習馬列主義的過程中，沒有脫離中國的實際，沒有脫離過中國的文化背景。

二、中國文化決定了毛澤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初衷和取向

近代以來的中國文人，在救國救民的理想的驅使下更加注重經世致用。他們用以拯救中國、復興中國的直接動機和具體方案是多種多樣的，但從本質上看都是對於中國未來命運的關注，都是中國傳統士大夫文化中的家國天下責任意識的體現。錢穆先生如此評價了近代以來中國有為之士的這種共識：“蓋凡此數十年來之以為變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國保種’而已。……其明昧得失有不同，而其歸宿於救國保種之意則一也。”⑨

毛澤東出生於晚清，國家危難的現實使之很早就有了一定的民族國家的危機感。據他自己的回憶，他在韶山就看過《盛世危言》、《列強瓜分之危險》之類議論時局的書籍，並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尤其是后一本書介紹了日本佔領朝鮮、台灣的經過，以及越南、緬甸淪為殖民地的歷史。多年后他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我讀了以后，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認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⑩在韶山，毛澤東還有幸閱讀過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該報對於當時中國和世界的大事經常做理論和實際的分析，鼓吹變法，毛澤東從這份報紙中也了解了中國危亡困苦的現實，無疑會增加其憂患意識和對國家命運的思考。1911年春他來到長沙求學，從此給了他睜眼看世界、看中國的越來越寬廣的舞台，其關注國家民族命運的思想深度日益精進。他在1912年於省立一中學習時撰寫的《商鞅徙木立信論》，就充分展現了他對於中國歷史和現狀的不滿情緒，變革中國現實、改造中國文化的政治欲望已躍然紙上。“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毛澤東這樣的思想，雖然在今天看來對於解釋近代中國的落后不具有根本性的意義，但其對國家民族命運不幸之憂心如焚的心情，卻是不爭的事實。青年毛澤東的這種思想的形成與其獨立審視中國歷史和現實的體悟有關，但更多的與當時中下層知識界普遍的愛國、救國、救世的宣傳有關，更直接地說與接受梁啟超的新民說的影響有關。梁啟超從中西國民對比的角度對於當時中國現實國民的文化、知識、體能、組織等都表示了嚴重的不滿，他和很多維新人士一樣認為要開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倡民權，認定國民素質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根本，非此一途，興國無望。晚清一些舊文人放棄仕途，主動改行從事維新、或者從事革命等社會事業，其實質就是看透了中國國民素質的羸弱，必須要有先進的社會分子加以開導，使之能逐漸達到智識完備、體格健全、人格獨立，隻有如此方能擔負起建設新國家、新民族、新社會的重任。毛澤東和當時的這些先進士大夫文人一樣，隨著自己生活和知識、思想視野的開闊，不斷自覺非自覺地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這種狀況持續了毛澤東的一生，尤其是在其離開家鄉韶山走向中國和世界之后。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選擇，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做出的，他畢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運用、發展都建立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上。也就是說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從最初的動因來看是為了救國救民、拯救中華於危難之際，在對當時的各種思潮、學說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學習了解之后，感覺到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原理、思想頗能切合當時改造中國的實際，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的直接的樣板，給了很多在苦悶中尋找社會公平公正，超越當時資本主義兩極分化、階級對立嚴重、民族壓迫嚴重的人士一個朦朧的希望：既要避免西方經典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弊端，又不可能不學習西方。而馬克思主義則在理論和在彼時的實踐中，都符合當時中國有為之士探索中國未來的心理。其實，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就是這種心理的產物：一方面希望學習西方民主法治、科學技術，另一方面不願看到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所普遍具有的社會分化嚴重、公正缺失、社會問題嚴重等弊端在中國重演，還有就是為了獲得國內民眾的支持、獲得實際的效果，而必須具有中國文化因子等內容和形式。

余英時對於俄國為何在20世紀初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國家現代化的理論形態，有過這樣的分析：第一是俄國西化雖一再受挫，其民族認同卻仍在西方，而馬克思主義則恰好是西方文化的產物﹔第二，馬克思主義徹底否定了英、法所代表的西方，滿足了俄國人的憎恨情緒﹔第三，馬克思主義號稱代表著更完美的西方未來，這又滿足了他們羨慕西方的心理。總之，馬克思主義是以“反西方的西方主義”(anti-western westernism)這一特殊性質而為俄國人所接受的。(11)

