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石仲泉

黨的十八大指出，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90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一個根本成就，是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頁。】。在這90多年奮斗中，毛澤東開啟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這裡，試論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系。

一、毛澤東的豐功偉績：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歷史基礎

毛澤東自青年時代投身中國革命以后，他的一生就在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宏偉事業進行著艱苦卓絕的奮斗。在近乎一個甲子的歲月裡，他歷經磨難，付出沉重代價，也遭遇各種詆毀，但是他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建立的豐功偉績是不可磨滅的。宏觀上說，他有四大功績。

（一）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他的正確黨建理論對把中國共產黨建設為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起了決定性作用，從而使黨成為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核心力量。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以馬列主義理論建黨。但是，中國工人階級人數很少、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佔人口絕大多數，建設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任務極其艱巨。黨的早期領袖和老一輩革命家做了許多努力，但真正解決在中國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主要是毛澤東。他把這個問題作為“偉大工程”來實施，主要開啟了四大“工程”：一是強調從思想上建設黨，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和黨性教育，提高廣大黨員的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與各種錯誤思想開展斗爭，樹立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努力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二是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反對教條主義，倡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使之成為中國共產黨奪取勝利的法寶。三是強調黨的作風建設，提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三大作風”，使之成為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堅持“三大作風”，中國共產黨就能得到人民群眾擁護，立於不敗之地。四是強調民主新路和堅持兩個“務必”是黨執政清廉、防治腐敗的根本之道。這四大“工程”，使黨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正是基於此，我們說毛澤東締造了中國共產黨。

（二）毛澤東作為人民軍隊的主要締造者——他的建軍思想、戰略戰術和重大決策，使人民軍隊不僅打敗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和國民黨軍隊，還同美國等軍隊進行了較量，成為保衛國家安全的堅強柱石。

在中國，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是為了求生存和解放而不得不做出的選擇。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秋收起義隊伍上井岡山，與朱德等一起開辟井岡山道路，並與領導八一南昌起義的周恩來等，共同成為中國人民軍隊的締造者。但是，人民軍隊能打敗在數量和裝備上遠勝過自己的敵軍，主要得益於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和一整套戰略戰術﹔新中國成立后，人民軍隊能成為保衛國家安全的鋼鐵長城，也得益於他的一系列重要戰略決策。首先，毛澤東的建軍思想，使人民軍隊成為區別於任何舊軍隊的具有先進理念的新型革命軍隊。主要包括：確立並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確立並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人民軍隊的唯一宗旨﹔確立並堅持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工作原則，將其視為生命線﹔確立並堅持人民軍隊以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為主體的紀律建設。這些，對於增強人民軍隊的戰斗力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次，獨特的戰略戰術，是人民軍隊打敗一切強敵的“殺手锏”。它包括井岡山時期“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的游擊戰術原則﹔中央蘇區時期“帶游擊性的運動戰”戰略戰術﹔抗日戰爭時期的“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戰略方針﹔解放戰爭時期以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為核心的“十大軍事原則”等。再次，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包括發展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高科技，還有三線建設布局，特別是建國之初決定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經過兩年零九個月的極其艱苦的軍事政治較量，粉碎了美國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人民軍隊經受了現代戰爭的洗禮，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再也不敢輕易欺侮和侵犯中國，為國內經濟社會建設贏得了長時間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

（三）毛澤東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主要締造者——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極其深刻偉大的社會變革。

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在艱辛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盡管經歷了嚴重曲折，但仍然取得巨大成就，使新中國與舊中國相比發生了歷史性變化，為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奠定了根本政治、經濟前提和制度基礎。主要表現為：一是在政治制度方面，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實現了國家的獨立統一和民族團結，中華民族以嶄新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二是在經濟關系變革和建設方面，既結束了外國資本、官僚資本和封建地主階級掌控國民經濟的歷史，又結束了舊中國工業極端落后、國民經濟破敗不堪的歷史，建立起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以及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三是在社會事業發展方面，結束了舊中國文盲半文盲佔人口絕大多數，疫病流行，被稱為“東亞病夫”的歷史，教、科、文、衛、體等各項事業得到很大發展，人民基本生活需求有了一定保障。四是在國防外交方面，結束了舊中國屢受外國欺凌侵略和沒有獨立外交的屈辱歷史，建立起了擁有陸軍、海軍、空軍和其他技術兵種的強大國防力量。同時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國際地位空前提高。社會主義中國以偉岸雄姿屹立在世界東方。

