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確立鞏固毛澤東領導地位的四次政治局會議

長征中確立鞏固毛澤東領導地位的四次政治局會議

李宇博

一、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選舉毛澤東為常委，並在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同時取消三人團，仍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會議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該《決議》首先否定了博古的報告，認為其基本上是錯誤的，並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軍在主觀上、客觀上均具備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條件，明確指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其次，《決議》批判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軍事路線，在戰略轉變和實行突圍問題上犯了原則錯誤。最后，《決議》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斗爭。

遵義會議賦予周恩來在軍事方面擁有最高決策權，但在軍事方針和作戰戰略上選擇了毛澤東的方案，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地位。認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是之后延安整風時定下的基調，並寫進了1945年4月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遵義會議的地位從此有了歷史定論。新中國成立后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又加以強調和重申：“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開了三次政治局會議，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了毛澤東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二、扎西會議

根據遵義會議決定，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兵分三路，離開遵義向北轉移。2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渡江作戰計劃》，准備在四川滬州、宜賓之間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但北上的紅軍部隊到達赤水河以東地區，在28日的土城戰斗中失利。由於毛澤東的提議，經過緊急會議決定撤出戰斗，紅軍第一次渡過赤水河，西向雲南扎西附近集中。至此，實踐証明遵義會議確定的紅軍北渡長江計劃受挫。

1935年2月3日到2月6日，紅軍先后到達雲南扎西地區（人稱“雞鳴三省”地區）。2月5日到9日於威信縣境內3個不同地點接連舉行政治局會議，統稱扎西會議（又稱雞鳴三省會議）。這次會議留下來的文件和記錄很少，內容大致有四項。其中兩項是遵義會議提出而未完成的工作：一是“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的工作，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中央總書記﹔二是討論通過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第三項內容是根據敵情變化，改變了遵義會議關於渡江入川的戰略計劃，決定回兵遵義地區，以川滇黔邊境作為新的發展地區﹔第四項內容是決定對部隊進行精簡縮編，並對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的戰略方針和湘鄂川黔蘇區的工作進行了首次研究部署。

扎西會議最大的變動在於博古交出了中央總書記的權力。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寫道：“一個月后，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他（指博古）才同意將他的職位讓給洛甫，自己繼續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會書記。”周恩來1972年6月10日在《黨的歷史教訓》的講話中也有類似的敘述。張聞天取代博古成為當時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人，但由於張聞天主要負責的是黨政工作，而實戰經驗豐富的毛澤東自然就成為輔佐他的軍事指揮了，因此張聞天的任職“保証了澤東同志的軍事指揮，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三、陳福村會議

1935年3月4日，前敵司令部成立，中革軍委發布命令“委托朱德同志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盡管周恩來仍是規定的最后決策者，但毛澤東事實上已開始以政治委員的身份擔負前敵總指揮的職責。3月10日，在狗壩（今苟壩）出席中共中央負責人會議，討論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毛澤東認為，不能打固守之敵，應該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會上多數同志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當晚，毛澤東建議周恩來緩發作戰命令，11日，再次舉行中央負責人會議，毛澤東又一次說服與會者放棄攻打計劃。中革軍委即向紅一、三軍團發出關於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

3月15日魯班場戰役打響，紅軍強行攻擊與自己實力基本相等的守敵，激戰一天后失利，不得不再次調頭西撤。第三次渡過赤水后，中共中央進駐赤水河畔的陳福村。此時紅軍兩次試圖建立根據地未成，桐遵戰役與魯班場戰役嚴重失利，敵軍又正在合圍，下一步何去何從將直接關系到紅軍的生死存亡。就在這種萬分危急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了陳福村會議。

在這之前，毛澤東曾找到張聞天，以日常軍事指揮需要完全集權的理由提議成立新“三人團”（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來全權指揮軍事，得到了張聞天的贊成。這個新的三人團在陳福村會議上得到了確立，從而也使毛澤東重新成為軍事總指揮之一。

四、毛兒蓋會議

陳福村會議后，中央在新三人團的指導下重新選擇了作戰計劃，取得了“四渡赤水”戰斗的勝利，使紅軍由被動變為主動，甩掉了數十萬敵軍的重圍，順利地渡過了金沙江。這期間中共中央還召開過好幾次政治局會議，包括5月12日的會理會議、6月26日的兩河口會議、7月21日至22日的蘆花會議和8月3日至6日的沙窩會議。沙窩會議有兩項議程，一是討論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形勢與任務﹔二是討論組織問題。毛澤東在發言中，再次強調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會議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擔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的決議》，重申北上方針，強調創造川陝根據地是當前的歷史任務。同時，這次會議也公開暴露了張國燾與黨中央的政治分歧。

在這半年裡，張國燾想奪取最高軍事指揮權的野心日漸暴露，在雜谷腦會議上，他激烈地否定中央的政策路線，受到四方面軍將領的擁護。會議尚在進行，他就給中央發電報稱“我四方面軍官兵強烈要求中央，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同時又以川陝省蘇維埃的名義致電中央，提出“必須加強總司令部，建議由陳昌浩同志擔任紅軍總政委”﹔陳昌浩以個人名義給朱德總司令發電，建議“張國燾同志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並給中央軍委獨斷決行之權，否則無法順利滅敵”。為顧全大局，團結張國燾北上，周恩來於7月18日在蘆花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辭去紅軍總政治委員職務，張國燾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和中央軍委的總負責者。面對張國燾，周恩來作出了讓步，但毛澤東卻絲毫沒有退卻，因為這關系到軍事指揮權的問題，毛澤東已經嚴重地感覺到張國燾帶來的威脅。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鬆潘縣附近的毛兒蓋召開了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周恩來病重缺席，軍事經驗豐富的毛澤東成為“三人團”裡的實際決策者，而三人團是當時黨政軍的核心領導和最高權力機構。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楊尚昆、李富春、聶榮臻、林彪、李先念、徐向前列席會議。毛澤東就紅軍過草地后的行動方向作報告，他認為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陝甘邊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會議討論了毛澤東的報告，陳昌浩、王稼祥、凱豐、林彪、博古、徐向前等先后發言，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張聞天提議，由毛澤東起草一個決議，作為對兩河口會議通過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的補充。同日，通過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認為張國燾向西的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極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針之政治的來源是懼怕敵人，夸大敵人的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

至此，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得到進一步的鞏固，盡管黨的最高負責人仍是張聞天，但軍事指揮權已完全由毛澤東所掌握，他也就在實質上掌握著黨的命運。張聞天曾在1943年的《反省筆記》裡說：“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團實際上已不存在（恩來病了），一切行動全權由毛澤東同志負責。他領導全軍打出了臘子口難關，到達了甘南的漢人區域。”

經過了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遵義會議、扎西會議、陳福村會議和毛兒蓋會議，毛澤東逐步確立並鞏固了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在毛澤東的正確戰略和方針領導下，紅軍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得以保存下來，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創了抗日戰爭的新局面。

（來源：《黨史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