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紅軍“血戰史經驗”的總結

毛澤東對紅軍“血戰史經驗”的總結

——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為中心的解讀

張嵐嵐 魏代強

 

[摘要]毛澤東於陝北撰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總結了紅軍在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的戰斗歷程和經驗教訓，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戰略創見。在區分戰爭和戰役的戰略進程方面，毛澤東提出應以兩軍力量對比及其總的變動為依據區分戰爭的戰略進程，以兩軍戰役力量和態勢的綜合對比為依據區分戰役的戰略進程。在戰略防御階段戰略預置的施行原則方面，毛澤東提出“戰略方向有規則有定向，戰役方向不規則無定向”，“抓住戰略樞紐去部署戰役，抓住戰役樞紐去部署戰斗”，“斗爭勝利的程度，是和准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聯系著的”，“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等指導方針。在發展戰略基地的方針方面，毛澤東分析了以鞏固求發展與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及以發展求鞏固與首先要打勝仗才能創造蘇區兩個問題的具體內涵。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以親歷者的身份，追述了紅軍在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的戰斗歷程及“血戰史經驗”【《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頁。】，深刻闡述了嚴格區分戰爭和戰役的戰略進程、戰略防御階段戰略預置的施行原則、發展戰略基地的方針等我軍在反“圍剿”斗爭中的戰略創見和實戰經驗。這份文稿記述的戰略防御階段的戰爭指導理論，極大豐富了我軍積極防御戰略思想和戰爭指導理論體系。本文以這篇文稿為主，結合其他相關文獻、論述，對此予以分析。

一、嚴格區分戰爭和戰役的戰略進程

我軍指揮員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已從反“圍剿”斗爭中總結出區分戰爭和戰役進程的科學方法。無論戰爭還是戰役，合理區分其戰略進程，有助於厘清和抓住實行臨戰准備和戰略預置的重要時節。

（一）以兩軍力量對比及其總的變動為依據區分戰爭的戰略進程

這一認識是我軍指揮員在總結反“圍剿”斗爭經驗基礎上形成的。這篇文稿中，毛澤東在總結紅軍反“圍剿”斗爭經驗時指出：“敵人是全國的統治者，我們隻有一點小部隊，因此，我們一開始就是和敵人的‘圍剿’奮斗。”“‘圍剿’和反‘圍剿’，是戰爭形式的反復。”“從國內戰爭說，假如紅軍的力量超過了敵人時，那末，一般地就用不著戰略防御了。那時的方針只是戰略的進攻。這種改變，依靠於敵我力量的總的變動。”【《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17、713、720頁。】顯然，我軍指揮員此時已掌握了區分戰爭進程的方法——依據敵我力量的對比及其總的變動區分戰爭的戰略進程。

具體地說，戰爭一般分為進攻和防御兩種形式，敵對兩軍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強軍往往採取戰略上的進攻，弱軍多採取戰略上的守勢。弱軍要想戰勝強軍，必須在戰略防御中不斷取得戰役戰斗的勝利，使雙方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進而使戰爭的攻防形勢發生根本轉變。正如毛澤東所總結的：“‘圍剿’反復的形式何時結束？據我看來，如果內戰延長的話，那是在敵我強弱對比起了根本變化之時。如果紅軍一旦改變到比自己的敵人更為強大時，那末，這個反復就結束了。”【《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16頁。】正是憑借這一經驗，毛澤東在全面抗戰初期正確預見了抗戰要經歷的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

（二）以兩軍戰役力量和態勢的綜合對比為依據區分戰役的戰略進程

這一認識也是我軍指揮員在總結反“圍剿”斗爭經驗中形成的。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反對一次“圍剿”是一個戰役，常常由大小數個以至數十個戰斗組織而成。這種戰役通常包括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以進攻對我防御、我以防御對敵進攻﹔第二個階段是敵以防御對我進攻、我以進攻對敵防御。【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13頁。】由此觀之，反“圍剿”戰役應主要區分為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兩個進程。

