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問題研究

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問題研究

蔣建農

關於遵義會議是否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問題，長期以來學術界形成了“確立說”“重新確立說”“實際上確立說”“沒有確立說”等幾種觀點。那麼，遵義會議到底是否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呢？筆者圍繞這個問題，談些看法。

探討遵義會議是否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問題，可以從“遵義會議”和“遵義會議時期”兩個概念，即從遵義會議本身和從遵義會議的醞釀、召開及其決議的最后通過乃至下發、傳達與貫徹這一完整的歷史過程進行考察。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偉大轉折，為了更准確地認識它在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問題中的重要作用，本文把研究的視野往前回溯到紅軍長征開始后遇到的幾次大的挫折、往后延伸到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和中國革命新高潮的興起。

一

首先看遵義會議召開前的情況。

第一，毛澤東是在危急關頭力挽狂瀾的首要人選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中央紅軍的主要締造者和中央蘇區的主要開創者之一，他在革命斗爭實踐中所摸索出的紅色政權理論、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和一整套切合中國革命實際的軍事思想與戰略戰術，是當時革命根據地由小到大、紅軍由弱到強的重要指針。但是，隨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在中央蘇區的貫徹和對紅軍指揮權的把持，在 1932年 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的軍事思想和作戰方針受到進一步的指責，毛澤東也被完全剝奪了對紅軍的指揮權。雖然在隨后進行的第四次反“圍剿”中，由於周恩來和朱德等繼續實行毛澤東既往的軍事方針，從而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圍剿”，但之后，受“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而採取的紅軍主力分兵出擊、地方武裝升級組建主力軍團准備與國民黨軍“總決戰”等軍事冒險行動，已經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埋下了伏筆。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后，奉行分兵把守、短促出擊、以堡壘對堡壘、決不喪失蘇區一寸土地等軍事教條主義主張，實際軍事指揮權逐步地為既不了解中國國情、更不了解蘇區實際的李德等所把持。他們實行一條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和退卻時的逃跑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導致第五次反“圍 剿”節節失利。1934年 5月廣昌戰役失敗后，在中央蘇區面臨失守的情況下，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三人團”，負責籌劃和領導紅軍的戰略轉移。此后，“左”傾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繼續發展，並最終使被迫進行戰略轉移的中央紅軍在湘江戰役后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險境地。慘痛的教訓教育了全黨和全軍，毛澤東成為他們心目中替代已經走投無路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指揮紅軍重新走向勝利的首要人選。

第二，毛澤東是紅軍轉兵貴州擺脫危機的主導者之一

當時，把持中央和紅軍領導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將擺脫危機的希望完全寄托於既定的到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上，他們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過頭來粉碎敵人的“圍剿”﹔毛澤東則在深刻洞察紅軍面臨的危險處境基礎上認為，當時最要緊的是如何盡快擺脫強敵的圍追堵截，掌握戰場的主動權。他堅決反對那種不顧蔣介石已經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幾萬大軍的口袋陣，還要硬往裡鑽的做法，明確提出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

轉兵貴州本來是依據當時的客觀實際為挽救危局而不得不採取的有效措施，卻因為觸及教條主義者僵化的軍事指揮問題而變得異常艱難。毛澤東通過運用“黨指揮槍”的原則和充分發揮黨中央集體領導的作用實現了這一轉變。

“黨指揮槍”是人民軍隊創建之初，在“三灣改編”時就確立的原則，並為各路紅軍在以后的斗爭實踐中所嚴格遵循。湘江戰役后，毛澤東力主轉兵貴州，經過在老山界的爭論和通道會議上的討論，得到了包括“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在內的多數同志的支持。此后召開的黎平會議，進一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的形式明確：“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遵義會議紀念館編《遵義會議資料匯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頁。）在 1935年 1月 1日舉行的猴場會議上，為了削弱“左”傾教條主義者對紅軍的指揮權，中共中央再次以政治局決定的形式強調：“關於作戰方針，以及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遵義會議資料匯編》，第 6頁。）這樣，不僅保証了轉兵貴州決定的實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正是因為成功地轉兵貴州，紅軍暫時擺脫了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得到休整之機，從而使全軍看到了希望，這是遵義會議能夠順利召開的重要前提。

