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續）

中共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續）

黃江軍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毛澤東1949年以前著作版本的搜集、校勘與研究”（14ZDB001）的中期成果。

五、延安出版的調整與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

延安時期被視為中共出版事業興盛和發展的重要階段【該領域最重要的著作包括常紫鐘、林理明主編：《延安時代新文化出版史》，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趙曉恩：《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1936—1947）》，《出版發行研究》2001年第1、2、3、4、5期﹔劉蘇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出版史研究（1937—1947）》，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前者史料價值突出，中者兼及國統區的革命出版事業，后者敘論結合、晚出轉精。】。有論者注意到，中共出版政策在1941年前后進入調整時期，“包括宣傳出版工作的集中統一，黨報黨刊管理的加強，以及對出版物內容、形式的改革，加強出版領域的整風教育，等等”【劉蘇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出版史研究（1937—1947）》，第173頁。】。這種變動與中共政治生態的變化密切相關，並直接影響到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

在延安出版調整以前，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為中共出版領導機構。1938年12月前，中央黨報委員會委員有王明、張聞天、王稼祥，其后陸續增加12位委員，1942年博古任主任。隨著1941年初中共中央大批量調整出版物，中央黨報委員會作用逐漸式微。中央出版發行部成立於1939年，李富春任部長﹔1941年12月改組為中共中央出版局，博古兼任局長。【《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38—39、54頁。】1943年3月中央宣傳委員會的成立（中央黨報委員會隨之撤銷），被視為這一出版調整過程的完成。這個機構由毛澤東、王稼祥、博古、凱豐組成，毛澤東、王稼祥、胡喬木分任書記、副書記、秘書【《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71—172頁。】。此前主管宣傳出版工作的王明、張聞天等人則逐步遠離這個領域。

出版領導機構和出版政策的調整帶來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中共領導人著作出版的變化。在報刊方面，有學者經研究發現，此前大量刊登張聞天、王明、凱豐等人理論文章的情況終止，而毛澤東登文不再受王明等人的阻撓。在圖書領域，毛澤東著作與生平傳記在調整前后的出版數量比率約為3:7，調整后出版的毛澤東著作與傳記超過同期出版的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相關著作的總和（見表六）。

這種調整對中共其他領導人著作的出版帶來的影響也極為明顯。本文綜合目前著錄中共領導人著作較為完整的《解放區根據地圖書目錄》、民國時期禁書目錄等數據【民國時期禁書目錄最完整的數據來自張克明的如下論文：《北洋政府查禁書籍、報刊、傳單目錄（1912.7—1928.3）》，《天津社會科學》1982年第5、6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查禁書刊編目（1927.8—1937.6）》，《出版史料》第3輯，學林出版社，1984年，第91—156頁﹔《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查禁書刊目錄（1938.3—1945.8）》（一），《出版史料》第4輯，學林出版社，1985年，第138—147頁﹔《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查禁書刊目錄（1938.3—1945.8）》（二），《出版史料》第5輯，學林出版社，1986年，第68—93頁﹔《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查禁書刊目錄（1938.3—1945.8）》（三），《出版史料》第6輯，學林出版社，1986年，第136—158頁﹔《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查禁書刊目錄（1938.3—1945.8）》（四），《出版史料》1987年第1期﹔《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查禁書刊目錄（1938.3—1945.8）》（五），《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查禁書刊目錄（1946.2—1949.9）》，《民國檔案》1989年第3期。】，對其中著錄的抗日戰爭期間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除毛澤東外）的中共高層人土著作進行了統計（見表七）。

從著作版本總數來看，11位中央書記處書記由多及寡分別為劉少奇、博古、朱德、任弼時、王明、周恩來、張聞天、項英、陳雲、康生（張國燾則未見著錄）。從時間上來看，中共出版事業在1941年前后的調整期中顯得低落，但其前后各有不同類型的峰值。

