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抗戰時期的國民黨將領
毛澤東與抗戰時期的國民黨將領
祝志偉
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日寇大舉入侵，中華民族面臨著存亡絕續的嚴重危機，蔣介石卻仍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共”政策，繼續“圍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此舉遭到了一部分國民黨愛國將領的堅決反對。1936年5月28日，因日本大舉增兵華北，李宗仁、陳濟棠、白崇禧等聯合發動兩廣事變，宣布將其部隊改編為“抗日救國軍”，誓言要“用大刀闊斧答復侵略者”，要求國民黨全軍北上抗日。對此，蔣介石的回答是調遣重兵南下兩廣，企圖以武力手段解決之，不同派系的國民黨軍隊之間大規模內戰一觸即發。
內戰烽煙愈演愈烈，似乎難以止息，國內各階級、各黨派的有識之士，無不憂心忡忡。軍隊要抗日，內戰打不得，可是矛盾激化到這個地步，誰又有回天之力，止干戈於蕭牆之內呢？
1936年6月的一天，一位神秘的客人，突然來到南寧李宗仁官邸。以此肇始，歷史的前進方向終於一步步轉向全國各階級各黨派團結御侮的正確軌道。
“雲廣英不辱使命”
李宗仁的客人叫雲廣英，曾和鄧小平一起在廣西搞兵運，是紅七軍的締造者之一，時任紅軍大學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得知兩廣事變消息后，中共中央辦公廳把雲廣英請到了楊家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葉劍英等一起接見了他。周恩來親自向雲廣英分析了當時的局勢，並派他前去面見李宗仁，向其轉達中共方面聯合抗日的建議。毛澤東握著雲廣英的手，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你這次出去工作很好。”
雲廣英克服種種困難秘密進入廣西，見到了李宗仁和另一位國民黨元老李濟深，向“二李”闡述了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主張，並建議李宗仁最好用和平的方式解決與蔣介石的爭端。為實現和平，兩廣方面可以對蔣作一些妥協與讓步，最主要的一點，是要改“反蔣抗日”為“擁蔣抗日”。李宗仁當即表示完全贊成這一主張，李濟深則以他本人的名義起草了一封給毛澤東的親筆信，並派部下錢壽康攜信隨雲廣英秘赴蘇區，面見毛澤東陳述他的意見：“很樂意同中共合作，共同進行抗日救國活動。”
就在錢壽康前往蘇區的途中，兩廣形勢發生巨變，蔣介石利用金錢收買的手段瓦解了陳濟棠的部隊。陳濟棠被逼出國考察，但是行前卻涕泣宣告：一旦抗日炮響，他將立即回國共赴國難。陳濟棠敗走出國后，居正、李濟深等國民黨元老出面斡旋。在他們的勸說下，蔣介石致信李宗仁、白崇禧，表示隻要地方服從中央，他就准備抗日。根據中共方面的建議，李宗仁答復說隻要蔣出兵抗日，他就堅決擁護南京中央政府，目前的爭執，完全可以談判解決。兩廣事變終於平息下來。
表面看，蔣介石又一次利用權術壓垮了一次抗日風潮，領袖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但是實際上不打日本打自己的同胞，本就已經大失人心。而事變結束后，蔣介石不僅不兌現出兵抗日的諾言，反而變本加厲地嚴令逼迫張學良與楊虎城繼續“剿共”，全國的人心更是遠離蔣介石而去。
1936年9月22日，在收到錢壽康帶來的李濟深信函后，毛澤東親筆致書李宗仁、李濟深：“錢壽康君來，具悉貴方情形及所示協定草案……敝方8月25日致中國國民黨書即提出此種實際方案，……諸公高瞻遠矚，對此諒有同心。當前急務，在於全國范圍內停止內戰一致對日。現貴方與南京之間雖幸免戰禍，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國各黨派各界各軍向南京當局一致呼吁，請其仇恨國人之心移以對外，……督促批判，責其更新，全國人民及各實力派系與有責焉。……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驅逐出中國，將於貴我雙方之協定開其端矣。”
9月23日，毛澤東又派人找到錢壽康，把第二封信交給了他，囑其一並交給李濟深再請李轉給蔡廷鍇等一批主張抗戰的國民黨將領，信中寫道：“國難如斯，非有幾個純潔無私之政治集團及許多艱苦奮斗的仁人斗士，為全國各黨各派各軍之中堅，偉大的反日統一戰線之真正完成與堅持斗爭是不容易達到的。”