（四）毛澤東作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飛躍，其偉大成果既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經驗進行了科學總結，又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近現代中國革命的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是：革命斗爭要取得勝利，一定要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即使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如果將馬列主義教條化，也不能指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隻有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才能成為拯救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科學指導思想。而正是毛澤東解決了這個問題。在革命戰爭的磨煉中，他既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又非常注重獨立思考，創造性地解決了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因而黨在經過20世紀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的嚴重挫折后，選擇毛澤東作為主要領袖，並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樣，黨有了第一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中將毛澤東晚年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嚴格區別開來，既將毛澤東思想重新定義，又對毛澤東思想的獨創性理論內容作了新的概括。它包括黨在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的正確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政策﹔體現武裝斗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的寶貴經驗﹔貫通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等學科領域，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民族、軍事和國際問題等諸多內容﹔涵蓋治黨治國治軍、兼及內政外交國防各個方面，創造性回答了在中國如何革命、如何奪取革命勝利和實現革命轉變，走向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根本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揭示中國社會發展規律和革命發展規律，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很多創新理論都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黨必須堅持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上述宏觀性功績，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歷史基礎。

二、毛澤東晚年錯誤對民族復興影響的辨析

任何偉人都不是聖人和完人，毛澤東也如此。他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偉大功勛，但在晚年卻犯了嚴重錯誤。怎樣看待毛澤東晚年錯誤和評價他的一生功過，及其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影響呢？學界見仁見智，我也談點看法。

（一）應客觀地、理性地看待毛澤東晚年錯誤，尤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錯誤。《歷史決議》對毛澤東的錯誤作了深刻分析，指出這些嚴重錯誤給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帶來災難性后果，不應該忽視或掩蓋其錯誤的嚴重性﹔但是，也不應過分地看重個人責任，而應著重於分析他晚年犯錯誤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歷史根源。《歷史決議》分析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既指出了他犯錯誤的主觀因素，比如驕傲情緒的滋長，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甚至把個人凌駕於黨中央之上﹔又著重地分析了他犯錯誤的環境和根源，包括國內政治原因、國際環境的影響、理論認識根源和歷史根源等諸多方面的作用。特別是強調理論認識根源對毛澤東的深刻影響，指出：他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和教條化，形成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一套錯誤理論，而他本人還把這些錯誤理論當成對馬列主義的重大發展，要為保衛馬列主義的純潔性而斗爭。這種理論上的迷誤反過來又強化了在實踐上的錯誤。【參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150頁。】這也正是他的錯誤所在。我以為，這樣的分析是正確的。那種宣泄情緒，將毛澤東妖魔化、丑惡化的觀點，不符合毛澤東犯嚴重錯誤的實際情況，在理論上站不住。

（二）應全面地、歷史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怎樣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我以為，《歷史決議》堅持全面地、從歷史發展的比較中對他一生的功過進行分析，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指出：毛澤東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參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55—156頁。】怎樣解讀這個結論呢？第一，毛澤東功與過的分量等級不同。就拿他在實踐上領導創建社會主義新中國和在理論上創立毛澤東思想的功績來說，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面貌，開辟了中華民族歷史新紀元﹔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盡管很嚴重，但並沒有改變國家的根本性質。第二，毛澤東的功與過的時間長短不同。僅從大革命失敗以后開辟井岡山道路算起，他作為中國革命主要領導人，有整整半個世紀之久。前面近40年，他的功績是被公認的，只是在最后10年，還有“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3年，錯誤才成為主要的。第三，毛澤東的功與過的歷史影響不同。他的功績是長遠起作用的因素，他領導中國人民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順應了歷史潮流，中國社會制度的根本變化會不斷發揮正能量。毛澤東思想今后仍將長期指導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他在晚年犯的錯誤，黨已在不斷糾正，而且糾正的指導思想，在許多方面還是他過去倡導的正確思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所實行的一切，說到底，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恢復、繼承和創造性發展。“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及其影響，經過相當一段時間后，隨著國家走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能夠得到徹底糾正和克服的。

（三）應辯証地認識毛澤東晚年錯誤對民族復興的影響。有一種說法：如果沒有毛澤東晚年錯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能已經實現了。這種說法，既夸大了毛澤東晚年錯誤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影響，又是對歷史認識的簡單化。

人類幾千年的文明發展史表明，歷史從來不是徑情直遂的。馬克思主義者認識了歷史的規律性，能夠估計歷史的曲折現象發生，有可能盡量少走彎路，但改變不了歷史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發展走向。要求社會主義的發展不走彎路、不經歷挫折，是不可能的，必須改變這種觀念。列寧說過：“設想世界歷史會一帆風順、按部就班地向前發展，不會有時出現大幅度的躍退，那是不辯証的，不科學的，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參見《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4頁。】我們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經歷“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曲折，盡管是非常痛心的，但放眼歷史長河來看，不足為怪。

歷史研究不能假設。因為有多種“如果”，並非隻有一種“如果”。毛澤東晚年錯誤無疑對民族復興進程有影響，但如果說沒有他的晚年錯誤，這個目標就實現了，缺乏科學根據。對待歷史錯誤在科學地總結經驗教訓之后，最重要的是做能量轉換工作，變壞事為好事，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使過去的“負能量”轉化為“正能量”。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是能量轉化的大師。他說得好：過去的成功是我們的財富，過去的錯誤也是我們的財富。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應該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頁。】