第三，毛澤東是召開遵義會議的主要發動者

從長征開始，圍繞紅軍的前途和命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和絕大多數紅軍將領與“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斗爭漸趨白熱化。毛澤東不僅適時提出正確的進軍路線和作戰方針，而且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進行深入細微的工作，耐心細致地分析形勢，指出當時的軍事路線的錯誤。關於這一點，有很多眾所周知的史料為証，這裡不再一一列出。需要強調的是，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裡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把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的交流，稱之為“擔架上的陰謀”，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當時毛澤東除了主動地與相關同志在會下分別交流意見，更多的是在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等黨的正式會議上毫無保留地亮明觀點，直接與李德、博古等交鋒，表現出一個革命領袖不計個人得失，坦坦蕩蕩、表裡如一的氣度與胸懷。黎平會議正是根據毛澤東在會上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並決定到遵義地區后召開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參見 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修訂本）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0年版，第 167頁。）

總之，遵義會議前，廣大紅軍指戰員把扭轉危機的希望寄托於毛澤東重新出來指揮紅軍，而且毛澤東本人也已經義無反顧地回到了中國革命歷史的中心舞台上。

二

遵義會議正式開會的時間隻有三天，主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和確定紅

軍之后的行動方針。其主要成就有三：

其一，會議全面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之后軍事指揮的得失，集中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重新肯定了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及其戰略戰術，並將其確定為紅軍之后的作戰方針。這在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及絕大多數與會者的發言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其二，會議剝奪了“左”傾教條主義者的軍事指揮權，取消了“三人團”的軍事指揮體制，決定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在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陳雲文選》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3頁。）這標志著軍事指揮體制的轉變和毛澤東重新回到軍事指揮的最高決策層。

其三，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是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召開整整一年后，中央領導核心層的又一次重要變動。一年前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由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等為書記處書記。（參見《陳雲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48頁。）遵義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正式的組織決定，這標志著毛澤東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層。不僅如此，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長篇發言，得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和支持，周恩來發言時就全力推舉毛澤東來領導紅軍之后的行動。他的倡議得到多數人的擁護。（參見《周恩來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49頁。）　楊尚昆曾回憶說：“會上，許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領導全黨工作，這是眾望所歸。但毛主席不願意，說他身體不好，有病。”（《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18頁。）因此，遵義會議決定，俟后在“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陳雲文選》第 1卷，第 43頁。）在隨后醞釀更換黨的“總負責人”時，據周恩來回憶：

中央紅軍一渡赤水向雲南扎西行軍途中，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毛澤東找周恩來商量，把洛甫要求變換中央領導的意見告訴了他。周恩來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澤東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446頁。）可見，在當時大家的心目中，毛澤東就是黨的最高領導職位的首要人選，隻不過是因為他個人堅決不同意而作罷。

總之，遵義會議已經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這不只是因為他和周恩來、朱德一起承擔最高軍事指揮的職責，也不只是因為他成為黨中央最高領導層的核心成員，而加重了他在黨和軍隊的發言權，更主要的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命運轉折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毛澤東一貫力行的軍事路線和作戰方針重新為黨中央所接受，成為指引紅軍轉危為安的行動指南。

必須注意的是，不能簡單地因為當時毛澤東沒有擔任黨和軍隊的最高領導職務，而否定遵義會議已經確立了他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一事實。反過來問，遵義會議並沒有立即改變博古在黨內負總責的地位，那麼，他在遵義會議后還沒有移交職務給張聞天以前的那段時間裡所發揮的作用，能夠和毛澤東相比嗎？筆者以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及其以后一段時間裡之所以謝絕擔任最高領導職務，至少有如下三個原因：一是自黨的二大確立了與共產國際的組織隸屬關系后，我們黨主要領導人的更迭和重大的決策都要聽取甚至是完全秉承共產國際的意見。雖然在長征出發前夕，黨中央和紅軍總部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意外中斷，客觀上使得遵義會議能夠由我們黨自主召開並決定各項事宜，但是，能否立即全面更換原來經共產國際批准的黨和軍隊最高領導人選，是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不能不顧慮的問題。二是遵義會議是在黨和紅軍生死攸關的危急時刻召開的，當時最緊迫的是解決軍事路線問題。為順利解決這一問題，同時也是為避免更多的爭論和分歧，毛澤東等在遵義會議上非常策略地肯定“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遵義會議資料匯編》，第 9頁。）﹔會議雖然對博古等人進行了嚴厲批評，但是並沒有撤消他們的職務﹔會議採用恢復紅軍總司令和總政委領導體制的辦法，替代“三人團”的指揮機制，顯得更順理成章，便於人們接受。三是從操作層面看，毛澤東不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能更好地發揮民主集中制的作用，使領導決策更科學，更易於貫徹實施。上述做法，避免和減輕了因人事變動造成的震動和影響，維護了全黨與全軍的緊密團結和高度統一。在后來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博古、凱豐等一些在遵義會議上受到批評並仍然堅持自己錯誤觀點的同志，包括被剝奪軍事指揮權的李德，都堅定站在黨中央一邊，同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行徑進行斗爭。這也體現了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及其以后一段時間裡謝絕擔任最高領導職務這一做法的高超智慧和深遠考慮。

