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十少,避免十多”——重溫毛澤東1961年批閱的《調查成災的一例》

作者:    發布時間:2018-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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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十少,避免十多”

——重溫毛澤東1961年批閱的《調查成災的一例》

王明波

1961年初,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黨中央和毛澤東作出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大興調查研究”的號召,得到了全黨的積極響應,“調查研究之風”在黨內盛行起來。但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過程中,個別地區和單位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

將《調查成災的一例》作為訓練調查組的教材

196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工作人員利用業余時間就一些機關、學校人員到工廠作調查的情況寫好一份材料,以《關於“調查研究”的調查》為題,上報中央。材料指出:在這些調查研究中比較普遍地存在著“十多十少”的問題:

(1)一般干部挂帥的多,領導干部挂帥的少。(2)漫無邊際的多,充分准備的少。(3)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層的少。(4)昂首望天的多,當小學生的少。(5)晃晃悠悠的多,參加勞動的少。(6)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7)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8)干干淨淨的多,滿身油膩的少。(9)帶走的東西多,留下的東西少。(10)“十月懷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

5月28日,毛澤東批閱了這份材料,給材料擬了一個新題目——《調查成災的一例》。批改調研材料,給材料冠以更加准確、醒目的標題,以引起全黨的注意,是毛澤東的一個重要領導方法。毛澤東批示,將此材料印發正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同志,“同時印發中央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各黨組。”僅僅這樣,毛澤東似乎覺得還不夠。過了兩天,5月30日,毛澤東對這個材料再次作出批示:“此件,請中央及國家機關各部門各黨組,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一直發到縣、社兩級黨委,城市工廠、礦山、交通運輸基層黨委,財貿基層黨委,文教基層黨委,軍隊團級黨委,予以討論,引起他們注意,幫助下去調查的人們,增強十少,避免十多。”他指示,將這個文件,作為訓練調查組的教材。

在毛澤東看來,材料所列舉的調查研究的弊病,都是他一貫反對和強調避免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方法,毛澤東有一系列完整、系統、准確的論述,防止“調查成災”,就是要在實踐中全面貫徹這些方法。

書面報告也可以看,但是這跟自己親身的調查是不相同的

毛澤東歷來主張,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負主要責任的領導干部要親自作調查研究。早在土地革命時期,他在《反對本本主義》《興國調查》等文中就提出:“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

1961年,全黨大興調查研究,毛澤東向全黨重提《反對本本主義》一文,評論道,“那裡提出的問題是作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我們那個時候得到經驗了,知道不能單靠書面報告!”

聽匯報看材料是調查研究的一個方法,毛澤東並沒有否認這一方法,只是他認為領導干部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更為重要。“書面報告也可以看,但是這跟自己親身的調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處跑或者住下來做一個星期到十天的調查,主要是應該住下來做一番系統的調查研究。”領導干部浮在上面聽取的匯報,閱看的材料,往往由於層層潤色而造成信息失真,因此,“了解情況主要不靠報表,也不能靠逐級的報告,要親自了解基層的情況。”“隻要省、地、縣、社四級黨委的第一書記都做調查研究,事情就好辦了。”不僅如此,還“要教會所有的省委書記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級和省的各個部門的負責同志、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做調查研究。”隻有通過親身的調查研究,牢牢掌握了第一手資料,所作決策才會真實可靠。

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調查研究要求領導干部走出機關,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了解真實情況。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強調,領導干部要放下架子,要有眼睛向下的決心和甘當小學生的態度,杜絕高高在上,昂首望天。隻有謙虛謹慎才能聯系群眾,才能深入群眾。

他教育領導干部:“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調查研究“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出現群眾不講真話的情況,不能怪群眾,隻能怪領導干部自己沒有放下身架,平等待人。毛澤東要求,領導干部不是高踞於群眾之上,而是深入於群眾之中,“要和群眾做朋友,而不是去做偵探,使人家討厭。”態度決定調查研究的成效。調查研究的對象是群眾,領導干部不能平等待人,群眾和領導干部就會有隔閡,就不會講出真實的情況。他以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在興國和長岡、才溪兩鄉向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調查為例,深有感觸地說,這些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

