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初期毛澤東文化建設高潮論探析

新中國初期毛澤東文化建設高潮論探析

儲著武

新中國成立之際，毛澤東提出文化建設高潮的說法。【為深入研究這種說法提出的原因及其影響，筆者在此稱為“文化建設高潮論”。】隨后，這種說法被政府及社會各界廣泛征引，成為當時開展文化建設的主流話語（國家話語）。關於新中國初期毛澤東文化建設高潮論，在黨史國史專（編）著中雖有所提及，但專門研究論文則幾乎未見。【如胡繩等分析新中國初期的文化建設時，認為“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也在到來”，並分析了正在到來的文化建設的表現。參見《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頁。】

目前，學界關於新中國初期文化建設的研究，大體上有兩種分析路徑：一是從國史角度，將此期文化建設納入六十多年文化建設總體史中，作為一個重要階段來分析文化建設的歷程、成就和歷史經驗等﹔二是從黨史或科社角度，結合新中國初期文化建設的實踐來分析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的思想及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等。【（二）從國史角度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建設的歷程、成就及歷史經驗等，如周永生《新中國五十年文化建設的歷史回顧與基本經驗》（《湖湘論壇》，1999年第6期）、劉國新《論新中國文化建設的歷史經驗》（《北京黨史》，2010年第6期）、劉倉《新中國文化建設的歷程、成就和經驗探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1年第3期）等﹔從黨史角度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建設思想及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等，如王成光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文化建設思想研究》（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李君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經驗》（《理論建設》，2011年第10期）等。】這兩種分析路徑代表當前學界共同的研究旨趣，其特點都在於重長時段的宏觀分析（宏大敘事），但不足之處是研究的結論多趨同化、概念化，不重視研究此期文化建設的復雜性以及特定歷史時期的階段性特點。毛澤東所提出的文化建設高潮論，是新中國初期文化建設中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但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夠重視。盡管學界對史學研究“碎片化”有所詬病，但並不意味著歷史研究不需要探究細節。有鑒於此，本文試分析毛澤東文化建設高潮論的提出及原因和影響等，並結合此期文化建設的實際情況來揭示當時文化與經濟、政治之間的復雜變化關系，以豐富人們對這個時期文化建設的認識。

一、文化建設高潮論的提出及原因

（一）文化建設高潮論提出

革命即將取得全國性勝利之際，中國社會面臨著兩大重要轉變：1、革命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2、革命由武力斗爭轉向政權建設。對此，七屆二中全會已做出分析。所謂政權建設，實際上是創建新中國，成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民主聯合政府。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等的共同努力下，中國共產黨通過召開新政協會議的形式來展開政權建設的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召開。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全中國統一后，要有系統地和有步驟地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國防的建設工作。【《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3頁。】在這裡，他已考慮過新中國成立后要開始全國范圍內的文化建設，並將文化建設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並稱為建國初期的“四大建設”。為此，他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工作重點是：1、肅清反動派的殘余，鎮壓反動派的搗亂﹔2、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經濟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同時恢復和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頁。】9月21日，新政協會議召開。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正式提出了文化建設高潮論。他說：“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頁。】這種預言式近乎一語成讖的宣告，當然不排除新政權建設之初所具有的政治表態的因素，但稍加分析，我們會發現，這種政治表態實則是讓人民對未來中國文化建設充滿樂觀預期，並相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是完全能夠實現的。因此，毛澤東適時提出文化建設高潮論，不僅符合當時政權建設的客觀需要，同時也有鼓舞人心、廓清方向的作用。9月30日，政協閉幕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實現“四大建設”的任務，“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裡，用偉大的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來建設新中國。【《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頁。】這實際是說要實現文化建設的高潮，不僅要強有力的組織，還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

