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這個‘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書當敵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讀”——
毛澤東的攻書到“底”
陳 晉
事業發展沒有止境，學習也沒有止境。毛澤東在1939年說過一句話：“如果再過10年我就死了，那麼我就一定要學習9年零359天。”1959年，他再次講：“很有些時候，我也不喜歡自己。馬克思主義各個部門的學問我沒有學好。學一種外國文吧，也沒有學好。經濟工作現在剛剛開始學習。但是，我決心學習，除死方休。”講這些話，是希望領導干部們抓緊時間讀書學習，以適應新的形勢，學會新的本領，同時也傳達出他自己生命不止、探索不止、讀書不止的執著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論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澤東的閱讀似乎一刻也不能停下來。從上世紀60年代起，由於年齡大了，他不斷讓人把一些經典書籍印成大字本來讀。1972年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毛澤東指著堆積在書房裡的書說：“我有讀不完的書。每天不讀書就無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還專門請一位大學老師給他念書。逝世前，他已經說不出話來，但腦子清醒，仍然堅持看書。可確切知道的是，他當時看的是宋代筆記《容齋隨筆》和剛剛編譯出版的日本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見》。三木武夫當時正在競選自民黨總裁，看來他臨終前很關注此事。毛澤東是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逝世的。根據病歷記錄，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清醒過來就看書、看文件，共11次，用時2小時50分鐘。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時37分，7個多小時后便辭世了。這樣的情形，已經不是活到老、讀到老，而是讀到死。
毛澤東讀書，是發自內心地對知識、對真理追求的一種渴望。有這種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腦去真讀、真學、真思考，而非淺嘗輒止。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攻書到底”。
把閱讀視為“攻書”，是古人的說法。1938年3月15日，毛澤東在“抗大”的演講中提出：“我看這個‘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書當敵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讀。”攻讀的目的，是對知識精通探底。對此，他於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開的學習運動動員大會上做過解釋，他說：“學習一定要學到底，學習的最大敵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點，就以為滿足了。”攻書到“底”之法，在擠和鑽，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讀。1945年5月31日，他在中共七大總結講話中向大家推薦五本馬列著作，又形象地解釋了應該如何去擠和鑽：“我們可以把這五本書裝在干糧袋裡，打完仗后，就讀它一遍或者看它一兩句，沒有味道就放起來，有味道就多看幾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來了。一年看不通看兩年，如果兩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記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這是毛澤東的經驗之談，他也是這樣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書籍上，便寫有某年某月“起讀”、“再讀”這樣的字跡。
毛澤東的攻讀之法，具體表現為以下幾種。
一是經典的和重要的書反復讀。對馬列著作，毛澤東是常讀常新。在延安，他對曾志說到自己讀《共產黨宣言》的情況：“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隻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在於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對喜歡的文史哲經典，他同樣經常讀。上世紀50年代，他對人說已經讀了5遍《紅樓夢》。此后，他又15次索要過《紅樓夢》，這在工作人員的記錄中有明確記載。同一本書，反復讀，因每次閱讀背景不同、任務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發現也會有所不同，這樣書的價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掘。
二是相同題材內容的書，毛澤東習慣把敘述不同甚至觀點相反的著述，對照起來讀。例如，他讀美國歷史，就讓人到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去借，專門寫條子說，不光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關於研究拿破侖的書，他同樣找來蘇聯、法國和英國學者寫的《拿破侖傳》和有關著述，對照起來讀。關於《楚辭》，1957年12月他一次就要了50余種古今對《楚辭》有價值的注釋和研究書籍。關於研究《老子》的著作，他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時帶走的書籍中，就有“關於《老子》的書十幾種”。
與此相關，毛澤東還一直強調，要閱讀一些和自己的觀點相反的書，包括反面的書。1957年，他對領導干部講：要讀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於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麼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1965年，他讓中宣部編輯出版蔣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據這個意見編輯了《蔣介石言論集》系列，准備每本印五千冊。毛澤東批示：“五千冊太少，應出一萬冊。”上世紀60年代，他多次講，不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書，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証法，並說“這是我的經驗，也是列寧的經驗，也是馬克思的經驗”。
三是讀書習慣於“手到”並注重討論。古人強調讀書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澤東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誦，還經常在一些場合，給人講書，直接宣達自己的閱讀體會和收獲。所謂“手到”，就是動手寫筆記、寫批注，由此體現“心到”。目前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讀書批注方面的書籍有：《毛澤東哲學批注集》，收了他讀10本哲學書的批注和一篇讀書摘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收了他讀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兩首詞的批語﹔《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評文全本)，共5卷，收錄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書裡做的圈畫和批注﹔《毛澤東手書古詩詞選》、《毛澤東手書歷代詩詞曲賦典藏》等，則反映了他讀古代文學作品時隨手書錄的情況﹔13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收了他讀各種書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語，數量很多。
毛澤東讀書，還有一個“耳到”，即組織讀書小組由人念，大家聽，再一起討論。比如：青年時代，他組織過讀書小組﹔延安時期，他組織過關於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讀書小組﹔1959年底，他又組織讀書小組到杭州等地研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晚年眼睛不好，他就請人讀給他聽，邊聽邊議。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本文根據《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序言編輯，標題為編者所加）
（來源：《北京日報》2017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