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的“三重轉向”及其學術意義
張 明
由於毛澤東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和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上的顯著影響，對於他的研究理所應當地構成理解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的一個豐富“橫斷面”。這種研究的思想效應更超越了地域限制，實現了向全世界范圍內的“理論旅行”（Theory Travelling），其中國外毛澤東學在這一學術版圖中佔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如果說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36年創作的《西行漫記》，首次以新聞傳記形式比較集中地向西方世界勾勒了毛澤東的思想肖像以及中國革命的面貌【〔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那麼史華慈（Schwartz Benijamin）1951年出版的《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一書對“毛主義”（Maoism）概念的使用及其理論闡釋【〔美〕本杰明·I·史華慈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可謂代表了西方世界學術化研究毛澤東趨勢的開端【Timothy Cheek（e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7.】。盡管史華慈及其之后的國外毛澤東研究，較之於斯諾式傳記報道具有更強的學理性，但由於受冷戰等國際環境因素的影響，仍不可避免地呈現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這種意識形態與政治咨詢的色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爆發的關於“毛主義”是不是“傳說”的“第一次大論戰”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場聲勢浩大的大論戰爆發在以史華慈為代表的哈佛自由派與以沃特夫（Karl Wittfogel）為代表的保守派之間，前者繼承了哈佛中國學研究鼻祖費正清（John Fairbank）的理論傳統，尤其是他關於“美國失去中國”的理論判斷，對中國革命抱有同情與親近感，並通過極力証明中國革命並非是“莫斯科陰謀”以力圖扭轉美國對華政策﹔后者受冷戰思維尤其是“麥卡錫主義”的影響，堅持認為中國革命與中國新生政權不過是蘇聯遠東陰謀的組成部分，並從理論上極力否認、批判史華慈創造的“毛主義”概念（參見蕭延中主編：《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4卷，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年，第209—211頁）。盡管此次關於“毛主義傳說”的論戰在理論上關涉如何界劃毛澤東及其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中的定位問題，但拘於論戰中深刻的意識形態印痕以及論戰雙方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之甚少，各方在立論基礎上都存在一個明顯問題，即雙方都是從毛澤東的文本或者話語出發，論証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或非馬克思主義，明顯缺乏統一的界定與評價標准。正因為存在這一致命的理論缺陷，有學者后來曾總結道，這次爭論除了提出一些“徒勞、武斷的爭論之外，並未對深化毛澤東研究作出多少實質性貢獻（Nick Knight.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16，July，1986，p.13.）。】。可以說，在50年代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之內，國外毛澤東研究都處在“政治夾縫”中艱難生存【尚慶飛：《西方學者視域中的“毛主義”：文本閱讀與模式轉換》，《馬克思主義研究》2003年第6期。】。隨著毛澤東的逝世以及冷戰狀態的部分瓦解，上世紀末國外毛澤東研究不斷強化了從“意識形態辯論”向“學術理路分析”轉變的新趨向【蕭延中：《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關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趨向》，《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外毛澤東研究在視域與方法等層面呈現巨大的理論進步，催生了若干新的問題與研究趨向。本文擬從目前掌握的相關文獻資料出發，嘗試勾畫當代國外毛澤東學（主要集中於英語世界的毛澤東研究）的最新發展圖景——“三重轉向”，希冀對深化國內的毛澤東研究工作有所裨益。
一、從“意識形態偏好”向“客觀歷史性”研究的主動轉移
如前所言，由於毛澤東在“三大歷史維度”（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斗爭）的重要影響，對他的相關認識與研究從根本上呈現不同於單純歷史人物研究的顯著特征。基於情感的糾葛、立場的迥異以及意識形態的偏好，關於毛澤東的研究很難做到純粹客觀的“去意識形態化”與“去政治化”。盡管隨著冷戰氛圍的淡化，國外毛澤東研究原先凸顯的服務國家政治利益與區域政策的意識形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減弱，並在純粹學者那裡呈現學理性不斷增強的研究趨勢。但由於西方長期形成的意識形態思維慣性限制以及中國社會主義的合法性基礎仍然以堅守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為前提，更加之國內在毛澤東的認識與評價問題上仍直接折射出中國政治生態走向的基本事實，使得部分西方學者關於毛澤東的研究潛在地契合了意識形態的特定訴求，仍然呈現較為強烈的政治色彩。但需要著重指出的是，綜觀當前國外毛澤東研究的整體狀況，基於特定意識形態偏好的研究趨向並不佔據主流地位，甚至大部分嚴謹的學者都對此保持高度警惕的批判性姿態。換言之，從特殊意識形態的偏好向追求純粹客觀歷史性研究的主動轉移，構成了當前國外毛澤東研究的一個顯著特征。這種學理性、歷史性研究趨向的深刻轉型及其不斷強化，集中體現在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爆發的由一本著作所引發的學術批評效應之中。
2005年，一本有關毛澤東的傳記在西方出版【Jung Chang，Jon Halliday.Mao：The Unknown Story，New York：Knopf，2005.】，迅速引起了強烈反響。這樣一本宣稱基於大量原始史料和訪談基礎而形成的專著，本應具有較高的可信度與學術價值。但是，西方學界一些主流毛澤東研究專家在閱讀完此書之后，卻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意見，認為該書是基於特定意識形態訴求與個人主觀情感好惡基礎上生成的，其中充滿了對毛澤東的道德謾罵與肆意攻擊，並且在史料的選擇運用與定論上都存在重大缺陷，並不是一本客觀嚴肅的學術作品。