那麼，對於反“圍剿”戰役而言，從防御轉向進攻的具體條件是什麼呢？對此，毛澤東未作直接回答，但他在文中專門介紹了怎樣抓住重要時節實施戰略預置，並將反“圍剿”戰役的防御進程細分為反“圍剿”准備、戰略退卻、戰略反攻這三個重要戰略階段。【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17頁。】他同時指出，前兩個階段中所有軍事政治處置，都是為了保存自己、准備反攻的戰略目的﹔第三個階段的任務，主要是通過殲敵改變敵我力量對比和態勢，把戰略反攻導向戰略進攻。【確切地說，這裡的戰略反攻和戰略進攻，應稱為戰役反攻和戰役進攻。之所以用“戰略”代替“戰役”，原因在於毛澤東為更好地把握戰役進程，辯証地把一次反“圍剿”戰役放大為一個戰爭全局，把一次戰役的若干進程上升為戰爭的進程（戰略進程），以利於實踐中更好地抓住“樞紐”（戰略進程），實行戰略預置。】紅軍由反“圍剿”戰役的戰略反攻轉入戰略進攻時，常選擇在敵人某個方向出現孤軍冒進或疲憊懈怠時，集中兵力，出其不意，殲其一部或數部，使其他方向諸敵因驚恐、疲憊、膽怯、士氣低、指揮不統一等多種原因主動撤出根據地，轉入戰役守勢（或稱戰役的戰略防御階段）。此時，敵我雙方戰役力量雖不一定發生根本變化，但紅軍常能抓住戰機，展開戰略反攻，收復失地，由內線轉至外線，將戰略反攻導向戰略進攻。

可見，毛澤東是以兩軍戰役力量和態勢的綜合對比為標尺區分戰役的戰略進程的。這種把戰役或是戰役某階段看作一個獨立的全局，再行劃分戰略進程的方法，實則就是毛澤東在1935年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總結的我軍作戰指揮的一個基本原則，即“拿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418頁。】。這說明，這一時期我軍已掌握了區分戰役的戰略進程的方法。

二、戰略防御階段戰略預置的施行原則

土地革命戰爭后期，我軍指揮員取得了在戰略防御進程中戰略布勢的豐富經驗，總結出較為系統的戰略預置指導原則。

（一）戰略方向有規則有定向，戰役方向不規則無定向

這個原則是1936年春毛澤東和彭德懷在東征途中提出的，他們在給林彪、聶榮臻的電報中指出：“在戰役方針上，不規則無定向（這一仗在東打，那一仗在西打，沒固定戰線，全依情況決定）可以而且應該成為現實的指導原則。在戰略方針上，不規則無定向是不許可的，應有明確的方向與地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29—530頁。】

實際上，任何一場戰爭或一次戰役，都存在戰略方向和戰役方向之分。譬如，中國革命長期以來的戰略方向是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地區，這就決定了我軍的戰略預置方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鄉村和小城市。但在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鄉村和小城市這一大方向內，無論是贛南閩西根據地，或是湘鄂贛、閩浙贛、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據地，都可看作是中國革命的小方向（戰役方向）。即使在紅軍丟失上述根據地后，經轉戰萬裡重新創建的陝甘寧根據地，從戰役層面看它的方向（小方向）雖是不規則的，但從戰略上看仍處於廣大鄉村和小城市，這個大方向是規則的。再比如，在反“圍剿”戰役中，遵循“誘敵深入”方針，實際就是把戰略方向規定在內線（根據地內），在根據地這一大的戰略方向內，無論是根據地的前部、中部或后部，都可作為依據敵情變化靈活選擇的戰役方向。所以，無論對於戰爭或戰役來說，其方向都存在著戰略和戰役之分，也即所謂的大方向與小方向。

因此，戰略方向是相對穩定和有規則的，戰役方向則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隨機性。毛澤東在1937年9月20日給彭德懷的電報《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基本原則的解釋》中說：“南京隻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之一切自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頁。】也就是說，我軍在戰略方向上應處於敵人的側翼及后方，這個大方向是規則、定向的，但在敵后哪一個具體地方開展游擊戰爭和開辟敵后根據地這個小方向上，須獨立自主、因地制宜、靈活多樣。

