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黨內領導層的詩性之風

毛澤東和黨內領導層的詩性之風

陳晉

一，革命年代的詩性之風

1946年，有一個羅伯特•佩恩的美國人到延安採訪，聽說毛澤東曾編過一本自作詩詞《風塵集》，遂四處尋訪，但直到離開延安也未見到。翌年，他在紐約出版的《中國的覺醒》一書中記述說：“據了解，他（毛澤東）有自己的詩詞選集，甚至有可能已經發表——關於其詩詞方面的信息很難得到，但名為《風塵集》的選集是一定存在的。《風塵集》的意思是‘風沙詩詞’，可能是表達它們稍縱即逝、動蕩不定的特征。但選集，如果有印制的話也是私下印制。”

這個記述留下了一個懸念。最近，有人忽然在《林伯渠同志詩選》中發現1936年2月寫的兩首《讀〈風塵集〉有贈》。詩中稱贊《風塵集》作者，“吟鞭東指陣雲橫，要挽銀河洗甲兵。入畫清詞驚四座，劃時偉略定三晉。十年辛苦破孤立，舉世倉皇仰北辰”。主人公這些文韜武略、縱橫擺闔的情狀，很像是毛澤東。詩前還有一小序，“正雄師渡河，沖破防共陣線時也”，應指毛澤東1936年2月率紅軍東渡黃河，突破閻錫山晉綏軍的防線。由此推論，林伯渠讀贊的《風塵集》，正是羅伯特•佩恩當年尋訪的那本，而且，毛澤東編出后還送給了林伯渠這樣的詩友。

這只是聊備一說的猜想，但共產黨裡詩人多，領導層內擁有一個以毛澤東為首的時相切磋的詩人群體，確屬不爭的事實。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充滿詩性的革命政黨。早期著名的共產黨人，詩性彰著，大多有比較濃厚的文化人底色。兩位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均寫過舊體詩詞。毛澤東、周恩來這批后起之秀，建黨前也寫了些舊體詩，周恩來還寫過新體詩。記者出身的瞿秋白，本身就是文藝行家，精通詩、書、文、印。張聞天、陳毅在1920年代初還曾做過文學夢，寫白話小說。更老一點的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何叔衡、謝覺哉、徐特立，舊軍人出身的朱德、葉劍英，均是舊體詩老手。甚至連思維方式“理性”得有些鑽牛角尖的王明，也曾用大白話寫了不少五言和七言詩。

撿拾共產黨人的歷史，還有一種景觀讓人唏噓感慨。那些成為烈士的著名共產黨人，不少人都留有詩作。在告別生命前，許多是連同尚未度過的青春一同告別的，也習慣於以詩明志。其中，李大釗、蔡和森、何叔衡、劉伯堅、袁國平、李少石、續范亭、許曉軒、賀錦齋、楊匏安、吉鴻昌、宣俠父留下的是舊體詩，劉伯堅、惲代英、周文雍、羅世文、車耀先、夏明瀚一大批人寫的獄中詩、絕命詩、就義詩，也屬於舊體。方志敏、關向應、彭湃、柔石、殷夫、林路基，以及葉挺、趙博生、楊靖宇、李兆麟這類戰將的遺作，則屬於新詩。有的烈士，如鄧中夏、瞿秋白，即寫新詩，又善舊體。

二，詩性之風的文化和政治影響

無論新詩還是舊體，都是共產黨人在獨特文化土壤上必然長出的革命理想之花。因為他們選擇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仰，特別吸引人，特別能夠產生出詩的激情和想象，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人“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他們干事業拼理想，拼人格，拼智慧，拼力氣，這若干的拼勁，有時候便“擠”出一片詩性的天地來。陳毅在南方一個叫梅嶺的地方被敵人包圍,“慮不得脫”，自以為今日必死，死前想做的事情，竟是寫詩，寫了什麼詩呢？“此去泉台集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就是說到了陰間，還要率領那些先死的舊部們扯旗造反。寫詩和革命都到了不要命的程度，進而讓寫詩和革命實現了相互間的無縫對接和一體融合。共產黨人在那個年代寫詩是件尋常事，在領導層形成一個詩人群體，也屬必然。毛澤東的詩性才華，正是在這樣的文化土壤上得以張揚宣達，進而成為這個詩人群體的領袖的。

