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新中國外交的歷史貢獻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新中國外交的歷史貢獻
——基於為國內建設爭取有利國際環境的視角
高長武
習近平今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這兩個歷史時期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這段話為我們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與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的辯証統一關系提供了指南。具體到外交領域，不能將改革開放以來的外交工作與改革開放前的外交工作割裂甚至對立起來，而應辯証發展地看待。實際上，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近30年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據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先后提出和實施不同側重點的外交戰略，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粉碎了一些國家的戰爭威脅和戰略包圍，維護了我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提高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努力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爭取一個比較和平的有利的國際環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交工作新局面的開創，正是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所取得的外交工作成就、積累的外交工作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本文從為國內建設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的角度，按照新中國前30年外交的三個階段，對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新中國外交所作的歷史貢獻作些研究。
一、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50年代末：採取“一邊倒”但不失獨立自主的外交戰略，果斷決策抗美援朝，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亞非會議等國際會議並發揮建設性作用，提出並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著手改善與西方國家關系，初步樹立了新中國的外交形象。
新中國成立前夕，在謀劃新中國外交戰略時，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了“一邊倒”的戰略。新中國成立伊始，毛澤東即率團訪問蘇聯，並經過談判，於1950年2月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一條約的簽訂標志著中國正式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此后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雙方在各領域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合作，特別是蘇聯方面給中國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
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戰略，有其歷史必然性。新中國成立之時，美蘇矛盾逐步加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冷戰全面展開。在這種局勢下，中國該採取什麼外交戰略呢？當時有人提出，“可以採取中間立場，站在蘇聯和美國之間，做個橋梁”。實際上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像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頁。】那麼，倒向哪一邊呢？我們在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終於取得革命勝利以后，是絕不可能違背歷史和民族情感，倒向壓迫和欺侮了我們上百年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因此，隻有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下，蘇聯是當時世界上唯一能夠真正尊重新中國並真誠為新中國提供經濟、軍事援助的國家。1956年，毛澤東曾這樣總結說：“美國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會給你一些東西，但不會給你很多。帝國主義怎麼會給我們國家吃飽呢？”“一邊倒是和蘇聯靠在一起，這種一邊倒是平等的。”【《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278—279頁。】而事實上，蘇聯的援助對新中國成立之初粉碎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可能的武裝干涉以及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體系的初步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實行“一邊倒”並不是不要獨立自主。獨立自主是中國共產黨確立“一邊倒”方針的出發點，是“一邊倒”具體實施過程中始終堅持的原則立場。“一邊倒”，是指與蘇聯站在社會主義的同一陣線上，但並非放棄獨立自主原則，投靠蘇聯﹔向蘇聯學習，但並非照搬蘇聯經驗，全盤“蘇化”﹔接受蘇聯援助，但不能損害中國主權和根本利益﹔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但並非斷絕與西方國家的接觸和交往，而是根據形勢變化，努力改善與它們的關系。
在實施“一邊倒”外交戰略的大框架下，毛澤東和黨中央從中國的實際需要和利益出發，在對外關系上作了一系列努力。
首先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朝鮮戰爭不期爆發，戰火一直燒到鴨綠江邊，嚴重威脅我國東北邊疆的安全。毛澤東和黨中央經過反復討論和考慮，最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確決定。經過中朝軍隊三年多的艱苦戰斗，終於迫使美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具有重大意義。毛澤東同民主人士周世釗談話時曾總結說：“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抗美援朝這一仗，我們不僅打出了軍威，而且打出了國威。抗美援朝這一場戰爭我們雖然付出了代價，但是經過抗美援朝這一場戰爭以后，我們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看來我們打這場戰爭還是值得的”。【《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30頁。】正如毛澤東上面所總結的，帝國主義從此不敢輕易作侵犯新中國的嘗試，為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
在抗美援朝勝利、朝鮮半島實現停戰的有利條件下，毛澤東和黨中央繼續採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一是積極促成日內瓦會議的召開，並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代表團與會，通過中方積極斡旋和與會各方共同努力，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半島的緊張局勢得到進一步緩和。二是首先提出並和印度、緬甸等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通過友好協商，努力與周邊一些國家解決邊界糾紛等歷史遺留問題，實現睦鄰友好。三是組團參加亞非會議，提出“求同存異”的原則，“博得了大多數與會國家的好感，而反共反蘇最烈的國家也多少改變了它們對新中國的一些成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477頁。】。四是著手改善與西方國家（首先是英國）的關系，發展同它們的貿易和文化往來。關於這些努力，毛澤東稱之為“走出去”。他說：“現在，門要關死已經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種有利的局勢，需要我們走出去。”【《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頁。】