余英時的這個論斷，雖然說的是俄國選擇馬克思主義的內在心理因素，但在某些方面對於中國也很適用，至少在既不得不學習西方，又不願重走英美老路的心理上，很合乎當時中國中下層知識分子的思想實際。毛澤東自然也不例外。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所發表的那篇著名講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已經講得很清楚：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先進分子用來考察、解決中國命運的工具!

縱觀毛澤東一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信仰、實踐、發展的歷程，我們可以從歷時態的角度來加以檢查，基本可以從三個階段來加以審視，而無論這三個階段毛澤東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具體義理的理解如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始終圍繞改造中國這個主題。

第一個階段，在新文化運動的大潮中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實踐的理性工具和思想信仰。

1915年《二十一條》簽訂時，毛澤東憤怒地寫下：“5月7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整個求學期間，他對國家民族的憂患意識非常強烈，無論是同師友的通信，還是課堂筆記，都能看出他強烈的憂國憂民的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的情懷，並把立志、勵學、健身，視為其在當下培養報國技能的基礎。“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勵以待日本”，“國力恭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12)

第二個階段，運用馬克思主義旗號進行蘇俄式革命，掃除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五四前后，他曾接觸過種種改造中國的方案，其基本的途徑是非暴力的改良，但無論從當時現實可能性還是部分的實驗的效果來看，作為全國性的改造方案明顯缺乏全面實踐的條件。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的新穎性及其與中國現狀的嚴密切合，給了毛澤東以極大的震動﹔馬列主義提倡暴力革命的理由極大地增強毛澤東對於這種革命模式正義性的理解，俄國革命由此所造成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更給了毛澤東極大的沖擊和啟示。在1919年12月1日的《學生之工作》一文中，毛澤東就表示出徹底社會革命的傾向和對俄羅斯革命的尊重，“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濟制度。家庭制度之大端為婚姻制度。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豈區區‘改良其舊’雲雲所能奏效乎?”“夫論政治革命之著明者，稱法蘭西﹔論社會革命之著明者，稱俄羅斯”(13)，“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隻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14)。上述這些言論清晰地表明毛澤東選擇馬克思主義，是要以之為指導來改造中國，在中國建設新社會制度，最終實現中國的振興。所以，無論是在大革命時期，還是在十年內戰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具體知識的了解程度雖有差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具體實施的成效也有差異，但無論在哪個階段他都沒有放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是希望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想、觀點、方法來改造中國。如果改造中國的目的沒有達到，隻能說明共產黨人在具體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有失誤。所以，他在如何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上關注的比較多，而對於中國革命的具體細節的設計是否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找出直接的依據來，他是不太關注的，他所關注的就是在大的方向性、原則性問題上，是否符合我們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從整個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來看，毛澤東都是提倡活的馬克思主義，其根本目的就是改造中國，而不是玩弄馬克思主義辭藻，不是搞一般的學術思想競賽，而是把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和中國人民的解放，視為首要任務。