為此，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主流學者從客觀學理性層面出發，對該書的非歷史性、非客觀性、非學術性缺陷與妖魔化毛澤東的研究方法展開了系統性批評，相繼在國外中國研究的主流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批評論文。2010年，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著名中國歷史研究教授班國瑞（George Benton）和英國經濟學院比較政治學高級講師林春（Lin Chun）將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主流學者（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白杰明教授、英國利茲大學迪莉婭.達文教授、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齊慕實教授等）撰寫的14篇評論文章集結為冊，由倫敦勞特利奇出版社出版。所收錄的大部分文章從根本上對這本著作的理論基礎、研究方法與研究路徑等基礎性問題進行了嚴肅的學術批評，甚至有學者將其稱之為“知識丑聞”（An Intellectual Scandal），從根基上消解了該書的歷史意義與學術價值。正如編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收錄的大部分文章並非是為了回答對毛澤東與中國革命進行評價的問題，而主要集中於對這本著作的研究范式、對待具體事件、材料的方法及其判斷的學術批評。這本著作首先基於特定意識形態偏好，對毛澤東的“妖魔化”處理和對中國革命先入為主的全盤否定態度，恰恰構成了西方保守勢力對於此書竭力歡呼的重要原因。因此，從事毛澤東研究的學者所要做的就是針對修正主義歷史觀居於“主流”地位的局勢，在為革命的批判性守護中發出針鋒相對的聲音。【George Benton，Lin Chun.Was Mao Really a Monster?The Academic Response to Chang and Halliday’s Mao：The Unkown Story，Oxon：Routledge，2010，p.6.】除此之外，齊慕實教授針對該書所引起的實際影響，還組織了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若干專業學者編輯出版了名為《毛澤東：一個批判性導讀》的學術書籍，直接針對這本著作歪曲、丑化毛澤東的不良傾向，試圖為一般讀者提供一個理解毛澤東及其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作用，以及理解后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在中國和世界上的持續性影響的契機【Timothy Cheek（e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4.】。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次“學術熱動”在一定意義上直接構成了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繼“毛主義”爭論、“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爭論、“心理歷史分析方法”爭論、“評價毛澤東”爭論以及關於“方法論反思”爭論之后的另一次重要學術批評與爭論的高潮。相較於之前單純停留於學術研究（盡管在這些學術性爭論中仍然包含著特定的意識形態糾纏，尤其是前幾次的爭論）的單個問題或某個方面的爭論，此次學爭論呈現更加鮮明的特征，即由單純意識形態偏好向客觀歷史性研究的自主性轉移。具體而言，此次爭論不再僅僅拘泥於學界產生的不同觀點（如“毛主義”的概念是不是“傳說”，或者毛澤東思想是否從屬於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是否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與研究方法（能否使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毛澤東或者是經驗主義研究方法的理論批判）的爭論，而是從更加基礎性的層面對毛澤東研究過程中“基准線”設定的爭論。以往國外毛澤東研究由於受特定意識形態偏好的限制，使相關研究基本上可以涇渭分明地劃分為“善毛”（Good Mao）和“惡毛”（Bad Mao）兩大類型（當然這也不否認為數不多的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單純學術性：研究），這構成了以往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外毛澤東研究的固定路徑與“基准線”。前者更多集中於西方左派的“毛澤東情結”之中，即將毛澤東視為反抗資本主義及其全球霸權統治的政治象征或理論資源，而后者主要集中於傳統西方保守主義的反共思維慣性之中。這本著作的理論立場從根本上而言，可以被歸納到后一種序列中，即先在地預設了“惡毛”的形象，並在材料的選擇與運用上刻意迎合（甚至出現扭曲化使用）這種先在的理論目標。而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主流學者對於該書的學術批評，很明顯不屬於“惡毛”序列，當然與“善毛”的研究路徑也存在區別，因為他們正視毛澤東的錯誤，也不會拔高毛澤東的成就，而是在超越主觀好惡與功過評議基礎上對毛澤東真實思想肖像的勾勒，即齊慕實教授所言的“歷史毛”（Historical Mao）的研究范式【〔加〕齊慕實、張明：《毛澤東與毛澤東研究的當代境遇及其展望》，《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
面對該書集中呈現的“戲說歷史”的研究方式，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主流學者秉持一種更加“義憤填膺”的態度，這從根本上是基於學術研究、歷史良知基礎上率先祭起的學術批判大旗。他們主動承擔學術批判的社會歷史責任，展開對毛澤東及其思想肖像真實歷史性建構的努力，這種情況在以往基於特定意識形、態偏好以“反共”“反毛”為主流的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是難以想象的。這深刻表明，當代國外的毛澤東研究正愈發地呈現自主性與特定意識形態偏好和政治情感糾葛相脫離的趨向，而逐步生發為價值中立的客觀歷史性研究，並且正逐步成為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學術主流。也就是說，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學者正愈發凸顯美國著名中國學研究專家史華慈為中國學研究（當然也理所應當地包含毛澤東研究）所設定的“基准線”，即超越“愛”與“恨”的情感糾葛及其所直接造成的理論暗角，從“尊重”的意義上進行客觀的歷史性理解。
二、從“一元中心”向“多角邊緣”的積極擴散
綜觀以往國外毛澤東研究的敘事邏輯和基本路徑非常明顯地呈現特定的一元中心論”（Centeral Monism）傾向。這裡所謂的“中心”具有兩個層面的內涵：一方面，在以往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外毛澤東研究的固定學術路徑中，研究的聚焦點集中關注於毛澤東本人，“毛澤東研究”（Mao Study）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中國研究”（China Study）的代名詞。也就是說，在以往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毛澤東本人成為中國的“替代性存在”，關於毛澤東本人的研究處於中心地位，並直接等同於對中國的研究。美國歷史學家德裡克（ArifDirlik）曾明確指出，在過去的四五十年裡，關於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的思考和書寫都是圍繞毛澤東個人傳記的范式所展開的，通過毛澤東坐架中國社會主義、通過毛澤東的個體透視中國社會主義，成為中西方學界研究的固定化路徑【ArifDirlik.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5.】。之所以產生上述“替代性”效應，主要有如下兩個方面的基本原因：一是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尤其是這種領袖地位在后期政治運動所造成的不正常風氣之中，使得其主體性生命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成為國家、民族的“替代性存在”，並且能夠直接造成個體取代整體、個體型塑整體、個體影響整體的特殊效應。最先洞察到毛澤東與中國近現代歷史“合體”趨勢的國外學者是斯諾，他在延安採訪時期就曾敏銳地意識到毛澤東研究作為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豐富的橫斷面”、以毛澤東研究作為“了解中國國內動向原委的一個重要指南”的重要意義【〔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第62頁。】。而隨著此后冷戰所塑造的特殊國際政治關系格局，國外毛澤東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在的服務於國家利益考量與區域政策調整的咨詢功能，更直接導致以毛澤東為研究核心對象的中心化趨勢。換言之，毛澤東研究作為對中國研究的替代，使得毛澤東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居於顯學的重要地位，並對其他中國研究造成了排他性和替代性的影響。