共產黨人的政治影響，在相當程度上也包括其詩性的文化影響。1945年，毛澤東便把共產黨人的詩性之風帶到了重慶，這不僅指他的一首《沁園春•雪》，讓各色人等見識了共產黨人的“文採”“風騷”，還指他同國民黨大員交往時，也把詩詞作為上佳的溝通方式。1945年９月６日赴陳立夫、於右任、葉楚傖等人的午宴，席間稱道於右任1941年拜謁成吉思汗陵后寫就的小令《謁成陵》，還隨口念起：“興隆山畔高歌，曾瞻無數金戈。遺詔焚香讀過，大王問我，幾時收復山河？”這就自然洒脫地向對方傳達了共產黨人對詩人佳作的欣賞，對佳作背后的民族立場和愛國情懷的稱贊。

毛澤東與柳亞子的交往，更展露出共產黨人的詩性之風與民主人士在文化上的共鳴。兩人詩心互動，唱和不少，交往特別。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49年進北平之初，毛澤東到頤和園柳亞子住處拜訪，柳正在午睡，毛澤東便站在院內太陽底下靜靜等候。此番情態，與“作秀”無干，根本上是精神文化上的一種默契和尊重。柳亞子是詞壇泰斗，是近代以來精神文化界的狂狷奇士。毛澤東1937年給何香凝的信中曾評價柳亞子：“像這樣有骨氣的舊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個拿句老話說叫做人中麟鳳。”他拜訪柳亞子時所尊敬的，當是“人中麟鳳”的文化人格。而毛澤東自身的文化人格，也躍然而出。現在許多人，包括一些擁有詩性的共產黨人，比較容易被各種利益異化，柳亞子一生則不被異化，雖然不太像一個掌握政治藝術的革命家，但他一生執著率直，詩性真切，在今天的正面價值不小。當然，特立獨行的率真，也造成了他的歷史局限。但是，率直真切的詩性，是不能否定的，它常常能夠逼近文化底蘊，靠近理想人格。毛澤東的尊柳之舉，也並非全然是從統戰工作角度出發的。

三，不曾衰減的詩性之風

回到黨內領導層的詩人群體。他們的詩性之風和創作狀態，大都還保持到了晚年。前些年曾看到朱德親屬向四川儀隴朱德紀念館捐獻的一批朱德生前遺物，其中有本1976年2、3月號的大字合訂本《詩刊》，看來是為當時的一批老同志特印的，朱德在上面親筆寫有“1976年4月30日讀完”字樣。新編本《朱德詩詞集》收入最晚的一首詩寫於1976年2月，那時他已經整整90歲，不到半年就逝世了。葉劍英80歲的時候，寫下“老夫喜作黃昏頌，滿目青山夕照明”的名句。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早在延安時期便成立了“懷安詩社”，新中國成立后仍時相唱和。董必武1975年3月5日創作《九十初度》，稱“五朝弊政皆親歷，一代新規要漸磨”，不到一個月后即逝世。異常忙碌的周恩來詩作不多，但1958年11月17日給鄧穎超的信中卻提到：“有一夜激於志願軍的感人戰績，又臨紀念鄭振鐸、蔡樹藩等遇難烈士大會前夕，思潮起伏，不能成寐，因成歪詩一首，送給陳總校正，仍感不能成詩，遂以告廢。”周恩來寫的這首詩已交《人民日報》排印，是在發表的前一天主動撤下來的。陳毅在新中國成立后，填表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在擅長何種文學樣式那一欄，填的是“寫詩”，並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創作了大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古風、律詩、絕句。

