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1950∼1965)

作者:    發布時間:2018-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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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19501965

楊林

 

[摘要]19501965年,我國共翻譯出版了蒙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藏文和朝鮮文等5種少數民族文版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在少數民族地區得以廣泛傳播是少數民族地區政府和社會共同努力的結果。這有利於毛澤東思想嵌入少數民族地區民眾的信仰之中,提高了少數民族地區民眾對中共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認同,也為我國當前領導人著作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也提供了歷史參考。

[關鍵詞]《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翻譯﹔出版﹔傳播

本文為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日常生活視閾下黨的意識形態話語權建構研究1949196615BDJ034的階段性成果。

 

《毛澤東選集》14卷收錄了毛澤東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載體和集中體現【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探討的是19501965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14卷,對新中國建立前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及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不進行探討。早在1944年,晉察冀根據地就編輯出版了首部《毛澤東選集》。1977年《毛澤東選集》第5卷出版,書中有些提法不符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經中央批准,新聞出版總署於1982年通知停售。】。19501965年,《毛澤東選集》14卷的少數民族文版翻譯出版,並在少數民族地區廣泛傳播。以往關於《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翻譯、出版與傳播的研究,或進行工具書式的介紹【如袁競主編:《毛澤東著作大辭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316頁﹔廖蓋隆等主編:《毛澤東百科全書》,光明日報出版社1993年版,第711714頁。】,或進行簡單描述【如熊坤靜:《〈毛澤東選集〉編輯出版始末》,《黨史文苑》2013年第19期﹔趙靜:《1950年代學習毛澤東著作運動研究》,河南師范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第2223頁。】,缺乏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本文系統探討19501965年《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

一、《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與出版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翻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出於傳播毛澤東思想以及鞏固新中國政權的目的,中共中央將《毛澤東選集》的出版工作提上了日程。19505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負責《毛澤東選集》的編選、注釋和整理工作【方厚樞:《毛澤東著作出版紀事1949-1982》,《出版史料》2001年第1期。】。1951年,中央出版總署成立了《毛澤東選集》工作委員會,劉少奇為主任,主要成員有陳伯達、胡喬木和田家英等人,負責《毛澤東選集》的聯系、督促和檢查工作【《出版總署關於認真做好〈毛澤東選集〉的出版印刷發行工作的指示》,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1》,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頁。】。在《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和《毛澤東選集》工作委員會的主持下,195110月、19524月、19534月和19609月《毛澤東選集》14卷漢文版先后出版。在《毛澤東選集》第1卷漢文版出版后,其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工作也展開了。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少數民族中總共有19個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通用的主要有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文、藏文和朝鮮文等5種【史筠:《民族區域自治法概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頁。】。至1965年,《毛澤東選集》14卷被翻譯為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文、藏文和朝鮮文等5種少數民族文字出版【陳矩弘:《新中國出版史研究1949-1965》,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134頁。】。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古文和朝鮮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由各少數民族地區政府直接領導下的《毛澤東選集》翻譯出版委員會翻譯,而藏文版的《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工作則主要由民族出版社藏文翻譯室負責,各少數民族文版《毛澤東選集》翻譯完成后均交由民族出版社和各少數民族地區出版社出版【《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黨組關於〈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字版翻譯出版工作的報告》,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61》,中國書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頁。】。