收到由雲廣英和錢壽康帶來的毛澤東書信后，李宗仁、李濟深為中共方面的愛國精神所感動，一起給毛澤東回了一封信。由於原信被雲廣英在歸途中銷毀，我們隻能通過雲廣英的回憶了解這封信的內容。據雲廣英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匯報，李宗仁、李濟深在信中表示願意在軍事上和紅軍採取一致行動。
后世軍史專家對雲廣英所作的斡旋的評價是：不辱使命。
“臨時逼出來的”西安事變
1936年9月20日，陳誠將張學良通過馮庸向他所作的一次痛心陳述轉報給了蔣介石。這一痛心陳述的內容大致如下：“余（指張學良）近曾親赴前方視察，遍詢官兵，深感不抗日無以維軍心，且將釀成巨變。故余殊覺痛心，決意統帥所部，抗日圖存。此種苦衷，不求人諒，成敗利鈍，所不計也。如其剿匪損失，不如抗日覆沒，外傳種種，不能動搖我心。況余自贊助統一后，無一事不服從領袖，無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報，奇恥不能雪，年復一年，隱痛日深。”陳誠在轉呈蔣介石的密報裡還談了他自己的意見：“漢卿此舉，比兩廣之抗日，尤為嚴重。”
收到陳誠密報時，兩廣事變剛好和平解決，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裡寫下了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東北軍之隱患，所謂“聯共抗日，自由行動”之企圖，乃因桂事（兩廣事變）和平解決而消乎？
蔣介石親筆記下的這段文字折射出一個信息：因為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蔣對自己的領袖權威大大增加了信心，也許，這就是他后來親自前往西安督戰的勇氣來源吧。蔣介石沒有想到的是，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在致書李宗仁和李濟深的同時，還給東北軍重要將領於學忠寫了一封信：“夙稔先生熱誠愛國，對日抗戰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戰議和，首在貴我兩軍停止自相殘殺，實為刻不容緩。茲派彭雨峰（彭雪楓）君晉謁崇階，申述敝方聯合救國之旨……抗日合作成功之日，兩軍之利，抑亦民族國家之福也。”
當時，中共中央和張學良、楊虎城之間已經建立起秘密聯系。其實，為抗日救國計，毛澤東與之建立秘密聯系的國民黨將領又何止李宗仁、張學良。1936年4月到12月之間，毛澤東就先后致書馮玉祥、孫科、閻錫山、韓復榘、張自忠、劉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義、杜斌丞、楊虎城等，明確提出在共產黨放棄反蔣綱領、國民黨停止“剿共”的前提下，實現各方真誠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御外侮。此外，中國共產黨人還想方設法與劉湘、龍雲等西南實力派將領建立了秘密聯系。劉湘后來主動請纓率川軍出川抗日，就是在中國共產黨推動下做出的愛國壯舉。
在寫給於學忠的信裡，毛澤東隻提了一個彭雪楓，而事實上后來赴西安的是葉劍英，陪同人員有潘漢年、彭雪楓、汪鋒、吳自立等。張學良對葉劍英等人的安危高度重視，安排他住進自己的衛隊營長孫銘九家裡，並嚴令孫銘九盡全力保護好葉劍英的安全。
1936年10月5日，張學良與葉劍英、潘漢年進行了第一次會談。就在這一天，毛澤東、周恩來聯名致信張學良，庄重承諾：“……我們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攻擊，……先生（指張學良）是西北各軍的領袖，且是內戰與抗戰歧途中的重要責任者，如能顧及當前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的出路，即祈當機立斷，立即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的進攻。並祈將敝方意見轉述蔣介石先生速即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擬具國共兩黨抗日救亡協定草案，送呈卓覽。寇深禍急，願先生速起圖之。”
兩天后，10月7日，張學良向葉劍英明確表示他將立即致電蔣介石，懇請面見商談要事，還答應設法為紅軍籌款5萬元，另贈送紅軍棉衣1萬套御寒。
