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1949年三大外交決策中的形勢判斷

毛澤東在1949年三大外交決策中的形勢判斷

——以中美蘇三方文獻檔案對比研究為視角

張勉勵

1949年春夏，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先后提出“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大外交方針。這些方針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新中國在獨立自主基礎上開創新型外交關系的重要思想和戰略指導，對新中國外交乃至國際關系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於這些方針的學術研究，幾十年來已經取得豐碩成果。近些年，國內研究時而會出現一些“新論”、“新認識”或者“反思”等等，其中有觀點認為，新中國不應挑戰世界秩序，而應照顧國際慣例和國際法，盡量爭取廣泛的國際承認和西方國家的援助﹔新中國在戰略選擇上有空間余地可以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但中國共產黨實行“一邊倒”或過早實行“一邊倒”政策，結果沒能抓住美國對華政策的過渡期和與美國和解的機會，導致了中美對抗……上述設想對應了新中國外交要解決的三個問題：承認、援助和安全。本文擬圍繞這三個問題，立足對中國、美國和蘇聯三方文獻檔案的梳理分析，將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判斷與美、蘇對華政策進行對比，以期在盡可能還原歷史的基礎上對這些評價做出回應。

一

對於新生的人民政權，外交的中心任務是保障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實現和鞏固國家的完全獨立，為全面恢復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條件和和平的國際環境，具體而言主要包括三項工作：爭取國際承認，爭取國際援助和保障國家安全。在當時背景下，影響決策的主要有兩個決定因素：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目標，要求決策的根本出發點是獨立自主﹔二是國際、國內形勢，要求能充分認識自身條件、對外關系和外部環境，確定聯合的對象和威脅的來源，從而佔據主動。也就是說，在考察新中國外交時，首先需要考察國際社會對中國革命的態度，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同外國的關系，主要是同蘇聯和美國之間的三國四方關系。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援助問題出現的時間最早。抗日戰爭結束后，美國對中國革命執行於涉政策，扶蔣反共使它徹底地站到中國人民的對立面上。蘇聯在對華政策上採取與美國妥協、合作的基本策略，以確保其在雅爾塔協定下獲得的在華權益。同時，為牽制美國和“一邊倒”向美國的蔣介石政府，蘇聯為中共及其武裝力量進入東北創造條件，並移交大量繳獲的日軍武器裝備。盡管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謹慎而有限度的，但已使中共看到了利用東北特殊地緣優勢爭取蘇聯擴大援助的可能。

從1947年到1948年，在國際冷戰格局形成的同時，中國國內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毛澤東開始從戰略高度謀劃聯合蘇聯的前景。1948年初，除少數幾個大城市外，人民解放軍已基本控制東北全境，東北不僅將成為大決戰的首戰之地，而且面臨迅速恢復經濟、為解放全國提供后方保障的迫切任務。因此，毛澤東改變了進入東北初期關於“關內應完全靠自力更生”的命令，積極主動地向莫斯科尋求幫助。【參見《中共中央致羅榮桓電》（1946年7月30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801頁。】他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坦言，中共毫無管理經濟的經驗，無法管理舊城市極其復雜的經濟，為此，請求蘇共中央派專家團到中國解決經濟任務，並在已解放的地區修復鐵路。【﹝俄﹞и·B·科瓦廖夫：《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對話》，《國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9期。】

面對新形勢，蘇聯開始調整對華政策。1948年5月，斯大林簽字批准派遣蘇聯交通部副部長科瓦廖夫為全權代表前往中國東北，幫助落實有關恢復中長鐵路運行和抽當地干部成立恢復運行組織的措施的命令【《科馬羅夫關於科瓦廖夫到中長鐵路出差給莫洛托夫的報告》（1948年9月10日），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藏檔案，《關於建國前夕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的部分俄國檔案文獻》，《黨的文獻》2002年第1期。】。他指示科瓦廖夫說：“我們當然要給新中國一切可能的幫助，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勝利，我們兩國走上同一條道路，社會主義在世界的勝利就能得到保証，任何偶然事件都不會嚇倒我們。因此，我們要不惜一切力量和資金來幫助中國共產黨人。”【﹝俄﹞и·B·科瓦廖夫：《斯大林與毛澤東的對話》，《國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21期。】毫無疑問，中國革命的勝利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在蘇聯安全戰略中的地位。