最先開展翻譯出版工作的是《毛澤東選集》的維吾爾文、哈薩克文和蒙文版。195111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成立了以新疆省人民委員會主席包爾漢為主任的《毛澤東選集》翻譯出版委員會,主持《毛澤東選集》的維吾爾文、哈薩克文和蒙文版的翻譯出版工作【《附件: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民族文字的〈毛澤東選集〉卷集准備工作的計劃》,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3》,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頁。】。內蒙古自治區的《毛澤東選集》蒙文翻譯出版工作緊隨其后,於19525月成立了以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書記烏蘭夫為主任的《毛澤東選集》蒙文翻譯出版委員會,領導《毛澤東選集》蒙文版的翻譯出版工作【任亞平主編:《內蒙古自治區志·共產黨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頁。】。195412月,延邊朝鮮族自治區成立《毛澤東選集》朝鮮文版的翻譯出版委員會,由區委書記兼區政府主席朱德海任主任委員。由於“翻譯力量和條件不足”,民族出版社“將朝鮮勞動黨出版社出版的朝鮮文版《毛澤東選集》翻印出版”,並“在翻印時作一些修改”【《出版總署關於民族出版社擬翻印朝鮮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朝文版致對外文化聯絡事業局函》,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4》,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頁。】。此外,由於新中國成立前已出現了幾種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這些舊版的《毛澤東選集》也曾被翻譯成一些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為求《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統一,1955年文化部發布通知,要求舊的《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停止發行”【《文化部關於翻譯成外文和少數民族文字的毛主席著作舊版單行本處理問題的通知》,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5》,中國書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頁。】。

在中央政府和少數民族地區政府的支持下,1950年代《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出版工作取得了較大成績,1960年代《毛澤東選集》的翻譯工作進一步推進。196197日,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報送的《關於〈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字版翻譯出版工作的報告》,主張進一步加強和做好《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工作,主要意見如下:1建議各有關自治區黨委、省委和中央民委黨組共同負責,加強領導,統一規劃,統一組織翻譯審訂力量,共同負責定稿﹔2建議各有關地方黨委集中一批一流的翻譯人才,組成專門隊伍,從事翻譯出版工作﹔3建議中宣部在最近期間召集內蒙古、新疆、西藏、四川、甘肅、青海、吉林等自治區黨委、省委和延邊自治州委文教書記、宣傳部長和民委共同開會,研究解決有關《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字版的翻譯出版工作【當代中國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61年卷》,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版,第646647頁。】。在此提議的指導下,1960年代《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和出版工作繼續有條不紊地進行。

在《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工作中,翻譯是一項必須規范的工作,因為其涉及到毛澤東思想能否正確表達和貫徹。早在1950年代初,中共中央新疆分局領導的《毛澤東選集》翻譯出版委員會就確定了翻譯原則:在不違背本民族文字的結構上按字句直譯,如有些直句以本民族文字直譯不通時,可在不影響原意的原則下,按本民族文字的習慣調動【《附件: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民族文字的〈毛澤東選集〉卷集准備工作的計劃》,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3》,第385386頁。】。但是后來《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在翻譯過程中,不時出現了不顧少數民族語言特點片面強調直譯的情況。這就導致了譯文的佶屈聱牙、晦澀難懂,影響了讀者對原文的理解。為了解決該問題,19619月至19621月,中央民委、文化部等聯合召開了9次《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翻譯工作會議,確定了“忠實”和“群眾化”的翻譯原則,即譯文不論從語義方面、邏輯方面都應忠實於原文,並且要讓少數民族讀者在閱讀譯文時能得到像漢文讀者閱讀原著一樣的效果。此外,強調譯文應適應各民族的語言、語法規律【李資源等:《中國共產黨少數民族文化建設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203頁。】。這些意見有利於提高《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質量。