眾所周知，1936年是丙子年，因此西安事變又被稱為丙子雙十二事變。關於事變的起因，張學良后來告訴台灣史學家郭冠英等人：“完全是臨時逼出來的。”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黨派各階層一致表示願意擁蔣抗日，蔣介石自己卻一意孤行，堅持反共內戰的倒行逆施，結果自然是平息了一場兩廣事變，又突如其來地爆發了一場西安事變。即使蔣介石僥幸躲過了西安事變，隻要他不執行抗日的政策，恐怕也會再遭遇一場別的事變。因為當時的中國，不僅共產黨要抗日，人民要抗日，國民黨方面的愛國將領與愛國軍人，也是堅決要求抗日的。
毛澤東：一念之轉，國土可保
事實上，在國民黨裡，第一個收到毛澤東信函的人，恰恰是最高統帥蔣介石。早在1935年10月26日，毛澤東就和周恩來等46名紅軍將領一起致電蔣介石，明確表示：“不論諸先生派代表進來，或要我們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線上談判，我們都願接受。隻要內戰一停，合作門徑一開，一切談判都將要在抗戰的最高原則之下求得解決。”然而，蔣介石對毛澤東的肺腑之言，卻置若罔聞。12月1日，毛澤東再一次致電蔣介石，痛切陳辭：“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但是，蔣介石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答復，卻仍然是武力“圍剿”。
無奈之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得不轉而聯系李宗仁、張學良等主張抗日的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將領，一起逼蔣抗日。
回顧這一段歷史，對毛澤東聯合國民黨愛國將領一起逼蔣抗日的統戰策略，今人隻能由衷地感慨其睿智。以中國當時的具體國情而論，中國各黨派各階級的統一聯合抗戰，是繞不開蔣介石的。因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當時隻能指揮數萬紅軍，國民黨的地方實力派將領則各自為政、互不統屬，而且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具備統一指揮全國軍政事務的影響力與法理地位。雖然蔣介石當時真正掌控的隻有自己的嫡系中央軍，但是他畢竟是法理意義上的國家元首，其號令還是唯一對全國地方各派系有法統效力的。因此，如果蔣介石繼續堅持不抵抗政策，則各派地方勢力的抗日訴求就演變成了和南京中央政府的分庭抗禮，如進一步採取軍事行動，在法理上就演變成了軍事叛亂。當然，如果蔣介石一味堅持其倒行逆施，將其打倒另樹立一個全國領袖領導抗戰，也未嘗不是當時中國各黨派各階層的又一種選擇。但是這在當時的中國根本就實現不了，強行推行打倒蔣介石的政策，隻能引發中國各派軍閥的全面內戰，最終隻會為日本侵華打開方便之門。因此當時的中國各黨派各階級，隻能維護蔣介石的領袖地位。既要維護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又要讓他放棄不抵抗政策擔負起領導全國抗戰的歷史責任來，一個似乎無法解決的兩難問題擺在了各黨派各階級面前，眾多有識之士對此束手無策。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博大的歷史胸襟，毅然決然地收起與蔣介石的階級仇恨與個人恩怨，率先發出擁蔣抗日的口號，接著又飛鴻傳書、縱橫聯合，和堅決要求抗戰的國民黨愛國將領們共紓國難。雖然幾經周折，卻最終實現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把中華民族引向了全面抗戰的光輝道路。
衛立煌：八路軍打得好，我們就要充分供給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秉持民族大義的中國共產黨人，於7月15日向國民黨方面遞交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宣言》呼吁：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隻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9月23日，蔣介石迫於內外壓力，在廬山發表了《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表示願意與共產黨“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國共第二次合作正式開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國共再度攜手共御外侮，得到了全國人民和各黨派各社會階層的熱烈擁護，宋慶齡先生感言：“中共宣言和蔣委員長講話都鄭重指出兩黨精誠團結的必要，我聽到這消息，感動得幾乎要下淚。”渡盡劫波兄弟在，攜手抗倭泯恩仇。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掀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
