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抗日戰爭的戰略領導
陳 晉
中國的抗日戰爭，和近代以后中華民族抵御外來侵略的歷次戰爭相比，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不分黨派政見，團結對外﹔二是不分軍隊百姓，全民參與﹔三是不分國內國際，相互影響。這種局面，要求抗日戰爭必須有全局和局部相結合的戰略領導﹔要維持和發展這樣的抗戰局面，更需要正確的戰略領導。
所謂戰略領導，簡言之，就是立足於全局，對抗戰的進程和方式做出高人一籌的預見、謀劃、部署和推進。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一個突出貢獻，是實施了正確的戰略領導，可謂是居窯洞之側，觀天下之變，謀戰略之策，指抗戰之路，取勝利之勢，實際擔負起了他自己在戰前說的“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的職責【《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2頁。】。
一、統一戰線：維系之難
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謀劃抗日戰爭一切戰略的根本依據和政治基礎。在毛澤東看來，它本身就是爭取和保証抗戰勝利的政治大戰略。
1935年底，毛澤東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定位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全民族抗戰開始后，他經常用“政策”“方針”“原則”“法寶”“戰略”這樣一些概念來定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關於戰略定位，他是這樣解釋的：“從規定革命力量的相當布置計劃，決定無產階級的主要打擊方向這一點來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戰略的，它規定戰略任務，調動同盟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32頁。】從“策略”上升到“戰略”，一字之差，彰顯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無可替代的戰略地位。
大敵當前，民眾呼吁，組成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戰一戰線，勢成必然。最難也最為關鍵的是，隨著戰局變化，在極端復雜的政治形勢、異常詭譎的戰爭環境下，這個政治大戰略怎樣才能維系和鞏固。
這是個棘手的難題。毛澤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前，似乎就有預感。1937年6月23日，他回答來訪者的提問時明確講：統一戰線將呈現出一些不同的發展階段，這些階段的詳細情況，我們是難以預料的。統一戰線的前途還會受到發生在國際舞台上的外部事件的影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683頁。】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抗日戰爭開始進入最困難的戰略相持階段。毛澤東估計：在將要到來的相持階段，有可能出現如下三種情況：大部抗戰、小部投降﹔大部投降、小部抗戰﹔由小部再到大部的抗戰【《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4-215頁。】。汪精衛集團的選擇，印証了第一種情況中的“小部投降”。與此同時，日本對國民黨採取政治誘降手段（如日方實施的寄予厚望的“桐工作”計劃），英美對日本實行袖手旁觀的綏靖政策，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的發展本來就深懷敵視和畏懼，於相持階段先后發動三次反共高潮。在國內外局勢發生如此深刻變化的情況下，能不能和怎樣維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戰略領導的頭等大事，考驗著戰略領導者的智慧。
應對此番復雜局面，毛澤東高舉的旗幟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44頁。】設定的目標是，“我們要使國民黨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方的根本原則是，“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34、97頁。】同頑固派的斗爭策略是’“有理、有利、有節”【《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0頁。】，“必須嚴格站在自衛立場上，決不能過此限度，給挑舋者以破裂統一戰線之口實”【《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21-222頁。】。皖南事變死傷那麼多人，中國共產黨的反擊措施也只是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取守勢。中國共產黨盡了最大的努力和忍讓，維持住了“磨而不裂”的局面【《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22頁。】。從戰略領導角度講，這就叫戰略定力。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政治大戰略終究堅持下來，從而鞏固了進步力量，拉住了中間勢力，限制了國民黨在抗日問題上的一些消極和錯誤的政策。