第三階段，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最高理論指導，推動中國超越西方現代化發展模式。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則是想依靠馬克思主義來建設一個現代化的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都不同的現代化社會。毛澤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理性的認識，在新中國成立后表現得非常充分。在1961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還這樣講道：“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待，沒有什麼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資產階級的唯物主義不合用，隻有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就是辯証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問題上成為歷史唯物主義，才合用。馬克思創立了許多學說，如黨的學說、民族學說、階級斗爭學說、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文學藝術理論等等，也都應當當作合用的工具來看待。”(15)這裡他所說的工具，主要是就世界觀、方法論角度而言，其針對性是教條主義、經院哲學的學習方法，內在的邏輯就是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正是按照這樣的認識和理解、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思路，毛澤東開展了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他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致力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在經濟建設的方式、道路上走自己的路——既避免資本主義又避免蘇聯的教訓。其二是在意識形態上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純潔性——既防止西方的和平演變又防止赫魯曉夫式修正主義。他主導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就是試圖在經濟領域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大膽探索，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和政治領域試圖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驗，不幸的是這兩次實驗都以失敗而告終。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無論搞了什麼樣的實驗，無論客觀的成效如何，但毫無疑問，在主觀上毛澤東是想借助馬克思主義這個理論武器，來統一國家民族的意志，凝聚人心和力量，以建立一個經濟上富裕、精神上充實高尚、軍事上強大的現代化中國。毛澤東從來不空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國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原則，是他一生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他從來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發生過懷疑。正是有了這樣的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取向，我們才能理解他何以能在晚年放棄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轉而實行聯美抗蘇的外交政策。在毛澤東看來，無論是聯蘇，還是聯美，其根本目的是實現其早年選擇馬克思主義時就已經確立的目的——救國救民，強國富民!

縱觀毛澤東一生思想和實踐的歷程，他選擇馬克思主義就是要將其運用到中國現代化實踐當中，這個思想取向的直接源頭，乃是中國士大夫文人的家國擔當意識，也就是直接起源於中國傳統文化。

三、中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契合促成了毛澤東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如果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世界觀、方法論、社會理想等，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與中國人的心理需求截然相反，那麼很難讓人理解在其傳入中國不久，就能得到不少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贊許，並能在此后的歲月裡成功地充當中國革命的理論旗幟，而把千千萬萬的中國中下層民眾集合到這個旗幟之下。具體說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的契合，至少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

中國傳統的大同社會理想與社會主義理想的契合。大同社會理想是很多古代中國文人的至高社會追求，它的基本政治訴求，就是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生活富足、沒有國家機器、社會和諧，這種社會極有可能是中國古代原始社會末期的社會圖景，自夏商周之后，這種落后生產力條件下的共產制從沒有整體再現過。但中國長期戰亂、愈演愈烈的階級分化、經濟分化、社會分化使得處於絕境中的人們，不時地喚起大同社會的思想來寄托這些處於或亂世、或弱勢狀態的人們對未來生活的向往，也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們無奈的精神寄托。近代以來，中國人在外來勢力的侵略和本國傳統皇權的壓制下，在巨大的生存壓力的重負下，都普遍地產生了一種變革現實社會秩序的思想。但他們基本上都缺乏一個明確的社會制度設計，基本不了解系統地變革社會的制度安排。在對西方思想了解有限而對自己的歷史文化還有無限眷念的背景下，想從既有的文化中尋找變革中國的答案，是不少人的夢想，大同社會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最容易被人們所找出來的本土思想資源了。但能在吸收近代西方社會變革思想的基礎上，對中國的大同社會理想進行再創造式的設計，就很少有人能夠做得到了。康有為和孫中山則是其中少有的能在這方面進行嘗試的人物。康有為所寫的《大同書》明確指出要“破國界”，“初設公議政府為大同之始”、“立公政府以統各國為大同之中”﹔並系統地論述了人類大同的整體設計，即“去級界平民族，去種界同人類，去形界保獨立，去家界為天民，去產界公生業，去亂界治太平，去類界愛眾生，去苦界至極樂”(16)。他的這種大同思想已經不同於古代中國的大同思想了，而摻雜了很多其他思想，可以說古今中外的內容都糅合了一些，不僅包含了傳統中國的儒釋道思想，還有婦女平等、民族自由、經濟全球化等觀念，包含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政治思想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可以說是一個人類美好理想的大雜燴，用今天的話來講，他的視野是關乎全人類共同利益。相對於康有為來說，孫中山的“天下大同”思想不僅在現代化的理論意義上更加濃厚，關鍵在具體的制度設計和實踐路徑上有更為清晰的思路。孫中山的大同思想集中體現在民生主義中，這個民生主義可以說是在吸收19世紀中后期逐漸興起的歐美社會主義思潮的基礎上形成的，孫中山有時用中國人都能理解的大同思想來形容和表述之，不僅是能夠在實踐中因其通俗、本土化而容易被理解接受，也有使之更加合法化的考量。

