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語言地圖”與話風文風

毛澤東的“語言地圖”與話風文風

陳晉

[摘要]毛澤東表達內心世界的方式很有個性，揭示事物本質的能力頗為獨到，對語言詞匯的選擇異常敏感，說話著文有著特殊的感染力。說他是語言大師，當不為過。毛澤東風雲一生，改進話風文風，是他用力甚多的一個領域。在風雲縱橫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澤東很喜歡講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給人耳目一新的話風文風。面對“邏輯學、修詞學、文學也不懂，寫起文章來亂七八糟”的話風文風，毛澤東敢於並且能夠大聲吶喊，確實有他異於一般政治家的底氣支撐。因為他自己就擁有渾然天成的語言表達能力，並且創造了許多讓人耳目一新的詞語。毛澤東的語言創造，還包括對典籍或民間詞語的化用。一些看起來尋常，容易被人們忽略，實則意味深長、新意迭見的詞語，被毛澤東“拎”了出來，進行新的發揮運用。

近讀《閻明復回憶錄》，看到一個細節，說他初到中央辦公廳翻譯組工作時，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把自己在工作中多年積累匯編的毛澤東常用詞語、詞組和成語，一共三大本，送給翻譯組的人先熟悉，以便在毛澤東會見外賓做翻譯時有所准備。回憶錄中寫到：“匯編中的‘跌跤子’、‘摸著石頭過河’、‘一窮二白’、‘小局服從大局’、‘一個指頭與十個指頭的關系’等等，我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更是心靈的窗戶和思想的載體。一個人的語言風格及其傳達力度，反映著其內在世界所達到的境界，牽連出對事物的洞見程度。毛澤東表達內心世界的方式很有個性，揭示事物本質的能力頗為獨到，對語言詞匯的選擇異常敏感，說話著文擁有特殊的感染力。說他是語言大師，當不為過。半個多世紀以后，閻明復還對毛澤東的常用詞語記憶猶新，即為此理。相信和他有同樣感受的人，不在少數。

由此曾萌生一個想法，若有人把毛澤東富有創造性的詞語，梳理出一些來，考其演變，究其意味，無疑是道別具一格的風景。最近，讀到胡鬆濤的《毛澤東影響中國的88個關鍵詞》，果然有志於此，且頗有建樹。該書仿佛畫出了一幅別開生面的“語言地圖”，引導讀者去打開毛澤東思維和思想的“百寶箱”，進而勾起人們對現當代中國話風文風的萬般思緒。 毛澤東風雲一生，立志改變，事實上確實改變了這個世界上的許多東西。看起來不是那麼轟轟烈烈的話風文風，卻是他用力甚多的一個領域。他年輕時學師范，想改革教育，認為“非將國語教科書編成，沒有辦法”。為此，他四處搜集“文字學、語言學”資料做研究。此番用功心跡，在他 1919年9月和1920年 6月兩次寫給語言學家黎錦熙的信中，做過比較透底的宣示。他還曾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主張，列出了當時社會應該研究的諸多問題，其中兩項就是“國語問題（白話文問題）”和“國語教科書的編纂問題”。這樣的興趣和積累，涵養出毛澤東敏銳的語感，對他后來成為語言大師，不是可有可無的准備。

在后來風雲縱橫的革命家、政治家生涯中，毛澤東很喜歡講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給人耳目一新的話風文風。對枯燥生澀、人雲亦雲、溫吞俗套、言不及義的表達，一向深惡痛絕，斥之為“語言無味，像個癟三”，屬於“藏垢納污的東西”。還極而言之地說，這樣的語言表達“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經過整頓，黨內的話風文風在延安時期大為轉變，到新中國成立前后，蔚然而成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景觀。至今還活躍在文壇的王蒙，那時是一個中學生，在其自傳裡，說他當時分別聽了國民黨方面的北平市社會局局長溫某某和共產黨人李新的講話，前者“官聲官氣，拿腔做調，公鴨嗓，瞎跩文卻是文理不通”，后者是“共產黨人的邏輯、正義、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滿希望、信心百倍、侃侃而談”。於是得出一個結論：一種舊的政治勢力首先從語文的衰落與破產開始了走下坡路的過程，同樣，一種新的政治勢力的興起也是從語文上就顯示出了自己的力量。“一看語言文字，就知道誰戰勝誰了。”（《王蒙自傳·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1頁。）這個體會，值得思考。至少說明，當時的進步力量擁有著多麼強烈的話語魅力。