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國內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提供一個比較和平的有利的國際環境。對此，毛澤東1954年8月在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時作過深刻分析：“中國是一個正在開始改變面貌的落后國家，經濟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國家落后。但是現在正在開始改變面貌，已經取得了改變的可能性。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面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經常打仗不好辦事，養許多兵是會妨礙經濟建設的。……我們要繼續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的國家現在還很窮，如果能得到幾十年和平就好了。”【《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頁。】而事實上，經過一系列外交努力，這個目的基本達到了，國內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得以在一個比較和平的有利的國際環境中進行。
二、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面對動蕩的國際局勢特別是來自美國、蘇聯方面的壓力，在提出“兩面出擊”戰略的同時，重申並完善了“中間地帶”理論，既有力反擊了美蘇霸權主義行徑，維護了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和民族尊嚴，也發展了同廣大亞非拉國家和歐美其他國家的關系，為新中國外交的發展開拓了新天地。
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國際局勢動蕩，世界各種力量分化重組，中國周邊局勢由朝鮮停戰和印度支那停戰后形成的緩和狀態又逐步趨向緊張，中國面臨來自多個方面的壓力和威脅。主要的壓力和威脅來自美國、蘇聯兩個方面。一方面，美國仍採取與中國人民為敵的政策，拒不承認新中國，與台灣當局簽訂所謂的《共同防御條約》，公然干涉中國內政，企圖制造“兩個中國”﹔同時，美國極力阻撓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並於1961年對越南發動侵略戰爭，嚴重威脅中國安全。另一方面，由於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特別是蘇聯黨的“老子黨”作風和大國沙文主義傾向，中蘇兩黨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並逐步激化。1966年3月以后，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威脅中國。
在這種緊張的國際環境中，毛澤東和黨中央把外交戰略調整為“兩面出擊”，即“打倒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
針對美國插足台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國民黨部隊不斷襲擾大陸的做法，毛澤東和黨中央於1958年8月作出炮擊金門的決定，隨后兩次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申明和平解決台灣的方針，揭露美國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針對美國發動侵越戰爭，1965年至1968年中國共計派出30余萬人的部隊支援越南人民抗擊美國侵略。1968年11月，美國終於被迫宣布准備進行結束戰爭的談判。除了武裝威脅的一手，毛澤東還敏銳地看到了美國顛覆社會主義的另一手，即“和平演變”。他尖銳地指出：美帝國主義“還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瓦解社會主義陣營”，“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0—1141頁。】
針對蘇聯方面的老子黨作風和大國沙文主義行徑，毛澤東和黨中央也作出針對性的部署和還擊。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相繼發表九篇評論蘇共中央指責和攻擊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共產黨的公開信的文章。后來，鄧小平在談到中蘇之間這段歷史時說：“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最了解那個國家情況的，畢竟還是本國的同志。但是，一個黨和由它領導的國家的對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末，任何黨都可以發表意見，進行指責。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他們在對外關系上奉行的是霸權主義的路線和政策。”【《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19頁。】
與此同時，針對美蘇兩國爭霸世界的局面，毛澤東再次重申並完善了解放戰爭期間曾提出過的“中間地帶”理論。在毛澤東看來，中間地帶有兩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加拿大、日本、大洋洲等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第二個中間地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我們還是有工作可做”。具體怎麼做呢？就是依靠第一中間地帶國家，爭取第二中間地帶國家，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中國一方面明確支持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本著獨立自主的原則，與其中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並簽署友好條約和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加強在政治、經濟上的互助合作。另一方面，中國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努力加強同西歐、大洋洲和日本的關系。同已建交的瑞典、瑞士、挪威、芬蘭等國，進一步發展友好關系﹔對尚未建交的國家如日本等開展民間交流和貿易往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1月中法正式建交，法國成為西方大國中第一個與新中國正式建交的國家。這一事件當時被西方稱為“外交核爆炸”。有外交史學家曾形象地形容中法建交是“在一塊密不透風的鐵板上撕開了一道裂縫”，這也充分反映出其重要意義所在。
面對復雜的國際局勢及美蘇兩國的巨大壓力和威脅，毛澤東和黨中央冷靜巧妙應對，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方面，堅決反對美蘇霸權主義行徑，進行有針對性地還擊，這雖然使中國陷入與美蘇同時抗衡的不利局面，外交面臨十分嚴重的壓力，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此舉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了中國的民族尊嚴和利益，向世界表明了新中國不畏強權、反對霸權的信心和決心，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另一方面，在“兩面出擊”的同時，我們把對外關系的重點轉向廣大亞非拉國家和歐美其他發達國家，不僅有利於打破美國封鎖和蘇聯包圍，為中國外交的發展開拓了新的天地，而且也為日后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國際上贏得更多國家的尊重和支持打下了堅實基礎。
三、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在國際形勢出現新變化的背景下，果斷決定開啟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並與日本建交，同時適時提出“一條線、一大片”和“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設想，積極改善同第二世界國家的關系，團結第三世界國家共同反霸，與世界上一大批國家建交或實現外交機構升格，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亞非拉國家獲得民族獨立，這些新興國家作為國際格局中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歐洲在經過戰后20多年的恢復后，經濟總量不斷增加，特別是歐共體的成立，標志著歐洲各國在國際舞台開始聯合起來表達自己的聲音﹔日本經濟迅速發展，1968年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力量對比上發生改變，在兩國爭霸格局中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態勢。
1969年初，尼克鬆就任美國總統。面對國際政治力量格局的變化、蘇聯咄咄逼人的姿態以及美國深陷越南戰爭泥潭的現狀，尼克鬆政府不得不開始調整對外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著手改善中美關系。這年3月，中蘇邊防部隊在珍寶島地區發生武裝沖突，中蘇關系降到歷史低點。尼克鬆政府利用這個機會向中方陸續作出一系列積極姿態。尼克鬆先是向戴高樂表示，他決定同中國對話，請戴高樂向中國領導人轉達改善對華關系的願望﹔繼而又宣布對中國放寬貿易和人員旅游的限制﹔接著又讓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通過巴基斯坦領導人告知中國，美國將停派驅逐艦到台灣海峽活動。
