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峰：毛澤東為什麼特別重視調查研究

毛澤東為什麼特別重視調查研究

李洪峰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在我們黨的領袖中，毛澤東特別重視調查研究，他開創了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調查研究的理論和實踐，是毛澤東全部理論和實踐的鮮明特色和重要組成部分。

一、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始終把調查研究放在第一位，調查研究成為毛澤東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重要源泉。

毛澤東在談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時，曾經說過：“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頁。】在領導中國革命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毛澤東始終把實際情況和對實際情況的了解掌握放在第一位。他說：“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裡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頁。】

毛澤東一生有厚重的問題意識。從問題出發，是他的一個重要的思想方法。青年時代的毛澤東立志改造中國與世界，非常關心國家大事，對各種社會問題持有高度的敏銳性。他認為：“凡事或理之為現代人所必須，或不必須，而均尚未得到適當之解決，致影響於現代人生之進步者，成為問題。”【《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0月23日。】1913年，他在《講堂錄》中寫下這樣一段話：“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0頁。】1917年，他邀同學蕭子升，利用暑假的時間，以游學的方式，游歷了湖南長沙、寧鄉、益陽、沅江、安化五縣鄉鎮農村，廣泛接觸社會生活。1918年春，他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縣，進行半個多月的實地考察。在面對是否出國留學的問題上，毛澤東最終選擇了留在國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暫想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28頁。】1919年9月1日，毛澤東撰寫了一個《問題研究會章程》，提出當時中國需要研究的71項大大小小共144個問題。這71項問題包括：教育問題、女子問題、國語問題（白話文問題）、孔子問題、東西文明會合問題、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應否廢棄問題、家族制度改良及家族制度應否廢棄問題、國家制度改良及國家制度應否廢棄問題、宗教改良及宗教應否廢棄問題、勞動問題、民族自決問題、經濟自由問題、海洋自由問題、軍備限制問題、國際聯盟問題、自由移民問題、人種平等問題、社會主義能否實施問題、民眾的聯合如何進行問題、勤工儉學主義如何普及問題、俄國問題、德國問題、奧匈問題、印度自治問題、愛爾蘭獨立問題、土耳其分裂問題、埃及騷亂問題、處置德皇問題、重建比利時問題、重建東部法國問題、德殖民地處置問題、港灣公有問題、飛渡大西洋問題、飛渡太平洋問題、飛渡天山問題、白令英吉利直布羅陀三峽鑿隧通車問題、西伯利亞問題、菲律賓獨立問題、日本糧食問題、日本問題、朝鮮問題、山東問題、湖南問題、廢督問題、裁兵問題、國防軍問題、新舊國會問題、鐵路統一問題（撤消勢力范圍問題）、滿洲問題、蒙古問題、西藏問題、退回庚子賠款問題、華工問題、地方自治問題、中央地方集權分權問題、兩院制一院制問題、普通選舉問題、大總統權限問題、文法官考試問題、澄清賄賂問題、合議制的內閣問題、實業問題、交通問題、財政問題、經濟問題、司法獨立問題、領事裁判權取消問題、商市公園設建問題、模范村問題、西南自治問題、聯邦制應否施行問題。在列出這71項問題后，又專列一條講：“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因此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下列各種主義，為特須注重研究之主義——（一）哲學上之主義，（二）倫理上之主義，（三）教育上之主義，（四）宗教上之主義，（五）文學上之主義，（六）美術上之主義，（七）政治上之主義，（八）經濟上之主義，（九）法律上之主義，（十）科學上之規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362—366頁。】從以上所列問題中，可以看到青年毛澤東的宏大志向、寬廣視野和堅韌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章程》列出的71項問題中，有“社會主義能否實施”這樣的問題。對這類問題的研究，為毛澤東接觸馬克思主義，進而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說過：“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09—110頁。】“書齋中不能發展理論。”【《毛澤東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421—422頁。】“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87頁。】毛澤東一生所作的大量調查研究，成為他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重要源泉。