領導干部與群眾處於對立的狀態,是斷然調查不到真實情況的

領導干部這種平等的態度表現在行動上,就是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隻有真正實現“三同”,群眾才能夠真正體會到干部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相待,才願意全力支持和積極配合,才能夠無所拘束地講出真實情況。革命戰爭年代,黨長期處於農村的環境中,幾乎天天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執政后,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黨的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在客觀上減少了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條件,久而久之就容易造成脫離群眾的危險。領導干部到基層調查研究,出現“晃晃悠悠的多,參加勞動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干干淨淨的多,滿身油膩的少”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他以工業部門為例,嚴厲指出,“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領導干部與群眾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是斷然調查不到真實情況的。

要做周密詳細的准備,切忌漫無邊際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毛澤東一直強調不打無准備之仗,同樣,他也堅決反對沒有充分准備就盲目作調查研究。以開調查會為例,毛澤東提出要事先花費充足的時間准備調查提綱,開會時按綱目發問。“所謂‘調查綱目’,要有大綱,還要有細目,如‘商業’是個大綱,‘布匹’,‘糧食’,‘雜貨’,‘藥材’都是細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綢緞’各項細目。”在開會前要准備好幾個備選方案,跟被調查的人討論、研究,到底哪個方案好。“那種隻隨便問一下子,不提出中心問題在會議席上經過辯論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於正確的結論的。”參加調查會的人員,需要調查人根據調查的內容進行選取。原則是要請那些能深切明了社會情況的人。為了保証調查的全面、真實、准確、科學,“調查的人要不怕麻煩”,充分地收集、佔有各種相關報紙、刊物、書籍,“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加以研究”。當然,相關材料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並不是全部採取,而只是採取最能表現特點的一部分”。

調查研究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任何貪圖享受和走捷徑的想法與做法是一定做不好這項工作的。領導干部要想獲得真實情況,一定要精心謀劃,細心准備,深入實踐。否則,即使是深入基層,也必然是盲人摸象,走走過場,上演串串門、認認人、照照相、招招手等群眾深惡痛絕的形式主義。

不為解決問題的調查研究毫無意義

調查研究不是目的,它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採取的方法和手段。毛澤東曾對二者作過形象的比喻,“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十月懷胎”完全是為了“一朝分娩”。他始終強調調查研究是為了解決問題,不為解決問題的調查研究毫無意義。

民主革命時期,對“社會經濟調查,是為了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接著定出正確的斗爭策略。”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年代裡,毛澤東和高級干部相約,“搞點副食品基地的調查研究,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不是為了報表。”調查研究僅僅停留在收集資料上,有調查而無研究,就不會形成思想和觀點,“調查的結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賬,像鄉下人上街聽到了許多新奇的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頂上觀察人民城郭。這種調查用處不大,不能達到我們的主要目的。”因為“這種調查結果是無益於實用的”,解決不了實際問題。充分地佔有材料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最終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調查者要進行更加艱苦的工作,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在這個基礎上,“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樣,就不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能濟事。”隻有這樣,才不至於出現“帶走的東西多,留下的東西少﹔‘十月懷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的弊病。

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掌握正確的方法,對各級領導干部來說至關重要。學習並正確運用科學的方法,調查研究就會事半功倍。反之,不懂得方法,或者方法不對頭,調查研究就會事倍功半,抑或徒勞無功,甚至失之毫厘,謬以千裡。更為嚴重的是會導致脫離群眾,失去民心。

(作者為廣西區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副教授。欲了解更多相關內容,請參閱《中國黨政干部論壇》《防止“調查成災”》一文)

(來源:《北京日報》2018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