戰略方向有規則還表現在：反對戰略方向的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具體來說，就是在有強大敵軍存在的條件下，無論自己有多少軍隊，在一定時間內，主要的使用方向隻應有一個，不應有兩個。這主要是指現實作戰，強調在戰役戰斗上集中兵力，對敵形成相對或絕對優勢。因此，戰略預置方向隻應有一個。在敵強我弱的戰略形勢下，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說的就是作戰方向與力量使用的辯証關系。【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46頁。】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由於“左”傾冒險主義者無視中國革命戰爭的這個規律，採取無視戰略方向有規則的平均主義，在敵人第五次重兵壓境的情況下組建中央軍和東方軍，實施“分離作戰”，使用“兩個拳頭打人”，結果卻常常是“一個拳頭置於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1934年7月上旬，蔣介石調集31個師的兵力，從6個方向開始對中央根據地的中心區發起全面進攻。臨時中央卻採取“六路分兵”，同敵人硬拼，結果給敵人造成各個擊破的機會。

但是，在一個時期內，主要的使用方向隻應有一個，並不是說使用方向隻能有一個。對此，毛澤東強調：“置紅軍的支隊於次要的作戰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証對於戰場作戰的絕對或相對優勢的原則上。對於強敵，或關系緊要的戰場作戰，應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臨之”，“對於弱敵或不關緊要的戰場作戰，臨之以相對優勢的兵力也就夠了”。【《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48頁。】在特殊情況下，當己方以相對或絕對劣勢兵力出現於戰場時，亦應區分主要和次要作戰方向，在主要作戰方向上仍須貫徹以優對劣、以多勝少的原則。

毛澤東還指出，盡管戰略方向有規則有定向，但也並非一成不變。他在總結反“圍剿”的退卻方向問題時指出，“敵我強弱懸殊，我們在保存軍力待機破敵的原則下，才主張向根據地退卻，主張誘敵深入，因為隻有這樣做才能造成或發現利於反攻的條件。如果情況並不這樣嚴重，或者情況的嚴重性簡直使紅軍連在根據地也無法開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勢之變化時，那末，把退卻終點選在白區也是應該承認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30—731頁。】。

事實上，在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中，客觀上就存在兩次變換戰略方向、轉入主動的機遇。第一次出現在反“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后、福建事變發生之時，紅軍主力應“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415頁。】。第二次出現在1934年6月下旬，湘贛根據地在敵人圍攻下日益縮小、紅六軍團處境危殆之時，中央紅軍應揮師西向，轉到外線作戰，“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431頁。】。盡管毛澤東以高度的戰略敏銳，兩次提出抓住機遇、轉戰外線的戰略性建議，但都遭到臨時中央的拒絕，結果使紅軍付出包括失去“黨和軍隊和根據地的百分之九十”【《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14頁。】的沉痛代價。后來，正是吸取了上述血的教訓，毛澤東深刻指出：“紅軍的作戰線，服從於紅軍的作戰方向。作戰方向不固定，影響到作戰線不固定。大方向雖在一個時期中是不變更的，然而大方向內的小方向則是隨時變更的，一個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一個時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連這種大方向也得變更了。”【《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49—750頁。】

（二）抓住戰略樞紐去部署戰役，抓住戰役樞紐去部署戰斗

這一原則，是1935年11月底毛澤東在陝西鄜縣東村召開的紅軍第一方面軍營以上干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直羅戰役總結和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中正式提出的。會上，毛澤東分析了直羅戰役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抓住了戰略與戰役樞紐（葫蘆河與直羅鎮），並強調以后作戰必須爭取四個條件，其中一條就是“抓住戰略樞紐去部署戰役，抓住戰役樞紐去部署戰斗”【《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398頁。】。