三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主要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在粉碎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爭取長征勝利方面

持“沒有確立說”觀點的論者，把 1935年3月 10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否決了毛澤東關於不同意進攻打鼓新場戰斗的意見，並免去毛澤東在一個星期前剛剛擔任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一事，作為重要論據。那麼，該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呢？

遵義會議后的四渡赤水之戰是決定黨和紅軍命運之戰，是在中央紅軍士氣最低落、身心最疲憊、處境最艱難的情況下進行的一場生死攸關的絕地反擊﹔對於被推到歷史大潮浪尖上的毛澤東來說，則是對其軍事指揮才能和軍事思想的最直接的檢驗。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面臨著如何維系黨和紅軍的團結、如何肅清“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軍事路線的影響、如何把因無根據地依托所造成的困難降到最低、如何克服高山大河等惡劣自然環境，特別是如何突破十倍於己的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等一系列嚴峻情況的挑戰。從軍事學角度看，指揮四渡赤水之戰有別於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毛澤東領導粉碎敵人“圍剿”時的戰役指揮，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事關紅軍生死和中國革命存亡的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戰役指揮。當時形勢之危急、問題之復雜、壓力之巨大、任務之艱險，在毛澤東的軍事生涯中可以說是空前的。從 1935年1月下旬離開遵義到 5月 9日全軍渡過金沙江，長達 4個月時間。在這期間，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安排並不是一下子就形成了的，而是隨著戰場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和充實。不要說紅軍作戰部隊的基層干部和普通戰士，就是在中央決策層和高級紅軍將領中，能夠完全理解毛澤東戰略意圖的也為數不多。特別是在當時的危急形勢下，客觀上也不允許把全局的作戰計劃悉數、及時告知分路行軍的各軍團首長。因此，質疑甚至是責難在所難免。打鼓新場之爭是當時大大小小諸多爭論之一，相對於過去“三人團”的獨斷專行而言，這是遵義會議之后軍事民主和黨內民主健康發展的新氣象，也是毛澤東重新肩負軍事指揮重任后的一個插曲。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並被免去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的當天晚上，一切以革命利益為重的毛澤東，又打著燈籠找周恩來反復陳述利害，打動了周恩來，繼而又說服了朱德。第二天中央政治局繼續開會，大家又都贊成了毛澤東的意見，放棄了進攻打鼓新場的計劃。鑒於戰場形勢瞬息萬變，3月 12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舉行會議，根據張聞天的提議，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這說明，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不僅沒有因為打鼓新場爭論而動搖，反而得到加強。

必須強調的是，當時即使是毛澤東也無法立即改變敵強我弱這一基本事實，他在指揮四渡赤水之戰時，隻能在客觀條件許可的范圍內去爭取最大的勝利。因為對敵情判斷不明，他也有過指揮土城戰斗和魯班場戰斗失利的事例。但是，和“左”傾教條主義者不同，毛澤東把打破敵人圍追堵截的現實任務和重建根據地的既定目標，有機地統一起來。他不為尋找新根據地所束縛，而是依據戰場實際，時而向北擺出同紅四方面軍會師的態勢，時而又回頭顯露出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趨向，把包袱甩給敵人，機敏地調動敵人，在赤水河兩岸與強敵周旋。這其中，至為重要的是採取了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正確的軍事路線。正如 2月 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的《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所指出的：“為了有把握地求得勝利，我們必須尋求有利的時機與地區去消滅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應該拒絕那種冒險的沒有勝利把握的戰斗。因此，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 448頁。）他根據敵情變化，率領中央紅軍反復往返於赤水河兩岸，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於己的國民黨幾十萬大軍中往來穿插，徹底改變了遵義會議前紅軍的被動局面，牢牢掌握了戰場主動權，在驚濤駭浪中殺出一條生路，最終擺脫敵人重兵的圍追堵截，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

