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弘揚讀書會的益處——毛澤東早年的一則文化廣告

作者:    發布時間:201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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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揚讀書會的益處——

毛澤東早年的一則文化廣告

樊憲雷

1920年,毛澤東、彭璜、易禮容等人在湖南長沙組織籌建了一個文化書社,主要銷售中外各種反映思想變革的圖書報刊,諸如《達爾文物種起源》《克魯泡特金的思想》《新青年》《少年中國》《新生活》等,以傳播新文化、新思想,推動社會變革。書社開張后,如何擴大影響,打開銷路,成為毛澤東等人需要考慮的問題。在這方面,毛澤東是頗有頭腦的,他拿起手中之筆,起草了多份文化廣告加以宣傳推廣,包括《文化書社通告好學諸君》《文化書社敬告買這本書的先生》《讀書會的商榷》等。這些文化廣告,或側重於所售書籍種類列舉,或側重於思想內容概述,或側重於讀書方法介紹,各有不同、相得益彰,讀來毫無廣告推銷之感,倒有思想啟發交流之雅趣。其中,《讀書會的商榷》一文很值得一說。

《讀書會的商榷》全文不足500字,從三個方面分析了讀書會的好處,概括起來就是:圖書共享,切磋討論,集資買報刊。要知道,當時知識和信息的傳播主要靠書籍報刊,而印刷技術又遠非今日之便捷,故而書報雖廣受歡迎但價格不菲。特別是對青年學子來說,大肆購書堪稱奢侈之事。即便如魯迅,在當時也常常抱怨購書費用之昂貴。1912年他在日記中記述:“審自五月至年末,凡八月間而購書百六十余元,然無善本。京師視古籍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處世不必讀書,而我輩復無購書之力,尚復月擲二十余金,收拾破書數冊以自怡悅,亦可笑嘆人也。”由此也無怪乎時人哀嘆:“在物價高漲生活困苦的時候,薪水收入拿來對付吃穿住都有問題,又怎能顧到不能補肉長肌的精神食糧呢?”自然而然,毛澤東的點睛之筆也落到了賣書之事上來:“若要備新出版新思想的書,報,雜志,則敝社應有盡有,倘承採索,不勝歡迎。”雖說是為了售書毛澤東才大揚讀書會之益處,但客觀地說,對於讀書會他的態度是真誠的。這不僅因為之前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讀書時,毛澤東就提倡窮人子弟組織讀書會合作買書、交換閱讀﹔而且在其后的歲月中,他也多次組織讀書會,並從中多有所獲。

讀書會並非毛澤東的發明創造。我國古代文人就有聚會讀書,切磋交流的傳統。《禮記》曾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魏晉時期,竹林七賢常集於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吟誦唱和,可以算作讀書會的古代形式。近代以來,伴隨著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歐風美雨紛至沓來,西方各種思潮沖擊著中國人的頭腦。動蕩不安中,科舉廢、學校興,接觸知識和文化的條件越來越便利,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越來越多,對於讀書的需求也較以往急劇增加。在這種背景下,讀書會悄然興起。據記載,民國二年(公元1912年)即有報刊對讀書會進行報道。

說到這,有必要先談談讀書會的組織特點。所謂讀書會,顧名思義是指旨在讀書交流的小眾社團組織,它以讀書為對象,成員多是志趣相合的熟識人群,組織形式也較為鬆散。按照台灣學者邱天助的觀點,讀書會具有自助、合作、自願、民主、非正規等特性,因其形式靈活、組織方便、交流暢快、氛圍和洽等,廣受讀書之人的歡迎。正是看到讀書會在思想傳播、人員組織等方面的諸多優勢,革命歲月中,中國共產黨極為推崇這一組織形式,並積極借助它開展工作。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北京日報》2018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