新中國成立一段時間后，工作運轉逐漸建立起一套機制，文件和文章表達也形成相應規范。面對新的事物和新的時代要求，話風文風有時不免顯得尷尬。這讓毛澤東又頭痛起來。1958年 1月，他下決心改變“這種不良的風氣”，專門起草了一個《工作方法六十條》，要求話風文風都應當具有三個特點，“准確性、鮮明性、生動性”，還說“現在許多文件的缺點是不講詞章”，“看這種文件是一場大災難，耗費精力又少有所得”。（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59頁。）　

毛澤東不光是泛泛批評，若抓住一個具體典型，就很厲害地給以敲打。 1958年９月初，他讀到兩個中央部委聯合上報的一份經濟文件，覺得基本主張不錯，但語言表達實在成問題。這兩個部委雖然由一位國務院副總理、一位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分別領銜，他還是當即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彭真、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 14位中央領導人，表達氣憤：“我讀了兩遍，不大懂，讀后腦中無映象。將一些觀點揍〈湊〉合起來，聚沙成堆，缺乏邏輯，准確性、鮮明性都看不見，文字又不通順，更無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之態”。“你們是下決心不叫人看的”。“我疑心作者對工業還不甚內行，還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於不能用文字表現出來”。“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台如花岡之岩，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稍鬆動一點，使讀者感覺有些春意，因而免於早上天堂，略為延長一年兩年壽命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 367—368頁。）　

為批評一份文件的寫法，用這樣毫不掩飾甚至有點夸張的嚴厲言詞，實不多見。被批評的對象，地位不可謂不高，要求看此信的中央領導，范圍如此之廣，放到今天，那是不可想象的，似乎有借題發揮的感覺。看來，毛澤東就是要“借題發揮”，事情也還沒有完。這兩個受到批評的部門很快對文風問題作了討論，並將討論情況寫成簡報送給毛澤東。他看后又批示，要把他此前的批評信多為印發，“以廣流傳”，下決心改變“邏輯學、修詞學、文學也不懂，寫起文章來亂七八糟”的情況。

面對“亂七八糟”的話風文風，毛澤東敢於並且能夠大聲吶喊，確實有他異於一般政治家的底氣支撐。因為他自己就擁有渾然天成的語言表達能力，並且創造了許多讓人耳目一新的詞語。在中國歷史上，能夠有“百代聖賢”影響的人物或典籍，總是以其思想和語言，為中國文化脈象輸送新鮮血液，從而豐富著美麗的漢語世界。毛澤東創造的一些詞語，至今仍然存活在人們思維和語言表達中，諸如“球籍”“指點江山”“隻爭朝夕”“糖衣炮彈”“朝氣蓬勃”“為人民服務”等等。還有些詞語，雖非毛澤東原創，卻是經他化用、改造、激活后，成為流行語的。諸如“班長”“紙老虎”“牽牛鼻子”“實事求是”“治病救人”“愚公移山”，以及“槍杆子、筆杆子”，“東風、西風”，“批評與自我批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等等。這些詞語，由於被放置到中國革命和建設新的語境，做了新的解釋，陡然有了新的內涵，新的所指，新的生命力。以“紙老虎”為例，這個說法民間早有，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中也有人使用過，但它能夠流行中國乃至世界，甚至成為一個英語詞匯，毫無疑問緣自毛澤東 1946年 8月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可以說，在現當代中國，創造化用如此眾多且影響廣泛持久的“魅力詞語”的人，無出其右。而且，這不只是與毛澤東特殊的政治影響力有關，確實是因為這些詞語體現了他要求的語言“三性”：准確性、鮮明性、生動性。

胡鬆濤的《毛澤東影響中國的 88個關鍵詞》，功夫下得最深的，是考証毛澤東創造化用的詞語的來龍去脈及其新意所在。比如，書中梳理了毛澤東創造“朝氣蓬勃”一詞的過程。 1938年 4月，毛澤東在對抗大學員的演講中提出，“要有朝氣，就是要蓬蓬勃勃向上發展之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版，第 63頁。），這是“朝氣蓬勃”一詞的最初形態﹔ 1939年 12月，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集會上講，“滿堂青年，朝氣蓬勃”（《毛澤東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50頁。），這是“朝氣蓬勃”一詞的誕生之景﹔ 1957年 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對留學生們說，“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 650頁。），這是“朝氣蓬勃”流行中國成為時代語匯之始。如此振葉尋根，觀瀾索源，讀來有趣，也算一家之言。