戰爭的實際情況正是如此。1935年11月初，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甘泉以西地區同紅十五軍團會師，此舉令蔣介石極為不安，於是國民黨軍“西北剿總”調集東北軍5個師，分別以王以哲部1個師和董英斌部4個師沿葫蘆河構筑東西封鎖線，沿洛河構筑南北封鎖線，東西對進、南進北堵，企圖圍殲我軍於葫蘆河以北、洛河以西地區。如若敵軍陰謀得逞，紅軍向南發展的道路將被鎖死，根據地也將處境堪憂。此種形勢下，毛澤東決定把三面環山、北面是葫蘆河、形如口袋的直羅鎮作為殲敵戰場，粉碎敵人對葫蘆河的封鎖，為紅軍向南發展、轉入反攻打開突破口。從部署戰役起到發起總攻之前，毛澤東多次向前線總指揮彭德懷提出“要打殲滅戰”。畢竟，直羅鎮這一戰役樞紐掌控得好不好，直接關系到對葫蘆河這個戰略樞紐的掌控程度，進而影響到整個陝甘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的進程與結局。

這一原則，為我軍籌劃戰略預置提供了重要指南。樞紐，意指事物的關鍵部位或事物之間聯系的中心環節。對於戰爭來說，樞紐是指對戰爭全局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心或關節。戰略樞紐和戰役樞紐，分別是相對於戰爭和戰役這兩個不同的“全局”來說的。從毛澤東最初提出“抓樞紐”的實踐背景看，這個樞紐是指“重要地域”。可見，抓樞紐的原則，最初是用於指導奪控重要地域。

這種情形在中國革命戰爭中較為常見。例如，1936年2月，東征軍在開進山西初期把石樓、中陽、孝義、隰縣四縣交界地區當作“作戰樞紐”。【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468頁。】是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西方野戰軍，把橫山、定邊間五百裡地域作為“北出綏、寧打通蘇聯的戰略樞紐”【《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542頁。】。抗戰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分別在不同時期提出：“華北大局之樞紐，現乃在恆山山脈及正太路”【《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82頁。】﹔“為了保障將來轉移便利，必須鞏固呂梁山脈之轉移樞紐”【《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92頁。】﹔“河南是我們全國長期抗戰的樞紐地帶”﹔“在戰略上華中亦為聯系華北華南之樞紐”﹔“晉西南、晉西北兩區為華北與西北間之樞紐”﹔“呂梁山已失，靠奪取晉西北作戰略樞紐”【《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21、149、157頁。】﹔“山東實為轉移的樞紐”【《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681頁。】﹔等等。這些樞紐地域，分別是不同時期、不同形勢下的戰略全局的重心。然而，除指地域外，樞紐一詞還常用於指代重要階段和時節等。在戰爭領域，無論樞紐指的是地域、階段還是時節，抓樞紐，大都與戰略預置緊密相關。

（三）斗爭勝利的程度，是和准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聯系著的

這一原則，是1936年底我軍在總結反“圍剿”斗爭經驗時提出的。在反“圍剿”斗爭中，紅軍一開始就處於戰略守勢。因此，我軍在斗爭中自覺把戰役防御進程區分為反“圍剿”准備、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並抓住這三個階段實行戰略預置，爭取戰役主動。中央蘇區前四次反“圍剿”戰役，鄂豫皖蘇區前兩次反“圍剿”戰役，以及陝甘根據地前三次反“圍剿”戰役都是因為採取了這種策略而獲勝的。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就是針對反“圍剿”准備階段戰略預置的實施情況，提出了“斗爭勝利的程度，是和准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聯系著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23頁。】。

紅軍在反“圍剿”准備和戰略退卻等階段實行的戰略預置是形成這一原則的實踐基礎。在戰役准備階段，涉及到紅軍准備退卻、政治動員、征集新兵、財政和糧食准備、處置反動分子等必不可少的戰略預置。紅軍准備退卻，就是紅軍主力在准備退卻之前盡可能收攏，不再向不利於退卻的方向出擊，即使不得已也不能前出得太遠，使紅軍過於疲勞。這是在敵人大舉進攻前必須遵循的原則。此時，紅軍注意力應主要放在創造戰場、征集資材、擴大自己和訓練自己的計劃上，號召蘇區群眾實行“堅壁清野”，同時，採取各種方法消耗敵人。征集新兵，須考慮到人民的政治覺悟和人口情況，須兼顧紅軍的具體情況和整個反“圍剿”戰役可能的消耗程度。財政和糧食准備，須顧及“圍剿”時間可能延長，須計算和籌集主力紅軍和根據地人民在整個反“圍剿”戰役中最低限度的各種物資需求量。【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22—723頁。】