二是毛澤東作為一位“超凡魅力型”（Charismatic）領袖，他的性格、命運和經歷等個體性因素，對普羅大眾乃至專業研究者都如同強大的“磁場”一般發揮著難以抵擋的吸力作用。無論是上世紀30年代中期西方傳記新聞者被“延安道路”的強大磁場所吸引而涌向延安，6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被中國革命與毛澤東個人魅力的向心力所造成的“東方取經”，以及西方左派學者在異域對毛澤東理論與實踐的“吶喊”甚至是“擴張式”運用，還是普通民眾在特殊政治環境下基於狂熱崇拜基礎上對毛澤東神性存在的自我托付，甚至在毛澤東逝世之后繼續延續的“崇拜”，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以顯性或隱性形式存在於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維度【西方一些學者的研究視角敏銳地觸及了毛澤東逝世之后民間復興的“毛澤東熱”等崇拜現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白杰明教授的《毛澤東的陰影：領袖身后的個人崇拜》（GeremieR.Barme.Shades of Mao：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New York：M.E.Sharp，1996）。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部分學者仍然對此保持了持續的關注與興趣。美國東田納西州州立大學助理教授蒙麗莎·斯威夫特（Melissa Schrift）以毛主席像章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產生及其大眾消費（Biography of a Chairman Mao Badge:The Creation and Mass Consumption of a Personality Cult，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1）。德國弗萊堡大學丹尼爾·利茲（Daniel Leese）教授的博士論文就是以行為政治和固化形象為切入點，闡釋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問題（Performative Politics and Petrified Image：The Mao Cult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Bremen：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Bremen，2006）﹔2012年他又出版了一本從“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話語修辭和行為禮儀出發，揭示毛澤東個人崇拜基本景觀的專著（Mao Cult.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並且，實事求是而言，這些關於毛澤東本人微觀層面的感性因素，也不可避免地成為理解宏觀層面的中國社會及其發展的重要人口。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作為領袖的毛澤東》（Mao 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一書的作者白魯恂（Lucian W.Pye）教授，在運用心理分析方法對毛澤東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明確指出毛澤東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對於當時中國政治社會走向的決定性影響，“中國政策的曲折跌宕是由多重因素所推動的，其中毛主席個體性格不確定性所造成的影響絲毫不亞於中國客觀現實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影響”【Lucian W.Pye.Rethinking the Man in the Leader，The China Journal，No.35，Januray，1996.】。
另一方面，國外毛澤東研究中“一元中心論”的固定化路徑，還表現在對毛澤東本人研究中的“厚此薄彼”傾向。具體而言，在冷戰所塑造的國際政治格局之下，毛澤東本人的政治行為直接對國際關系、國內政治生態發揮著顯性影響。因此，在西方學者的理論視域中，關於毛澤東政治思想、行為和話語的相關研究不可避免地被置於理論的“聚光燈”下進行集中關注，即所謂的“政治中心論”。這一點非常明顯地體現在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出版的大量學術著作中，從最初史華慈為使中國革命區別於蘇聯“陰謀論”而提出的具有強烈政治色彩的“毛主義”概念，到沃馬克（Brandy Womack）運用“有機解讀法”闡釋客觀政治與歷史環境在解讀毛澤東實踐與理論發展過程中的基礎性作用【BrantlyWomack.The Foundation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1917—1935，Hololulu：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p.xi.】，再到近期韓博天（Sebastian Hei-Imann）和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等人合著的闡釋毛澤東“無形之手”對當代中國“適應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所奠定的政治基礎，如毛澤東制定的游擊戰政策風格所呈現的“包容不確定性”，仍然對當今中國政治治理以及中共靈活性治理發揮著重要影響【Sebastian Heilmann，Elizabeth J.Perry.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p.12.】。當然，西方學界之所以形成毛澤東研究“政治中心論”研究傾向的固定化模式，與毛澤東首先是作為一位職業革命家和政治家而“出場”的角色設定、其一生主要致力於政治實踐運動的經歷以及其政治思想和實踐對於后世中國潛在影響的事實密切相關。這種“政治中心論”研究傾向所催生的毛澤東研究理論景觀便是，集中於對作為政治形象的毛澤東的重點研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呈現毛澤東“政治肖像”單一維度對整體性歷史肖像的替代性存在。在此背景下，原先關於毛澤東個體形象的多彩式描繪與多面相存在，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政治性維度與政治化筆墨的單調性生存。
然而，近年來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不斷強化的從意識形態偏好向客觀歷史性研究自主性轉移及其所凸顯的毛澤東研究純粹學術化與學理性不斷增強的趨向，從客觀上催生了國外毛澤東研究“去一元中心化”的新動向。因為無論是以毛澤東研究替代中國研究的敘事方式，還是“濃描”毛澤東政治肖像的“政治中心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於特定意識形態偏好基礎上生成的固定化路徑【當然，也不排除在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裡，仍有一部分專業學者從單純學術層面出發，集中描繪毛澤東政治肖像及其當代影響的學術努力，如前文提及的哈佛大學裴宜理教授對於當代中國政治的研究，就以承認毛澤東時代與當前中國政治走向之間的延承性為基礎，從毛澤東的政治邏輯及其政治實踐中尋求解釋當代中國政治生態的支援背景﹔已經過世的美國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邁斯納（Maurice Meaner）教授，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就一直致力於從毛澤東政治思想維度闡釋毛澤東的實踐活動及其當代影響，他在2006年出版的最后一本專著《毛澤東：一個政治與智識的肖像》（Mao: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Portrait，Cambridge﹔Malden，MA:Polity，2007），仍堅持了這一純粹學理性探討的“政洽中心論”風格。】。因此，伴隨著單純意識形態偏好支配研究的傳統路向衰弱以及以客觀歷史性為導向的學術化研究趨向的增強，當代國外毛澤東學的研究趨向也順其自然地從“一元中心論”的傳統研究路徑發生了偏轉，即由以毛澤東替代中國研究轉向對毛澤東時代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研究，突破毛澤東單純人物研究轉向對“毛澤東問題”的探討，突破毛澤東研究的“政治中心論”而轉向對經濟、社會、生態等傳統“冷門”區域的積極擴散。