9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結論時，毛澤東對未來蘇聯援助中國的形勢做出判斷：“我們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蘇聯為首的國際人民民主力量是會同我們合作的”，“關於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准備，蘇聯是會幫助我們的，首先幫助我們發展經濟”。【《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146頁。】

此時，斯大林對援助中共還存有顧慮，他懷疑毛澤東不過是另一個鐵托，將來會與蘇聯利益背道而馳，而且還擔心美國的反應。1949年1月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對西柏坡的訪問，促進了中蘇兩黨領導人之間的相互了解，斯大林進一步明確了支持中共的方向，中共也更堅定了聯合蘇聯的決策。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做總結時指出：“中蘇關系是密切的兄弟關系，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隻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現在對非黨人士也要說明這一點，也要做這種宣傳。”【《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頁。】

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開幕，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共必須要盡快落實蘇聯是否會承認新政權、是否會提供全面援助等重大問題。6月26日，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抵達莫斯科。第一天會面，斯大林就幾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提供3億美元貸款，派遣專家，幫助清除上海的水雷、建立艦隊、開辟中蘇空中航線，幫助建立飛機裝配修理工廠並提供殲擊機等等。斯大林表示蘇聯准備在國家機構、工業和中國想要學習的所有方面提供全面幫助，他還主動提出願意幫助中共盡快解放新疆。【參見《1949年6月27日斯大林與中共代表團會談紀要》，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藏檔案，轉引自﹝俄﹞A．M．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與中國》，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97—101頁。】為確保劉少奇訪蘇目標的實現，毛澤東對蘇聯表態做出積極回應，於6月30日在發表紀念中共成立28周年的文章中公開宣布了“一邊倒”的方針。在之后的中蘇會談中，斯大林承諾，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就立即予以承認。8月25日，完成出訪任務的劉少奇返抵沈陽，隨同抵達的還有科瓦廖夫和220名蘇聯援華專家。【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8頁。】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次日，蘇聯成為第一個承認新中國並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

二

蘇聯對中國解放戰爭的支持和對新中國提供全面援助的承諾，為新中國成立后中蘇結盟打下了良好的合作基礎，反過來中蘇結盟又保障了蘇聯全面援華承諾的兌現。同一時期，新中國是否有可能爭取美國的援助呢？毛澤東給出的判斷是“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的想法是“幼稚的”，他以孫中山的革命經驗為鑒，指出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為中國革命提供援助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4—1475頁。】

那麼，美國是否有意願或可能為新中國提供援助呢？回答這個問題的前提首先是解決中美之間的承認問題。沈陽等大城市解放后出現的外國使領館和僑民等涉外問題，其性質就是承認問題。對此，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中央確定了一個重要的外交方針，將承認問題由新政權的單向“被承認”變成與外國政府之間的雙向相互承認，毛澤東把它概括為“另起爐灶”，即不承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的外交關系，而是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外交關系。與“另起爐灶”直接緊密關聯的是如何處理舊中國的“國際義務”的問題。毛澤東在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提出：新中國將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並採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在具體實施步驟上，毛澤東主張應首先清除帝國主義在華殘余勢力和影響，而對爭取帝國主義國家承認的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於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去解決”【《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5頁。】，也就是要“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上述方針的目的就是要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從而使中國徹底改變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外交關系，並為實現經濟上的完全獨立創造條件。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上聲明：“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任何外國政府，隻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採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頁。】

中共的建交原則是否會被美國接受呢？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徹底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使得帝國主義者極為仇視這個革命，竭盡全力地幫助國民黨﹔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實際上，早在外交問題列入中共籌建新中國的議事日程時，美國也已在考慮該如何面對中國的局勢變化。1948年9月濟南戰役后，美國不得不接受其“盡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勝”政策破產的現實，開始重新審查對華政策。10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美國對華政策》文件（NSC34）指出：美國提供的援助已不足以阻止共產黨的推進，更不用說去扭轉戰局了，“全面援助”等同於公開干涉，將增加對干涉者的抵抗，而越是公開干涉根深蒂固的中國革命，在政治上就會陷得越深，中國人民就越會把國民政府看作是可恥的傀儡政權，美國的任務就越艱巨，干涉所要付出的代價就越大。文件確定美國的近期對華政策為：（1）繼續承認國民政府﹔（2）在國民政府消亡后，根據當時的具體形勢對承認問題做出決策﹔（3）盡最大可能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NSC34:U. S. PolicytowardChina, DepartmentofState, October13, 1948, DigitalNationalSecurityArchive（美國數字國家安全檔案，DNSA）】1949年1月，美、英等國開始磋商承認人民政府的問題。同月，為了獲得在華處境轉圜的自由和維持在華立足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使領館拒絕了國民政府南遷廣州的要求，繼續留在南京。剛剛上任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以“等待塵埃落定”比喻此時的美國對華政策。