1938年初，抗戰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曾經分隸不同陣營的國共將領，在抗日的疆場上並肩御侮，譜寫了一曲曲蕩氣回腸的英雄詩篇。太原會戰失利后，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遭日軍圍追堵截，在呂梁山區陷入困境。當時，身邊隻帶了一個警衛團的衛立煌有兩條退路，一是強渡汾河，但是橋梁已經被日軍炸毀﹔另一條路是繞道陝北，但是衛立煌作為蔣介石的嫡系將領，手上沾滿了紅軍將士的鮮血，且即使共產黨不記前仇，他也要考慮蔣介石的態度，去陝北可是會引起蔣介石疑忌的。軍情十萬火急，行伍出身的衛立煌終歸是一個有膽識有魄力的將領，最終還是聽從部下勸告轉道八路軍一一五師陣地突圍。八路軍一一五師五團二營立即搶佔白兒嶺陣地掩護衛立煌部轉移，二營與2000名日軍血戰，不僅打退了敵人，還牽回了好幾匹洋馬，背回了大量大米、罐頭。在望遠鏡裡觀看了整場戰斗的衛立煌不禁發出由衷的贊嘆：八路軍真能干！
戰斗結束后，衛立煌接到了蔣介石令其到洛陽開會的電報。去洛陽可取道延安，衛立煌高興地對部下說：“我們可以取道延安了，我要去會一會毛潤之先生，向他取取經，看他用什麼方法指揮八路軍打得那樣好。”
在延安，衛立煌終於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澤東。1938年4月17日，毛澤東會見衛立煌，兩人就抗戰的前途與戰略問題在友好和諧的氣氛裡進行了廣泛深入的交談。衛立煌告訴毛澤東：“貴軍對日本作戰打得非常好，立煌很是欽佩，今天有機會來到延安，有機會聆教，非常榮幸。”毛澤東稱贊衛立煌說：“衛將軍是第一個來到延安的戰區長官，抗日堅決，和八路軍友好合作，我們要沿著這樣一條路繼續走下去。”在交談中，毛澤東分析了日軍的動向，指出目前山西抗戰很重要，拖住了日軍的“尾巴”，還談了國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反對投降主義的問題。談話結束后，毛澤東設宴招待衛立煌，晚上則陪同衛立煌一起出席了延安各界舉行的歡迎晚會，並在會上致歡迎詞。
第二天，衛立煌離開延安，並於19日趕到了西安。到西安后，衛立煌立即向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部駐西安辦事處下達手諭：“即發十八集團軍步槍子彈100萬發，手榴彈25萬枚。”負責辦事處工作的軍官感到這批物資數量巨大，又牽涉到國共關系，表示難以落實。衛立煌立即嚴肅地指出：“第二戰區的軍隊都受我指揮，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樣看待，十八集團軍仗打得很好，我們就要充分供給。”緊接著，衛立煌又詢問牛肉罐頭還有多少，得知還有幾百箱后，立即下令：“發給十八集團軍180箱。”很快，這批數量巨大的軍需物資就由西安裝上卡車，運往延安。除去子彈、手榴彈和罐頭外，還隨車送去了52部電話、3個師的夏裝和大量醫療藥品，這對物資補給非常困難的八路軍而言，實在是雪中送炭。
當然，衛立煌也不是空手離開延安的，他隨身攜帶了毛澤東的經典軍事著作《論持久戰》。后來他不僅自己研讀，還轉送給陳誠等國民黨將領一起學習，這對國民黨后來改進對日作戰的戰略戰術，發揮了很大作用。
“以斗爭求團結”
歷史總是呈螺旋式曲折發展的。武漢會戰后，日本對國民黨採取了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方針，國民黨隨之開始改變聯共抗戰方針，轉而實行溶共、限共的反動政策，妄圖開歷史的倒車，國共關系逐漸緊張起來。先是軍閥鹿鐘麟在河北制造磨擦，隨后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又奉蔣介石密令制造了慘殺新四軍通信處工作人員的平江慘案，緊接著閻錫山又發動了晉西北十二月事變。
抗戰進入到最艱苦的相持階段后，閻錫山等相當一部分國民黨將領動搖了，龐炳勛、吳化文等一大批軍、師級將領公然帶部隊投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臨著夭折的危險。