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8月 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沙窩會議調整常委們的分工，正式決定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 467頁。）這表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前后的軍事指揮得到黨中央的充分肯定，他成為黨內“在軍事指揮上最后下決心的負責者”。長征抵達陝北后，11月 3日，毛澤東擔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1936年 12月 7日，毛澤東又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從此一直到逝世，他始終是人民軍隊的最高領導人。

第二，在維護和促進全黨、全軍的團結方面

學術界在論及遵義會議時普遍認為，當時隻集中解決了軍事路線和軍事指揮問題，沒有觸及政治路線問題。一般來說，政治路線是指黨的綱領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的確，遵義會議沒有解決黨的政治路線中如何正確對待中間階級的問題（這是八七會議和黨的六大以后長時間沒有解決的問題），更沒有涉及九一八事變后因中日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黨的政治路線應該做相應轉變的問題。但是，遵義會議時期的黨內斗爭，卻大量涉及與政治路線息息相關的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以及黨內政治生活方面的內容。遵義會議決議就強調：

“必須指出這種錯誤對於 ××同志（指博古——引者注）不是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而是部分的嚴重的政治錯誤。但這一錯誤如果堅持下去，發展下去，則必然會走到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資料匯編》，第 26頁。）遵義會議時期，從轉兵貴州和相繼在川黔邊、川西、川滇黔、川陝甘探索進軍方向，到最后確定在陝甘地區建立根據地，是依據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認真分析進軍方向地區敵我力量、階級關系、民族狀況和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后，逐步明確的﹔糾正“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軍事路線、改變軍事體制、調整和充實中央領導核心、重新起用過去受到錯誤打擊的同志等，是通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堅持集體領導、完善黨的組織路線來實現的﹔而積極地開展黨內斗爭、堅持民主集中制、貫徹黨指揮槍的原則和堅決維護黨中央的權威與團結統一，則是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有力武器。毛澤東重申並進一步闡明了上述原則、方針和思想，融會貫通地將其運用於遵義會議時期的偉大斗爭實踐，克服了“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分裂主義的嚴重挑戰，極大地維護了全黨和全軍的團結，為最終戰勝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和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困擾，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提供了思想保証和組織保証。

第三，在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和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方面

能否找到和建立新的根據地作為立腳點，關系到紅軍能否真正轉危為安，也關系到長征最終能否勝利。肩負軍事指揮重任的毛澤東在創建新根據地的斗爭中也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率領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他將尋找新根據地的目光投向了中國西北。毛澤東主要基於以下考慮：

首先，上世紀 30年代，中國革命的中心發生轉移。（參見蔣建農：《中國革命中心的北移與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戰略地位》，《黨的文獻》2013年第 4期。）在傳統的革命中心——中國南方，自叛變大革命后建立起南京國民黨新軍閥政權的蔣介石集團，在與新舊軍閥的混戰中逐漸勝出，並在 1928年底從形式上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其反動統治日漸鞏固﹔而北方的反動封建統治勢力自辛亥革命起，迭遭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力量的打擊，並在與國民黨新軍閥的混戰中落敗﹔與此同時，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華北危機，抗日救亡運動風起雲涌，中國北方成為新的革命高潮的風暴眼。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親身經歷了南方各路紅軍反“圍剿”的失敗與根據地的喪失，以及遵義會議后在川西和川滇黔等地建立根據地的努力落空，對中國革命中心自南向北大轉移的歷史趨勢，產生了切身體會。其次，為了得到更可靠、更有力的戰略依托與支持，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把進軍的方向指向與蘇聯接壤的中國北方和西部地區，向西北進軍，“打通國際線”，成為這時確定戰略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再者，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拯救中華民族於危機之中，一直是毛澤東關注的焦點。在中央蘇區他領導發動寧都起義時一個很重要的旗號就是“聯合抗日”﹔以他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不僅在 1932年 4月就發表宣言，正式對日“宣戰”，還曾與愛國抗日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簽訂了抗日停戰協定﹔作為配合主力紅軍戰略轉移重要棋子的紅七軍團和紅二十五軍，都是以“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遣隊”的名義踏上戰略轉移征途的。在剛剛擺脫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后，毛澤東就在1935年 6月 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明確提出：要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放棄華北，並認為“這最能動員群眾”。（《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 461頁。）這樣他就把北上抗日與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進軍方向聯系起來，實際就是把革命低潮時的退卻（被迫尋找立足的新根據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進攻聯系起來了。