顯然，由早期革命家組成的詩人群體，沒有呈“高開低走”之狀，他們的詩性之風沒有因為革命勝利而衰減，建設年代仍然有許多新的事物、新的問題激發著他們的詩情。

毛澤東一生對詩詞的愛好和創作，對這個群體的影響顯而易見。1973年冬天，80歲的毛澤東以老病之軀整理出一套自己的詩詞定稿，說明他內心對其詩人定位還是在乎的。也是在這一年，他寫了最后一首作品《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和這個詩人群體的互動不少，詩性之風一派暢然。互動方式，包括請別人改詩和為別人改詩，他和別人的詩或別人和他的詩，還有就是相互欣賞論詩。董必武1959年12月讀到毛澤東的《讀報詩》，在一月之內寫了好幾首和詩，並在詩前小序說，“前在廣州讀毛主席讀報蛙字韻詩已奉和二律，近讀其繼作，語長心重，感慨萬端，興婉而微，發人深省。再為二長句和之”。胡喬木或許是受到黨內領導層詩性之風的感染，在1964年開始學寫舊體詩，先后創作了16首和27首作品，均送毛澤東修改，花去毛澤東不少功夫。葉劍英聽說后，急切地托人找來改稿，連夜體會，連夜退回，對人說毛澤東的修改是“一字千金”。胡喬木的《詞十六首》於1965年元旦在《人民日報》發表，陳毅當天致信胡喬木：“那天在主席處，主席說，喬木詞學蘇辛，但稍晦澀。”至於陳毅請毛澤東改詩，因公開發表了毛澤東1965年7月21日給陳毅的那封專門論詩的信，已廣為人知。毛澤東讀到葉劍英發表在《光明日報》的《七律•望遠》，頗為欣賞，於1965年生日那天靠記憶書寫下來送給前來探望的親屬。對這個詩人群體的創作特點，毛澤東也時有點評。他在給陳毅的信中說：“如同你會寫自由詩一樣，我則以對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劍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學律詩，可向他們請教。”1975年又對人講：“董老的詩醇厚嚴謹。陳毅的詩豪放奔騰，有的地方像我，陳毅有俠氣、爽直。葉劍英的詩酣醇勁爽，形象親切，律對精嚴。他們都值得我學習。”

黨內領導層的詩人群體，不是一般文人興趣的投合，他們都是政治家，詩作雖不乏閑適雅趣，更多的詩情共鳴則來自世事大勢，是合時而著的理念、共同實踐的基礎和未來理想的一致，把他們聚在了一起。同時，他們也不簡單把詩詞作為政治表達工具來運用，更非晃著半瓶水出於其他什麼目的來附庸風雅。他們講究聲韻格律，深研創作規律，真正把寫詩當作了一件嚴肅而高雅的事情。

四，啟示何在

革命的勝利當然不是靠寫詩寫出來的，國家也不可能靠寫詩就能建設好發展好，這方面我們有1958年民歌運動和放各種“文藝衛星”的教訓。但是，“莫言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盡解詩”。唐代有個叫陳陶的人，在沛縣劉邦老家看到他唱《大風歌》的地方，油然吟出這兩句詩。但凡是英雄，大概多少有些詩書胸臆。回頭看中國共產黨內的革命家和那些兼擅詩詞的英雄先烈，何嘗不是如此？再回頭尋覓黨內領導層的詩性之風，似乎又添一層啟發：政治家們在業余時間如果真正把學詩寫詩當作一件嚴肅的事情來做，風雅是可以上升為高雅的，舊俗也會成為脫俗。高雅脫俗的詩性之風，固然不能夠保証人們不去做低俗之事，但畢竟能言志明志，折射追求和境界﹔有時候，或許還可適當緩解去做低俗之事的沖動。所謂“詩教”“詩養”，或此之謂也。

原載《新湘評論》2015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