比如，蔣介石1939年1月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說，抗戰到底的“底”，是恢復到七七事變之前的局面，這就意味著默認日本對東北、華北的侵佔。毛澤東當時就頂了回去，針鋒相對地提出：“我們的口號是打到鴨綠江，收復一切失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16頁。】由於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大的趨勢上看，整個抗戰不是按國民黨的方針進行下去的，而是靠中國共產黨的一套戰略設想和方針政策才堅持到底的。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這個定位，不僅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力量在戰場上抗擊日偽軍的實際作用和對人民的有效動員，也指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質量和戰略領導地位。
二、持久戰爭：分析之透
國共雙方早在全民族抗戰爆發前，都明確意識到抗日戰爭不可避免地是一場持久戰爭。毛澤東1936年7月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就曾談到持久抗戰的諸多方針。明確把持久戰作為抗日戰爭的總戰略通令全國，是國民政府1937年8月召開的國防會議。與會的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等還向會議提交了《確定全國抗戰之戰略計劃及作戰原則案》。現在的問題是，確認這個背景，是不是就意味著要重新估量毛澤東1938年5月發表的《論持久戰》對抗戰全局所發揮的戰略指導作用呢？懂得歷史的人，大抵不會這樣做。
抗戰初期，領導層雖然明確要持久作戰，但因缺少科學論述和有效宣傳，在打了10個月左右的時候，社會上對抗戰前途依然莫衷一是。當時，一方面是日本軍隊節節取勝的進攻，一方面是全國軍民慷慨奮起的抵抗，由此形成兩種事實上已經影響持久戰總戰略的時流，這就是“亡國論”和“速勝論”。廓清迷霧，批駁這兩種時流，全面闡述敵我雙方力量消長的可能性和應該使用的戰略戰術，清晰而完整地描繪這場持久戰爭的大致進程，成為實施戰略領導的當務之急。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就發表在這個關鍵節點上，而且是唯一一部全面論述持久戰的論著。即使如此’要讓人們真正理解和堅持持久戰總戰略，仍非一蹴而就。一年后，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說：“我手邊收集了不少材料，撰寫一篇紀念抗戰兩周年的論文，借以答復自《論持久戰》和《論新階段》出版以來從某些方面發出的責難、挑戰和質疑，名之曰《再論持久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30-131頁。】《再論持久戰》后來沒有寫成，但毛澤東想再做此事，不僅說明實施持久戰和進行戰略領導之重要和艱難，也意味著他對這個問題思考之深入，在當時確實無出其右。
什麼是持久戰，持久戰的戰爭形態是什麼，怎樣才能堅持持久戰，靠誰才能打贏持久戰，這些問題，在當時並沒有一個清晰的思路。國民黨方面把持久戰定名為“持久消耗”，論証邏輯也比較簡單，即日方利在速戰，我方應謀長期之抵抗，以待國際之變化及敵國自身之崩潰。具體打法是層層布防，第一線部隊不行了，再上第二、第三線的部隊去補充。毛澤東的論述，不僅指明了戰爭形態、戰爭進程、戰略方針和戰爭結果，而且涉及軍事與政治、戰爭與人民、中國與外國諸方面的戰略論斷，從而使持久戰戰略具有了操作性和說服力，標志著持久戰從粗糙的戰略構想，成為可以實際運用的抗日戰爭指導理論。
作為戰略領導者，毛澤東論述持久戰最重要的貢獻，是明確提出和深入分析了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多數人包括蔣介石在內沒有細想過的。國民黨方面的持久消耗戰略隻有戰略退卻（守勢）和戰略反攻，沒有中間相持變化，主要是等待英美等大國的參戰帶來形勢逆轉。毛澤東認為，相持階段是整場戰爭的過渡階段，“我們要准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他還講，相持階段是轉變敵強我弱力量對比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於戰略相持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64、465頁。】這個論斷，是持久戰戰略理論最精彩之處。如果說，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在相持階段雖然也打了幾次保衛戰，但基本的想法是“待”﹔那麼，中國共產黨的想法和做法則都是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熬”。正是靠這個“熬”字，中國人民堅持了持久戰總戰略，展示了抗戰到底的信心和勇氣，實現了敵我力量的相互轉化。
值得一提的是，從1935年提出持久戰到1938年，毛澤東沒有說過這場戰爭要打多久。1939年7月，他第一次作出預見：“打上十年八年，沒有不能勝利的道理。”【《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133頁。】在這以后，除了受蘇聯1942年打敗德國這個口號的鼓舞，毛澤東樂觀估計過1943年打敗日本外，其他時間都堅持抗戰時間在八年左右。比如，1943年3月，他預測整個抗戰有打七八年的可能，還要堅持兩年到兩年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429頁。】這個預測基本符合后來的戰爭進程，屬於毛澤東進行戰略領導的應有之義。