（二）文化建設高潮論提出的原因

文化建設高潮論，作為特定時期的論斷，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及現實原因。

（1）1940年代以來的理論資源和文化建設的實踐經驗

1940年前后，毛澤東等人在探究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建設問題時，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此時，他表示：“對於文化問題，我是門外漢，也方在開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中國文化》1940年第1期。】無論是自謙，還是實際如此，但自此以后他對中國文化發展所傾注時間和精力之多，一些思想和觀點影響之深，確實是其他領袖人物所難以比擬的。隨后的1942年5月，他結合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集中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文藝的思想和政策，后整理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1945年，七大報告中他再次集中闡述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思想。如果說1940年前后他尚有“門外漢”之感，但經過幾年時間探索和實踐，新民主主義文化不具有了相對成熟的理論形態，用以指導邊區和根據地文化建設的根本原則，而且確實開辟出一條不同於國民黨“三民主義”文化建設的新道路和新方向。正如近代史家龔書鐸指出：“中國文化的出路，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種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和大眾的文化，也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它是對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精神的正確繼承和發展，而成為近代文化的主流。歷史的趨勢，是向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龔書鐸：《全盤西化論的歷史考察》，《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87年第3期。】這說明，新民主主義文化，不僅適應了抗戰形勢的客觀需要，還代表著當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新民主主義文化提出后，邊區及各根據地都以此為文化建設的根本原則。如1940年3月，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內容是民主的科學的，文化的形式是民族的大眾的，隻有這樣的內容才能夠提高群眾，也隻有經過這樣的形式才能接近群眾。”【林伯渠：《論新民主主義政治》，《林伯渠文集》華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頁。】1941年5月，鄧小平說：“我們就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傳播者與實行者。”【《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頁。】1944年3月，毛澤東認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沒有文化不行，陝甘寧邊區“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提出發展文化這個問題……把邊區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個必要的程度”【《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111頁。】，並指出邊區1944年的任務是要學會文化建設，並成為全國文化建設的模范。同年5月，《晉察冀日報》社論指出：“這種文化（指新民主主義文化），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的法西斯主義文化和為它服務的奴隸文化，反對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封建買辦的新專制主義文化。我們晉察冀邊區的文化建設就是沿著這一條道路前進的。”【《晉察冀日報社論選編（1937—1948）》，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4頁。】在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引領下，陝甘寧邊區匯集了大量文化人才，創作出《白毛女》、《三打祝家庄》等優秀作品。同時，其他根據地文化建設也取得重要成績。

隨著抗戰勝利，又經四年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最終勝利。這個過程中，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始終成為各根據地和解放區文化建設的根本指導原則。但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隻能算是局部地區和地方政權的一種文化建設模式，具有區域性、局部性的特點。盡管如此，我們要看到，新民主主義文化及文化建設實踐為以后中國文化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並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借鑒。新民主主義文化代表著當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形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筆者認為，20世紀40年代以來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及各根據地和解放區的文化建設實踐，為毛澤東提出文化建設高潮論提供了理論資源和范式借鑒。這正是文化建設高潮論背后所代表的豐富內容。

（三）新政協確立新中國文化建設的根本原則

新政協會議上，中國社會又再次面臨著如何選擇文化發展的道路。盡管此時已有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理論資源和范式借鑒，但畢竟都是區域性和局部性的經驗，要確立全國性文化建設的根本原則，並得到廣大人民的認同和上升為國家意志，必須由政治協商會議這樣的重大會議來加以確定。

中國共產黨利用包括文化界在內的各界民族人士參加新政協協商建國的機會，通過提前解釋的方式並通過《共同綱領》確立了新中國文化建設的根本原則。1949年1月，胡喬木代表中共中央向平山縣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作關於“新民主主義文化政策”的報告，具體談了五個問題：1、思想自由﹔2、文字改革﹔3、新聞政策﹔4、大學教育﹔5、文藝政策。【《開國盛典——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重要文獻資料匯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頁。】3月21日，李維漢作《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指出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中，文化教育政策是要發展五四以來的新文化，要爭取、團結、改造舊知識分子，培養新知識分子。5月5日，為紀念五四運動30周年和馬克思誕辰131周年，北平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召開座談會。周恩來在會上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闡明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這種解釋工作向各界民主人士表明，新中國成立后要開始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

政協會議上，新民主主義文化得到包括文化界在內各界人士的廣泛認同。如9月23日，李濟深指出：“新中國的文化教育，應與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發展國民經濟政策相配合。因此，新中國的文化教育應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開國盛典——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重要文獻資料匯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頁。】25日，平津代表團代表表示：“在文化工作中，我們要努力發展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教育，普遍地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大量培養建國人才，以符合新中國建設的需要。”【《開國盛典——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重要文獻資料匯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頁。】29日，政協全體會議通過《共同綱領》，確立了新中國文化建設的根本原則及文化教育政策。【《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頁。】這就是說，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覺選擇。

如果說1940年前后新民主主義文化尚屬“大音希聲”，但此時人們更加堅定未來中國文化的發展道路——即走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之路。新政協會議召開后，新民主主義文化順理成章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文化建設的根本原則。這種歷史和現實的雙重交匯自然是毛澤東提出文化建設高潮論的邏輯起點。政協會議上周恩來曾表示對新民主主義文化政策的討論不多。【《周恩來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0頁。】這裡所謂“討論不多”，實際上反而說明人們已成竹在胸。對於作為領袖的毛澤東來說，則更是如此。