1938年前后中共高層出版的著作數較多。這時期的著作多針對抗戰時局和戰略、戰術而發，故而王明、周恩來等人關於抗戰政策的言論，朱德關於軍事策略的論述無疑都是中共黨內外關心的重點。此時期毛澤東著作的出版情況與此高度吻合。這種吻合還可得到另外兩方面的印証。全面抗戰爆發以后，毛澤東著作出現了匯編本，如1938年葉晴編輯的《毛澤東抗戰言論全集》由民族解放社出版。這種直接將姓名冠入書名的作法，顯然是著作經典化的重要表現，而王明、周恩來、項英、葉劍英等人同期都出版過類似著作集【如葉晴編：《王明抗戰言論集》，民族解放社，1938年﹔《王明救國言論選集》，中國出版社，1938年﹔《周恩來鄧穎超最近言論集》，離騷出版社，1938年﹔《項英將軍言論集》，集納出版社，1939年﹔《葉劍英抗戰言論集》，新華日報館，1940年﹔等等。這是當時全國出版的普遍現象，非中共的軍政要人的言論集也在此時大量出版，如《蔣委員長抗戰言論集》，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1938年﹔《陳主席抗戰言論集》，福建省政府秘書處公報室，1938年﹔《黃紹竑先生抗戰言論集》，浙江省政府秘書處庶務股，1938年﹔林森等：《黨國先進抗戰言論集》，獨立出版社，1938年﹔等等。】。1936年，斯諾在保安採訪毛澤東以后衍生的關於毛澤東的各種談話、傳記得到廣泛傳播。而同時期王明、朱德等人接受記者訪問的談話也不斷出版﹔全面抗戰爆發以后，亦不斷出現有關朱德、彭德懷這兩位八路軍將領的傳記【此時期出版的朱德傳記版本眾多，如王唯廉等：《朱德傳》，華中圖書公司，1937年﹔天行：《朱德傳》，華中圖書公司，1937年﹔陳德真：《朱德傳》，戰時讀物編譯社，1937年﹔趙德華：《朱德與彭德懷訪問記》，抗戰出版社，1937年﹔枚諸編：《朱德傳》，北新書局，1938年﹔張寒青編譯：《西戰場的主將朱德》，大時代書局，1938年。除毛澤東、朱德以外，其他中共領導人的傳記未見單獨出版，但以合傳的方式流傳，如劉白羽、王余杞：《八路軍七將領》，上海雜志公司，1938年。】。此外，盡管毛澤東著作在此時期的出版有所不暢，但從出版數量（包括下文提供的查禁圖書的數量）來看，並沒有受到特別的黨內壓制。

中共出版政策調整后，中共高層著作的出版發生重大變化，體現了中共政治生態變動所產生的影響。張聞天、周恩來的著作此時期隻有少數版本問世，王明則處於失語狀態。周恩來、王明在出版調整以前的著作，不少都由新華日報館、中國出版社等處於武漢地區且由他們本人直接領導的宣傳出版機構出版。隨著中共中央長江局的撤銷以及延安出版的調整，這些出版機構或被撤銷，或強化了中共中央統一管理。博古的著作在調整前后出版數量分別為18、87，看似與其下降的政治地位不相匹配，實則其后出版的著作均為馬列主義哲學的譯著或著述。朱德在前后期的個人著作版本數量大致相當，而有關他的生平傳記也不斷出版。劉少奇著作的出版數量呈爆炸式增長，《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著作在40年代反復再版，傳播廣泛。任弼時的著作不多，但絕大多數出版於調整期后。劉少奇和任弼時之著作的出版，同樣與其在中共七大前后身居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政治地位相關。

調整前后，著作數量分別為101、93，出版數量分別為123、263。這表明整個中共高層的著作在調整前后著作種數相差不大，但每本著作平均版次數顯著提高，從調整前的1.2到調整后的2.8。調整前的著作，約70%均僅有一個版本﹔調整后的著作，約35%為一個版本。單行本版本數超過10個的著作，均得力於調整后的出版（見表八）。這些著作（包括前述毛澤東的著作）大多涉及中共意識形態的建設，被廣泛而反復地用於政治學習。

可以基本斷定，在執政以前，其他中共領導人著作出版的總數遠不及毛澤東著作的數量。這種巨大數量的物質基礎，加以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自然帶來一個直接而重要的影響，即重塑圖書分類。圖書分類法向來是一個時代知識結構和意識形態的重要表征。中國古代逐漸形成以四部為主的圖書分類法，但在遭遇西學的沖擊后不得不予以調整【鄒振環：《中國圖書分類法的沿革與知識結構的變化》，《復旦學報》1987年第3期。】。美國人梅爾維爾·路易斯·杜威（MelvilLouisDewey）的《十進分類法》於1909年被引入中國，成為民國時期各種圖書分類法的基礎【高信成等編著：《圖書分類》，中國書店，1992年，第32—33頁。】。在此期間，出現了以三民主義為指導的圖書分類法【杜定友編：《三民主義化圖書分類法（簡本）》，廣東省立圖書館，1943年。該分類法將全部圖書分為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中國民族志、外國民族志、民權主義、國家建設、國際關系、民生主義、實業計劃、民生問題等十類。】。1948年，籌備中的東北圖書館編制了新的圖書分類法，分總類、哲學、宗教、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語文學、文學、藝術、史地等十類。其中，總類下第一分類被命名為“澤東文庫”。這樣，毛澤東的著作被單列出來，冠於所有圖書之首。該分類法同時規定：“各類中，凡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一般新文化書籍的標題項目，都有系統的排列在前。”【《東北圖書館圖書分類法說明及分類大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編印：《圖書分類法問題研究資料》，1950年，第18—23頁。】這個分類法在1951年得到修訂，仍列上述十類。總類之下的前八個小類分別為馬恩列斯著作合編、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及著作合編、馬克思著作、恩格斯著作、列寧與斯大林著作合編、列寧著作、斯大林著作、毛澤東著作【東北圖書館編印：《東北圖書館圖書分類法》，1951年，第1頁。】。伴隨著毛澤東思想的確立，毛澤東著作在圖書分類法中不僅處於類似古代經部的優先地位，還直接被納入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譜系。此后，全國統一圖書分類法的制定，更將毛澤東著作的這種經典性貫穿到出版、發行、館藏甚至是閱讀等圖書流通的整個過程。