毛澤東、周恩來等敏銳地捕捉到了尼克鬆政府發出緩和美中關系的信號，果斷決定打開中美關系僵局、擺脫與美蘇同時對抗的不利局面。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會見埃德加·斯諾時作出明確而積極的回應。他請斯諾轉告美國方面：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8頁。】1971年春天第31屆世乒賽期間，毛澤東、周恩來等決定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一被稱為“乒乓外交”的舉動起到了“小球轉動大球”的戲劇性效果，促進了中美關系的進一步緩和。同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有關中美預備性秘密會談問題。會后，政治局把會議內容寫成報告，報毛澤東審批。這份報告，不再堅持把美國同台灣斷交作為兩國交往的先決條件，並初步提出了在雙方首都建立聯絡機構的設想。【《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90頁。】同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並與周恩來舉行了會談。1972年2月，尼克鬆訪問中國，毛澤東、周恩來同他進行了深入會談。2月28日，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尼克鬆訪華和上海公報的發表，標志著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盡管還有不少問題待此后逐步解決，但重要的是，中美關系的突破為新中國打開全新的外交格局創造了必要前提。毛澤東曾形象地說：“中美關系正常化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0頁。】
正如毛澤東所預料，中美關系的緩和在國際上引起了連鎖反應。1972年9月，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榮訪華。雙方通過會談，簽署了建交聯合聲明，結束了兩國長期敵對的歷史，開始了新的睦鄰友好關系。除與日本建交外，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先后同歐洲、北美洲、大洋洲及亞非拉等一大批國家建交或實現外交機構升格，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在此期間，還有一個重大事件不得不提及。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的表決結果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將台灣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對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這件事，毛澤東和黨中央一直看得很重，也一直在為此不懈努力，但由於美國等國的阻撓，一直沒有成功。當得知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的消息，毛澤東高興地說：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周恩來則對來訪的客人講：這麼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注意……它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在聯合國美國的指揮棒不靈了。這次表決的結果是違反美國的意願的……我們不能不重視這一表決的精神，因為它代表了世界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願望。【參見《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7頁。】新中國在第26屆聯大上的勝利，歸根到底是堅持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原則的勝利，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勝利。新中國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復后，國際交往迅速擴大，國際地位空前提高。
在新中國外交新局面初現的時候，毛澤東通過對國際形勢的長期觀察，總結新中國外交實踐的經驗教訓，深入地分析世界各種基本矛盾和政治力量的發展演變規律，對外交戰略作了進一步思考，不失時機地對中國外交戰略進行了調整。1973年2月，毛澤東在同訪華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談話時，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設想，即“建立一條從日本經過歐洲一直到美國的統一戰線，以抗衡當時霸權主義野心日益膨脹的蘇聯”【《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97頁。】。此后不久，又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了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頁。】同年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6屆特別會議上發言，全面闡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他指出：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兩個世界大國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和壓迫者，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頁。】
對三個世界的劃分，突破了以往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為標准的框框，而是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國際關系中存在的矛盾、稱霸與反霸斗爭和維護世界和平為標准。這一戰略思想特別重視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作用，支持它們在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努力﹔將中國劃入第三世界，使中國在整個世界中有了明確定位。在這一戰略思想指導下，我國對外方針政策作了一系列必要的調整，糾正脫離實際地追求世界革命的“左”的傾向，確立了以反對霸權主義（特別是蘇聯）為核心，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積極改善同第二世界的關系，“聯合廣大第三世界共同反霸，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對外工作方針。實踐証明，這一戰略思想的提出發揮了重要作用。鄧小平后來深有感觸地說：“毛澤東同志在他晚年為我們制定的關於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關於中國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國家共同反霸，並且同美國、日本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決策，是多麼英明，多麼富有遠見。這一國際戰略原則，對於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對於打破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劃，改善我們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頁。】
縱觀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近30年間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外交領域的探索歷程，雖然在一些階段上對國際局勢和戰爭危險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文革”期間外交領域受到“左”的錯誤的嚴重沖擊，但是任憑國際風雲如何變幻，在對外交往中，新中國始終堅定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取得了外交戰線的諸多成就，既維護了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又為國內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和平的國際環境，保障了國民經濟的穩步發展。這些成就加上探索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經驗，為改革開放后外交工作嶄新局面的開創提供了重要基礎和經驗借鑒。
（作者高長武：中央文獻研究室雜志社副處長，副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