總起來說，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和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社會理想，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與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所描繪“各盡其能、按需分配”、生產力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也很雷同。所以，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時，尤其是其關於社會理想的內容，重新喚起了中國人對於這種古代中國人美好社會理想的向往，並由此而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美好的印象，一下子就拉近了其與中國人的距離。郭沫若在1925年所撰《馬克斯進文廟》一文中有一段詩人般超越時空的想象，生動展現了當時中國人對於馬克思主義與大同理想之間契合性的理解：孔子在聽完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圖景的解釋之后，“不禁拍起手來叫絕了。——你這個理想社會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謀而合。”(17)正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社會理想與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有如此的契合之處，才使得馬克思主義(在很多中國人心目中社會主義在一定意義上與馬克思主義是同義詞)在傳入中國后能很快生根發芽。

自幼就接受傳統文化教育的毛澤東對於中國古代大同思想非但熟知，且與許多中國人一樣有一種本能的向往。所以當他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時，自然地產生一種親切感、認同感，極大地推動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服膺和信仰。他對於共產主義和大同社會某種契合的認識，還直接影響到后來他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具體實踐。

以善於變通為重要特征的中國古代辯証思維方式，與中國人所傳播的以矛盾、運動為主要內容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契合。

張岱年先生認為：通變是中國傳統哲學重要的內容，“《易傳》的辯証思維可以用‘通變’二字來概括”，“把中國哲學中的辯証法思想稱為‘通變法’，是很恰當的”。(18)我覺得張岱年先生上述論斷，對於中國哲學之重要特征的概括是很准確的，它從總體上描繪出了傳統中國的思維特征。通變，從積極的方面來看，它具有應時而變的內在前進、進取的潛力，不會逆勢而動，自甘落后、墮落﹔從消極的角度看，它有被動的無奈地去“變”的傾向，缺乏“創勢而動”的積極主動性。不管怎樣，中國人具有通變的思維特質，就表明中國人不會排斥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重要思想：世界是變化發展的!而且，與中國傳統通變思想相關聯的對立統一、矛盾體的相互轉化的觀念也很突出，如陰陽互補、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等等，這些思想在中國古代很多典籍中都有，如《易經》《老子》《庄子》《淮南子》等，這更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証法相統一。所以，當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思想傳到中國時，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覺得生疏、隔膜，反而充分地認同，因為他們已有的中國傳統朴素辯証法思想，被這種內容和形式都更復雜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所激活了，他們內在地想超越已有的自我認識局限性的沖動，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實現。

毛澤東是人所周知的辯証法大家，但是很難說這是毛澤東在系統地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的基礎上形成的——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毛澤東在指揮紅軍反擊國民黨的圍剿時所採取的戰略戰術，可以說是辯証法運用到實踐的典范，尤其是指揮四渡赤水的戰斗，簡直將辯証法運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但在那時，毛澤東到底讀過多少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著作?至少目前的史料還不能加以充分地肯定。至於抗戰前后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更是充滿了辯証法的智慧，這個時期毛澤東的確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教科書和著作，但是就其辯証法思想的系統、復雜、運用之嫻熟來說，主要的還是來自於他所長期浸染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辯証法思想，是其自覺不自覺地將其與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結合起來、並運用到具體的理論和實際分析中的結果。有的專家對毛澤東的辯証法做出如下論述：“毛的軍事思想的哲學明顯地近似或符合這個中國古老的兵家辯証法，而與西方的辯証法根本不同……被毛運用得很熟練的可說是實踐中的中國傳統的兵家辯証法，后來便以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矛盾學說和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能動反映論改造和表述出來了，或者也可以反過來說，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証法結合中國實際(農民革命戰爭)和傳統(兵家辯証法)而中國化了。”(19)這段話在某些方面可能強調得過多了一些，但基本的態度還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中國傳統的辯証法思想，是毛澤東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思想源泉。