農民佔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問題關系中國革命的全局。毛澤東調查研究的一大特點，就是始終把研究農民問題擺在重要地位。自1925年春開始指導農民運動的實踐后，毛澤東花費大量心血精力開展農民問題的調查研究。1926年5月，毛澤東主持廣州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他把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按地區組織成13個農民問題研究會，列出36項農村調查研究項目，進行調查研究。在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期間，毛澤東對江浙兩省的農民運動情況進行了考察，收集了崇明、江陰、無錫、丹陽、青浦、泰興、泰縣、慈溪等地農民狀況的資料，於1926年11月在黨的機關刊物《向導》第179期上，發表了《江浙農民的痛苦及其反抗運動》一文。在這期間，毛澤東還對全國土地情況進行了調查，了解到農村各階層土地的佔有情況。這些調查，使他認識到農民土地革命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到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考察農民運動情況。2月16日，他根據調查研究的情況，向黨中央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用大量確鑿的事實，說明農民問題是決定中國革命全局的問題，必須放手發動農民、組織農民、依靠農民，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報告向黨中央建議：在農民運動中採取新的路線——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參見孫克信等：《毛澤東調查研究活動簡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200頁。】從而為開展土地革命，制定土地革命路線奠定了基礎。

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斗爭，再到開辟贛南和閩西根據地，不管局勢多麼險惡，他從不放鬆對周圍環境的現狀和來源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並且十分注意通過實踐的檢驗來修正或充實原有的想法。1927年11月，毛澤東到永新、寧岡兩縣進行社會調查。毛澤東對這些調查成果非常重視，但是這些調查材料都沒能保存下來。對此，毛澤東十分痛惜。他說：“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頁。】1928年12月，毛澤東深入紅四軍連隊，召開干部和戰士座談會，對部隊實際情況和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進行了細致的調查，為起草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作准備。28日，紅四軍黨的第九代表大會召開，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為大會起草的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參見孫克信等：《毛澤東調查研究活動簡史》，第201頁。】

1930年5月，毛澤東對尋烏的商業、手工業、舊有土地關系和土地革命情況進行調查，寫了八萬多字的調查材料。其中商業方面的調查材料就有三萬余字，為制定正確的商業政策提供了客觀依據。【參見孫克信等：《毛澤東調查研究活動簡史》，第202頁。】此后，毛澤東利用紅軍分散發動群眾的機會，深入到尋烏、興國等地調查研究，對當時當地農村的群眾生活、政治組織、地方部隊、土地狀況、農村各階級的面貌，作了詳盡了解，先后寫出了《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東塘等處調查》、《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等具有重要價值的調查報告。《興國調查》的特點，一是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這是他過去從來沒有做過的，而沒有這種調查，就沒有農村的基本概念﹔二是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斗爭中的表現，這是他在尋烏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全的。毛澤東在整理后記中說：“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面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183頁。】在幾年來進行農村調查的基礎上，1933年10月，毛澤東寫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確立了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統一標准，同時也提出了一條基本上符合實際的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即依靠貧雇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消滅地主階級。毛澤東曾說：到這個時候，才算認識了中國農村。

在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作為黨的作風建設的重要舉措，要求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為了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解決文藝方針問題，毛澤東先后約請蕭軍、歐陽山和草明夫婦、舒群、艾青、劉白羽、丁玲等著名作家進行個別談話，有的談了多次，並請他們搜集文藝界的情況，主要是各種不同意見。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又親自參加座談會，虛心聽取每位文藝家的發言，坦誠地和大家交換意見，才形成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綱領性的文獻。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批評了“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裡發號施令”的主觀主義作風。要求廣大干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798頁。】同年8月1日，在毛澤東的倡導下，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特別強調“系統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號召全黨克服主觀主義作風，深入實際，深入群眾，對於歷史，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進行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闡述了調查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關系，指出：“馬克思在實際斗爭中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得到的結論又拿到實際斗爭中去加以証明，這樣的工作就叫做理論工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7頁。】2月8日，他又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報告，其中講到，“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於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9頁。】。深刻地說明調查研究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

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結論中，規定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把調查研究，“胸中有數”，作為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之一。要求各級黨委，在任何群眾運動中，“都必須有個基本的調查，基本的分析，不可無根據地、主觀地決定問題”。【參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2—1443頁。】

調查研究貫穿毛澤東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全過程。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曾講到他對指導戰爭的認識過程：“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思索，然后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斗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后。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分地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只是一味盲干，結果又非碰壁不可。”【《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79—180頁。】毛澤東在這裡講的，已經遠遠超出軍事問題的范圍，實質上深刻指明了調查研究在中國革命中的根本方法論意義。

