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與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的步伐相伴

從毛澤東的回憶和談話看出，他是從1920年開始接觸《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從此《宣言》就在他的思想深處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影響了他的一生。據統計，毛澤東一生讀的次數最多的書，就是《宣言》。早在1939年底他就說過：“《共產黨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1]后來他還說，自己每年都把《宣言》讀幾遍。他一生到底讀過多少遍《宣言》，已經無法統計。對這本全世界無產者的入門書，毛澤東不僅自己讀了一生，也向黨內推薦了多次。

《宣言》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綱領和共產主義者的第一個宣言，自傳入中國以來，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對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為中共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和歷史進程的當事人，毛澤東特別鐘愛《宣言》。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他善於把《宣言》等經典著作中的一些深刻道理與中國實際有機結合，從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以下我們僅僅從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幾個節點，來觀察毛澤東的思想和心路歷程與《宣言》不可分割的關系。

一、在奪取全國勝利的當口，毛澤東號召全黨同志讀《共產黨宣言》，以提高馬克思主義水平

進入1949年，面對中共即將由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局面以及更為復雜的世界局勢，黨內大多數同志情況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夠的危險加大。如何適應新形勢、解決新問題？如何提高全黨的執政能力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這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思考的一個重大問題。1949年3月，中共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除了在開幕會上告誡全黨“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外，還在閉幕會上專門講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統一”問題。為此，他在以往多次為黨內干部開列馬克思主義必讀書單的基礎上，又一次為全黨干部開列了“十二本干部必讀的書”[2]，其中就有《共產黨宣言》。毛澤東說，開列這個書單，是“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他要求干部們，“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毛澤東思考的是，在我們面臨全國執政的情況下，亟需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一步教育干部、培訓干部，以提高全黨的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他明確提出：“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3]

這個時候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比較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作為這個黨的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也已經達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全新的理論境界。但是，毛澤東仍然具有清醒的頭腦，他提醒黨內同志：“不應當將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並列”，“不要把毛與馬、恩、列、斯並列起來”，“應當在全中國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於唯物主義、關於黨和國家的學說，宣傳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等等”。[4]可見，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是帶著這種清醒的認識走向新中國的﹔也是帶著這種清醒的馬克思主義頭腦，號召全黨干部認真讀《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的。其結果，黨內許多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成為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並在實踐中迅速地擔當起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歷史重任。

半年以后，在協商建國的過程中，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一篇社論，闡述“唯心歷史觀的破產”，表明“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等問題。其中他提到，自十月革命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喚醒了中國人”，“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從此以后，中國改換了方向”。毛澤東所說的這個方向，就是中國人民從此走向自由、民主、獨立、解放的方向，也就是從此“站立起來了”的方向。他還專門引用《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說明盡管“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卻形成了“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在這裡，毛澤東也從理論上講清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而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與中國的特點相結合，從而“發動了中國的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創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是歷史的必然。[5]

二、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毛澤東不斷闡發《共產黨宣言》裡的思想，闡明黨的領導方法以及共產黨人的思想境界和遠大抱負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更大的難題。盡管有蘇聯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是中國的情況卻有著極大的特殊性。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相結合，來探索不同於中國革命規律的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這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怎麼辦？毛澤東經常說，遇到實際問題，就去請教馬列主義﹔遇到實際問題，就翻閱《共產黨宣言》。這是他的一貫做法。[6]

進城以后，毛澤東的生活和居住環境也有了根本性的好轉，存書和讀書的環境也有了根本性的改變。《共產黨宣言》的各種版本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其他著作更是伴隨著毛澤東，他時常閱讀並從中找理論根據、找思想智慧、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復雜的新情況，比如：黨內一度出現一些認識上的分歧，一些局部出現了分散主義現象，一些人出現驕傲自滿情緒，等等。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沒有忘記翻閱《宣言》。在1955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在審議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過程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真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經驗。毛澤東認為：“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裡面，情況是復雜的，國民經濟原來又很落后，要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正因為如此，他再次提醒黨內同志：“不要因為我們的工作有成績就驕傲自滿起來，應該保持謙虛態度，向先進國家學習，向群眾學習，在同志間也要互相學習，以求少犯錯誤。”他在批評黨內少數人“玩弄陰謀，進行秘密活動，在同志背后進行挑撥離間”時，再次引用了《宣言》中的話：“共產黨人認為隱秘自己的觀點與意圖是可恥的事。”毛澤東接著強調：“我們是共產黨人，更不待說是黨的高級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應該隨時公開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對於每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對的態度，而絕對不可以學高崗、饒漱石那樣玩弄陰謀手段。”他還提出：“鑒於種種歷史教訓，鑒於個人的智慧必須和集體的智慧相結合才能發揮較好的作用和使我們在工作中少犯錯誤，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繼續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兩種偏向。必須懂得，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這樣兩個方面，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互相結合的。”[7]

這年10月，在進一步闡釋社會主義時期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時，毛澤東堅定地說服各界人士，“勸大家走社會主義道路”。他說：“還是把積極因素團結起來好。要把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團結起來。團結了更多的人，阻礙就少些，事情就容易辦得通。”他還指出：“現在是協商辦事，這樣大的事情，與全國人民有關的大事，當然要協商辦理。”由此，他引用《宣言》中的思想，向大家提到了無產階級的目的：“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個人類。”“必須全人類都解放，變成一個新制度，無產階級才能最后解放自己。”[8]