據此，可以辯証地認識毛澤東晚年錯誤對民族復興的影響。這個“反面教訓”至少能起四大作用：一曰糾錯改正作用。比如說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隻有經過“文革”，才能明白決不能再搞以階級斗爭為綱。一定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家才能繁榮富強，人民生活才能幸福，因而實現了黨的政治路線的根本轉變。二曰明是辨非作用。經過分析毛澤東所犯錯誤，認識到過去長期封建傳統和長期革命斗爭的高度集權對黨的影響，民主法制極不健全，使黨和國家難以防止和制止他的嚴重錯誤。因此，鄧小平提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頁。】，一定要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改革開放以來，民主政治建設的長足進步得益於此。三曰史鑒警示作用。過去領導經濟建設，老犯急躁冒進錯誤，“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發展到了極端。從理論認識上說，是對我國現實的基本國情缺乏認識，犯了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錯誤。改革開放以來，不斷總結教訓，黨和國家領導人也開始清醒地認識我國的基本國情，對經濟社會建設的平穩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四曰鞭策激勵作用。撥亂反正之后，激勵各族人民努力彌補損失的時間，鞭策人們不斷發揮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這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熱情空前高漲，國民經濟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恩格斯說過：要明確地懂得理論，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從痛苦的經驗中學習。【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頁。】當代中國歷史的發展証明了這一點。因此，對歷史錯誤不能僅僅隻看到消極的一面，還要看到轉化后發揮的上述正能量。對於毛澤東晚年錯誤對民族復興的歷史影響，也應當這樣來認識。

三、肩負起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重托，持續接力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近代中國衰敗以來，許多中國人前赴后繼，不斷求索民族復興之路。孫中山第一個喊出“振興中華”口號。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李大釗在建黨之際提出了“中華民族之復活”這一概念。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歷史，實際上就是努力探索中華民族復興之路，追逐中國夢的“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歷史。中國共產黨擔當的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有兩大使命：一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徹底改變國家貧窮落后面貌，實現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在這個大背景下，毛澤東的民族復興抱負，也可視為他的“中國夢”有兩個內容。

（一）毛澤東的“中國夢”，首先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民的解放。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深感近代中國被列強瓜分和欺凌的屈辱，贊同顧炎武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認為國人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變法救國以大本大原為號召，“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5—86頁。】為此，他在辛亥革命后投筆從戎，當了四個月新軍。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夕，他已成為走向成熟的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呼吁“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頁。】﹔“我們要為大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奮斗到最后一滴血！”【《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33頁。】抗戰全面爆發后，他領導人民軍隊成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中流砥柱。隨后，在解放戰爭中，又領導中國人民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了新中國。這樣，經過22年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頁。】，實現了“中國夢”的第一個使命。

（二）毛澤東的“中國夢”，其次是希望盡早改變中國一窮二白的面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趕上世界最發達國家。毛澤東雖然不是最早有民族復興思想的革命家，但卻是最早提出實現民族復興戰略構想的領導人。新中國成立時，他庄嚴宣告：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站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從此將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參見《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4頁。】國民經濟恢復后，他提出經過幾個五年計劃，將現在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黨的八大召開，標志著我們國家進入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八大新黨章規定黨的任務是：使中國具有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富強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四個現代化”的初始表述。1957年春天，毛澤東提出：要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並提出要“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頁。】。1959年底1960年初，他又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這樣，他第一次比較完整地表述了比較規范的“四個現代化”思想。

關於“四個現代化”的實現構想，毛澤東在最初提出大概經過50年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后，1956年黨的八大期間又說：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50年至100年時光。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講話中，還指出：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大發展，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100多年時間，是不行的。這些說法，實際上提出了實現民族復興的奮斗目標。隨后，周恩來在1964年底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兩步走”戰略步驟：第一步，用15年時間，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力爭在20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參見《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頁。】這是黨和政府最早正式提出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在1975年四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重申這個藍圖，成為“文革”艱難歲月鼓舞人民的最強音。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人的“中國夢”雖然未能完全實現，但為后來者找到正確方向進而接力追逐積累了經驗。

（三）當代中國的中國夢是對毛澤東“中國夢”思想的弘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經過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成功地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果說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最早提出實現民族復興的戰略構想，那麼真正制定實現民族復興科學發展戰略目標的則是鄧小平開啟的新時期。

如果不拘泥於概念，而就思想實質言，鄧小平的“中國夢”思想既貫穿在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之中，又描繪了民族復興的宏偉願景。這集中體現為他提出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即第一步在20世紀80年代使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第三步是在21世紀用30年到50年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這個“三步走”發展戰略為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明確了大致的時間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細化了鄧小平“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將小康社會分為總體小康和全面小康兩個步驟，提出“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概念。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明確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涵要求，進一步強化“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擔負著團結帶領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政治宣示。

正是有了這樣深厚的思想基礎，以及長期以來“五位一體”建設的物質基礎，習近平在十八大閉幕之后正式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思想。毛澤東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的比重的。【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24頁。】這使我們感到慚愧，將來會改變這種狀況，“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57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對人類作出較大貢獻的一份厚禮，也是對追逐“中國夢”的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最好紀念。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