二、新中國成立后，為了探索和把握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毛澤東同樣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成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成了執政黨，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調查研究更為重要。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講話，進一步強調了調查研究對決定黨的方針、政策的極端重要性。他說：“中央領導機關是一個制造思想產品的工廠，如果不了解下情，沒有原料，也沒有半成品，怎麼能夠制造出產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調查研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頁。】毛澤東身體力行，堅持作調查研究。他給身邊工作的警衛人員規定，回家探親，要對家鄉情況作一些調查，回來時，要寫一份調查報告。他對這些調查報告，總是逐字逐句地認真閱讀，並聽取警衛戰士的口頭匯報。此外，毛澤東還要警衛人員用通信的方式了解家鄉情況，把家鄉的來信交給他看。在對農村合作化運動作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寫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組織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且為該書寫了序言和按語，對指導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又一次談到調查研究，指出：你要找什麼知識，蹲在機關裡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識的地方是工廠、合作社、商店。要解決問題，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請下面的人上來。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講話說：我就是這麼一個人，要辦什麼事，要決定什麼大計，就非問問工農群眾不可，跟他們談一談，跟他們商量，跟接近他們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麼東西都不出的啊！那裡沒有原料，原料都是從地方拿來的。中央好比個加工廠，它拿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造好，制造得不好就要犯錯誤。

1958年2月，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指出，概念的形成過程，判斷的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調查和研究的過程，就是思維的過程，也就是“從群眾中來”的過程﹔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別人的過程，就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這樣就進一步明確了調查研究與黨的群眾路線在認識論基礎上的一致性。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抓了三次大的調查研究活動。第一次是在1956年前后，關於《論十大關系》的調查研究﹔第二次是在1957年，《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調查研究﹔第三次是1961年前后的調查研究。

1956年，為了摸清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新變化和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並為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作准備，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1956年2月14日至4月11日，毛澤東花了一個半月時間，先后聽了34個經濟部門的工作匯報，同中央各部門負責人進行討論，作了一次系統的座談調查，寫出了《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5月2日，毛澤東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闡述了一段時間以來進行調查研究的認識成果。毛澤東后來在談到《論十大關系》中的重要思想的形成過程時，曾說過這樣的話：“那個十大關系怎麼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34個部門的同志談話，逐步形成了那個十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論調查研究》，第263頁。】可以說，《論十大關系》是以蘇聯為鑒戒，根據新中國成立七年來的實踐，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

1956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發出通知，請他們從十個方面准備經濟工作的匯報內容。通知要求匯報“應當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評，有議論，有主張。不要枯燥無味，千篇一律。同時，應當寫成書面文字報送中央，字數一萬五千字左右為宜。但要看內容如何，內容好，寫得有骨有肉，生動活潑，不妨長一點，否則宜短，幾千字也可以”。毛澤東還接受李富春的建議，通知工交部門的200個至300個重要工廠、建設工地，分別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寫出書面匯報。聽了各部委的匯報后，毛澤東還到南方進行了實地調查。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發表講話，從下午三時講到接近七時。這是毛澤東經過長時間的調查研究和思考，在總結一年來國際國內發生的重要事件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的重大課題。在他看來，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指導全局工作，解決國內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思想文化等領域一切問題的總方針、總原則。毛澤東發表這樣重要的講話，歷來是非常慎重的，事先都要在小范圍內先通通氣，透透風，然后逐步擴大范圍，使人們在思想上有所准備。這次講話之前，他已經在三次規模不等、成員各異的會議上談了這個問題。而且他從來不認為，講一篇話，發一個文件，問題就會解決，特別是涉及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一定要反復做工作。調查研究，是他做工作的基本方法。講話之后，他提議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傳達討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錄音。毛澤東沒有馬上在會上發表講話，而是利用會議期間其他時間召開了五次座談會，在知識界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活動。毛澤東從他們那裡獲得了大量的感性知識，豐富了他對社會主義條件下意識形態領域出現新問題的認識。3月12日，他才在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之后，他到外地考察工作，聽取和交換意見，並先后在天津、濟南、南京、上海，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繼續發表講話，豐富和補充《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思想和內容。毛澤東把能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看作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黨的事業能不能向前推進的首要問題。所以他對這篇講話極為重視。從1957年4月24日開始修改這個講話，整個修改工作，數易其稿，歷時近兩個月時間。《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調查研究的重大成果，是他在社會主義時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系統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詳細闡明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針，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豐富和發展。