三、敵后戰場：布局之奇
開辟敵后戰場，是毛澤東在全民族抗戰一開始便確定的一個戰略布局。這個布局，解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根據地如何堅持抗戰，實現戰略展開的根本方向。
所謂抗戰，自然是敵人往哪裡進攻，就在哪裡抗擊﹔阻擊不了，便是退守。這是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不言自明的戰略布局。事實上，全民族抗戰開始前，蔣介石即明確將逐步退守至黃河以南、粵漢線以西。這個戰略布局，意味著華北、江南等廣大國土將成為日軍的后方基地。
毛澤東正是在這個看起來順理成章的戰略布局之外，發現了一片新天地。對進入戰場時隻有5萬余兵力的八路軍、新四軍來說，如果不合理布局，非但不能發揮作用，而且會“陷入於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9頁。】。作為戰略領導者，毛澤東謀劃的新的戰略方向是，向日軍進攻的相反方向挺進，到敵后去開辟抗日根據地。這一全新的戰略布局后來被概括為——“敵進我進”。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在國民黨軍隊基本喪失在華北抗擊的決心和能力時，毛澤東明確要求八路軍“把在敵后發展游擊戰爭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據地的任務，放在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把它作為戰略任務執行起來”【《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27頁。】。於是，八路軍分兵向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個區域挺進，並向外輻射，先后在晉察冀邊區、晉綏邊區、晉冀魯豫邊區和山東等地開辟了抗日根據地。對組建不久的新四軍，毛澤東的部署是“力爭集中蘇浙皖邊發展游擊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51頁。】，“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54頁。】。此后又明確了新四軍“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布局。
戰略布局如同一盤詭異多變的棋局。毛澤東之所以能打破常規做出新的戰略布局，是因為他擁有這樣的戰略思維：日本兵力不足，無法佔領全部中國﹔在敵后，看起來是日軍圍困我們，但我們建立的一塊塊根據地，就像下圍棋做活的“眼”，反過來又圍困著敵軍。奧妙似乎一點就通，但佔據謀劃先機並不容易，把謀劃落實成功就更難了。國民黨曾邀請葉劍英等中共將領到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上講課，也曾在敵后地區留置數十萬兵力，但他們無法承受日軍進攻和艱苦環境的煎熬，到1943年，除少量部隊繼續堅持外，基本上煙消雲散。
反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民，除陝甘寧邊區外，在廣闊的敵佔區開辟出18塊根據地，創造出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同時並存，內線外線支撐配合的戰略新格局。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日軍最多時將其在華兵力的75%（不含關東軍部隊）和幾乎全部偽軍，投入敵后戰場，進而使敵后戰場上升為主戰場。這就大大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盤活了中國抗戰的大棋局。
四、游擊戰略：運用之功
開辟敵后戰場這個戰略布局，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與運用游擊作戰的戰略密切相關。在敵后作戰，不可能擺開架勢，集中本來有限的兵力去打陣地戰、運動戰。在八路軍開赴戰場前，毛澤東幾次提出要把過去國內戰爭的正規戰、運動戰轉變為抗日游擊戰，利用自己發動群眾的特長和有利的地形，同敵人周旋。對此戰略轉變，意見並不統一。八路軍開赴戰場后，毛澤東又連續給前線發電報提醒，要以最大決心實現向抗日游擊戰的戰略轉變，因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19頁。】。1938年，他根據局勢的變化，在《論持久戰》中明確地把八路軍的作戰方針確定為：“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00頁。】毛澤東后來把他的戰法精髓概括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明顯是立足於游擊戰爭的經驗。實踐証明，沒有游擊戰，就沒有敵后根據地的開辟、鞏固和擴大。