這裡所謂旁觀、等待反映的不過是美國在華進退維谷的窘境，將其設想為美國與中共和解的機會，是脫離歷史實際的。

第一，美國對華政策是美國戰后全球戰略的產物。為捍衛“自由世界”和保障美國安全而發起的對蘇聯的遏制，其核心任務是“防止共產主義蔓延”，這是扶蔣反共政策的根源。在美國看來，“共產主義在世界的擴張、尤其是中國共產主義的勝利嚴重影響了美國的未來安全”。【NSC48:U. S. PolicytowardAsia, June10, 1949, DNSA。】1949年8月美國發布的美中關系白皮書被看作是棄蔣宣言，卻同時清楚地表明美國在遏制共產主義的大戰略下不可能改變對中共的敵視立場。

第二，美國接受蔣介石失敗的現實，並不等於徹底放棄它的反共盟友。同樣的，美國拒絕對蔣繼續承擔“全部義務”，也並不意味著美國全部解除了對蔣的“義務”。為了不“挫傷國民黨軍隊的士氣”並確保其繼續抵抗，也為了避免損害它所援助的其他亞洲反共政府對美國的信任，美國一直堅持對國民政府的“繼續承認”政策。美國拒絕對蔣介石增加新的援助，是因為這樣做：（1）是無效的﹔（2）最后隻能增強共產黨的軍事力量﹔（3）可能最重要的是，將鞏固中國人民對共產黨的支持，維持其關於中國與蘇聯利益與共的錯覺。【NSC34/2:U. S. PolicytowardChina, February28, 1949, DNSA。】但這並不妨礙美國繼續實施《1948年援華法》，杜魯門的決定是“既不暫緩或終止也不著力推進對中國軍援物資的運送”。【Memorandumofthe35thoftheNationalSecurityCouncil, March4, 1949, DNSA。】1949年4月，美國國會又通過決議將已到期的《1948年援華法》延長期限至1950年2月，規定“對於中國的沒有為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區域予以援助”【《中美關系資料匯編》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444頁。】。

第三，美國與中共接觸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與中共和解，不如說是為了在中共和蘇聯之間打“楔子”，以阻止中國“變成蘇聯的附庸”。美國不是要表達真誠、友好、平等的善意，而是不甘心中國脫離自己的勢力范圍。美國的決策者相信：要十分技巧地運用好“恐懼和恩惠”，就可以影響新政權對美國的態度，要讓美國的力量得到重視而非輕視，由於運用軍事力量需要付出高昂代價，所以最有效發揮力量的途徑是通過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形式。【NSC34:U. S. PolicytowardChina, DepartmentofState, October13, 1948, DNSA。】承認問題就被美國看作是可以對中共討價還價和施加影響的砝碼和杠杆。即使主張與中共接觸的艾奇遜、司徒雷登等人，也堅決主張對新中國“不主動”、“不急於”給予承認，而且這種承認還是“事實上而不是法律上”的承認。1949年5月13日，艾奇遜指示司徒雷登，承認一個新政府應依據三個因素：（1）事實上控制該國領土和行政機構，且能維持公共秩序﹔（2）有能力和意願履行其國際義務﹔（3）得到該國人民普遍贊同。艾奇遜指出，國際法認為“在沒有撤銷對合法政府承認的情況下，承認事實上的當權者可以是合法的”，但要考慮到“承認共產黨政權為事實上的當權者，在政治上將鼓勵共產黨而挫傷國民政府”，美國在共產黨不做出履行國際義務的保証之前不准備給予共產黨以“法律上”的承認。【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FRUS），1949Vol．IX，pp．21∼22。】顯然，美國的政策與中共提出的“另起爐灶”和“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等方針政策是錯行和針鋒相對的。

美國不僅極力爭取其他相關國家在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上與美結成聯合陣線，而且還要求西方國家、主要是英國配合美國的對華貿易禁運政策。1949年3月，杜魯門批准的NSC41號文件確定：應建立美國對整個中國的出口管制制度﹔禁止向共產黨中國出口可直接用於軍事目的的所有物資，重要的工業、運輸和通信物資和設備需經嚴格篩選並仔細審查，以防這些商品出口到蘇聯、東歐和北朝鮮。【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FRUS），1949，Vo1．IX，pp．833∼834。】美國向英國一再強調，西方國家不能放棄對華出口管制這一可以影響中共政權走向的“最有效手段”。