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相結合過程中，如何進一步開創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這也是毛澤東深入思考的重要問題。他提醒人們，馬克思主義也需要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發展創新。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時，就以《宣言》為例，提到馬克思主義不斷發展的問題。他說：“馬克思主義的創造者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貫通的。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出版，只是馬克思主義體系形成的開始，還不是馬克思主義體系的完成。”他提醒大家，讀《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主義書籍，“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9]這年11月16日，他在與外國共產黨交流經驗，談到人對客觀事物認識的不足時，也以革命導師為例，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說歐洲的革命要來了，結果革命沒有到來。”他還舉例提到：是“在一國內可以建成社會主義”，還是像《宣言》中所說的“好多國家同時進行，並且還要在資本主義最先進的文明國家首先取得勝利”，在這個問題上，《宣言》作了預言，但“結果並不是如此”。[10]毛澤東意在提醒人們，無論在革命還是在建設問題上，既要遵循馬克思主義原理，又不要把馬克思主義當教條。

三、在社會主義建設遇到難題甚至挫折后，毛澤東進一步讀《共產黨宣言》，思考探索“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

經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后，由於主客觀等多方面復雜的原因，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建設規律方面，也出現了一些理論上的困惑。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再次沉下心來，號召黨內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一邊反思、總結建設經驗，一邊學習馬克思主義。

1958年11月，毛澤東專門給中央、省（直轄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單為一件事，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信中還提議：“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11]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就是在這種一邊實踐、一邊總結、一邊讀書思考中不斷前進的。一年以后，毛澤東於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期間，親自組織了一個讀書小組，集中起來專門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就在讀這本書的系列談話中，他多次提到《共產黨宣言》中的思想。特別是在談到“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時，他明確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也就是在這次讀書思考中，他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思想並明確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正是在談這些問題的時候，他把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與1957年通過的各國共產黨“莫斯科宣言”聯系起來，明確表示：“‘每一個’國家都‘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這個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個《共產黨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個“共產黨宣言”，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國共產黨的莫斯科宣言。在這個宣言中，就講到了普遍規律和具體特點相結合的問題。”[12]可以看出，在思考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時候提到這兩個宣言，毛澤東的本意是清晰的，就是提醒人們要充分關注矛盾的特殊性，充分認識普遍規律與各國實際情況和具體特點相結合的重要性。由此他在讀書談話中也對“照抄蘇聯的辦法”進行了反思，肯定中國必須走一條“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的路子。他坦率地承認，從解放后到三年恢復時期，再到一五計劃時期，包括自己在內，“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13]作出這樣的反思，是思想深邃的表現，也反映出中共領導層的一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勇氣。

每次遇到難題和挫折，毛澤東在冷靜反思和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都要給黨內干部開列讀馬克思主義原著的書單，要求中央有關部門“組織高級干部學習馬、恩、列、斯著作”。每次開書單，都包括《共產黨宣言》或者第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

在1964年2月要求中央宣傳部開列的“選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目錄”的30本著作中，他要求印成線裝本，並懇切地說：“每部印一萬份、兩萬份或者三萬份好嗎？我急於想看這種大字書。”這次讀書，他特別強調領導干部們要深入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內容和基本原理，提高對若干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越是在“極其重要的關鍵時期”，高級干部們越是“必須下決心擠出一定時間，認真坐下來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銳利的武器”。[14]這次開列的提供干部選讀的30本馬恩列斯等人的著作中，第一本就是《共產黨宣言》。這年8月3日，他再次請秘書幫他找一本大字本的《共產黨宣言》，信中說：“我又要找一部《共產黨宣言》，一部列寧論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都要是新出大字本的。”[15]這種閱讀《共產黨宣言》的急迫性和反復性，對一位大黨領袖而言，是罕見的。

到了晚年，毛澤東依然對《共產黨宣言》愛不釋手。在他不斷要求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精讀的書目中，無論如何挑選，第一本都是《共產黨宣言》。中共九大以后，面對“文革”期間出現的混亂狀況以及黨內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種種反常表現，毛澤東一方面強調黨內要加強團結，一方面要求黨內要加強學習。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通過學好馬列著作來區分真假馬列主義。他說：“黨的高級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擠時間，讀一些馬、列的書，區別真假馬列主義。”[16]1970年9月，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周恩來等人又在毛澤東1964年關於選讀馬恩列斯著作的三十幾本書的基礎上，從中選了9本，第一本也是《共產黨宣言》。這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下發了經毛澤東審閱的關於高級干部學習問題的通知,並特別提到了毛澤東關於以認真讀馬列著作來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的要求。

直到去世，在毛澤東臥室床邊還擺放著他經常閱讀的至少三個版本的《共產黨宣言》：兩個戰爭年代的版本、一個英文版本。這恰恰印証了《共產黨宣言》他讀了無數次、且伴隨他一生這樣的事實﹔也印証了《共產黨宣言》伴隨著他探索中國“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樣的歷程。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主任、研究員）

注 釋

[1]《緬懷毛澤東》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1頁。

[2]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規定干部學習馬列主義必讀的十二本著作是：《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論列寧主義基礎》《聯共（布）黨史》《列寧斯大林論社會主義建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

[3] 《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頁。

[4] 《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頁。

[5]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6頁。

[6] 參見徐中遠：《毛澤東讀<共產黨宣言>的啟示》，載《紅旗文稿》2015年第16期。

[7]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392頁。

[8]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頁。

[9]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265頁。

[10] 《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55頁。

[11] 《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3頁。

[12]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13]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18頁。

[1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7頁。

[1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頁。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頁。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2018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