上述任務完成的程度直接影響到戰役進程及結果。譬如，在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初期，紅軍主力向根據地實行退卻，途中毛澤東親率總前委的同志對沿途各縣區進行實地調查，收集、推廣“應敵”工作經驗，推動、督促地方各行委、特委的戰備工作，考察各縣區民眾條件，駐軍干部思想狀況、戰備水平等，以此為依據選擇戰場，最終把戰略退卻的終點（也即准備反攻的戰場）選定在根據地中部。【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324、325頁。】

反“圍剿”戰役的戰略退卻，形象地說就是“轉勢”。具體來說，就是把根據地作為主戰場，把敵人引進來打，紅軍主力則有計劃地向根據地退卻，集中兵力，布置戰場，持重待機，進而造成有利於己不利於敵的若干條件，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變化。這是一種重要的戰略預置。毛澤東根據以往反“圍剿”經驗，認為轉入反攻的有利時機應選擇在具備下述6個條件中至少兩個以上時為宜：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有利作戰的陣地、紅軍主力的全部集中，發現敵人的薄弱部分、使敵人疲勞沮喪、使敵人發生過失。【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27頁。】

現實中，同時具備上述條件再轉入反攻的情況很鮮見，因此，依據敵人當前情勢，爭取若干必要條件，是以弱敵強的內線作戰軍隊所應該注意的。【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30頁。】因為在內線作戰較易取得上述有利條件，如人民積極援助、有利的陣地等，因此，退卻終點通常應選擇在根據地內部（即所謂“求心退卻”），並依據實際情況選定根據地中部或前部或后部。這種退卻，能夠使全部紅軍主力完全集中起來。【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28頁。】例如，在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退卻階段，紅軍主力由閩西北、閩西、閩贛邊界等邊緣區向高興圩千裡回師，“實行了一種極端的退卻（紅軍集中於根據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為當時的‘圍剿’軍超過紅軍十倍以上”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29頁。】。如此戰略退卻，一方面相應拉長了自己的防御縱深，便於發揮地方武裝疲敵擾敵的戰略配合作用，在敵我主力交鋒之前最大程度地消耗敵軍﹔另一方面為紅軍集中兵力、創建戰場贏得了相對充裕的時間。

另外，面對敵人反復“圍剿”，在成功打破一次“圍剿”后，紅軍須適時由戰役進攻轉入打破下一次“圍剿”的准備，重復准備階段的戰略預置。例如，中央蘇區取得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紅一方面軍於1932年9月下旬進至樂安、宜黃、南豐一帶地區，發動群眾，擴大蘇區，進行社會、地理和軍事調查，為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布置戰場。12月初，紅一方面軍總部發布了《關於軍事政治訓練問題的訓令》，要求官兵樹立“練為戰”思想，抓緊戰斗間隙進行軍政整訓。

可見，紅軍之所以能取得反“圍剿”戰役的勝利，同指揮員周密細致地籌劃和指導各個重要階段戰略預置事宜密切相關。正是基於以上實踐和認識，毛澤東總結了這個原則。

（四）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

這一原則，是我軍指揮員從反“圍剿”的准備和戰略退卻兩個階段的戰略預置實踐中概括出來的。上文提到，反“圍剿”的准備和戰略退卻是我軍反“圍剿”戰役中實行戰略預置的兩個重要階段，對於這兩個階段開始時機的把握恰當與否，直接影響到勝利程度。實踐中，該時機卻較難把握。例如，紅軍轉入反“圍剿”准備階段的時機，通常是在敵人准備發動“圍剿”之時。然而敵人的“圍剿”准備通常都是秘密進行，給紅軍對這個時機的把握造成困難。