至於司徒雷登在與中共接觸時拋出的“援助”牌，不過是他個人的外交伎倆，而非美國政府的實際意願。此時的美國對外援助是為遏制共產主義戰略服務的政策工具。1949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共同防御援助法》。在1949∼1950年財政年度中，其軍事援助對象包括北大西洋公約國家，希臘、土耳其和伊朗，南朝鮮、菲律賓，以及“泛指中國地區”（即非中國共產黨統治地區和東南亞的非共產黨力量，總額7500萬美元）。至於同期出台的對“落后國家”提供經濟援助的“第四點計劃”，杜魯門在其回憶錄中清楚說明：第四點計劃是美國“對受共產主義統治威脅的國家援助的具體表現”，是和美國“防止共產主義在自由世界擴張的政策相輔相成的”。【﹝美﹞哈裡·杜魯門著、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第2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276頁。】可以說，共產黨統治的中國並非美國政府的援助對象。即便有這種可能，在冷戰背景下，美、蘇對中國的援助無疑具有強烈的獨佔性和排他性。而就新中國成立時的情形看，蘇聯援助中國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三

有論者認為，朝鮮戰爭前的美國對華政策處於一個過渡期，並不具有進攻性和擴張性的意圖。這一判斷的結論與新中國成立前夕一些民主人士的意見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應選擇對蘇聯的“一邊倒”，因為這樣對於美國來說“太刺激了”。

對此，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回答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並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他打比喻說要學景陽岡上的武鬆，因為“在武鬆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3頁。】1949年8月，毛澤東在評美國白皮書時也指出：“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凶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6—1487頁。】

如果說上述判斷主要是基於意識形態的認識，那麼毛澤東關於“中間地帶”的理論則更多地是對二戰后國際戰略形勢的分析。他認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裡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3頁。】，“現在美國反蘇是放煙幕彈，是想獨霸世界”【《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頁。】。

可以看到，戰后美國的對蘇遏制政策突出表現為擴張主義，也就是干涉、侵略和戰爭政策。這一政策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形成后進一步得到加強。美國擴張政策在中國的失敗意味著它要在遠東其他地區採取足夠有力的措施予以抵消和制衡。1947年底至1948年初，基於冷戰需要和對蔣介石失敗的預期，美國已經開始對其亞洲安全戰略做出重大調整，轉而扶持日本充當其在亞洲遏制蘇聯的新據點，並提出太平洋海島防御圈的設想。1949年3月1日，麥克阿瑟將軍在東京對《紐約時報》的記者清晰地描述了這一設想：“我們對亞洲侵略的防御部署，過去常常從美洲大陸的西海岸來考慮。把太平洋視為是敵人進攻美國的通道。現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魯—撒克遜的內湖，而我們的防線則是沿著亞洲海岸穿過一連串的島嶼。它從菲律賓開始，通過琉球群島，其主要據點是沖繩島，然后又彎回來穿過日本和阿留申群島到阿拉斯加。”【﹝美﹞威廉·曼徹斯特著，廣州外國語學院美英問題研究室翻譯組、朱協譯：《光榮與夢想》（上冊），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523頁。】美國將安全防線從本國西海岸推進到中國東海岸，對中國而言，是和平與安全的保障呢，還是戰爭和軍事威脅？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正式公開發表聲明說：美國重申《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關於台灣歸還中國的規定，美國“目前”無意在台灣尋求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政府也無意使用武力干預現在的局勢，而將遵循不卷入中國內戰的方針，不向台灣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咨詢意見。【HarryS. Truman:ThePresident'sNewsConference, January5, 1950, Public-PapersofthePresidentsoftheUnitedStates（《美國總統公開文件》，PPPUS）。】1月12日，艾奇遜在其關於美國亞洲政策的演講中再次公開確認了美國從阿留申群島經日本、琉球到菲律賓的太平洋防線，對於包括台灣在內的太平洋其他地區，他聲言“沒有人能保証這些地區不受軍事攻擊”，“這樣的保証是不明智的或不必要的”。【TheU. S. DepartmentofStateBulletin（《美國國務院公報》），Vol．22，No．551，pp．116。】上述表態被看作是“棄台論”的明証。這種論點的片面性在於，它忽視了美國奉行擴張主義和遏制政策的基本立場，忽視了美國亞洲政策的兩面性、復雜性和對抗性。