一方面，以毛澤東研究替代中國研究的傳統路數，在研究范式上必然遵循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徑，即從毛澤東的思想、理論、政策、實踐等領袖個體因素出發，探討上層因素（更多是由毛澤東制定或影響的政治政策、方針）對於下層民眾生活以及中國社會的影響。但是，這種研究范式不容忽視的一個弊端便是，將注意力過多地集中於對上層領袖的解讀之中，而對於下層民間社會生活的真實進程則缺乏必要關注，“毛澤東與中央領導的決定有助於理解事件發生的原因，但其不可能清楚地闡明這些事件在基層草根層面是如何展開的”【Jeremy Brown.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Negotiating the Divi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sity Press，2012，p.8.】。因此，在自上而下視角的指引下，當代中國研究的主題便很自然地集中在以對毛澤東等領袖人物的研究為基點，並在此基礎上探尋上層因素對下層因素的所謂直接性影響效用等方面。這種研究視角必然將中國社會歷史發展史僅僅濃縮到由領袖所影響的政治史，以毛澤東研究代替中國研究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但問題是，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化歷史進程，是否以單一政治性維度的闡釋便能解釋清楚？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因為上層因素的型塑作用僅僅是一個方面，或者說是從上往下的研究視角，下層因素與上層因素的互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對上層因素改變所產生的反作用，在上述單一性視角之中必然處於隱身狀態。因此，突破單純毛澤東研究替代中國研究，將毛澤東置於當代中國史、社會史的坐標之中加以具體性、長程性的解讀，成為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一個新趨向。
所謂社會史研究的最大特征就是從基層社會出發，從普通民間生活出發，自下而上地討論中國社會歷史的復雜演進及其具體表象。當然，社會史研究並非排斥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其仍然需要探討作為領袖的毛澤東對於民間生活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立足於基層視角，通過與上層因素的互動對歷史發展的真實情況作出更為細致的補充【常利兵：《資料、視角與寫法：關於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再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2期。】。因此，當前國外毛澤東研究更多地其實是將毛澤東單純個體性研究置於廣闊的時空背景之中加以考量，由關於毛澤東時代的研究逐漸取代毛澤東研究成為一個新趨勢。這一點非常明顯地從當前西方出版的大量關於毛澤東的新著之中便可以看出——許多著作的題目已不再是單獨的毛澤東，而是“毛澤東時代”（Mao’s Time），並且主要探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和民眾的歷史。一些年輕的西方學者不同於老一輩研究者——后者主要從毛澤東的文本及其實踐的解讀中理解毛澤東的傳統路數，因為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便利條件，使得新生代學者能夠大量掌握毛澤東時代中國基層社會的檔案，盡管中央檔案館的大量史料仍然處於保密狀態，但是很多省、市、縣檔案館的材料都對外開放，使得他們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更加貼近基層和民間的原始檔案，“隨著資料基礎的改變，學者們的研究視角也發生了變化。毛死后階級斗爭被摒棄，許多學者不再從革命的角度來分析人民共和國”【〔加〕周杰榮、〔美〕畢克偉著，姚昱等譯：《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頁。】。因此，對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使得國外毛澤東研究超越了單純歷史政治人物研究的局限，進一步拓展了研究的視角與思路，一種精細化研究毛澤東時代歷史的打造也成為一種趨勢，如有學者以城鄉關系為研究對象，闡釋了毛澤東時代政治政策對城鄉關系的影響【Jeremy Brown.City Versus Countryside in Mao's China：Negotiating the Divi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有學者從對毛澤東時代中國一個村庄的研究入手，展現了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及其后續開展的“反右傾”運動在中國最基層的真實情況【Ralph A.Thaxton，Jr.Catastrophe and Contention in Rural China：Mao’s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and the Origins of Righteous Resistance in Da Fo Village，New York：Cambridge Press，2008.】。這些從社會史視角切入的研究，深刻細致描繪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政策對民間社會生活的型塑，通過微觀歷史的研究深化了對宏觀歷史的理解（也包括對毛澤東的整體性理解），在對“小人物”生活的聚焦之中書寫“大歷史”。
另一方面，毛澤東無論是作為單獨“個體性存在”，還是作為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象征性存在”，都無從抹殺毛澤東思想肖像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這一點既符合主體思想基於不同維度透視必然呈現多元面相的一般特征，也符合毛澤東這一特殊歷史人物紛繁而復雜的實踐所型塑的多樣化思想的特殊事實。但是，以往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存在的“政治中心論”傾向，過分強調對毛澤東政治肖像的描繪，嚴重削弱了毛澤東思想肖像的豐滿性和整體性。政治維度的透視當然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觀察視角，但對政治維度的強調或凸顯，並不意味著以政治性消解或排斥從其他維度對毛澤東思想肖像的解讀。但是，傳統國外毛澤東研究對毛澤東時代中國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的發展，基本上是從否定性維度加以理解的，因而也就理所應當地認為對此問題的研究並不具備過多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然而，隨著毛澤東研究學術化步伐的不斷推進，上述判斷在重新審視毛澤東的學術理路導引下已經逐漸發生動搖。近年來，國外毛澤東研究愈發突破傳統毛澤東研究“政治中心論”的限制，以更加寬闊的視域轉向對經濟、社會、生態等“邊角”主題的發掘，盡管這種關注有的是從肯定性意義上理解的，也有的是從否定性維度把握的。倫敦大學克裡斯·布拉莫爾（Chris Bramall）教授從肯定性意義上對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遺產作出了集中闡釋，認為毛澤東時代動員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農業工業化、機械化的發展路徑，並非是羅曼蒂克式的幻想，而是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模式，不僅推動了70年代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且為80年代的爆炸式發展奠定了基礎【GhrisBramall.The Last of the Romantics？