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好中國故事的典范——毛澤東“長征組詩”的意義

講好中國故事的典范

——毛澤東“長征組詩”的意義

蘭書臣

在《毛澤東詩詞集》中，收入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時期的詩詞作品共九首，即《十六字令三首》《憶秦娥·婁山關》《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沁園春·雪》（正編）及《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副編）等（或說十首，包括《清平樂·會昌》在內）。因屬同一歷史時期的作品，習稱毛澤東長征詩詞。這裡所說“長征組詩”，則強調它們是一種組合、一個系列。以此命名，似更有利於從整體上理解和把握它的意義。

毛澤東“長征組詩”，取材於關系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的大主題、大事件，成功地講述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故事，不僅讓國內，而且讓國外很多人由此而得知英雄的紅軍和偉大的長征精神，從而具有深遠意義。“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長征組詩”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典范。中國共產黨所締造和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所培養和形成的長征精神，以壯麗詩篇的形式深入人心、永駐青史。

（一）從內容看，“長征組詩”主要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宣傳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宣傳了人民軍隊的英雄氣概。

對於“長征組詩”諸首，海內外已多有研究，且不乏深度好文。但側重專篇分析者居多。將其作為一種組合，一個系列進行綜合研究，則有待重視和加強。

典型分析與綜合研究，是認識事物的兩種不同方法。在典型分析的基礎上進行綜合研究，對同一對象，從新的角度加以審視將會有新的發現。

在內容上，毛澤東“長征組詩”主要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宣傳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宣傳了人民軍隊的英雄氣概。

關於中國共產黨。“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十六字令三首》其三）詠物之詞，狀山之堅，寓意深遠。自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初開始，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加緊對中國的侵略，繼武裝佔領我東北三省，又圖謀進犯華北等地，寇深禍亟。國難當頭，民族危急。所謂“天欲墮”，正是指這一形勢而言。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悍然發動震驚中外的“9·18”事變，中國共產黨在揭露批判蔣介石反動政府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反人民賣國投降政策的同時，即領導和影響著東北各種群眾抗日武裝直接同日本帝國主義展開了英勇的斗爭。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行動，遭到了蔣介石反動政府的拒絕和打壓。紅軍長征是被逼出來的，突破蔣介石國民黨反動軍隊的“圍剿”，作陣地大轉移，北上抗日，目的是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國共產黨作為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肩負著歷史重任。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紅軍遠涉萬裡，急趨而前，所求者救中國，所事者抗日寇。”對於《十六字令三首》其三，有論者指出：“第三首，寫山之堅，寓意更加顯明。這個刺破青天的劍鋒又是聳立兩間的擎天柱，豈不正是中國共產黨的象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勝利。毛澤東對紅旗有著很深的情結，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的詩詞作品中，曾多次寫到紅旗。“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清平樂·六盤山》）歌詠紅旗的詩句，同樣也出現在“長征組詩”中。紅旗是革命的象征，紅旗是黨的標志。六盤山，在今寧夏固原境內，紅軍長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翻過六盤山不遠，就到陝北了。毛澤東曾強調指出：“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去。” “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沁園春·雪》）作者原注：“末三句，是指無產階級。”當然，也是指這個階級的政黨，即中國共產黨。

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長征，作為中國的三支主力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二方面軍、第三方面軍）的陣地大轉移，放棄原有陣地，突破敵人包圍，轉移到新地區，是為了實現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偉大目的的戰略之舉，其行為主體是中國工農紅軍，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詩言志”，“詩緣情”，毛澤東“長征組詩”講好中國故事，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寄予了飽滿的熱情。組詩雖主要反映紅一方面軍，即中紅軍主力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出發作戰略大轉移，但從詩的角度解讀，卻是包括了全體紅軍在內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等閑”，“更喜岷山千裡雪，三軍過后盡開顏”（《七律·長征》），該詩的開篇和結尾都直接寫到這支人民軍隊。“三軍”，古時軍隊曾有分中、上、下或中、左、右三軍的，以后泛指整個軍隊。甲骨卜辭有“王作三師，右、中、左”，說的是商代史事。“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清平樂·六盤山》）“長纓”，長繩，指軍隊。詩用漢武帝時終軍出使南越（古國名，今廣東、廣西一帶），請授長纓，說要把那裡的國王縛住帶回來的典故。同時，化用南宋劉克庄《賀新郎》詞：“問長纓何時入手，縛將戎主？”“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講的是中央紅軍主力到達陝北吳起鎮時，寧夏馬鴻逵、馬鴻賓部的騎兵尾追了上來，毛澤東和彭德懷擬寫了一份電報，主張給馬家騎兵一個打擊，以防把敵人帶進根據地的故事。擊敗敵騎兵后，毛澤東乘興寫下了這首詩。彭德懷收到這首詩后，將詩的末句改為：“唯我英勇紅軍。”毛澤東“長征組詩”，不僅寫到了“紅軍”，寫到了“三軍”，寫到了“大軍”，而且還寫到了“將軍”，即人民軍隊的高級指揮員。