台灣在美國對華政策和安全戰略中佔據重要地位。美國奉行“通過外交和經濟的手段”阻止共產黨取得台灣【NSC37:ThestrategicimportanceofFormosa, December1，1948, DNSA。】和“繼續承認”國民政府的政策，已經與台灣之間建立起緊密聯系。從政治上而言，台灣是美國留在中蘇關系中的關鍵“楔子”。出於不願直接軍事干涉中國革命的相同考慮，美國也不願對台灣採取軍事佔領的措施或承擔“保衛”台灣的“義務”，它表現出對台灣沒有“侵略”和“分裂”意圖，希望借此凸顯蘇聯“正在將中國北部省份從中國分離出去”的“事實”，從而激發中共和中國人民反對“蘇聯控制”的民族主義情緒。毛澤東在蘇聯的長時間滯留，使以艾奇遜為首的國務院派認為可以加以利用來分化中蘇。在軍事上，台灣的地理資源條件決定了它對美國防御島鏈的戰略重要性，其地位在共產黨控制中國大陸后進一步上升，這是美國軍方反復強調的意見。無論美國希望台灣發揮哪種作用，在其冷戰思維中，台灣問題早已不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共產黨解放台灣不是中國人民實現祖國統一的斗爭，而是共產主義的進攻和擴張，如果獲勝會在亞洲演變為“一連串的災難”。

美國劃出的太平洋防線與其說是防線，不如說是遏制蘇聯擴張的底線。艾奇遜的演講清楚說明，美國對（南）朝鮮負有直接責任，如果抹殺美國在朝鮮已付出的努力，在建立這個國家的大業中半途而廢，是美國亞洲利益“徹頭徹尾的失敗”。【TheU. S. DepartmentofStateBulletin（《美國國務院公報》），Vo1．22，No．551，pp．116∼117。】而此時，斯大林正背著中國醞釀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轉而由防御改為進攻。美、蘇戰略意圖與遠東國家民族民主運動的訴求，實際上在二戰后已經交織在一起，使這一地區的矛盾變得更為尖銳和錯綜復雜。由於地緣關系，新中國很難在安全問題上與周邊國家絕緣自處。

艾奇遜對杜魯門聲明中“目前”一詞的解釋是：如果美國的勢力在遠東遭到攻擊，它“必須有完全的自由在任何地方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以保衛其安全”。【TheU. S. DepartmentofStateBulletin, Vol. 22, No. 550, pp. 81。】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27日，杜魯門推翻1月5日的聲明，聲稱“共產黨佔領台灣，將會對太平洋安全和在該地區執行合法和必要職責的美國軍隊構成威脅”，為此，他“已經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進攻”，同時監督“台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一切海空攻擊”，而“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HarryS. Truman:StatementbythePresidentontheSituationinKorea, June27, 1950, PPPUS。】這樣，美國政府不僅公然派軍入侵台灣，還公開拋出了它謀劃已久的“台灣地位未定論”。10月7日，美軍不顧中國方面的嚴重警告，悍然越過三八線，根本改變了朝鮮內戰的性質。

當戰火逼近中國邊境，美國飛機侵入中國領空時，中國必須為“保家衛國”而戰。朝鮮戰爭的爆發証明了“一邊倒”戰略的前瞻性，中蘇結盟為中國與美國的軍事對抗提前“請好了一個幫手”【《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頁。】，佔得了主動。“一邊倒”的實施還使中國以最小代價解決了蘇聯在東北的特權，而且對迅速實現新疆和平解放和防止分裂新疆發揮了積極作用。

結　語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當時的判斷和決策符合中國革命和國內外形勢的歷史要求。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要解決爭取國際承認、爭取國際援助和保障國家安全的問題，聯合蘇聯是必然選擇。“一邊倒”與“另起爐灶”、“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相互緊密關聯，共同構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有機整體。三大外交決策的歷史貢獻是，使中國在大國強權政治稱道的冷戰格局下，不但贏得國家獨立，徹底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而且鞏固了新生政權，保障了國家安全，擴大了國際影響。三大外交決策背后的強大支撐是，中華民族“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頁。】三大外交決策所指向的道路是，毛澤東所宣告的“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4頁。】

（作者張勉勵：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