二、文化建設高潮論的影響及深化轉換

隨著文化建設大幕開啟，文化建設高潮論在新中國初期文化建設過程中起了積極作用。

首先，黨和國家領導人相信文化建設高潮一定會實現。1949年10月21日，政務院成立文化教育委員會（文教委），全面負責新中國文化教育的管理工作。文教委統一領導下，設有文化部、教育部、衛生部、新聞總署、出版總署、科學院等專門機構。各個地方，也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的設置，成立有相應的文教管理機構。郭沫若指出，之所以成立文化教育委員會，是從行政管理的角度，構建起全國及地方文化機構，推進文化建設工作，以迎接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2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強調，毛澤東文化建設高潮的預言一定會實現。【《陸定一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頁。】對在“一窮二白”基礎上開始新中國建設的人們來說，此時信心和勇氣比什麼都重要。

其次，文化界積極推動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1949年10月，北京市組織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號召要為文化建設的高潮而努力。【《人民日報》1949年10月31日。】1950年，《新建設》雜志決定將綜合性雙周刊改為學術性月刊。在發刊詞中，編輯部提出：“在今天，從整個革命的發展形勢來看，學術文化的進步卻落后在時代要求的后頭。……為了使我們的學術研究工作提高一步，為了適應理論學習的普遍需要，也為了迎接正在到來的文化建設高潮，全國學術工作者實有加強聯系和團結的必要。”【《新建設》1950年第3卷第1期。】1951年1月，《新建設》出版“迎接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建設高潮”專題。【《新建設》1951年第3卷第4期。】1954年，《歷史研究》創刊。郭沫若撰寫《開展歷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設高潮》的創刊詞，提出歷史研究工作者要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推進文化建設，促成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歷史研究》1954年第1期。】

隨著社會主義改造及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展開，文化建設高潮論開始由新民主主義文化向社會主義文化的話語轉換。1956年1月，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說：“隨著洶涌澎湃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周恩來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7頁。】隨后，《人民日報》指出，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參加者都相信，黨和國家制定發展科學研究的全面規劃預示著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林鋼：《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人民日報》1956年2月3日。】同年2月，《新建設》發表社論認為，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及資本主義工商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要求文化、教育、科學等事業突飛猛進，以配合國家發展的巨人式步伐，並指出：“迅速發展著生產事業要求更多更好的科學文化力量，科學文化事業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將日益突出。”【《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高潮中的光榮任務》，《新建設》1956年2月號（總第89期）。】馮友蘭也表示：“國家的進步，在各方面都是一日千裡。文化高潮，必然到來。迎接文化高潮的任務，現有的知識分子，能夠勝任也得勝任，不能勝任也得勝任。”【馮友蘭：《迎接文化高潮》，《新建設》1956年2月號（總第89期）。】中共八大上，周揚表示要把“我國的文化藝術推進到一個新的繁榮的時代”。【《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09頁。】這個新繁榮的時代是指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指引下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文化建設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高潮向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高潮的話語轉換，但共同點是人們始終在期待著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

三、文化建設高潮論的特點

（一）文化建設高潮論體現出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無論是“不可避免”，還是“洶涌澎湃”，甚至是“必然到來”，不只是修辭的某種變化，其背后體現出人們對文化建設高潮的樂觀預期，尤其是對新民主主義文化以及社會主義文化所具有的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對內，這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表現為對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充滿信心。如毛澤東在駁斥艾奇遜唯心主義歷史觀時說過：“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這裡所說的精神方面，意指中國將會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指導下開始建設人民的文化。對外，這種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表現為對蘇聯社會主義文化的高度認同。新中國初期，人們認為蘇聯社會主義文化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是新中國學習和仿效的對象。如新中國成立之時，蘇聯文化藝術科學工作者代表團歸國時，周揚表示：“他們親自告訴了我們蘇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偉大成就和豐富經驗，這種文化代表著人類文化所已達到的最高峰，照耀著世界各民族文化發展的總方向。”【《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8日。】1952年11月，陸定一在文化部舉辦的“蘇聯影片展”上題詞“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將來。”對蘇聯社會主義文化的高度認同表現出中國對社會主義文化的強烈追求。

（二）文化建設的高潮實際上並未到來

文化建設的高潮並不是直線式的、一蹴而就的，它必須以經濟為基礎。縱觀新中國初期的文化建設，始終都是圍繞著當時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的任務來展開。人們對文化建設高潮的樂觀預期與文化建設的實際的確存有差距。

以文盲為例來說，當時我國文盲佔到總人口的80—90％，試想在這種基礎上怎麼可能建設高度文化的國家。這也能夠解釋當時黨和國家領導人何以如此高度重視掃盲工作及群眾教育工作。直到1956年，國家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科學文化發展方針，實際上背后的現實是國家缺乏大量高素質、高水平的建設人才。另外，從國家每年文化事業投入來看，文化方面確實所佔有限。如下表所示：