在與張國燾的分裂行徑進行堅決斗爭的過程中，1935年 9月 9日，毛澤東率紅一、三軍（即紅一、三軍團，后改稱陝甘支隊）先期北上后，又對其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作了局部調整。9月 27日，在榜羅鎮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毛澤東等根據新了解到的陝北還保存有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這一新情況，確定前往陝北，在那裡保衛和擴大根據地，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抵達陝北后，毛澤東和黨中央，一方面系統闡述了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思想，完成了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全面調整了政策策略，下大氣力開展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並制定了以西北地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帶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方針，最終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與此同時，毛澤東及其戰友們先后勝利地部署和指揮了直羅鎮戰役、東征戰役、西征戰役、山城堡戰役等。此外，他們還直接領導了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和策應因發動西安事變而遭國民黨中央軍進攻的東北軍、西北軍的軍事行動。這些軍事行動和紅二、四方面軍的北上，以及西路軍的英勇遠征，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圍剿”，大大拓展了蘇區，使原來的陝甘蘇區發展成為以延安為首府，轄陝西、甘肅、寧夏三省 26個縣、200萬人口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這標志著長征獲得最終的勝利和國民黨軍圍殲紅軍企圖的徹底破產，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有了新的落腳地和出發點，中國革命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掀起了新的高潮。

總之，遵義會議本身雖然並沒有推舉毛澤東“在黨內負總責”，也沒有讓他成為“最后在軍事指揮上下決心的負責者”，但是，在貫徹和運用遵義會議精神的過程中，在領導各路紅軍粉碎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並取得長征勝利的英勇斗爭中，在克服“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分裂主義挑戰、維護全黨與全軍團結統一的過程中，在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的艱辛探索中，在完成黨的政治路線的轉變並最終促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歷程中，毛澤東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領導作用，成為全黨和全軍當之無愧的領導核心。

四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是這段歷史親歷者的共識。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陳雲非常清楚遵義會議並沒有推舉毛澤東擔任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職務，但是，他在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報告遵義會議情況時就表明：“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陳雲文集》第 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5年版，第 9頁。）張聞天遵義會議后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他在 1943年 12月明確指出：“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遵義會議資料匯編》，第 89頁。）　鄧小平在遵義會議前夕剛剛再任中央秘書長，他在 40多年后審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時，明確要求刪掉原稿中“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領導地位”一語中的“實際上”三個字。他說他當時是黨的秘書長，是遵義會議的與會者。會后的行軍中，他和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盡管名義上毛澤東沒有當什麼總書記或軍委主席，但他實際上對軍隊的指揮以及在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 （參見鄧力群：《介紹和答問——學習〈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出版社 1981年版，第 68頁。）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這一事實，也被載入中國共產黨的歷史。1945年 4月21日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樣評價遵義會議：“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1981年 6月 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后能夠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勝利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總之，中國共產黨經過成立后的長期磨難與錘煉特別是遵義會議前后血與火的洗禮，已經成長為一個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形成了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組成的穩定的領導核心，他們和一同參加過遵義會議的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同志，以及經過長征到達陝北的任弼時等同志，后來成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如果沒有這個穩定、成熟的領導群體，就不可能在遵義會議上開始獨立自主地確定自己的路線，從而否定“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並剝奪其領導權，長征就不可能出現根本轉機﹔如果沒有在四渡赤水等生死較量中的檢驗，遵義會議的精神就得不到切實傳達和貫徹，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他所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就不可能得到鞏固，也就不可能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取得長征的主動權﹔如果沒有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及其堅強有力的領導，就不可能戰勝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所造成的嚴重危機，也就不可能有各路紅軍會師西北，並最終取得長征的偉大勝利。陳雲當年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就把黨的成熟作為長征勝利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我們黨真正成熟起來了，尤其是黨的領導人成熟了。它在國內戰爭的炮火中得到了鍛煉，的確變得有能力領導像我們的西征這樣光榮偉大的事業。”（《陳雲文集》第 1卷，第 27頁。）

〔作者蔣建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80〕

（責任編輯：高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