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在嚴峻的形勢面前，毛澤東認識到，當務之急是正確認識客觀實際並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而要做到“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唯有進行調查研究。1960年6月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頁。】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號召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說：“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隻憑想像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所以，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后，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33—234頁。】毛澤東說：“現在我們看出了一個方向，就是同志們要把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了。”【《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37頁。】

1961年1月，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結合我們黨的歷史經驗，著重講述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問題，再次向全黨發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對農村情況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且派出三個調查組，分別到湖南、浙江、廣東等地作調查。3月23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准則。”“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226頁。】此信發出后，進一步推動了調查研究之風的興起。5月14日，毛澤東在轉發張平化來信的批語中提出：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裡，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當月，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對《農村六十條（草案）》進行了重大修改，增加了新的內容，例如在“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把“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作為其中的一項。11月23日，毛澤東在轉發鄧子恢報告的批語中寫道：“認真調查研究，對具體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頁。】

在毛澤東的倡導下，中央領導同志紛紛帶頭下去調查研究。從4月初到5月中旬，劉少奇帶領調查組，到湖南長沙、寧鄉兩縣農村，就公共食堂、供給制、糧食、房屋、山林、社員家庭副業、自留地、商業、集市貿易等問題，同基層干部和社員群眾進行座談，廣泛聽取意見，並把調查所得情況親自向當時正在長沙的毛澤東做了口頭匯報，明確表示農村公共食堂沒有優越性，應當解散。

作為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各方面工作很多、活動非常頻繁的情況下，4月28日至5月14日還親自帶領工作組在河北邯鄲農村蹲點調查。他多次聽取省、地、縣委書記匯報，到邯鄲地區所屬武安、涉縣，找公社、大隊、生產隊、機耕站的干部、社員群眾和黨團員談話，開座談會，並親自在一個農村食堂搞試點，解決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員回家吃飯的問題。5月7日，他專門就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評工記分問題和恢復社員的體力以及恢復畜力問題向當時在上海的毛澤東做了電話匯報。他說：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願意回家做飯﹔社員不贊成供給制，隻贊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的辦法﹔社員群眾迫切要求恢復高級社時的評工記分辦法，包產到小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多勞多得的原則，才能提高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3月26日到5月5日期間，朱德到四川、陝西、河南進行調查，主要在四川的宜賓、自貢、內江了解工廠、氣井和鹽井的情況，並同農村社員進行座談﹔同時又專門派一個小組到灌縣進行手工業生產情況的調查。在返回北京的途中，他聽取了中共西北局、陝西和河南省委，以及石家庄、保定兩個地委的匯報。5月9日，朱德寫信給毛澤東，著重談了農村食堂、手工業和自由市場問題。信中說，陝西群眾反映食堂有五不好：即社員吃不夠標准，浪費勞力，浪費時間，吃飯不方便，一年到頭吃糊涂面。另外，陝西、河南、河北三省和石家庄、保定兩地委的同志都提出要恢復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組織和自由市場問題。

4月和5月上旬期間，鄧小平、彭真率領五個調查組，在北京市的順義、懷柔縣進行調查，並向中央和毛澤東報告說：從一個多月調查的情況來看，貫徹執行農業“十二條”、“六十條”指示的結果，農民群眾生產積極性已有很大提高。但是，要進一步全面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對於供給制、糧食征購和余糧分配、三包一獎、評工記分、食堂、所有制等問題，還要加以改進，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特別是三七開供給制，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害處很多，干部和群眾普遍主張取消。