Maosi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trospect，The China Quarterly，Vol.187，2006，pp.686-692.】。另外，毛澤東時代的科學技問題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都處於被遮蔽狀態，但國外有學者出版了《賽先生與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當代中國的科學與技術》，重新審視“文化大革命”時期科學技術發展的真實狀況，認為毛澤東時代致力於平等主義的“大眾科學”，實現了科學從“象牙塔”之中的解放，為后毛澤東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同時造成了科學人才斷層等危機【Chunjuan Nancy Wei，Darryl E.Brock（ed.）.Mr Science and Chairman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m China，Plymouth：Lexington Books，2013.】。這是國外學者的研究視角首次觸及毛澤東時代科學技術及其當代遺產這一“冷門”領域。此外，還有學者開啟了從生態視角，切入對毛澤東解讀的新路徑，這一點在以往過分側重於對毛澤東政治思想解讀的固定化研究路徑中是比較少見的【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此外，還有前文所提及的從毛澤東像章、語錄等文化現象層面解讀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的新嘗試。上述從政治維度之外切入並以多元視角坐架下的對毛澤東思想肖像的多重勾勒，從整體上而言進一步豐富和拓展了毛澤東思想肖像的豐滿程度。
很明顯，隨著理解毛澤東多元視角以及新的參照系的引入，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愈發立足於突破單純人物研究或者政治研究的“一元中心”限制，更加自覺地將毛澤東置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宏大背景或置於當代中國史、社會史的具體坐標之中加以衡量，從歷史的具體情境之中還原毛澤東、從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之中理解毛澤東、從民間社會生活的具象化帷幕下烘托毛澤東，從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元邊角的關注中充實毛澤東的思想肖像。而上述新的視角與參照系的引入，必將有助於深化對毛澤東思想肖像的勾勒工作。
三、從“單一定性”向“重新思考”的意識變革
由於毛澤東本身人物性格命運的復雜性，加之在中國近現代史乃至人類史上所留下的深刻印痕，對於他的認識與評價在很大程度上關涉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政治史等宏大歷史邏輯，而似乎呈現為一件始終困擾眾多國內外學者的“無解命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史華慈認為，毛澤東與當代中國研究是一項不可能獲得絕對排他性唯一真理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所不斷面臨的是系列開放的問題，在這些問題內部存在的“富有成果的歧義性（或模糊性）”【[美]本杰明·史華慈著，陳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中文版代序”第14頁。】恰恰構成了研究價值所在。
但是，西方學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基於特定意識形態訴求與冷戰環境所形成的慣性思維，在對毛澤東的分析與評價問題上卻呈現為“單一定性”的趨勢。所謂“單一定性”就是直接了當地將毛澤東加以簡單標簽化的“一元定性”，即貼上“yes”or“no”的標簽。這種標簽化處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簡單線性的思維方式上，即從“善”或“惡”、“好”或“壞”的二元范疇之中進行單一性、絕對性挑選的“站隊排位”。在這種思維模式下，毛澤東的思想肖像隻可能存在唯一的形式、隻能描繪唯一的色彩，因而“救世主”或“暴君”的二元對立局面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主宰了國外毛澤東研究的基本態勢。但問題是，“這種‘化約論’（reductionism）之‘劃線排隊’的思維和言說方式，被‘化’掉的不僅是那些‘眾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和富有成果的歧義性’（unresolved problems and fruitful ambiguities）中保存著‘豐富多彩與卑燦交加的人類處境’（both wretched-ness and grandeur of the human condition），甚至還可能被再次‘化’進一個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種致使性靈之人彼此仇視之自我折磨的情緒陷阱”【蕭延中：《近期中國的毛澤東研究：一個政治意識生態的框架草圖》，《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事實上，歷史人物或者歷史事件——尤其是對人類歷史整體進程發揮了顯著影響的人物與事件，關於其存在意義的理解並非是一個單向線性過程，並非是在歷史發生的瞬間便能得到求解。它們往往隨著時間的流逝與實踐的推進，愈發呈現模糊性和非確定性，而正是在對這種模糊的歧義性的不斷求解中，事物的真實性意義才能得以不斷出場。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的漸行漸遠以及毛澤東形象及其實踐的看似模糊性，也許為后人理解毛澤東提供了一個長時間段的參照系與審視距離，也許為毛澤東思想肖像的清晰呈現與毛澤東意義的彰顯提供了一種客觀可能性的空間。對於毛澤東的認識與評價盡管可以由執政黨的意識形態作出看似較為終結性的定論，但這並不能抹殺“毛澤東問題”所構筑的理論開放性空間。因而，在此背景下，“重思毛澤東”（Rethinking Mao）構成了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的一股強勁潮流，這其中既有基於純粹學術中立基礎上單純理論研究者的理論呼吁，也有西方左翼思潮從理論資源與象征性維度對毛澤東的重新正名，還有對毛澤東時代有著深刻經歷並已融入西方學術體系之中的中國學者的個體性理解。
澳大利亞格裡菲斯大學榮修教授尼克·奈特（Nick Knight）是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第一個明確提出“重新思考”毛澤東的學者。在從事毛澤東研究30余年后，奈特在關於毛澤東研究的“封山之作”（即《重思毛澤東：毛澤東的思想的探索》）一書中，向學界鄭重提出了“重思毛澤東”的理論呼吁。在他看來，最近的過去與現在的變化造就了一個可以折射毛澤東生平與思想的棱鏡，一旦棱鏡轉動，毛澤東的思想肖像也會發生相應變化【Nick Knight.Rethinking Mao：Explorations in Mao Ze-dong’s Thought，Lanham，MD：Rowman%26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p.3.】。因此，毛澤東本身的復雜性與實踐的流變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並不存在一個關於毛澤東思想肖像的單一性、永恆性定論，關於毛澤東的認識與理解需要不斷在新的歷史坐標之下加以連續性衡量，“重思毛澤東”“重估毛澤東”也就構成了思想史上的一項永恆性命題。