在各方的重視下,《毛澤東選集》的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取得很大成績。至1965年,《毛澤東選集》14卷的少數民族文版翻譯出版完成,具體各文版、各卷冊完成時間如下。第一,蒙文版。19533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蒙文版單行本17分冊出版。1962年,蒙文版《毛澤東選集》24卷出版完成【《〈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蒙文版單行本出版》,《人民日報》1953427日,第1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蒙文版在呼市發行》,《內蒙古日報》1962426日,第1版。】。第二,維吾爾文版。19536月底,《毛澤東選集》第1卷維吾爾文分篇單行冊29種出版。至1962年,維吾爾文版《毛澤東選集》24卷出版完成。第三,哈薩克文版。19536月底,《毛澤東選集》第1卷哈薩克文分篇單行冊21種出版。1962年,哈薩克文版《毛澤東選集》24卷出版完成【《附件: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民族文字的〈毛澤東選集〉卷集准備工作的計劃》,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3》,第384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新疆通志·著述出版志》,新疆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頁。】。第四,藏文版。1959年,藏文版《毛澤東選集》第1卷出版。至1965年,藏文版《毛澤東選集》24卷出版完成。第五,朝鮮文版。1956年,朝鮮文版《毛澤東選集》12卷出版。至1962年,朝鮮文版《毛澤東選集》34卷出版完成【陳矩弘:《新中國出版史研究1949-1965》,第132134頁。】。至於《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出版數量,也是相當大的。到1960年底,《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單行本已出版約302萬冊【當代中國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年1961年卷》,第647頁。】。這一數據足以窺見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出版數量之巨。

二、《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傳播

《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翻譯和出版后,少數民族地區政府和社會共同推進了它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

少數民族地區黨政干部及文化界人士對《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出版進行了大力宣傳,從而開啟了《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傳播的第一步。1952年烏蘭夫在《毛澤東選集》蒙文版翻譯出版委員會成立會議上指出“毛澤東思想是解決中國革命和內蒙古人民革命問題的戰無不勝的銳利武器”,“必須嚴肅對待《毛澤東選集》蒙文版出版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王樹盛、郝玉峰主編:《烏蘭夫年譜》,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頁。】。《毛澤東選集》各少數民族文版翻譯出版后,各少數民族地區黨政干部紛紛發表文章進行宣傳。如1962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賽福鼎在《新疆日報》發表文章《努力學習毛澤東著作,提高我們的思想政治水平——慶祝〈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維吾爾文版出版》,同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帕提汗·蘇古爾巴也夫在《新疆日報》發表文章《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勝利前進——慶祝〈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哈薩克文版出版》【賽福鼎:《努力學習毛澤東著作,提高我們的思想政治水平——慶祝〈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維吾爾文版出版》,《新疆日報》196291日,第1版﹔帕提汗·蘇古爾巴也夫:《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勝利前進——慶祝〈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哈薩克文版出版》,《新疆日報》19621219日,第3版。】。又如1963年新疆軍區副政治委員曹達諾夫在《新疆日報》發表文章《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為〈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維吾爾文版的出版而作》【曹達諾夫:《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為〈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維吾爾文版的出版而作》,《新疆日報》1963126日,第3版。】。此外,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界人士也積極參與了《毛澤東選集》的宣傳工作。如1962年蒙古族著名民間詩人、歌手毛依罕在《內蒙古日報》發表文章《毛澤東思想光芒萬丈——慶祝〈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蒙文版出版》【毛依罕:《毛澤東思想光芒萬丈——慶祝〈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蒙文版出版》,《內蒙古日報》196254日,第2版。】。《新疆日報》和《內蒙古日報》是當時新疆和內蒙古地區的重要報紙,黨政干部及文化界人士在此宣傳《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出版有利於其傳播的展開。

各少數民族地區政府還組織了《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學習運動,進一步促進了《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傳播。早在195110月《毛澤東選集》第1卷出版前夕,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書記張邦英在新疆省各民族黨員與機關干部大會上就號召新疆全省各民族干部努力學習《毛澤東選集》【《各地人民決心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新疆各民族干部歡迎〈毛澤東選集〉用少數民族文字出版》,《人民日報》19511015日,第1版。】。19524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發出了學習《毛澤東選集》的指示,稱:“《毛澤東選集》在各地發行時,應由各地黨委召集各民族干部會議,由黨委書記作關於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報告,深入動員,開展學習。”【《新疆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毛澤東選集〉維文哈文版單行冊出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指示各地深入開展學習》,《人民日報》1952412日,第1版。】當年6月,中共中央內蒙古分局開始組織內蒙古自治區黨、政、軍一級機關的高級干部,統一學習《毛澤東選集》。學習時間為6個月,每月填寫一次學習情況簡報,並且在每一學習階段結束后,給下級干部作一次學習報告,或寫一篇學習筆記或論文【《內蒙古各機關高級干部已開始學習〈毛澤東選集〉》,《人民日報》1952622日,第3版。】。《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學習運動並不限於在黨政干部中開展,還廣泛開展於群眾中。1965年《毛澤東選集》第1卷蒙文版校訂再版時,內蒙古地區政府就發動了一場“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進一步促進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內蒙古日報》1965828日,第1版。】。