延安出版的發展期也是國民政府查禁圖書的高峰期。據張克明的不完整統計，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政治性禁書共近5000種，而1927年至1945年間就達4000余種【張克明：《民國時期禁書目錄述評》，《檔案史料與研究》1990年第2期。】。其間，國民黨在1934年至1935年、抗日戰爭時期兩個時段內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查禁【王海軍：《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在書刊發行領域的博弈》，《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4期。】。隨著中共出版事業的興盛，國民政府將查禁書刊的重點大部投注到中共【據1938年8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報告，“目前出版界幾全數集中武漢”，此地抗戰以來出版書刊查禁結果，“無論書籍與刊物，皆共黨及左傾色彩佔極大多數”，超過被查禁書刊總數的60%。次年9月，該部又報告，1938年1月以來，查禁書刊“百分之九十以上為共產黨危害抗戰利益之宣傳品”。參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審查書籍刊物總報告》（1938年8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關於圖書雜志審查工作的報告》（1939年9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文化（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44—645、713頁。】。中共領導人的著作自然成為查禁書刊中的一大類型【張克明：《民國時期禁書目錄述評》，《檔案史料與研究》1990年第2期﹔王海軍：《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在書刊發行領域的博弈》，《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4期。】。通過國民黨的查禁系統及其所覆蓋的地域，不僅可以看到國民政府的文化政策及其執行能力，還能從側面認識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的傳播方式、速度和范圍。

根據民國時期查禁書目統計，國民政府共查禁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著作114種（見表九、表十），另有毛澤東傳記9種、朱德傳記4種。

從數量上看，查禁毛澤東著作最多，約佔全部查禁的中共高層著作的半數。王明、張聞天、項英著作的被查禁率高達75%至80%﹔劉少奇、博古著作出版數量並不少，被查禁數卻偏低。結合表八、表十的時間軸來看，這可能體現了進入40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后，國民政府對中共領導人著作的實際查禁力度相對減弱。

1938年10月，國民黨組建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整合了中央宣傳部、中央社會部、內政部、教育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等黨政軍系統的力量，成為書刊審查的核心機關。在國民黨實際控制省份，也先后成立了各地最高黨政軍警機關參加的圖書審查委員會【《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關於成立三個月以來的工作報告》（1939年1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文化（一），第712—713頁。】。中央圖審會負責編制查禁書刊目錄，供地方圖審會查禁﹔地方圖審會據查禁理由執行查禁或補充查禁書目。不過，從查禁書目提供的信息看，除圖書審查委員會外，國民黨中宣部、軍委會戰時新聞檢查局、內政部等機構也執行著查禁任務﹔送審機構除地方圖書審查委員會外，還包括軍委會政治部、三青團、憲兵司令部等。上述幾乎全部機構均有毛澤東著作的送審和查禁。

抗戰初期，中共在國民政府實際控制區域的出版工作，主要由中共直接領導的出版機構（主要是新華日報館、中國出版社）、生活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新知書店以及各類左翼出版機構組成【趙曉恩：《以延安為中心的革命出版工作（1936—1947）（四）》，《出版發行研究》2001年第4期。】。而在出版物的來源方面，或由中共在邊區和各根據地的出版機構出版后運送到國統區，或將紙型或原稿由延安送往各地。除個人攜帶外，軍隊、郵政系統亦成為出版物輸送的渠道【王海軍：《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在書刊發行領域的博弈》，《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4期。】。當然，與中共並無關系的“失業文人及投機書商”，也參與到國統區中共書刊的出版中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審查書籍刊物總報告》（1938年8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文化（一），第645頁。】。凡此種種，造成了如下局面：（1）部分中共出版物較為混亂，或內容相同而並不同名，或書名不同而內容相同或相似﹔（2）各地查禁的中共出版物或為當地出版，或為非國統區出版，還有無法確知出版地者﹔（3）除查處送審書稿、出版社和書店印刷與售賣的圖書外，國民政府亦通過郵政系統查禁圖書【《國民黨中央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查禁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有關文電》（1940—1944年），《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文化（一），第623頁。】。