奈特“重思毛澤東”的戰略規劃包含了復雜的理論體系，從最根基性的方法論使用層面而言，必須反對簡單認為直接佔有文本便能凸顯作者理論意圖的“經驗主義”閱讀模式的限制，而必須深入文本內部的邏輯深層構架，通過對文本與讀者的交互作用，呈現文本的理論意義﹔從“重新思考”的整體構架上而言，奈特十分強調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概念來理解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這一點使其區別於一般國外毛澤東研究者因為中國學研究出身而導致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薄弱的限制，也使得奈特在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關於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論戰中的理論分析更具學理性與說服力【Nick Knight.The Law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in Mao Zedong’s Thought：The Question of“Orthodoxy”，in ArifDilik Paul Healy and Nick Kight（edt.）.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7，pp.84-116.】﹔從具體重新思考的對象上而言，包括毛澤東的工農思想、延安時期的政治與實踐、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變化的理解、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道路選擇以及晚年從和諧到斗爭的轉變等。奈特“重思毛澤東”的理論呼吁，既是對他毛澤東研究生涯的一個理論總結，也是對於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進一步深入推進的一次重大理論規劃。
當然，與奈特純粹基於學術研究立場而推進毛澤東研究再思考的理論訴求不同，西方左翼學者“重思毛澤東”的理論訴求更多地與其特定政治立場密切相關，因為在他們的理論體系中，毛澤東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政治象征性符號而存在的，更多的是作為他們反抗或批判資本主義的一種理論資源。當代西方左翼代表性人物、斯洛文尼亞著名哲學家齊澤克（SlavojZizek）盡管並不是專門從事毛澤東研究的學者，但毛澤東作為西方左派反抗資本主義霸權的特殊理論情結，始終或隱或現地存在於他的理論邏輯建構及其政治話語表達中。他為2007年編輯出版的英文版《實踐論和矛盾論》撰寫了長達28頁的“導言”。在“導言”中，他集中對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譜系中的地位進行了價值重估，認為毛澤東代表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二次重大傳承”，即從列寧依靠工人階級奪取革命勝利的“城市中心論”，轉向毛澤東以農民為主力的“農村包圍城市”。在他看來，毛澤東的理論意義不僅體現在其開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第二次傳承”，更為關鍵的在於他在當前歷史條件下所生發的重要象征意義，因為毛澤東的偉大成就就在於其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數以億計人民的政治符號，“正是他們創造了看不見的推動歷史發展的‘物質’和基礎”【Zizek.Mao Zedong：the Marxist Lord of Misrule，in Mao Tes-Tung.On Practice and Contradiction，New York：Verso，2007，p.2.】。另一位當今法國激進左翼思潮的代表人物阿蘭·巴迪歐（Alan Badiou）在其邏輯建構與理論批判中，也表現出強烈的“毛澤東情結”。巴迪歐是法國最徹底的“毛主義者”，毛澤東的很多語式和理論都成為他從事理論建構的“資源庫”，其中他對毛澤東的“一分為二”理論保持了特別的理論偏好。他認為，中國在60年代爆發的關於辯証法究竟是“一分為二”還是“合二為一”的討論，其實質是關於真理實質的爭論，即確定革命的主體及其願望的爭論【Alain Badiou.The Centur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p.60.】“合二為一”盡管從形式上獲得了一個新的“一”，但實質上仍然是保守的、舊的“一”，隻有在不斷地“一分為二”之中才能保持著事物的“新”。因此，作為辯証法斗爭最高形式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看來就不是所謂政治權力的爭斗，而是從根本上關涉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文化大革命”是矛盾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Alain Badiou.The Culture Revolution：the Last Revolution Position，Winter，2005，p.487.】由此不難發現，以齊澤克和巴迪歐等為代表的西方激進左翼思潮對毛澤東的重新發現及其在學術思想史上的重新定位，從根基上而言是為了從毛澤東的理論資源中尋求一種新的用以抗衡全球資本主義統治的工具【張劍：《齊澤克、巴迪歐的毛澤東情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6期。】。他們眼中的毛澤東更多地是作為一種“審美對象”而存在的，他們對於毛澤東的解讀更多的是一種“擴張式”閱讀。
當然，與純粹西方學者的“異域想象”不同的是，對毛澤東時代有著親身感性經歷、已經移居西方且基本融入西方學術體系之中的中國學者，則致力於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若干情境作出理論闡釋。其中，高默波教授就是代表之一。他重新審視毛澤東時代的理論訴求構成了一以貫之（在1999年出版的《高家村：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中將“文化大革命”視為高家村的“黃金十年”【高默波:《書寫歷史：〈高家村〉》，《讀書》2001年第1期。】）的研究路徑，其在2008年出版的《為中國過去而戰：毛澤東與文革》一書中，再次為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進行了理論辯護。他明確指出，對毛澤東時代的所謂災難性、否定性的“單一定性”，其實具有四個方面的誤導性：一是剝奪了中國大多數民眾言說的權力﹔二是掩蓋了后毛澤東時代存在的更加丑陋的現象﹔三是否認了毛澤東時代的成就以及其為后毛澤東時代發展所發揮的奠基性作用﹔四是誤導、剝離和排斥了對人類發展另類模式以及其他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的想象空間【MoboGao.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Mao %26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Pluto Press，2008，p.2.】。在這樣的基本理論預設下，他展開了對毛澤東時代歷史的辯誣。盡管我們並不一定贊同高默波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時期近乎偏執的理論論斷，但是這種基於自身在中國長久積累的感性經驗和自我思考而形成的關於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的重新思索與他在研究中使用的跨學科（正如他所言，對高家村歷史的書寫，是經濟、政治、社會等.多元歷史的相互交織）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理論判斷，使得他在當代國外毛澤東的研究領域中，呈現明顯區別於一般國外毛澤東研究學者的特殊學術風格。
盡管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在突破“單一定性”走向“重新思考”的總體性邏輯上而言存在基本相似性，但不同學者在理論預設、思考路徑以及運演方式上都存在巨大差異性。單純學術研究層面對歷史史實“無蔽式”呈現的理論努力、立足於特定理論情結基礎上對毛澤東思想肖像的當代描摹以及“擴張式”運用與基於具體感性經歷基礎上帶有“鄉愁式”眷戀的理論澄明，它們所“重新思考”的對象及其最終呈現的形象都存在著特定差異。但本文之所以將其置於同一邏輯范疇下加以歸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不外是它們都是對傳統國外毛澤東固定一元化和單一性評價路徑的理論反叛。
四、文本延伸與方法更新：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的學術意義