陳雲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到上海市青浦縣小蒸人民公社住了15天，召開了10次座談會，聽公社黨委匯報，向農民作調查，同他們交換意見，並且到農民家中親自觀看農民養豬、種自留地、住房和吃飯等生產、生活情況。他調查了解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包括公養豬，私養豬，農作物種植安排，自留地，平調退賠，農村商業，公社工業和手工業，糧食包產指標，征購任務，農民積極性，干部問題和群眾監督，防止小偷小摸，保護生產等內容，對這些問題和情況掌握、分析得非常具體、細致。8月，他將了解到的農村情況和關於養豬、農作物種植安排、自留地問題的三個調查材料，一並報告了中央。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在20世紀60年代初帶頭進行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活動，對於摸清經濟方面的實情，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調整，克服嚴重困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實際上是這次調查研究的一個總結。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重點講了民主集中制，特別是發揚黨內民主問題。他說：“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就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隻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1、293—294、296—297頁。】同時，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條件下調查研究的總任務和總要求，他說：社會主義建設，從全黨來說，知識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夫，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把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同貫徹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制定和執行黨的政策內在地結合起來，把調查研究看作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的幾篇最重要的著作，都是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集思廣益寫出來的。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能夠走出中國特色的正確道路，我們黨能夠制定各個時期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從而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把我們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特別重視調查研究、大力倡導調查研究，全黨對國情和形勢保持清醒頭腦，是一條帶根本性的經驗。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黨執政以后，曾經發生的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忽視客觀經濟規律，急於求成，夸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輕率地發動“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錯誤地開展“反右傾”斗爭﹔錯誤地作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判斷﹔錯誤地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學藝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以致發生“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長時間的嚴重錯誤，等等，固然有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但根本的一條，都同長時間不作調查研究，或沒有正確地進行調查研究有關。正如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深刻指出的：“黨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種深刻教訓，全黨應永遠記取。

三、毛澤東調查研究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成為中國共產黨寶貴的思想財富，永遠值得珍視。調查研究是執政黨的必修課，一定要持續不斷地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經過長期調查研究的實踐，毛澤東把調查研究上升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層面進行哲學思考，逐步形成他獨具特色的調查研究理論。1930年5月，毛澤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原題為《調查工作》），闡述了調查研究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的作用，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標志著毛澤東調查研究理論的形成。1931年4月2日，毛澤東為紅軍總政治部起草簽發《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提出“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頁。】的口號。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毛澤東作了重要報告，其中特別強調“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問題，並把《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作為會議材料，印發給了到會代表，號召大家學習長岡鄉和才溪鄉的領導方法，反對官僚主義的領導作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毛澤東整理了經過長征保存下來的調查材料，編為《農村調查》一書，1941年3月出版。毛澤東為《農村調查》寫了序言和跋。序言從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高度，闡述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方法和態度，號召全黨努力掌握這個科學的方法，加強對現實問題的調查和研究。他說：“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89—790頁。】之后，毛澤東又寫了《關於農村調查》一文，再次強調調查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調查工作的方法。他說：“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作了許多調查。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麼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我們是信奉科學的，不相信神學。所以，我們的調查工作要面向下層，而不是幻想。同時，我們又相信事物是運動的，變化著的，進步著的。因此，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后，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頁。】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又多次強調調查研究。

概括起來說，毛澤東闡述的調查研究觀點主要有：

（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不調查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黨亡國亡頭。民主革命階段，要進行調查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一萬年還是要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二）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開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面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絕不是具體的情況。所謂對於情況的估計，就是根據我們對於客觀地存在著的實際情況，加以調查研究，而后反映於我們腦子中的關於客觀情況的內部聯系，這種內部聯系是獨立地存在於人的主觀之外而不能由我們隨意承認或否認的。要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著這種實際事物的調查和研究。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現在我們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沒有具體措施也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正確的措施，就要作調查研究工作。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正確的策略隻能從實踐經驗中產生，隻能來源於調查研究。各級黨委，不許不作調查研究工作。絕對禁止黨委少數人不作調查，不同群眾商量，關在房子裡，作出害死人的主觀主義的所謂政策。

（三）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多想多讀，多謀善斷。就是說，認真地作調查研究工作。要是不作調查研究工作，隻憑想象和估計辦事，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基礎。我們講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要有這三條。第一條情況明。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無從著手。因此要摸清情況，要作調查研究。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們作調查研究比較認真一些，注意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通過調查研究，情況明了再下決心，決心就大，方法也就對。方法就是措施、辦法，實現方針、政策要有一套方法。過去這幾年我們犯錯誤，首先是因為情況不明。情況不明，政策就不正確，決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對頭。