將查禁日期與所查禁圖書的出版時間加以對比，可初步推斷出毛澤東著作被查禁的速度。抗戰初期，查禁速度較快，有的短至一兩個月【如《毛澤東論文集》（上海大眾出版社）於1937年12月出版，被查禁於1938年3月﹔蔣介石、毛澤東等《如何確保抗戰的全部勝利》（合力出版社）於1938年4月出版，被查禁於1938年6月。參見張克明：《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查禁書刊目錄（1938.3—1945.8）》（一），《出版史料》第4輯，第138、139頁。】。但這種高效未能在抗戰后期的書目查禁中維持。查禁圖書的處理方式，各地通行慣例為焚毀，江西、陝西等地則採取帶儀式性的當眾焚毀﹔為節約物力，也存在將禁書撕毀后並將碎紙供給造紙廠造紙的處理方式【《國民黨重慶、陝西、江西等圖書雜志審查處呈報撕毀“禁書”情形有關文件》（1942年9月至1943年7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文化（一），第809、813、803頁。】。1942年9月，重慶市圖書雜志審查處撕毀查禁圖書127種，《毛澤東言論集》等七種毛澤東著作與傳記連同其他被禁書刊化為紙漿【《國民黨重慶、陝西、江西等圖書雜志審查處呈報撕毀“禁書”情形有關文件》（1942年9月至1943年7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文化（一），第803—809頁。】。

六、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的閱讀

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以筆記、作文、文章、演講、報告、電文、批示、詩詞甚至圖像等不同形式存在。他人對毛澤東著作的閱讀，可能囊括了默讀、吟誦、觀看、聽讀、泛覽、精讀、批改、執行等各類閱讀行為。不同個體因其閱讀目的的差異，可能採取不一樣的閱讀方式【〔美〕羅伯特·達恩頓著，蕭知緯譯：《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41、160頁。】。然而，就作為政治領袖的毛澤東而言，制度性、學習式的群體性閱讀行為才是推動其著作經典化的首要方式。

政治學習是中共理論建設的重要舉措，在延安時期實現制度化【張遠新：《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推進學習運動的歷史考察及基本經驗》，《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2期﹔王炳林：《中國共產黨開展學習的歷史考察》，《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前文已提及，張聞天在1936年率先提出組織在職干部學習馬列主義，此舉得到毛澤東的積極響應。毛澤東不僅自己勤讀理論類書籍，打下獲取解釋馬列主義主動權的理論基礎，更在黨內推動建立學習制度，以掌握政治學習的領導權。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論新階段》的報告，號召全黨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民族的歷史以及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此次全會決議：“必須加緊認真地提高全黨理論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生動的應用到中國每一個實際斗爭中來。”【《論新階段（中共六中全會文件）》，新華日報館，1939年，第80—82、93頁。】1940年1月、3月，中共中央連續發出《關於干部學習的指示》《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正式將干部學習在全黨鋪開來。兩個指示所規定的學習內容無出毛澤東《論新階段》的構想【《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227—228、333—335頁。】。

伴隨著政治學習的制度化，學習也成為中共的一種政治品質，並被視為共產黨員的基本素養。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議中，學習能力與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廉潔奉公等一道，被闡述為中共黨員應具備的模范品質。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指出，不能認真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和當前形勢，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論新階段（中共六中全會文件）》，第92—93、82頁。】在后來的《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毛澤東更明確認為，理論和實踐統一的學習態度“就是黨性”，是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毛澤東集（第2版）》第7卷，蒼蒼社，1983年，第318頁。】。前引《關於在職干部教育的指示》確定每年5月5日馬克思的生日為學習節，以“總結每年的學習經驗並舉行獎勵（以集體獎勵為原則）”【《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2冊，第335頁。】。就在第一個學習節前夕，王明在澤東青年干部學校開學典禮上發表《學習毛澤東》的講話。在講話中，王明將“勤於學習”和“忠於革命”“勇於創造”“長於工作”“善於團結”並列為毛澤東值得學習的五種精神【王明：《學習毛澤東》，《青年學習指南》，中國青年社，1942年，第160—164頁。】。無論王明是真心還是假意，其表述從側面體現了當時勤於學習本身成為中共政治品質的風氣。