為了避免這一危險，中國共產黨先是在華北發動了百團大戰，以實際行動向全國人民表明了自己的抗戰決心，后來又與國民黨展開了空前激烈的輿論戰。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后，內戰危機達到了最嚴重的地步。面對抗戰3年來前所未有的嚴峻危局，毛澤東審時度勢，以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為中國共產黨制訂了“以斗爭求團結”的正確策略。
1941年1月13日，毛澤東在得知奉命北移的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遭受慘重損失，葉挺被俘、項英等犧牲的消息后，迅即致電在重慶談判的周恩來、葉劍英：“你處交涉應帶嚴正抗議性質，勿用哀乞語氣為盼。”這種在絕對劣勢下以攻為守的策略，也隻有毛澤東敢於一試。
八年抗戰中，國民黨先后發起了三次反共高潮，都被一一粉碎。根本原因當然是破壞抗戰不得人心，但是毛澤東所制訂的“以斗爭求團結”戰略，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斗爭求團結”，並不是一味爭強斗狠，而是在有理、有利、有節的前提下，不打則已，打則必勝，勝利之后卻不窮追猛打，而是適可而止，給對方留下余地。
參與反共磨擦的國民黨將領大體有三類人，一部分人與共產黨有著深厚情誼卻不得不參加磨擦作戰，一部分對共產黨懷有深仇大恨就是要反共，還有一部分是騎牆派，親共反共完全從個人現實利益來考量。運用毛澤東“以斗爭求團結”的策略，這三類人的反共行徑最后都被打退了。
鄧寶珊是一位與共產黨保持了長期友誼的愛國將領。1927年國民黨大肆屠殺共產黨員時，鄧寶珊曾經保護過劉伯承。抗戰爆發后，鄧寶珊在國民黨中央軍、地方軍和八路軍之間左右斡旋，為維護各方團結作出了重大貢獻。和衛立煌一樣，鄧寶珊也到過延安，和毛澤東作過長談，而且他的女兒還在延安抗大學習。因此，延安方面一直把鄧寶珊部看作是最值得信賴的友軍。然而，1939年夏，鄧寶珊部的新十一旅還是和八路軍發生了磨擦，武裝沖突的結果，是鄧部一個營被八路軍包圍繳械。消息傳出，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乘機挑撥離間：“共產黨、八路軍不講信義，不給鄧先生面子，希望鄧先生採取強硬態度，不然八路軍會得寸進尺。”鄧寶珊對這些人的說辭不置可否。不久，南漢宸受毛澤東委派來到鄧寶珊的駐地榆林，詳細講述了事件的經過並交還了鄧部的人槍，雙方很快消除了誤會。1940年3月，胡宗南電令鄧寶珊配合其包圍、進攻陝甘寧邊區，一旦鄧寶珊聽從了胡宗南的命令，邊區就會陷入兩面受敵的險境。但是鄧寶珊秉持民族大義，拒絕了胡宗南的命令。此后，無論是皖南事變還是國民黨發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鄧寶珊都堅決站在共產黨和人民一邊發出反戰的呼吁，以致國民黨中央軍在封鎖陝甘寧邊區的同時，對鄧寶珊部所在的榆林地區，也進行了經濟封鎖。
1944年12月22日，抗日戰爭勝利在即，毛澤東致函鄧寶珊，表達了深深的謝意：“八年抗戰，先生支撐北線，保護邊區，為德之大，更不敢忘。”
韓德勤是國民黨的死硬反共派，黃橋慘敗后收斂了一段時間。1943年日軍大舉進攻韓部，韓德勤狼狽逃到新四軍駐地，陳毅把一大片根據地村庄劃給他駐防以休養部隊。結果韓部卻在新四軍因對日作戰蒙受重大損失時，反目成仇，再一次悍然進攻新四軍。新四軍奮起自衛，活捉了韓德勤，但最后還是把他放了回去。此后，一直到1949年隨國民黨逃往台灣，韓德勤沒有再參加任何反共活動。以妥協退讓求團結，團結亡﹔以斗爭求團結，團結存。但是一味的爭強斗狠，團結同樣是保不住的。毛澤東在與國民黨將領的交往中所展現的高超的統戰藝術與卓越的政治智慧，堪稱中國政治博弈智慧的巔峰之作。
統一戰線是由毛澤東提出並締造的我黨三大斗爭法寶之一。抗日戰爭時期，正是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思想得到極大發展並走向全面成熟的歷史階段。回顧這段精彩的歷史，令人真切地感受到，毛澤東統戰藝術的真諦，在於其始終堅持以國家和民族的大局為重，以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為重，以德服人，以理喻人，因此才獲得了中國各階層各黨派的廣泛支持與擁護，這是毛澤東留給后人的一筆極其寶貴的思想財富。
（來源：《湘潮(上半月)》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