有的考証，則起了還原毛澤東詞語創造本意的作用，讀后使人恍然大悟。例如，毛澤東創造的“陽謀”一詞，蜚聲於人們的話語世界，來自人們關於 1957年反右派運動的記憶，似乎有些沉重的感覺。作者考証，實際上早在作家蕭軍 1942年 1月 1日的日記中，就記載了毛澤東向蕭軍闡述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磨擦時，用了“陽謀”一詞，原話是：“我向國民黨的聯絡參謀說了：你們看出些什麼嗎？共產黨並沒有陰謀，隻有陽謀，我下命令了，如果何應欽不反共，我們不反他，他反我們就反，他停我們就停。”作者還考証出，1949年 3月 13日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講話，談到反對教條主義的整風運動，也用了“陽謀”一詞：“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 ”（《毛澤東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64頁。）從這兩個材料可以體會，毛澤東出奇不意地創造“陽謀”一詞，意在針對並反對“陰謀”，強調沒有必要隱瞞自己的主張和觀點。無論對黨外還是黨內，制定政策都應光明正大，並且根據形勢的變化來調整政策。反磨擦的斗爭，當然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整風運動，不言自明就是要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取代教條主義的市場，和陰謀都扯不上。 1957年執政黨號召大家提意見，目的是通過整風搞掉官僚主義作風，在出現“輪流坐庄”這類言論后，形勢發生變化，及時將政策調整為反右，邏輯上是清楚的，由此引出毛澤東在反右運動高潮時說的，“毒草隻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也算是事后對這場運動緣起是“陽謀”而非“陰謀”的一種解釋。當然，反右運動犯嚴重擴大化錯誤，的確讓人痛心。

毛澤東的語言創造，還包括對典籍或民間詞語的化用生奇。除了“實事求是”“愚公移山”“魚水關系”“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類曾經沉睡的詞語，經毛澤東奪胎換骨、舊瓶新酒的發揮起死回生，大放光彩外，還有一些看起來尋常，容易被人們忽略，實則意味深長新意迭見的詞語，被毛澤東“拎”了出來，作新的發揮運用。諸如把領導干部比作“勤務員”，把黨委書記比作“班長”，把向實踐學習比作上“勞動大學”，把思想頑固比作“花崗岩腦袋”，把文武結合比作“槍杆子和筆杆子”，把調查研究比作“解剖麻雀”。這些詞語，我們習以為常，以為本來如此，或者“知聲不知音，彈弦不彈意”，若考其來歷，便知毛澤東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之功所在。

馮友蘭曾提出“抽象繼承法”，就是說，對傳統文化的某些價值，應該超脫其具體環境，重在繼承其精神。對毛澤東創造和化用且影響廣泛持久的詞語，有的應該在原意上直接使用，有的在正式文件和庄重場合實際上不再使用，有的則可以是抽象繼承，要分別不同情況。這是巡看毛澤東的“語言地圖”應該注意的。

詞語創新，從來不只是語言上的事情。毛澤東的“語言地圖”，是昨天講得很出彩的“中國故事”。我們今天要講好中國故事，當然要強調話語權，但話語權不只是說話的權力，還包括說話的內容、方式和效果，牽涉到說話者和受眾的關系。從這個角度講，話語權實際上是話風文風上的一種責任和能力，即讓受眾自覺接受並且能夠共鳴互動的責任和能力。如果一個社會缺少這樣的責任和能力，是講不好中國故事的，甚至會生出些滑稽的套用，如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名言，不斷地被套用成“將愛情進行到底”“將炒股進行到底”“將評獎進行到底”之類。近年來，黨中央大力提倡改變話風文風，反對長話、空話、假話，要求講短話、實話、新話。習近平一系列重要講話，率先垂范，“中國夢”“講規矩”“軟骨病”“敢於亮劍”“打鐵還需自身硬”“經濟發展新常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改革隻有進行式，沒有完成式”“不惹事，不怕事”，這些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的治國理政詞語，不斷吹來清新之風。同時也說明，話風文風固然可以抓出來、促出來，但前提是對事物，對時代，對問題，有自己的分析和概括。為此，回頭巡看毛澤東的“語言地圖”，也就不是多余之舉了。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北京 100017〕

（責任編輯：宿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