在歷史發展的特定階段，毛澤東研究的價值與意義也許是在政治意蘊的烘托中不斷加以呈現的。如果說隨著毛澤東走下神壇所引起的后續效應——作為政治象征性地位的衰減，那麼很明顯，當前關於毛澤東的研究應該實現研究立足點與目的的深刻轉型，即轉向開啟毛澤東研究的學術性和理論性趨向。因為從學術研究的布局角度而言，關於毛澤東的研究更多地應該從思想史的角度加以深入推進，即彰顯毛澤東研究的思想史效應。就毛澤東時代而言，這是一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深刻轉型的特殊年代，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由古代文明向現代文明轉折的過渡性時期，是連接中國過去與現在的關鍵節點。因此，毛澤東時代必然呈現內在的特殊性與矛盾性，即追尋步人現代社會的沖動與傳統保力量的阻礙之間存在的張力關系。正確理解毛澤東時代，從更寬廣的意義上而言，亦是對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文明及其發展命運的深刻把握。並且，毛澤東時代的遺產——從有形房面的物質成果、制度設計到無形層面的行為方式、話語邏輯等“日常生活方式”的建構，對於中國未來社會的走向都發揮著潛在的型塑作用。【關於毛澤東的持續性影響，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齊慕實教授有一個比較生動的說法，即“日常生活的毛主義”（Living Maosim）﹔也就是說，毛澤東對於當代中國的影響並未隨著其生命的消逝而減弱，相反卻在一定條件下呈現不斷增強的趨勢。除了物質基礎與制度層面等有形設計的繼承性，毛澤東對於中國社會、中國民眾的更為強烈的影響是以隱性形式存在於民眾的“日常生相”的建構之中。毛澤東的話語表達、邏輯思維甚至人物性格，都對中華民族自我身份的建構、行為方式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因而，從此意義上來說，對毛澤東時代的理解不僅僅是對中國過去、現在的理解，如果從時間的延長線上衡量的話，它也是對於未來的把握。就對於毛澤東個體研究而言，毛澤東本身蘊含著極為復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截然沖突的因素。如毛澤東一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后一個集大成者，但他晚年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則以殘酷的方式對待中國傳統和知識分子，更加吊詭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所謂以徹底反傳統面貌出現的東西在底子裡面卻又是以傳統思想為根基的。再如，毛澤東盡管明確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並且通過整風運動實現了黨內理論家的定位，但他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又始終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地糾纏在一起。因此，就對毛澤東個體的解讀而言，從根本上無法擺脫對中國數千年傳統思想的梳理，無法擺脫近代以來西方思潮對於中國社會的“沖擊”效應（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作為其中的一支並逐漸取得了統治性地位），無法擺脫對中西文明沖突及其在毛澤東時代呈現形式的理解。所以，從學術治理層面上看，當前關於毛澤東的研究無疑應該是需要加以關注與重視的重要領域，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一項思想史議題而存在的。
在開啟毛澤東研究的學理化趨勢上，國外毛澤東研究走在了前列。因為實事求是而言，盡管當前國內毛澤東研究已經擺脫了特殊政治年代在政治意識生態“質詢”下形成的“神性”研究路向，正逐步走向客觀的學術理路分析路徑，但較之於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所呈現的異彩紛呈的學術圖景，國內研究仍然存在著進一步提升的空間。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研究對象部分存在著西方傳統毛澤東研究中的“一元中心化”傾向，具有進一步拓展與延伸的理論空間。盡管隨著國內毛澤東研究學術化步伐的不斷推進，這種現象有了很大改觀，但我們仍然在研究對象上存在著不足之處，如過多關注毛澤東的“人物研究”，即集中於對毛澤東生平事跡的闡釋、考証與書寫以及對毛澤東思想發展軌跡的闡釋等方面，而對於人物、現象背后的本質以及超越單純主體性內容缺少足夠關注，這就需要實現研究對象的進一步拓展，實現從“人物”向“問題”的轉變。二是研究的參照系存在單一性和抽象性的局限，需要進一步提升與優化。無論是對毛澤東這樣一位單個人物的研究，還是對毛澤東時代這樣一個歷史階段的考察，都必須在一定的參照系之下加以衡量，在一定的時空坐標定位下加以推進。但綜觀目前的國內毛澤東研究，其所賴以進行的參照系明顯存在單一性與抽象性的局限。所謂“單一性”就是通過毛澤東衡量毛澤東，就毛澤東而研究毛澤東。所謂“抽象性”就是對毛澤東的研究更多地停留於抽象的理論推演或邏輯建構，而缺乏具體詳細、殷實史料的支撐，存在“認知性研究”【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國內已經有學者開始注：這個問題，尤其是中國現當代歷史學研究的一些學者，力圖在對原始史料的掌握與吸收之基礎上，不斷地擴展參照系，如通過毛澤東時代民間歷史的書寫或與國際背景因素的參照，以求更為真實地理解毛澤東及其時代。這種轉換在一定程度上標志著國內中共黨史研究領域（毛澤東由於在中共黨史上的“非替代性”意義，使得關於他的研究始終是作為黨史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存在）的一種重要研究范式轉換，即從單純黨史研究擴展到當代中國歷史研究的宏大背景之中。這種研究范式的轉換，對於深化毛澤東研究而言，既是一種宏大化視角的拓展，同時也是一種微觀具象化的操作。從宏大邏輯層面而言，將對毛澤東的理解置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宏大背景、置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基座、置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理論譜系之中加以考察，使得從歷史的延長線上透視毛澤東思想及其實踐具備了更加客觀、科學性的支撐﹔從具象化視角層面而言，將毛澤東置於具體歷史時代和中國社會具體發展的歷史情境之中考察，使得毛澤東思想肖像的勾勒具備了更加微觀化和感性化的視角。】不足的局限【徐俊忠：《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幾個問題再探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6期。】。在這方面，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具有很大的進步性，引入了多元參照系，在不同的對比之中衡量毛澤東的思想畫像，如將毛澤東置於當代中國社會史的坐標之中加以衡量，在立足自上而下研究方式的同時，補入民間、基層與個體視角，通過自下而上的方式不斷豐滿毛澤東的思想肖像﹔將毛澤東置於中共黨史與中國近現代史的宏大歷史坐標之中加以衡量，這樣就有助於擺脫就毛澤東研究毛澤東所造成的理論暗角與邏輯盲區，更能客觀真實而准確地把握毛澤東的歷史定位問題。