關於人民軍隊的英雄氣概。毛澤東指出：“中國國內戰爭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戰爭一樣，基本的戰斗形式隻有攻防兩種。中國內戰的特點，是‘圍剿’和反‘圍剿’的長期地反復和攻防兩種戰斗形式的長期地反復，並且包括著一次一萬多公裡的偉大的戰略轉移（長征）這樣一種東西在裡面。”又說：“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余裡，縱橫十一個省”﹔“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憶秦娥·婁山關》）﹔“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清平樂·六盤山》），英勇的紅軍將士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戰勝了千難萬險，奪取了長征的偉大勝利。“長征精神”是極可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國共產黨對於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是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根本底色。

毛澤東“長征組詩”講好中國故事，除上述內容外，還包括憂患意識、大局觀念、團結精神、革命樂觀主義等。而所有這一切，經過藝術加工和提煉，得以深入人心並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二）從方法看，“長征組詩”巧妙運用比、興、賦，特別是賦中亦有比、興的詩詞表現手法，勾勒了紅軍長征的壯麗畫圖，刻劃了人民軍隊的英雄形象，創造了為實現崇高理想而英勇奮斗的高遠意境。

詩作為一種文學體裁，不同於小說、散文等，小說以故事情節取勝，而詩卻主要是靠形象思維，靠豐富想象，靠比喻、夸張、含蓄等以完成其藝術使命的。但不排斥講述故事，一些杰出的敘事詩，被稱作“史詩”也是這個道理。

“比、興、賦”，在《致陳毅》（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的專門談論詩詞的信札中，毛澤東有著具體的解釋：“又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然其（賦）中亦有比興，是一嶄新的觀點。它告訴我們，比、興兩法，包括賦中之比、興，是貫穿於詩詞創作全過程和諸方面的。毛澤東“長征組詩”講好中國故事，充分體現了作者的這一詩詞創作理論。

《七律·長征》逕以“長征”為題，“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是賦的方法，賦中亦有比、興。它為人們勾勒了一幅紅軍長征的壯麗畫圖，人們對紅軍長征的形象了解，亦多從中得之。萬裡長征，千回百折，順利少於困難不知有多少倍。英雄的紅軍將士開動雙腳，翻越了無數高山，跨過了眾多河流。“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礡走泥丸”，詩中僅拈出五嶺、烏蒙二山作為典型，以點代面。“細浪”、“泥丸”，用“比”，“以彼物比此物也”，是“等閑”之意，旨在反映和表現紅軍將士不怕困難，藐視困難的英雄氣概。“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隻舉金沙江、大渡河為例。“暖”、“寒”，用“興”，“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即“更喜岷山千裡雪，三軍過后盡開顏”。《憶秦娥·婁山關》講的是遵義會議后紅軍攻打婁山關的戰斗故事。“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如鐵”、“如海”、“如血”，是賦中用“比”﹔而“蒼山如海，殘陽如血”，作為該詞末句，是賦中用“興”，似可看作倒裝筆法，以引起所詠之詞：“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關山、霜月、鳴雁、馬蹄、喇叭……一路迎送陪伴長征途中英雄的紅軍將士，斬關奪隘，一往無前。這只是壯麗畫圖中的一幅。二萬五千裡長征，一路上故事聯翩，畫圖迭出，娓娓道來，美不勝收。

毛澤東“長征組詩”不僅勾勒了紅軍長征的壯麗畫圖，而且刻劃了人民軍隊的英雄形象。英雄形象的刻劃，不是明說，而是暗喻，有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花。因此，也就更有詩意、詩味。試看，“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十六字令三首》其一）雖沒直說策馬登山者為誰，但紅軍威武雄壯的英雄形象卻巍然矗立，動人心魄。“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清平樂·六盤山》）前句用“興”，以引起后句所詠之詞，旨在謳歌紅軍將士是英雄好漢，但又不直說。然而，紅軍是英雄，是好漢的結論，卻在否定之否定中加以肯定。“不到長城非好漢”，斬釘截鐵，擲地有聲，既是決心，也是精神，不斷進取的革命意志，銳不可當，堅不可摧。“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詩之狀集體，氣勢磅礡﹔寫個人，叱咤風雲。紅軍將士馳騁疆場，凜不可犯的英雄形象，躍然紙上，呼之欲出。