毛澤東在實際中所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的中國辯証法，與中國人所傳播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在基本內容上具有一致性，具有明顯的契合之處。我們經常所闡述、理解的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基本觀點，就是運動變化發展、矛盾對立統一、世界普遍聯系，這些觀點與中國傳統的認識論，在不少地方是有共通性的，尤其是對於事物多面性和內在本質性的關系的認識、事物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把握上，中國傳統的認知體系與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具有一拍即合的默契。當然，我這樣講不是說馬克思主義辯証法與中國傳統的認識論、思維方式之間沒有差異性，而是強調兩者之間實現互補、結合的可能性因素之所在。

中國固有的經世致用的學風與馬克思主義實踐性的契合。中國儒家傳統中基本的價值追求，就是內聖和外王的統一。內聖強調的是修身，包括知識、道德，而外王就是服務社會、經世致用﹔內聖、外王的統一，是無數儒者的夢想，但能將其統一者，少之又少。自宋明理學出現，中國文人士大夫過於講求心性之學，疏忽了其經邦濟世的實學。但明朝中后期的陽明心學提出的知行合一，又強調了經世致用的思想，雖然這個思想在當時並沒有影響到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但對后人的啟發意義很大。明朝的滅亡使得一批中國傳統士大夫文人痛定思痛，對於空談心性之學進行了批判，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就是突出的代表。明末清初這些主張經世致用的思想，雖然在清王朝嚴酷的政治統治下無法實現其現代性的轉換，但畢竟給廣大文人沉浸功名利祿、心性功德的狀態以一定的沖擊，尤其是在鴉片戰爭后，這些實學思想在龔自珍、魏源、林則徐、曾國藩等的倡導下，而獲得越來越高的聲望，及至甲午前后成為中國政、學、商各界有識之士的共識。毛澤東青少年時期都生長於湖南，晚清這些主張經世致用的人很多都是湖南人，他們的思想、行為通過口耳相傳和老師講授，成為毛澤東青少年時期重要的學習內容。毛澤東最為佩服的老師之一楊昌濟，就是一個極力主張經世致用的學者，他主張學習外國的科技文化必須要運用到中國的實際，強調要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正是受到很多像楊昌濟這樣的思想取向的老師們的影響，毛澤東在湖南一師的那幾年，對於經世致用思想可以說是佩服之至。在《講堂錄》中他抄錄了有關顧炎武的文字：“昆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民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20)毛澤東還認認真真地手抄過《曾文正公家書》。他的上述行為不正是表明毛澤東從青年時起，就崇敬那些開經世致用一代風氣之人的思想嗎?他對曾國藩的“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極其贊同。他在青年時期關注時事，成立新民學會，主辦勤工儉學，參與驅張運動，奔波建立湖南自治共和國，一直到信仰馬克思主義參加共產黨，可以說都是這個強烈的經世致用、改造中國和世界的思想在起作用。若無這個中國文化的思想基礎，毛澤東不可能那麼踴躍地四處尋找中國未來的出路。

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這個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毛澤東就不可能在后來用實事求是來表達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而實事求是就是近代經世致用思想的最簡便的表達，尤其是在湖湘文化當中。經世致用思想，不僅對毛澤東這些后來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人來說，很為熟悉，其他不同政治、社會思潮的人士，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其影響，否則怎麼可能在晚清出現了那麼多不同觀點的志士仁人呢?就是對於實事求是這個詞，也有很多的人使用。就筆者接觸的材料，至少蔣介石曾數次使用，章太炎也曾使用過，當然他們使用的語境和含義與毛澤東的關於實事求是的語境和含義差別很大。他們主要是從微觀的層次，強調要對具體的學習、工作持一種認真的態度，而毛澤東則把其上升到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把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和辯証法的基本實踐要求，都濃縮在這四個字當中了，這樣的舊瓶子裝新酒，毫無疑問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了。

另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民本觀念、自強不息的生命精神、天人合一的實踐取向、重視“氣”本論的唯物主義，都與馬克思主義相吻合，都可以從馬克思主義那裡得到自我融通的合理解釋。所以，對於急需新的思想資源來更新我們民族文化的中國先進分子來說，馬克思主義既是對於中國文化中不合理內容的批判武器，又是中國人實現民族自信和自救的精神倉庫，它讓中國人不僅敢於破壞舊世界，也自信看到了新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0—1031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頁。

（來源: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