沒有游擊戰也不會有持久戰。毛澤東在1938年5月同時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不是偶然的。兩篇論著的觀點相互支撐，互為印証，說明毛澤東一開始就是把游擊戰作為指導抗戰全局的戰略來定位的。日本研究戰略理論的學者把毛澤東的持久戰理論，說成是“以動員人民的戰略和游擊持久的戰略，來實現弱者對付強者的戰略”【〔日〕伊藤憲一著，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國家與戰略》，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94頁。】。這個理解，點出了游擊戰和持久戰二者關系的要髓。敵后根據地因地制宜創造的破襲戰、麻雀戰、地雷戰、地道戰等各種游擊戰形式，既動員和依靠了人民，又尋得了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持久堅持下來的基本方法。
毛澤東始終堅持游擊戰，在當時並不很容易。且不說領導正面戰場的國民黨方面視之為可有可無的輔助形式，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內部，開始時前方的不少將領也比較傾向於打運動戰，黨內領導層也有人不接受這種作戰形式。比如，胡繩曾回憶，1938年在武漢親耳聽博古在一個會上講：你們不要相信游擊戰，我們是靠游擊戰起家的，但靠這個不能打勝日本【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85頁。】。正是有這樣的背景，朱德后來曾說：“洛川會議，毛主席主張獨立自主的游擊戰，以游擊戰爭為主……在抗戰中，我們的軍隊都有很大發展，這是由於毛主席抓得緊，我們有些錯誤，得到了及時糾正，這才使部隊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3頁。】
當然，抗日戰場的戰爭形式主要的還是運動戰，因為它具有決定戰爭命運的作用。對此，毛澤東也是一再申明的。但他異於其他戰略領導者的突出貢獻是，明確提出游擊戰雖然是輔助的，但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卻發揮著關鍵的樞紐作用。1938年春，他讀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對書中提到在兩種實在可能性中進行選擇時，要抓住能影響事物發展過程的樞紐一段，批注道：“西安事變時抓兩黨合作，七七事變后抓住游擊戰爭。”【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262-263頁。】可見，他是將游擊戰作為影響抗戰全局進程的樞紐來把握、堅持和運用的。
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游擊戰看起來是輔助的，但打到一定程度，隨著兵力的增強和作戰方式的逐漸正規化，“游擊戰就變成運動戰了”，不可避免地“從戰術范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32、405頁。】。游擊戰作為影響全局的戰略地位，便這樣樹立起來。對此，日軍大本營的一位參謀軍官深有體會，他說：“毛澤東的抗日游擊戰，堪稱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它是一種全民總動員的攻勢戰略。”【山崎重三郎：《毛澤東游擊戰略把百萬帝國陸軍弄得團團轉》，參見中央黨史研究室理論研究中心：《中國共產黨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貢獻》，《人民日報》2015年7月7日。】
毫無疑問，開辟敵后戰場，運用游擊戰略，是創新中國抗戰局面，改變中國抗戰進程的關鍵兩招。
五、國際戰局：預見之切
毛澤東一開始就是把中國的抗日戰爭放到整個世界格局變化中，放到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目標中，來進行戰略思考和戰略設計的。
早在1936年7月，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曾作出幾個戰略預見：其一，日本帝國主義“是和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各國即美、英、法、蘇等國的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不僅指向中國，而且也指向這些國家”。其二，中國和上述國家“能夠組成一個反侵略、反戰、反法西斯的世界聯盟”。其三，“日本有它潛在的盟國——例如德國與意大利”。【《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0、391、400頁。】
這些預見，內容毫不含糊，卻都一一應驗。作為戰略領導者，毛澤東作出這些預見，目的是推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早些建立。為推進這個戰略目標，他跟進研判國際戰局，及時作出更為具體的判斷，以引導人們掌握中國抗戰的主動權。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1942年12月8日（中國時間，下同）太平洋戰爭爆發，是國際戰局影響中國抗戰的兩個關鍵環節。在這兩大關鍵環節上，毛澤東作出的幾個戰略性判斷，在戰略領導上都佔了先機，對克服和反對黨內外滋生的抗戰悲觀情緒，提升抗戰勝利的信心，發揮了重要作用。
——蘇德戰爭誰勝誰敗？蘇德戰爭爆發第六天，正是蘇聯紅軍節節敗退之時，毛澤東讓胡喬本為《解放日報》寫一篇《蘇必勝，德必敗》的社論，並談了四個方面的原因，當場要胡喬木寫完后，稍作修改便送《解放日報》發表了【《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頁。】。1942年夏天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德軍在八九月間攻勢迅猛，到10月上旬，攻勢稍稍減弱，毛澤東即敏銳預見雙方攻防地位開始發生變化，隨即連發三篇文章論述蘇德戰爭出現轉折點。10月12日寫的社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明確講：斯大林格勒一役，是希特勒“滅亡的決定點”。這時，許多人還持觀望態度，覺得不大可產：結果，到11月19日，蘇聯紅軍對德開始發動凌厲反攻。從此，德軍開始轉入防御。