少數民族地區社會各界也主動通過各種渠道傳播《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作為《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發行機構,新華書店在《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傳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55日《毛澤東選集》第1卷蒙文版精裝本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烏蘭浩特、海拉爾、通遼和滿洲裡等5個城市發行,該日清晨新華書店呼和浩特支店蒙文門市部還未開門,門前就已擠滿了人【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編:《內蒙古新聞集》,1954年,第314頁。】。新華書店在少數民族地區還建立了“馬車流動售書站”,將《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送到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新疆各族人民熱愛毛主席著作,維吾爾和哈薩克文版〈毛澤東選集〉已在新疆發行十二萬七千冊》,《人民日報》1964422日,第2版。】。少數民族地區的學校也積極參與了《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傳播。如1950年代內蒙古自治區的各機關學校曾組織老師和學生集體研讀蒙文版《毛澤東選集》【秋浦:《勝利前進中的內蒙古自治區》,民族出版社1954年版,第142頁。】﹔1960年代西藏的一些政治文化夜校常常講解藏文版《毛澤東選集》,當地干部和群眾踴躍過來聽講【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翻身農奴譜新篇——社會主義的新西藏在前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0頁。】。另外,少數民族地區群眾還自行組織閱讀小組來傳播少數民族文版的《毛澤東選集》。1954年維吾爾文、哈薩克文和蒙文版《毛澤東選集》單行冊出版和發行后,新疆地區有些農村、牧區的農牧民組織《毛澤東選集》閱讀小組,並請人講解【《開英代表的發言》,新疆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秘書處編:《在新疆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1955年,第351頁。】。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特定出版物的傳播同時也促進了《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傳播。由於《毛澤東選集》份量太大,1960年代我國還出版了部頭較小、分別供一般干部和工農群眾學習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和乙種本,該著作的一些文章與《毛澤東選集》的一些文章相同,並且和《毛澤東選集》一樣都出版了蒙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藏文和朝鮮文等5種少數民族文版【張靜如主編:《毛澤東研究全書》卷二,著作編,長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31210頁。】。1950年至1965年,少數民族地區還出版了《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配套性讀物。如1960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新疆青年出版社曾出版《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維吾爾文版、《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哈薩克文版和《斗爭的道路勝利的道路——介紹〈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哈薩克文版等書籍【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版本圖書館編:《全國總書目1964》,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9394頁。】。此外,1950年至1965年,《毛澤東選集》中的一些單篇著作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反對黨八股》、《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也曾被翻譯成少數民族文字出版【廖蓋隆等主編:《毛澤東百科全書》,第712713頁。】。上述出版物與《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相得益彰,它們在少數民族地區傳播的同時也會促進《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

三、《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翻譯、出版與傳播的影響

正如學者在研究領袖著作時所指出的:“通過書刊印刷符號,出版者和閱讀者、負責印刷出版規劃與實施、掌握符號資本的領導與一般群眾,產生了互動,共同參與了符號意義的構建、定義、解釋和傳播,共同進入一個想象空間,成為國家總體社會、政治和文化格局的一部分”【納日碧力戈:《城市與象征》,李德洙主編:《都市人類學與邊疆城市理論研究:中國都市人類學會第二屆全國學術討論會暨邊疆城市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民航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頁。】。《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是我國政府和社會共同建構的毛澤東思想象征符號,它的翻譯、出版與傳播對我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均產生了重要影響。