毛澤東“長征組詩”，並沒有停留在畫圖勾勒、形象刻劃上，更突出的是意境創造，即古人所說的“境生於象外”。寫於紅一方面軍1936年2月由陝北准備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省西部，即作者所說“初到陝北看見大雪時”的《沁園春·雪》，是“長征組詩”，同時也是毛澤東所有詩詞中公認的巔峰之作。詞之上闋寫景，下闋寫人，在意境生發上用力尤多。作者自注：“雪：反對封建主義，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側面……末三句，是指無產階級。”這首詞意境高遠，大破大立，破（批判）字當頭，立（歌頌）在其中，成功創造了以紅裝素裹之“晴日”烘托映襯今朝之“風流人物”的大美意境，是匠心獨運的藝術結晶。寫於1935年10月長征途中翻越昆侖山支脈——岷山的《念奴嬌·昆侖》，作者自注：“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別的解釋不合實際。”“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創造了把中國和世界聯系在一起，關心和解除民間疾苦，實現世界大同理想的高遠意境。從一定意義上講，以上兩首，是姊妹篇。其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將如此重大而艱巨的革命任務付諸詩篇，立意取象，用具體形象來表達和完成，而不是“標語化”、“口號化”的一般宣傳，其藝術性之高超，為我們樹立了典范。《毛澤東詩詞集·出版說明》指出：“正編四十二首詩詞，都經作者校訂定稿……都是作者生前發表過的。這些詩詞一般地說是作者的上乘之作，奠定了他作為偉大詩人的歷史地位。”准此，是否也可認為，“長征組詩”是毛澤東詩詞的主體和骨干，在奠定他作為偉大詩人的歷史地位中，起到了基石與支柱的作用。這是因為，《十六字令三首》《憶秦娥·婁山關》《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特別是《沁園春·雪》，都創作於紅軍長征時期，是毛澤東詩詞中的顛連高峰。

在立意、取象、選韻、遣詞、構篇等詩詞創作的諸步驟中，立意首當其沖，亦最見功力。意境高遠是詩詞創作的最高境界。毛澤東“長征組詩”講好中國故事，其成功之處也集中體現在這一點上。

（三）從傳播看，“長征組詩”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迅速傳播並且大量印行，為人們所喜聞樂見，從另一個角度和側面檢驗了它的成功。

毛澤東詩詞的問世，從迅速引起人們高度關注到在國內外的大量出版發行，最早是從“長征組詩”的《七律·長征》《清平樂·六盤山》等開始的。

《七律·長征》一詩，新中國成立前在國內已見諸書報雜志：1937年4月，北平出版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首次刊載該詩。1942年8月1日，新四軍主辦的《淮海》﹔1942年8月20日，《阿英日記》﹔1947年10月，冀南書店出版的《兩萬五千裡》﹔1948年7月1日，東北解放區出版的《知識》雜志﹔1948年8月2日，上海出版的《解放日報》，曾先后刊登。

《七律·長征》是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毛詩。

1936年7至10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毛澤東親贈手書《七律·長征》。嗣后，埃德加·斯諾在其所著《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中，第一個將這首詩向世界公布，並稱毛澤東“是一個既能領導遠征又能寫詩的叛逆”。該書在英國和美國發行后又在中國出版，立即引起轟動，創造了在一個多月內連續5次再版的紀錄。繼之，又在國外華僑所在地印行，一時成為暢銷書。胡愈之《西行漫記》中文重譯本序指出：“它在全世界有億萬的讀者。”可見《七律·長征》一詩的受眾之廣，影響之大。

《清平樂·六盤山》一詞，迄今所見，至少有11件作者手跡存世。最早為1938年11月李公朴偕夫人張曼筠到延安，28日晚毛澤東接見他們時，在張曼筠所作《長城》畫幅上親筆題寫了《清平樂·六盤山》一詞，豎寫，無標題，落款：“小冊有長城圖素，書舊作一首，以應公朴先生之囑。毛澤東。”1941年12月5日，由樓適夷等合編的《奔流新集之二·橫眉》，以《毛澤東先生詞（長征時作）》為題公開發表，是《清平樂·六盤山》第一次在國內面世。1942年8月1日，新四軍《淮海報》副刊登載呂平《兩首詩》一文，介紹了毛澤東的《長征詩》和《長征謠》。“總之，這首詞在當時已廣泛傳誦在紅軍戰士和革命群眾中間，極大地鼓舞了抗日軍民的革命斗志。”（張嵩《試論<清平樂·六盤山>的內涵及其重大現實意義》）迄今為止，《清平樂·六盤山》至少在28個國家和地區，被譯成40多種語言文字，是毛澤東詩詞中翻譯語種最多的作品之一。

1945年，《沁園春·雪》在重慶談判時發表，更為毛澤東贏得了詩名。

出生於英國的美國作家、詩人羅伯特·佩恩，1946年訪問延安，搜集毛澤東《七律·長征》《清平樂·六盤山》《沁園春·雪》三首詩詞，並於次年在紐約出版了《永遠的中國》續集《中國的覺醒》，在該書中，收錄了上述三首詩詞。它構成了毛澤東“長征組詩”主要作品首次且較為集中地在國外翻譯發表的歷史。一些歐美學者也正是通過這本書，開始接觸和了解毛澤東詩詞的。