在學習制度化、品質化的同時，毛澤東逐漸獲得了黨內政治學習的領導權，其個人著作也被納入學習內容之中。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干部教育局，張聞天、李維漢分任正、副局長。當年8月，干部教育局並入中央宣傳部。到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再次設立學習領導機構思想方法學習小組時，毛澤東任主任。1942年6月，毛澤東、康生分任新成立的整風運動領導機構的正、副負責人。【《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3卷，第48、55頁。】這個機構被冠以學習之名（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本身就體現出政治學習的重要性。在此之前，除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外，聯共黨史、中國革命史、時事政治是中共政治學習的基本內容。自1941年開始，毛澤東借助編輯《六大以來》的契機，將黨的歷史文獻散發黨內學習。如前所述，這些歷史文獻不少出自毛澤東之手，建構了黨史上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斗爭的敘事。1942年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即“四三”決定），指示黨內應“充分掌握”中央關於黨性決定、調查研究決定和毛澤東關於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及反黨八股報告的“精神和實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363頁。】。

“四三”決定不僅使毛澤東的整風報告在黨內進一步傳播，還開啟了以黨內機器推動毛澤東著作集體學習的先河。決定對閱讀方法作出如下規定：“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然后逐件或幾件合並開小組會討論，必要時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報告。在閱讀與討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364頁。】精讀、寫筆記、討論、聽報告，配合以寫檢查和自傳，成為中共整風運動及此后政治學習的必不可少的元素。至於閱讀的內容，越來越多地集中於毛澤東著作。

整風運動時，中共中央宣傳部於1942年6月發出《關於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在這個指示所規定全黨學習的22個文件中，毛澤東個人的著作就有7篇（加上由其執筆的中央文件，則超過總量的半數）【《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393—394頁。這七篇著作全部收入執政以后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分別對應《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等文章。】。“四三”決定因其對學習方法有詳細規定，而同被列為此次學習的文件之一。及至中共七大，隨著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劉少奇提出“一切黨校和訓練班，必須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作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須系統地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一切黨報，必須系統地宣傳毛澤東思想﹔為了適應一般黨員的水准，黨的宣傳部門，應將毛澤東同志的重要著作，編為通俗讀物”就順理成章【《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7頁。】。在40年代從延安高層到各級黨組織的自上而下的中共黨內政治學習中，毛澤東著作憑借政治學習的重復性、指導思想闡釋的統一性以及黨員精讀、撰寫筆記報告等特征而逐步得到經典化。

前文所呈現的在延安出版調整以后，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著作在解放區多次再版和翻印的情形，正是基於黨內政治學習的需求。這更提示出20世紀中國閱讀史的一個重要轉變，即對中共文獻特別是對中共領導人著作的閱讀在延安整風運動以來，逐漸變為高密度、高重復的政治學習式的閱讀。

《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作為毛澤東揭開整風運動序幕的重要著作，都對“學習”進行了詮釋。在這兩篇文獻中，毛澤東兩次舉到“有的放矢”的例子。以馬列主義之“矢”射中國革命之“的”，直接目的就是批判黨內的主觀主義現象，而更長遠的影響則是通過政治學習的方式重塑了現代中國的閱讀方式。在這兩篇文章中，毛澤東都緊接著這個比喻，批判“理論家”將理論視為“徒供玩好的古董”，又稱這種“古董鑒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系”【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毛澤東集（第2版）》第7卷，第318頁﹔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日〕竹內實監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集：《毛澤東集（第2版）》第8卷，蒼蒼社，1983年，第74頁。】。這個隱喻暗示，在毛澤東的觀念裡，中國革命需要學習式和實踐式的閱讀，而不是鑒賞式或空談式的閱讀，這種閱讀方式和觀念的影響幾乎及於整個毛澤東時代【與閱讀直接相關的寫作也相應發生轉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文以及整風運動、思想改造對個人寫作的規訓，並非僅僅從策略上強調文藝創作的階級性、革命性，更重要的是重塑了現代中國的寫作和表述方式。這兩種轉變皆極重要，將另文專論。】。

隨著國共內戰形勢的變化特別是1948年以后，依托中共實際控制區域的擴張，群體性的毛澤東著作的閱讀從黨內走向黨外。各版《毛澤東選集》的印量逐步提升，1944年晉察冀日報社初版僅印2500冊，而1946年至1947年大連大眾書店各版共印16700冊，東北書店1948年初版即印20000冊【王紫根編纂：《毛澤東書典》，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12頁。】。與40年代早期中共歷史文獻多為“秘密文件”不同，此時絕大多數版本的《毛澤東選集》及不少中共文獻均不再受到閱讀范圍的限制，而能為中共中下層黨員和更多的民眾所接觸。