首先,有利於毛澤東思想嵌入少數民族地區民眾的信仰之中。據《西藏日報》1965109日的報道,西藏拉希鄉牧民布德常常將藏文版《毛澤東選集》帶在身邊,他總是對人說:“毛主席的話是真理,句句都說在我的心坎上,它給了我觀察各種事物最銳利的眼睛。”【西藏日報社編:《見証:〈西藏日報〉創刊50周年紀念文集》上冊,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頁。】反映了毛澤東思想深入民心。毛澤東思想通過《毛澤東選集》嵌入少數民族地區民眾的信仰之后,還成為規范他們行為的指南。《毛澤東選集》第4卷蒙文版在呼和浩特發行時,蒙古族軍人阿拉坦沙捧著剛剛買到的書說:“作為一個解放軍戰士,我決心要很好地學習毛主席的軍事思想,提高自己的覺悟,永遠站在保衛祖國的前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四年已翻譯出版蒙古、藏、維吾爾、朝鮮、哈薩克五種少數民族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著作單行本二百七十種,〈毛澤東選集〉十七種》,《人民日報》196571日,第1版。】書籍史家夏蒂埃曾指出“所有權力機構為何如此看重書寫及其載體,因為威權需要規范行為和嵌制思想”【[]羅杰·夏蒂埃:《書籍的秩序——1418世紀的書寫文化與社會》,吳泓渺、張璐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00頁。】。《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達到了將毛澤東思想嵌入民眾的信仰之中,進而規范其行為之目的。

其次,提高了少數民族地區民眾對中共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認同。《毛澤東選集》第4卷蒙文版翻譯出版后,蒙古族學者艾思奇作出感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這個歷史發展過程已經到了成熟的境地。”希望“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智慧之光,不但把中國人民引向全勝,而且還把未來的基本方向,也為我們明朗地照耀出來”【楊蘇:《艾思奇傳》,雲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7458頁。】。又據《人民日報》報道,1952年《毛澤東選集》哈薩克文單行本翻譯出版后,天山草原的哈薩克牧民們說:“讀了《毛澤東選集》以后,心裡就亮了,懂得了我們為什麼會得到這種幸福的生活。”【《毛主席的著作在天山草原》,《人民日報》195277日,第3版。】民眾對政黨和國家的認同可以聚集到象征周圍,而領袖讀物則是重要象征【[]哈羅德·拉斯韋爾:《政治學: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楊昌裕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31頁。】。《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使少數民族地區民眾認同中共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

最后,為我國當前領導人著作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提供了歷史參考。《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對我國當代領導人著作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有示范性的作用。2014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推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集中展示了中共新一屆中央領導人的治國理念和執政方略。2015年,在中央政府和民族自治區政府的支持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參考《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翻譯出版的種類,同樣是以蒙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藏文和朝鮮文等、種少數民族文版翻譯出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少數民族文字版出版發行》,《人民日報》2015710日,第4版。】。和《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傳播一樣,少數民族地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對《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少數民族文版進行了傳播【參見《西藏大學舉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多語種版捐贈儀式》,中國西藏網發布時間:20161214日﹔《塔城地區農業局集中學習“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讀本》,新疆農業信息網發布時間:2017223日。】。不過,在當今新的歷史時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也有自己新的特色,如在傳播上採用了電子書這樣的新傳播媒介。饒是如此,《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在總體上還是為《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出版與傳播提供了歷史借鑒。

結語

《毛澤東選集》是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承載的毛澤東思想,被鄧小平稱為“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是中國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頁。】。正是因此,新中國政府對《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的翻譯和出版工作相當重視,在1950年至1965年共翻譯出版了維吾爾文、哈薩克文、蒙文、藏文和朝鮮文等5種少數民族文版。《毛澤東選集》少數民族文版翻譯和出版后,少數民族地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對其進行了傳播,從而努力將其嵌入少數民族地區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對我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影響深遠。

 

本文作者:楊林,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廣州 510631

(責任編輯:侯竹青)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