究竟怎樣把握這個時機呢？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斷定這種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和二者間的關系著眼。為著了解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和社會輿論等方面搜集材料。”但在實際作戰中對這種時機的把握較為困難，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難於知道他們將在何時開始進攻。我們准備反‘圍剿’的工作開始早了，不免減少進攻的利益，而且有時會給予紅軍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響”﹔但如果轉入准備的時機晚了，比如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就會陷入不利境地。相比之下，前者損失較后者小，而其利益，則是有備無患，根本上立於不敗之地。鑒於此，毛澤東特別強調：“開始准備的時機問題，一般地說來，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21、721、722頁。】

對於戰略退卻時機的選擇，毛澤東在這篇文稿中認為“過遲的損失較之過早為大”。言下之意，戰略退卻的時機也是“寧早毋遲”。毛澤東列舉中央紅軍在第三次反“圍剿”中倉促繞道集中、陷於十分疲勞的例子，將其與第一、第二、第四次反“圍剿”見機而進、適可而止的例子作比照，有力地論証了“及時退卻，使自己完全立於主動地位，這對於到達退卻終點以后，整頓隊勢，以逸待勞地轉入反攻，有極大的影響”【《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733頁。】。

三、發展戰略基地的方針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紅軍游擊戰爭時期，對於發展根據地問題，我軍已形成“以鞏固求發展”的方針，具體是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進入到運動戰時期，又總結出“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以上兩種方針在實際運用中靈活變通，互為主次，相反相成。

（一）“以鞏固求發展”與“波浪式的推進政策”

紅軍在游擊戰爭時期已確立起“以鞏固求發展”的方針。紅軍創建之初，由於尚未完全形成“武裝割據”的觀念，軍內對創建根據地的做法存有抵觸情緒。當時，毛澤東曾批評有些同志“沒有在游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強調“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在實踐中應遵循“以鞏固求發展”的方針。【《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126、15頁。】

對於這種漸進發展的方針，當時軍內有些同志不予認可，認為是“保守主義”。毛澤東在1928年11月給中央的信中指出，軍內存在的這種錯誤傾向及其在現實中的影響是造成湘贛邊界和湘南起義失敗的原因。他認為，“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但是仍然需要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若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則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21頁。】顯然，這裡所說的“冒進”和“漸進”，是相對於紅軍向根據地之外游擊的距離和范圍來分的。二者都是依托根據地漸進地向外發展的方式，均屬“波浪式推進”，這與解放戰爭時期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別山，通過無后方作戰強行開創根據地的“躍進式發展”存在明顯不同。

1950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派駐越南的聯絡代表羅貴波曾致電軍委，請教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提出的“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的含義。在由聶榮臻起草並經毛澤東審閱的復電中對這一政策作出明確解釋：“這一原則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戰爭中，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創建革命的根據地，鞏固根據地，再依托根據地，擴大發展根據地，既反對保守主義，又反對冒進政策，使鞏固根據地與發展根據地相結合的原則，所謂波浪式的推進，就是根據地擴展到某一境地，就要暫時停止推進，而進行新區的發動群眾建立政權，建立人民武裝等項鞏固工作，到新區已經可以作為依托再行推進。”【《聶榮臻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頁。】

根據這一解釋，從正反兩方面去解讀當年紅四軍前委提出“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范圍，從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於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把閩西贛南作為“前進的基礎”【《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54頁。】等正確路線，去反思在軍事冒險主義方針指導下紅軍在1932年急欲“躍出”根據地攻打贛州、南昌等中心城市，急欲把閩、贛、湘、鄂等蘇區打成一片的錯誤路線，更能深刻理解“以鞏固求發展”和“波浪式推進”的深刻內涵。1933年8月中旬至10月底，紅四方面軍連續取得儀（隴）南（部）、營（山）渠（縣）、宣（漢）達（縣）三次進攻戰役的勝利。徐向前總結這三次進攻戰役勝利的經驗時指出：“鞏固第一，發展第二。……先關起門來，花上三個月的時間，深入而廣泛地發動群眾，擴大紅軍，……三次進攻戰役所向披靡，攻無不克，正是我們穩扎穩打，在鞏固根據地的基礎上求發展的結果。”【《徐向前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頁。】