筆者以為，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最新進展的學術意義主要體現在文本延伸與方法革新這兩個層面。在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文本始終居於基礎性的主導地位。任何研究——無論是“照著說”還是“接著說”——都無從離開文本的支撐性作用而單獨自存，這就是所謂的“論從史出”與“史論結合”的治學模式。當然，這裡所說的“史”、文本已經不是單純意義上的停留於“書香筆墨”中的純粹客觀文字的集合體，其內涵與外延都發生了相應變化。當代國外毛澤東學將毛澤東置於當代中國史、社會史坐標之中加以衡量的新路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毛澤東研究的文本存在方式。以往毛澤東研究在文本的選擇與應用上，大都側重於對作為話語邏輯表達之載體的客觀文字的解讀，也就是從“書”中“讀”出毛澤東的思想邏輯，從對文字的消化中建構毛澤東的思想肖像。應當承認的是，這些文字性資料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復原”（盡管從解釋學上而言，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視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間距，甚至在后現代文本學家那裡，所謂回到作者的原初語境根本就是不可能達及的偽命題，因為閱讀不過是一種“非再現式”愉悅的“生產性閱讀”【〔法〕羅蘭·巴特著，屠友祥譯：《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9頁。】）毛澤東思想的主要作用對象，但一方面，作為客體性文本的意義不可能自動呈現，必須有待於讀者著力摒棄“理論前見”並力圖回到文本所處的客觀歷史情境之中加以闡釋﹔另一方面，作為抽象化、理論化形式存在的抽象文字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化約掉的是文本在創作過程中所必定居於、交互的現實與感性因素。因此，僅僅依賴毛澤東留下的客觀文本，可能並不一定能夠真實而准確地解釋毛澤東的整體性思想圖像。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將毛澤東置於中國社會史的坐標下，將其置於歷史實踐活動之中、置於民間的感性生活之中加以解讀的新方式，其實就不僅僅局限於對傳統文本的闡釋。在這種研究范式下，毛澤東的實踐活動也構成了解讀的“文本”——“無字之書”，民間感性生活、社會史的基本材料如基層檔案、口述歷史等似乎與毛澤東本人撰寫的文字並無任何直接聯系的材料，都從更廣泛的意義上構成了毛澤東研究的“文本對象”。高默波教授對於髙家村在毛澤東時代生活、生產等感性活動的描繪以及對於該村留下的基本史料的解讀，盡管與傳統毛澤東研究在文本選擇上存在巨大差異，甚至可能在傳統范式看來似乎與毛澤東研究毫無關聯，但正是建立在對這些非正式文本的深入解讀基礎之上，毛澤東時代基層農村面貌以及農民的真實情感才具備了擺脫傳統“單一定性”的限制而得以全景式呈現。因此，毛澤東研究的深化與拓展，必須首先在文本上下足功夫，即在深入吸收消化已有的毛澤東本人文獻的基礎上，實現研究視域的進一步擴展，轉移到對毛澤東時代民間史料的收集與整理，通過對這些有形與無形史料的“深度耕犁”，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不斷深化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理解。
深化拓展毛澤東研究，除了文本的基礎性作用之外，還應當注重方法論的革新與自覺問題。如前所言，文本所承載的“意義”是不可能自動呈現的，其定然需要發揮讀者的“閱讀”作用，因而這裡就必定會涉及閱讀的方法問題。面對同一文本，在不同方法的坐架下可能會取得相異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如面對《矛盾論》中的同一概念或者理論表達，不同讀者在不同理論前見的指導下所得出的理論圖景是截然不同的。美國學者諾曼·萊文（Norman Levine）在新黑格爾主義思想的指引下閱讀《矛盾論》，所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的“延安道路”實質上不過是黑格爾辯証法因素的當代復活【Norman Levine.Dialogue within the Dialectic.New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LC，1984，pp.317-412.】。相反，法國著名哲學家阿爾都塞在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構架下，對《矛盾論》解讀出的卻是截然相反的結論，即《矛盾論》的成功之處不僅不是在於黑格爾因素的復活，而恰恰是清除了黑格爾辯証法的影響，如毛澤東在超越黑格爾矛盾本質之“母型理論”基礎上形成的“多元決定論”【Louis Althusser.ForMarx.London..NewYork:Verso，1997，pp.87-128.】。由此可見，對傳統意義上文本存在形式的突破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毛澤東研究“文本群”的充實性掌握【簡單來說，毛澤東研究“文本群”的構成大致可以分為“有形文本”與“無形文本”兩大類。所謂“有形文本”就是客觀的文字材料，當然這並不是僅僅指毛澤東本人創造的文本。基於毛澤東無法脫離中國革命歷史進程而孤立自存的特殊性，為保証真實而全面地建構毛澤東的思想肖像，需要實現“研究文本”視域的拓展（參見張明：《毛澤東研究中的文本學分類方法與意義》，《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所謂“無形文本”就是指現實的感性實踐活動，包括毛澤東本人的實踐以及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事件、歷史過程以及歷史記憶等等。上述“無形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有形文本”來反映，諸如對於歷史事件的記憶與感受可以通過口述歷史的形式加以整理編輯成文字史料，但另外一些內容又是無法通過文字甚至是話語表達形式呈現的，諸如對毛澤東時代歷史事件、政治運動的切身感受，在許多人那裡都是作為特殊的情感狀態甚至以錯位化、片段化的撕裂狀態而存在於心理結構的深層之中，這些“無形”的切身體驗與感性經歷都很難通過具象化的文字話語表達出來。這些都需要我們前文提到的在深入民間、深入基層的自下而上的方法指導下，通過盡力“回到毛澤東時代”（盡管這種“回到”在解釋學意義上而言是不可能的），在對歷史的體悟之中“復原”歷史的真實面貌與毛澤東的真實思想畫像。】，僅僅構成了深化毛澤東研究的基礎性環節，但文本隻有在方法的坐架之下才能呈現其應有的歷史意義，脫離方法支撐的文本也不過是一堆僵死的符碼堆砌體。其實，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在文本選擇上的視界擴展，從根本上也是毛澤東研究方法論的自我革命。因為新的文本的應用，就意味著研究范式的轉換，就必將會產生新的方法【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視野、角度與方法》，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4頁。】。文本的深度耕犁與全新理論圖景的彰顯，隻有在科學方法的指引下才具備理論與現實的可能性。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將毛澤東置於社會史的參照系中加以解讀，將研究所依賴的文本范圍拓展到民間史料、民間生活等諸多“有形文本”和“無形文本”，其實意味著研究方法的重要革新，這也是國外毛澤東研究在近十多年來一直保持學術繁榮的重要保障。因為對社會史的關照與研究，必然涉及對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甚至心理學等在以往毛澤東研究過程中處於“缺場”狀態的學科知識，這種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交叉學科的視角加以推進的。運用不同學科方法分析毛澤東及其時代，在各類觀點的不斷碰撞中激發毛澤東研究的新維度與新視界，這正是當前國內研究必須要不斷拓展深化的層面。可以預見，這種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所產生的理論效應將是巨大的。
當然，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對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的最新進展及其所呈現的學術意義的揭示，並不代表著對西方研究范式的全盤照抄，它主要為深化國內毛澤東研究提供了一種多樣可能性的參照。因為無論是從民族情感、本土情結抑或現實關懷等角度而言，中國毛澤東研究都必須呈現區別於國外毛澤東學的顯著特色。但無論如何都不能否定的是，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的最新進展及其直接性理論成果，就推動毛澤東研究的學術治理層面而言，為深化國內毛澤東研究發揮了強大的激勵作用。面對國外毛澤東研究不斷涌現新成果、新趨向的情勢，國內毛澤東研究學者都必然會感到緊迫感與壓力感。因此，譯介國外毛澤東研究最新理論成果，把握國外毛澤東研究最新趨向的最終目的，其實是為了基於批評性吸收基礎上實現最終超越的學術目的。
（本文作者南京大學哲學系助理研究員 南京 210046）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