——德國入侵蘇聯后，日本將實施南進還是北進？當時，德國催促日本早些出兵北進，夾擊蘇聯3蘇聯和英美兩國以及國民黨，均判斷日本可能北進。斯大林擔心兩面作戰，一再要求八路軍對華北日軍發動攻擊，以拖住日本。蔣介石甚至判斷日本會在1941年8月以前進攻蘇聯，還構想了一個“三北”方略，即日本軍隊、國民黨軍隊、共產黨軍隊三家北進，借此把戰火引向蘇聯，乘機擴大國民黨佔領區域。毛澤東的判斷沒有被這種時流牽著走。他認為，日本下決心北進尚需兩個條件：一是德軍在蘇德戰場上迅速取勝，蘇聯列寧格勒、莫斯科兩城不守﹔二是日美矛昏徒夠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7月6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蘇聯戰局有漸趨穩定形勢，日本似不是攻蘇而是牽制英、美。”【《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11頁。】10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示：“日本有北進的危險，但尚未與英、美妥協還不敢北進﹔南下可能性較大。”【《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35頁。】當天他又致電周恩來：“國民黨正肯定北進，我們不必與之一致。”【《毛澤東年譜（1893-I949）》中卷，第335頁。】后來的戰局印証了毛澤東的判斷，他沒有按斯大林要求讓八路軍展開大規模進攻行動，與日本不會貿然北進這個戰略預見有關。
——怎樣評估蘇德戰爭爆發后，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進程？對此，毛澤東在蘇德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即寫了《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明確提出，同英美及其他國家一切反對德意日法西斯的人們聯合起來，組織國際統一戰線。7月，英國與蘇聯決定對德作戰採取聯合行動，毛澤東隨即判斷：“英蘇協定將成為世界政治的樞紐，美國在政治上隻能跟著這條路線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12-313頁。】果然，蘇美英三國於9月在莫斯科宣告在反法西斯戰爭中採取共同行動。12月8日、9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和第二天，毛澤東兩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分析國際局勢，提出全世界劃分為法西斯陣線與反法西斯陣線，“已經最后地明朗化了”，提出“中國與英美及其他抗日諸友邦締結軍事同盟”，“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統一戰線”，時機已經成熟。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蘇四國領銜的26個國家在華盛頓共同簽署《聯合國家宣言》。至此，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怎樣評估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英、美的用兵戰略及對中國抗戰的影響？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出四個預見：其一，日本將在近期內佔領東南亞大部分地區﹔其二，英美的總方針可能集中先打敗德國，兩三年后才會同日本決戰（即“先歐后亞”）﹔其三，歐洲有建立第二個戰場的可能﹔其四，日本在中國將無大舉增兵之可能，國民黨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國內外戰局的發展，完全符合毛澤東這四個預見。
六、戰略領導：啟示之深
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一系列戰略預見、判斷、構想、部署和推進，是中國共產黨奮斗歷史上實施戰略領導的成功典例，給我們留下很多啟示。這裡談三個體會。
第一，戰略領導要有“戰略空氣”。
毛澤東在抗戰期間重視並且能夠正確實施戰略領導，與當時黨內特別提倡涵養“戰略空氣”有關。1936年渡河東征回到陝北后，中央便委托毛澤東研究戰略問題。這年I2月他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深入總結了土地革命時期紅軍戰略的成敗得失，為在抗日戰爭新局面中進行戰略領導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這部論著還提升了毛澤東的戰略思維水平，強化了他實施戰略領導的思想自覺。比如他在這篇論著中強調：“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后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盡管往后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估計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那種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導方式，對於政治是不利的，對於戰爭也是不利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1-222頁。】