（二）“以發展求鞏固”與“首先要打勝仗，才能創造蘇區”

環境的變化孕育新的方針。長征是一個分水嶺。此前，紅軍在根據地斗爭中，大都遵循“以鞏固求發展”的方針和“波浪式的推進政策”。此間，紅軍攻打贛州失利后，毛澤東曾提出向贛東北發展，以“出擊求鞏固”的建議，但當時沒有被中央接受。到了陝北后，隨著紅軍大本營遷離嚴重威脅國民黨統治腹地的根據地，敵情已不像過去那麼嚴峻，同時，當地落后的經濟條件令原本就不寬裕的根據地難以供養數萬大軍，加之“圍剿”陝甘蘇區的國民黨軍依恃險峻地形推行堡壘政策，現實種種令紅軍不得不在發展根據地的策略上突破思維定勢，開始在實踐中探索過去被稱之為“比較冒進”的發展道路，憑借以往斗爭經驗，逐步走通了“以發展求鞏固”、通過打勝仗創造蘇區的發展道路。

1935年底和1936年初，在中央和紅軍中曾對“以鞏固求發展”和“以發展求鞏固”這兩條截然對立的路線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有人主張紅軍應以鞏固陝甘蘇區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發展。毛澤東則力主利用當時蓬勃發展的抗日形勢，採取“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積極向東發展。1935年12月23日，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指出：發展形勢中的推進政策，波浪式的發展，有陣地有后方的發展（即是所謂“鞏固地發展蘇區”，所謂“同時擴大，同時深入”），反對冒進政策（敵我對比許可時是例外）。【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417頁。】《決議》雖然主張把鞏固與發展統一起來，但同時又提出一個例外，強調“在敵我對比許可時”，仍可採取冒進政策，通過打仗來擴大地盤。同時，《決議》還提出為實現“打通蘇聯和鞏固發展現有蘇區”的任務，應主要實行三個步驟：第一步，在陝西的南北兩線給進犯之敵以打擊﹔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備擊破閻錫山晉綏軍主力，開辟山西西部五縣至十幾縣，擴大紅軍15000人﹔第三步，根據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形，適時由山西轉向綏遠。上述行動步驟，已然突破了“以鞏固求發展”的傳統“律令”，在具體方針上轉向了大踏步進退，通過打仗創造根據地，以“發展求鞏固”的新的方向。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東征山西的方針和准備工作，毛澤東在會上強調：“首先要打勝仗，才能創造蘇區。”1月31日，毛澤東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上指明：“我們執行的是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方針，希望通過東征建立一塊根據地，與陝北根據地連接，也解決紅軍的給養和擴大等問題。”3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重申：我們的方針，是“以發展求鞏固”，隻有發展才能求得鞏固。【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第504、507、525頁。】

正是在“以發展求鞏固”的方針指導下，我軍適時發起東征和西征戰役。兩次戰役取得的成果充分証明這一方針完全正確。1956年10月19日，葉劍英在一次重要會議上指出：“在我們數十年的革命斗爭中，黨常常運用‘鞏固地向前發展’這一條原則，實踐証明是成功的。”“當著我們長征結束到達陝北以后，這一條原則就不適合當時的具體環境了，必須有另一條新的原則來代替它，那就是要‘在發展中求鞏固’的原則。當時黨中央批判了博古等少數同志機械地運用‘鞏固地向前發展’的老原則來反對東渡黃河的錯誤思想﹔堅持了‘在發展中求鞏固’的正確方針。”【《葉劍英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328頁。】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是我軍軍事戰略體系中的奠基之作，它是反“圍剿”斗爭時期敵我雙方在大兵力投入和戰場空間廣闊的情況下進行軍事斗爭的實踐經驗的總結。它不僅分析了這場斗爭的“戰略背景”，而且形成了在獨立戰略進程中為奪取戰役主動而實施戰略預置的指導原則，完善了發展戰略基地的方針。

（本文作者張嵐嵐，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南京 210044﹔魏代強，南京政治學院軍事思想與軍事歷史系副教授，南京 210003）

（責任編輯：杜棟）

（來源：《黨的文獻》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