表1　國家對文教科學投資情況表【《偉大的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和文化建設成就的統計》，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49、51頁。】（單位：億元）

而對文教事業的經費投入中，有相當大部分集中到教育領域，用到文化事業其他領域的費用相對更少。如下表所示：

表2　教育事業費及其所佔比重情況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頁。】（單位：億元）

以上兩組統計數據表明，新中國初期國家對文教科學的投資比例始終保持在總投資額的6％—8％之間，而教育事業費佔到國家財政總支出的5％—6％，可想而知對其他文化事業的投入確實較少。1956年時任國家計委文教計劃局局長的高雲屏說：“就文教事業的基本性質來說，在我國的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它是一個配合的方面。它的任務由我國的政治任務和經濟任務所決定的，並且服務於這些政治任務和經濟任務。”【高雲屏：《第一個五年計劃中的文教工作》，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1956年版，第1頁。】這就不難理解，新中國初期國家提出既要發展文化，又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發展文化。

另外，新中國初期文化發展中確實存在不少問題。1、文化藝術事業發展中急躁冒進思想一直存在。如1953年9月，郭沫若指出：“我們在文教工作中，犯有盲目冒進的傾向。一部分文教工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同志，常常不根據主客觀條件，正確地結合需要與可能，而隻顧需要，不顧可能，追求數量，忽視質量，隻看到今天，不看到明天，貪多、圖快、急躁地進行工作。”【郭沫若：《關於文化教育工作的報告》，《教育文獻法令匯編·1953》，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辦公廳1954年編印，第15頁。】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發展以及發動大躍進運動，文化工作中相應地提出文化大躍進、放“衛星”的目標任務。到1958年5月，國家甚至提出“配合農業生產大躍進，爭取全國農村文化大躍進”的號召。【《人民日報》1958年5月24日。】10月，全國文化行政會議上提出“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詩，人人看電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畫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的目標。這仍是急躁冒進情緒在文化藝術事業中的表現。（2）思想文化運動中的政治批判、上綱上線的做法影響后來文化的發展。新中國初期幾次重要的思想文化批判運動，共同之處是採用政治批判方式來解決思想文化問題。如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胡喬木就認為：“當時這種批判是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的。”【《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非常片面、極端和粗暴》，《人民日報》1985年9月6日。】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更是把問題簡單化為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不斷上綱上線，牽連甚廣。1956年文化藝術方面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雖有糾偏作用，但1957年整風和反右斗爭后，文化上的問題更是被歸結為兩條路線斗爭。【《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強調堅持兩條道路的斗爭》，《人民日報》1958年5月8日。】盡管1956年國家提出了繁榮科學文化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但1957年以后，文化建設的主流話語又轉向“文化革命”、“技術革命”以及“文化大躍進”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頁。】實際上，文化大躍進並未帶來文化的大發展。這時人們追求的是政治激情的宣泄和主觀表達，很難顧及文化的獨立性和科學性，並不是文化建設的高潮，而是經濟、政治急躁冒進情緒在文化領域的延續。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建設的高潮並未到來。

結　語

文化建設高潮論，一則充分認識到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亦即文化建設的高潮是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而來。如郭沫若說，毛澤東文化建設的高潮是指“文化建設跟隨著經濟建設，而不是跑到經濟建設的前頭”。【郭沫若：《四年來的文化教育工作和今后的任務》，《人民日報》1953年10月1日。】二則是對新中國文化的高度樂觀預期以及對社會主義文化的高度自覺和自信。筆者認為，這種文化建設高潮論，貫穿於新中國初期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是認識此期文化建設的一條重要線索。文化建設高潮論的積極意義在於提供給人們復興中華民族文化的堅強信心。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高度自覺和自信，在舊中國文化向新中國文化轉變過程中，其意義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這種思想遺產也為當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急需。

文化建設的高潮並未到來，主要由客觀條件（經濟基礎）及人們對文化的認識所制約。新中國初期人們對文化功能的定位，主要是服務於經濟、政治發展的單一角色。但今天，文化服務於經濟和政治的功能仍然適用，但文化的社會性和經濟性大大加強，其功能也大為拓展（“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及“推動發展”）。“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頁。】這種較為寬泛的共識更加突出了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和重要性，與新中國初期相比也更為豐富和全面得多。但如何處理文化與經濟、政治之間的復雜關系，對一個國家文化建設來說，無論在任何時期都是共同的永恆課題。此外，文化建設的急躁冒進情緒和思想根本不利於國家整體文化事業的發展。

（作者儲著武：中國民族語文翻譯局研究室編輯部辦公室主任，編輯）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