（四）要親自出馬。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應當採取走馬看花、下馬看花兩種方法。哪怕到一個地方談三四小時就走也好。要和工人、農民接觸，要增加感性知識。原料都是從工人、農民中間來的，我們可以加工，我們是制造工廠。調查研究極為重要，要教會所有的省委書記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級和省的各個部門的負責同志、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作調查研究。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書面報告也可以有，但是這跟自己親身的調查是不相同的。

（五）黨內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還不知道，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系，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採取具體辦法，加重對於歷史，對於環境，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和研究。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馬克思、恩格斯努力終生，作了許多調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學的共產主義。列寧、斯大林也同樣作了許多調查。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是個什麼東西（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將來）。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觀主義，自以為是，完全不重視調查研究工作。對客觀事物缺乏科學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為是的精神，這些便都是主觀主義的錯誤因素。要作系統的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

（六）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甘當小學生的精神，調查研究是一定做不好的﹔要真正聯系群眾，和群眾做朋友，然后才能調查出真情況來。我們是為了解決問題而調查，不是為調查而調查。調查研究就是發現問題、揭露問題、解決問題﹔大略的調查研究可以發現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這就是分析的過程。對具體問題做出具體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要從個別問題深入，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然后再研究別個地方，明了一般情況便容易了。“到處只是問一下子”的研究方法是顯然不對的，要注意找調查的典型。在調查研究中，找有各種不同看法的人交換意見，並多注意聽反面的意見，也是一種方法，而且是一種重要的方法。調查研究既要詳細佔有材料，又要抓住要點，材料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矛盾的主導方面。如果作了調查，結果卻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那是方法不對。如果調查的都是一些次要的東西，把主要的東西都丟掉了，那仍舊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還結合自己的實踐，總結了調查研究的方法。比如，要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認識事物，不增加任何主觀成分，是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是多大的問題就是多大的問題，調查者不能事先定調子，劃框子，下到基層找例子。比如“解剖麻雀”，“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統統捉來解剖，然后才証明‘麻雀雖小，肝膽俱全’”。【《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頁。】再比如，開調查會的方法，毛澤東說：“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90頁。】又比如，蹲點的方法，為了在實踐中逐步地加深對事物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03頁。】。毛澤東提倡調查報告要好而短，文風要准確、鮮明、生動。毛澤東提出的這些重要方法和要求，對調查研究工作，具有長遠指導意義。

最近，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研究、思考、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舉措，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在當前形勢和局面下，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切中要害，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現在，我們黨執政已經60多年，實行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印把子在我們黨手裡，槍杆子在我們黨手裡，筆杆子也在我們黨手裡，我們已經確立了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確立了正確的戰略目標，確立了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和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調查研究還有那麼重要嗎？我們說，不但重要，而且非常重要。這是因為：

第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主要矛盾，並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處在動態的變化之中，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必然會表現出不同的具體特點，對它的認識和把握不能一勞永逸。正如我們今天講的基本國情和社會主要矛盾的狀況同30年前、20年前已經有很大不同，未來20年、30年之后必然會有更大的不同，我們黨作為13億人民的主心骨，要為社會主義中國這艘巨大航船掌好舵，真正做到穩中求進，完成由富國向強國的歷史性飛躍，須臾離不開調查研究。

第二，“兩個一百年”的中國夢，是令人神往的，但腳下的路卻是艱辛的、充滿坎坷的。我們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進步，但總體來講，對全黨仍然存在很大的必然王國。我國的改革發展已經進入攻堅期、深水區，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以及黨的建設，都面臨大量新情況、新問題和新矛盾，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異常復雜性，迫切需要加強調查研究，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提出解決的措施和辦法。

第三，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和制度，都要在新的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得到新的提高和進步。國際政治、國際經濟、國際環境、國際戰略建設，也面臨許多新的嚴峻課題。所有這些，都對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調查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大量事實証明，調查研究是執政黨的必修課，是轉變作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基礎環節，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改革開放的決定性步驟。與以往任何時期相比，調查研究都顯得更為重要、更為緊迫。我們要學習和發揚毛澤東調查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深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進行具體、切實、深入、持續的調查研究工作，調查研究好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篇大文章，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作者李洪峰：文化部原黨組成員、中央紀委駐文化部原紀檢組組長）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編《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