國外第一部毛澤東詩詞集是俄文版的《毛澤東詩詞十八首》。該書由著名漢學家費德林和艾德林主編，蘇聯莫斯科真理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初版印數即達15萬冊。包括“長征組詩”在內，毛澤東詩詞被譯成英文后，又以俄、德、意、日、荷、西、葡、印尼、匈、捷、朝、越、泰、希臘、羅馬尼亞、阿拉伯、世界語等數十種語言文字，在世界各地廣泛傳播。據美籍華裔聶華苓等的統計，截至上世紀末，“已經出售的毛澤東詩詞集達7500萬冊，完全比得上有史以來所有用英語寫作的詩人的詩集的總和”。長期參與毛澤東詩詞英譯工作的葉君健稱：“毛澤東詩詞在世界流傳之廣，恐怕要超過《毛澤東選集》本身。因為作為文學名著，它的欣賞價值更高，群眾性強，遠如南美的巴拉圭和地中海一角的希臘都有毛澤東詩詞的譯本。這些譯本，絕大部分是根據北京外文出版社的英譯本轉譯的。”（何聯華《詩詞動四海 吟誦遍五洲——毛澤東詩詞的國際影響》）

1957年，毛澤東詩詞18首在《詩刊》創刊號發表，其中“長征組詩”竟佔半數之多。毛澤東詩詞對中國當代詩壇的影響，“長征組詩”發揮了主導作用。

毛澤東詩詞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世界的。毛澤東詩詞特別是“長征組詩”，是世人認識和了解中國共產黨，認識和了解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認識和了解人民軍隊根本底色的重要“窗口”。

（四）從意義看，“長征組詩”取材於關系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的大主題、大事件，在整體上構成了一部具有崇高美學價值的敘事史詩，對今天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以及發展和繁榮包括詩詞在內的文藝創作事業亦不無裨益。

在探討了毛澤東“長征組詩”的抒寫內容、表現手法以及傳播影響的基礎上，不禁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長征組詩”是怎樣成為精品力作的，其歷史和現實意義又如何呢？

長征的意義決定了“長征組詩”的意義。

毛澤東曾經專門論及長征的意義，指出：“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在具體講到“長征是宣傳隊”時，強調：“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這一科學論斷對從整體上理解和把握“長征組詩”的意義，無疑會有很大裨益。以詩詞形式講好中國故事，使毛澤東本人所揭示的長征意義，更藝術化和典型化了。

歷史已經証明，並且繼續証明，以詩記史，也是一種宣傳，一種面向億萬受眾的真理普及，而且宣傳和普及的對象、范圍、效應，還在不斷地擴展、延伸和深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中國故事都具有極大的魅力。

黑格爾在《美學》一書中指出：“史詩是一種韻文的形式，記錄對一個民族的命運有著決定影響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歌頌歷史人物業績的文學體裁。”又說：“史詩以敘事為職責，就須用一件動作（情節）的過程為對象，而這一動作在它的情境和廣泛聯系上，須使人認識到它是一件與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關的意義深遠的事跡。”

毛澤東“長征組詩”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典范，它“記錄對一個民族的命運有著決定影響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歌頌歷史人物業績”，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在時代舞台上導演了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創造了“意義深遠的事跡”。二萬五千裡長征，作為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作為開天辟地的壯舉與偉業，關系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的命運。不僅對國內，而且對國外的廣大聽眾，講好這樣的中國故事，是一件為之不易的大事。毛澤東“長征組詩”的意義，與“意義深遠的事跡”即長征本身，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沒有長征，也就沒有“長征組詩”﹔“長征組詩”的產生和傳播使長征和長征精神永遠活在人們心裡，二者是競相生輝、相得益彰的。

在重視和強調培養“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四有軍人”，努力實現“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強軍目標的今天，作為人類寶貴精神財富的長征精神，其教化功能、鑄魂作用不也非常現實和重要嗎？

長征精神的功能與作用，不限於國防和軍隊建設領域，對於其他各條戰線、各個行業的人來說，也同樣適用。

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勇於“突圍”，戰勝困難，它鼓舞和激勵人們，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步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崇高理想努力奮斗。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毛澤東“長征組詩”作為毛詩中的巔峰之作，從選材到表現等，同時也為包括詩詞在內的整個文學藝術創作樹立了典范。學習與研究毛澤東詩詞特別是“長征組詩”，對改變目前我國的文藝創作隻有“高原”，而沒有“高峰”的現狀，推動文學藝術事業的發展和繁榮，顯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