在全民族抗戰到來之前，便如此明確和強烈地提倡戰略領導，進而營造“戰略空氣”的領導人，確屬罕見。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黨內外對抗日戰略莫衷一是，存在分歧，理清戰略思路迫在眉睫。毛澤東這期間讀了不少哲學書籍和軍事著作，還多次召集座談會，決心“把軍事理論問題弄出個頭緒來”【《毛澤東給郭化若的七封信》，《黨的文獻》1993年第3期。】。與此同時，他在黨內反復講，要“講大局大兵團的戰略。隻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當地安置小的問題”【《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62頁。】。“我們提倡戰略思想”，“提高戰略空氣”，“沒有戰略，戰術也一定談不好”【《毛澤東同志在抗大講話記錄稿介紹（上）》，《中央檔案館叢刊》1986年第1期。】。為此，中央組織部專門成立了抗日戰爭研究會，黨內其他領導人張聞天、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劉少奇都發表了有關抗日戰爭戰略問題的文章或演講。“戰略空氣”的空前聚集，是提升中國共產黨戰略領導水平的基礎。
第二，戰略領導要突出解決現實矛盾問題。
戰略領導不是簡單地著眼於長遠和未來，著眼於全局和大勢，而應該著重發現、分析、解決未來和全局中的主要矛盾問題。沒有矛盾思維和問題意識，作出的構想、判斷和預見，很可能是工作計劃的羅列，而不是戰略。毛澤東的戰略思維，是從分析解決矛盾問題開始的﹔他作出的戰略論斷，是從矛盾雙方的關系中得出來的。要維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政治大戰略，就離不開對國共雙方既對立又統一的錯綜復雜關系的分析﹔要部署敵后開辟的戰略布局和游擊作戰方式，就離不開對敵強我弱、包圍和反包圍這些矛盾轉化的深刻認識﹔預見國際戰局變化趨勢’促進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就離不開對蘇、美、英、德、日這些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和力量轉化的洞見掌握。最有意思的是《論持久戰》，開篇便連續提出七個問題：戰爭的過程究竟會怎麼樣？能勝利還是不能勝利？能速勝還是不能速勝？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為什麼會有最后勝利？怎樣爭取最后勝利？毛澤東從中日雙方相互矛盾的全部基本特點人手，從政治、經濟、人力、物力等方面回答了上述問題，由此論述的持久戰，才可能是反映抗日戰爭規律的總戰略。
第三，戰略領導要有“以我為主”的立場。
對戰略目標的期待決定著看待事物發展的立場，立場常常會影響戰略判斷，戰略判斷制約著處理大事件的方針政策，具體辦法則總是跟著方針來的。這就是戰略領導的內在邏輯鏈條。在這個鏈條上，立場最為重要。戰略領導總是“以我為主”，立足於解決自己而非他人面臨的矛盾問題，爭取使自己而非他人在詭異多變的復雜局面中掌握主動權。毛澤東在促成和維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始終強調抓住領導權，強調獨立自主，原因就在這裡。他論述持久戰，貫穿始終的目的就1個：中國為什麼能夠勝利和怎樣才能取得勝利。他部署開辟敵后和游擊作戰方式，立足點是根據我軍的數量和特點，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因而不主張像國民黨軍隊那樣去跟日軍打運動戰，拼消耗。即使對蘇德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國際戰局演變趨勢作出預見，毛澤東也始終是以打好中國戰場為主，明確講“無論日本北進南進，其對華侵略決不放鬆，此點我們應加強調”【《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第335頁。】。
任何一項偉大事業的成功，都離不開戰略領導。強化戰略思維，善做戰略謀劃，是我們黨的一個優良傳統。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特別重視戰略領導。習近平總書記提倡領導干部要有戰略思維、戰略謀劃和戰略定力，要求戰略謀劃力和戰術執行力都要強，想的事要去做，做的事要圍繞戰略謀劃來進行。他還打過一個比方，說穿衣服扣扣子，第一粒扣子扣對了就都扣對了，第一粒扣子就是戰略扣子。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第一個戰略扣子”，就是實現我們最宏大的戰略目標“中國夢”，隨后逐步形成了“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這表明黨中央是多麼重視和善於實施戰略領導。體會毛澤東對抗日戰爭的戰略領導，有利於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和更堅定地相信，在走向未來的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戰略領導將發揮多麼重要的作用。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北京 100017）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