山東濰坊於1948年4月解放，“新華書店濰坊分店開業不數日，即售出各種理論書籍八百余冊”，其中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最為暢銷，大批精裝《毛澤東選集》不到三天就搶購一空。在北平一地，馬列主義書籍解放前“因受反動派壓迫，所銷無幾，最后一個時期根本無法銷行”，而解放后，“每月每種銷數，少則數百，多則3萬不等”【《全國出版事業概況》（1949年6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第119頁。】。浙江杭州於1949年5月解放，浙江新華書店開業當天“即售出各種書籍五千余冊”，毛澤東著作同樣“最受歡迎”，35本精裝《毛澤東選集》開門半小時內即售罄【《濰坊文教工作迅速發展毛主席著作暢銷》，《人民日報》1948年6月6日﹔《杭州新華書店第一天售出五千冊》，《人民日報》1949年5月23日。】。

不同個體的閱讀經歷也頗能印証此種歷史風氣。當代著名黨史學者龔育之在長沙念中學時，讀過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但均屬“私下流傳”﹔1948年，則在香港讀到新民主出版社系列單行本版的《毛澤東選集》﹔該年10月，當他就讀北平清華大學時，毛澤東的重要著作“在進步學生間私下流傳得就相當廣了”﹔次年2月，北平剛剛解放，他就在新華書店購得東北書店版《毛澤東選集》【龔育之：《黨史札記二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9—210頁。】。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於1949年4月致信胡適，稱在新社會裡生活，要讀新書，研究新的思想方法。他在信裡所舉的新書均為毛澤東著作，其中包括東北書店版《毛澤東選集》。【陳垣：《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人民日報》1949年5月11日。】據陳垣弟子劉乃和回憶，“北京剛解放時，從老解放區運到北京不少新書”，陳垣“學習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也閱讀其他的論著和小冊子”，還請學校印刷廠將東北書店版《毛澤東選集》“按六卷改分六冊小平裝，輕便易讀，可以隨時翻閱”【劉乃和：《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向陳垣老師學習》，《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第168—167頁。】。

這種風氣的形成，根源於其背后的中共出版戰略。1948年3月，中共中央東渡黃河離開陝北，軍事戰略重心轉移到東北和華北。隨著新解放區的增多，出版領域亦改變根據地管理鬆散的局面而逐步統一。中共領導人著作、中共中央重要文獻、馬恩列斯文獻乃至政策性文件的出版工作逐步由中央統一審查、編印。地方出版相關著作的權限，則以錯訛、版本分歧、妨礙黨的秘密等原由而予以取消。【《中共中央關於宣傳工作中請示與報告制度的規定》（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第203—204頁﹔《中共中央關於把編印馬恩列斯文獻及中央重要文獻之權統一於中央給華東局的指示》（1948年11月22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658頁﹔《中央關於統一編印政策性學習文件的指示》（1949年1月23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第2冊，學習出版社，1996年，第782頁。】事實上，在軍事佔領以后鋪開新的政治意識形態才是主因。中共對此有著敏銳的認知，武裝力量進軍之處，亦是圖書發行所到之地。陸定一在1949年2月就指出，新華書店“與現代的紙張和印刷的大生產技術相結合，與全國規模的發行網相結合，是一個效力宏大的宣傳教育工具”【陸定一：《關於出版發行工作的報告》（1949年2月1日），《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文獻選編》第2冊，第787—788頁。】。

1949年2月在北平成立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集中實施了執政前夕中共的出版戰略。作為中共出版事業的領導機構，出版委員會並非僅有管理職能。從其成立到1949年11月改組為新聞出版總署出版局的九個月裡，除擬定出版工作計劃、統一全國出版發行工作外，還重點審定出版了幾類大型圖書【武斌：《建國前后黨的出版管理機構——出版委員會》（上、下），《出版發行研究》2012年第12期、2013年第1期。】。

出版委員會成立之初，就開始籌備成立出版局。據1949年3月陸定一向周恩來匯報出版局工作方針的請示，出版局對“教科書，黨內教材（12本書，初級黨校讀本，黨員須知，黨員識字課本等），毛主席主要著作，時事及政策書籍，充分供給”，對“除此以外的書籍雜志，作有限度的供給，種數多而份數少”【《陸定一關於出版局工作方針等問題致周恩來的請示信及周恩來的批示》（1949年3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37頁。】。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洛峰在1949年10月的報告中也提到，出版委員會“任務的重點，首先是出版文件、政策和干部讀物，其次是教科書”【《出版委員會工作報告：黃洛峰在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第四次大會上的報告》（1949年10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270頁。】。出版委員會出版物統計（見表十一）顯示，毛澤東著作、黨的文獻政策、干部必讀、文藝類、教科書類印刷數量均以數十萬計，干部必讀、毛澤東著作的平均印數更遠超其他出版物【胡愈之提供了一份40年代中共各戰略區圖書出版的更為龐大的數據，其中單列的毛澤東著作類共計5168700冊，佔總數的11.6%﹔每種毛澤東著作的平均印數亦遠遠高於其他中共出版物。《全國出版事業概況：胡愈之在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第三次大會上的報告》（1949年10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260頁。】。

截至1949年10月，已出版的“干部必讀”叢書為11種，分別為《社會發展簡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蘇聯共產黨歷史簡要讀本》《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出版委員會綜合報告》（1949年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161頁。】。由於公開銷售，這些圖書能同時被黨內干部和非黨民眾閱讀。僅在華北地區，從1948年6月到1949年6月的一年裡，《社會發展簡史》就發行14萬本，《共產黨宣言》也發行6萬本。不過，發行量最大的還是毛澤東著作，《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著作同期同地的發行量分別高達28萬冊、28萬冊、20萬冊、15萬冊【《全國出版事業概況》（1949年6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118—119頁。】。

盡管這些圖書被“保証供應不缺”，但由於需求量大而印力不足、紙張缺乏等原因，仍呈供不應求之勢【《出版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記錄（節錄）》（1949年5月25日）、《出版委員會工作報告：黃洛峰在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第四次大會上的報告》（1949年10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106、272頁。】。為此，在逐步實現出版統一管理的基礎上，出版委員會曾採取了分區分批印刷、跨區周轉紙張、吸納民營印刷力量等舉措【《出版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記錄（節錄）》（1949年4月13日）、《出版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記錄（節錄）》（1949年5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68、106頁。】。出版物資短缺的情況又進一步凸顯了毛澤東著作出版的優先性。出版由中共中央編輯的《毛澤東選集》是出版委員會承擔的又一項重大任務。由於此前出版的東北書店版《毛澤東選集》印制精良，出版委員會在決定新版《毛澤東選集》的封面設計、校閱、用紙、印刷機構等方面都頗為審慎【《出版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記錄（節錄）》（1949年4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81—82頁。】。此外，在數次涉及圖書漲價的決議中，毛澤東著作及政策文件都不予漲價或漲幅最小【《出版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記錄（節錄）》（1949年3月30日）、《出版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記錄（節錄）》（1949年5月4日）、《出版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記錄（節錄）》（1949年7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62、91、181頁。】。正是這些技術性的操作，構筑起中共在執政前夕毛澤東著作和中共文獻出版的巨大圖書市場。

私營書商的參與顯示，中共所構筑的圖書市場相當成功地影響到普通讀書人的實際閱讀。1949年11月出版總署報告稱：“北京一向有翻版書商的存在，過去主要翻印學校用書及教學參考書。北京解放后，一方面見於一般知識分子迫切需要了解我國革命新形勢，中國共產黨對經濟、文化、社會的各種政策，對於此類政策性的讀物需要數量十分巨大，一方面因我國營及公私合營的書店不能及時和充分的供應，隨轉而經營此類書籍的大量翻印。”【《出版總署辦公廳計劃處關於北京市翻版書刊情況的初步調查報告》（1949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572頁。】

自出版委員會成立以來，中共相關機構多次對平津地區私營書商的盜印情況有過調查和處理。通常的處理辦法是：對於錯訛較少的圖書，准許繼續發售，但不得繼續翻印﹔對於錯訛較多的圖書，禁止發售，全部銷毀【《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防止偽造文件致華東局、中原局的信》（1949年5月15日）、《全國出版事業概況》（1949年6月5日）、《黃洛峰關於對擅自翻印解放社及新華書店書籍的書商的處理辦法致陸定一的信》（1949年9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100、133、212頁。】。不過，私營書商並未放棄這個巨大市場，而“轉入地下活動”，其發行網絡以北京為中心，延伸至天津、開封、鄭州、洛陽等地【《出版總署辦公廳計劃處關於北京市翻版書刊情況的初步調查報告》（1949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572頁。】。

據官方的統計和說法，平津地區大小翻版書商共15家，翻印圖書91種，其中“政策文件性”讀物佔90%以上，其余不到10%的為“通俗政經、文藝”圖書【《出版總署辦公廳計劃處關於北京市翻版書刊情況的初步調查報告》（1949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573頁。】。再細致分析，翻印的91種圖書實際為50種，包括毛澤東著作、中共文獻、革命史、哲學和政治經濟學、青年修養和思想方法類、文藝等類。私營書商翻印圖書的內容與各類比例與出版委員會高度一致，這表明中共力推的出版物的確成為實際暢銷品。在50種圖書中，31種有一個翻印本，其余19種得到不同私營書商的翻版（見表十二）。由於缺乏准確的圖書銷量統計，這個數字或可作為當時最暢銷圖書的參考。

前引出版總署的報告稱，地下書商過去往往盜印“學校用書及教學參考書”。實則這個時代並未過去。表十二中的《中國革命讀本》《青年修養》《政治經濟學》等書以及毛澤東的著作都被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定為1949年秋季學期初、高中學的政治教科書【《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下學期各級政治課的規定》（1949年8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49年）》，第199—200頁。】。也就是說，這些圖書並不僅僅具有象征意義上的教科書效用，而確實被作為教材而得到大批年輕人的學習式閱讀。

整體而言，中共與私營書商著力發行的圖書，無不灌注著新生政權的政治意識形態。無論是政策文件類還是政經文藝類，這些讀物普遍通俗化，以便於新的政治常識的傳播。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圖書大多不是首次出版，它們早已成為中共黨內政治學習的經典。這些圖書所提供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新生政權的建設構想、革命史的敘事、青年修養甚至思想改造的方法等內容，曾在中共黨內發揮重要作用，並在執政前后逐步走向黨外，構成新政權形塑新人的重要管道。

憑借中共構筑的出版網絡，毛澤東著作成功地從黨內自上而下、從黨內走向黨外，通過制度性、學習式的閱讀方式，相當全面地塑造國人的集體認知、對新社會的想象乃至個人的政治行為，這種機制在中共全面執政到來之際已基本形成。

七、結語

延安時期是毛澤東著作經典化的起源和形成時期。伴隨著毛澤東獲取和鞏固黨內領導地位，毛澤東著作得到不斷出版與學習。

毛澤東著作出版的首個高峰期正是在延安前期。此時的毛澤東已認識到建構“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理論的重要性，並積極著手理論的學習與思考。由於全面抗戰的爆發，且因其缺乏對黨內宣傳領域的控制，此時毛澤東著作的出版以關於戰爭的戰略與戰術為主。有學者注意到，毛澤東在抗戰以前的著作及其1937年關於哲學的思考並未引起注意，此時沒有人認為毛澤東是個理論家【〔美〕雷蒙德·F·懷利著，楊悅譯：《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90頁。】。這個觀察是不錯的，但誤估了毛澤東崇拜的苗頭【懷利注意到1937年6月《解放》所刊登的毛澤東木刻像，但詮釋稍嫌過度。他提及1937年《毛澤東論文集》的出版為當時其他中共領導人未有的說法，也是不確切的。參見〔美〕雷蒙德·F·懷利著，楊悅譯：《毛主義的崛起：毛澤東、陳伯達及其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1945）》，第32頁。】。其實，同時期出版的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著作，在內容上與此高度相似。更為重要的是，此時對中共領導人的宣傳，並不限於毛澤東個人，而是群體性的。顯然，這關涉在民族主義高漲的風氣中，共產黨與國民黨乃至更多政黨競相爭取民心的更大議題。

進入40年代后，隨著毛澤東領袖地位的逐步穩固，毛澤東著作出版的又一個高峰期來臨。毛澤東不斷產出循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總體思路的理論性著作，並借助他本人和中共歷史文獻的重新發現而樹立其政治路線的正確性。在這一時期，毛澤東著作的版本數與印刷量都較大，即使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著作總量亦無法與之匹敵。與延安前期根本不同的是，隨著政治學習在中共黨內的制度化和品質化，加之毛澤東佔據了理論制高點，毛澤東著作通過此種機制自上而下灌注到黨內和軍中。延安后期，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在相當程度上得到實現。

40年代后期，中共在武裝爭奪全國政權的同時，也將意識形態鋪展開來。集中而直接體現中共指導思想的毛澤東著作，成為鋪開此種意識形態最重要的載體。執政前后，基於非黨人士對新生政權的認知需求，中共成功地實施了毛澤東著作的出版戰略。巨大的印刷數量固然是毛澤東著作經典化的表征，但從黨內到黨外的學習式閱讀才是其進一步經典化的更值得注意的本相。這種閱讀方式奠基於延安時期，其影響波及整個毛澤東時代。

中共黨內利用文獻作為政治斗爭的武器，並非始於毛澤東。但毛澤東高度重視這一經驗。從修改代表其早期革命實踐的帶有理論性的成果、發憤研習馬列理論，到編輯體現路線是非的黨的歷史文獻，再到獲取黨內政治學習的領導權，毛澤東著作在確立和穩固毛澤東政治領袖地位的整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的大量出版不能簡單地視為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中共指導思想后的必然產物，它還是源自毛澤東本人和中共將其著作經典化進而鋪展中共意識形態與塑造毛澤東領袖形象的宏大工程的自覺行為。

毛澤東著作的經典化是貫穿中共執政前后的歷史現象，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本文初步指出，基於不同時期政治生態與政治文化的差異，執政以前毛澤東著作經典化的內容、機制與目的並不一致，這意味著經典具有動態性甚至存在去經典化的過程。對於認識執政以后的毛澤東著作的歷史命運，此亦值得注意。

（本文作者：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責任編輯：吳志軍）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