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周總理處理對越關系二三事

回憶周總理處理對越關系二三事

李家忠

周恩來總理離開我們已經37年了，但他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風范和音容笑貌仍牢牢印刻在我的腦海裡，銘記在我的心中。我在外交部和駐越使館工作期間，曾幾次見到過周總理，有幾件往事令我終生難忘。

親自過問禮賓安排

1966年6月，越南總理范文同內部訪華，李先念副總理到機場迎接，並陪同越南代表團到釣魚台國賓館。當時我正從駐越使館回國休假，也參加了接待工作。

當禮賓官引領范文同一行走向釣魚台3號樓時，曾多次訪華、對釣魚台國賓館各棟樓房都比較熟悉的范文同可能感到這棟樓較小，便小聲問身邊的越南駐華大使陳子平：“這是幾號樓?”陳子平說：“3號樓。”范文同聽后沒有再說什麼。下午2點，周總理來到3號樓，准備與范文同會談。總理對安排越南客人住3號樓非常不滿。禮賓司副司長向總理匯報說，釣魚台所有的樓房都已住滿了人，就連3號樓也是當天上午請陳永貴搬出后騰出來的。總理問：“為什麼不住6號樓?”禮賓司副司長說：“6號樓住的是巴基斯坦議長，因為考慮到巴基斯坦是友好鄰邦。”總理說：“越南不僅是友好鄰邦，而且處於抗美前線，你們考慮了嗎?”總理問：“為什麼不住8號樓?”禮賓司副司長面有難色地說：“8號樓住的是江青同志。”總理又問：“有困難為什麼不把矛盾上交?”禮賓司副司長無言以對，隻得低頭接受總理的批評。

后來經過總理親自做工作，江青搬出了8號樓。范文同一行於當天晚飯前非常滿意地住進了8號樓。根據我的記憶，1964年國慶節期間范文同訪華時住的就是8號樓。禮賓司副司長當面向范文同表示歉意，並說他為此還受到了總理的批評。范文同聽后十分感動，並對周總理親自安排他的住房表示感謝。

給胡志明送烤鴨

1969年春，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健康每況愈下。周總理對此十分關心，派醫療組到河內給胡志明看病。6月初，胡志明的病情相對穩定，便對醫療組的同志說，大家來河內的時間不短了，這裡天氣又熱，你們回國休息三個星期，然后再回來。6月底，醫療組返回河內，我作為翻譯，隨同大使館政務參贊陳亮到機場迎接。

6月30日，越南主席府給大使館打來電話說，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的生日，胡主席定於中午12時在主席府請王幼平大使吃飯。第二天中午，我隨同王大使准時到達主席府。胡主席的秘書武期將我們引領到一間平房，也就是平時胡主席用餐的地方。當時胡主席尚未來到，武期秘書說，今天胡主席要請王大使吃北京烤鴨。我一面給王大使翻譯，一面心中嘀咕，河內哪來的北京烤鴨？甚至懷疑自己聽錯了。武期秘書可能看出了我們的疑惑，趁著胡主席還沒到場，便給王大使講述了他從醫療組那裡聽到的關於總理送烤鴨的故事。

武期秘書說，醫療組回國前，胡主席親自設茶點為他們送行。醫療組的同志感謝胡主席對他們的關懷，並詢問胡主席需要他們從北京帶回些什麼。胡主席順口笑著說，什麼都不需要，隻要一隻北京烤鴨就行了。醫療組回到北京后，周總理親自聽取匯報。當得知胡主席想吃北京烤鴨時，周總理十分重視，當即指示說，一隻烤鴨不夠，要送兩隻，而且要把甜面醬、大蔥和薄餅一起配齊。這件事在北京辦起來很容易，但要在炎熱的夏天把烤鴨送到河內，並確保新鮮不變質則難度很大，最重要的是必須解決好冷凍保鮮問題。為此，總理把外貿部部長李強找來研究解決辦法，但李強部長也缺乏保鮮知識。最后，找來幾名保鮮專家，決定將烤鴨和各種配料嚴密包好，放在一個白色搪瓷水桶裡，四周撒上一種特制的化學冰粉，可將溫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烤鴨運到河內后，胡主席決定把一隻送給醫療組，另一隻用來宴請王幼平大使。

不一會兒，胡主席由服務人員攙扶著來到用餐間。他身穿淺黃色布料長褲和無領短衫，腳下穿著布襪，沒有穿鞋，看上去身體相當虛弱，但精神矍鑠，談話興致很高。由於胡主席能講流利的中文，他和王大使基本上可以直接對話。胡主席還風趣地問大使館的蚊子多不多，並說如果不夠，主席府可以支援一部分，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胡主席為中國共產黨成立48周年干杯，王大使也起立祝胡主席萬壽無疆。這時胡主席說，人是不可能萬壽無疆的，他還做出手勢說，人總有一天是要倒下去的。那天胡主席在餐桌上並沒有吃多少烤鴨，但送烤鴨的事體現了周總理對胡主席的深厚革命情誼。

1999年，胡主席的秘書武期已78歲高齡，和我談起周總理給胡主席送烤鴨的事仍十分激動。他告訴我說，至今他仍珍藏著當年裝甜面醬的陶瓷小罐，並把它看作是有歷史意義的革命文物。

前往河內吊唁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主席因病逝世，享年79歲。9月3日，中國駐越大使館接到國內指示，得知周總理將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於4日上午乘專機抵達河內進行吊唁，並於當天返回北京。代表團副團長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團員有中央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韋國清和中國駐越南大使王幼平。指示中說，由於越南領導人正忙於喪事，為不給越方增添麻煩，周總理一行將在大使館休息，而不入住越方安排的賓館。王幼平立即向越方作了通報，越方答復同意接待周總理一行，但又說由於胡主席的遺體正在作醫學處理，因此代表團無法向胡主席的遺體告別。盡管如此，周總理仍決定按原計劃到達河內，但越方堅持不肯讓周總理一行到大使館休息，最終他同意到越南國防部賓館下榻。

越南領導人范文同、武元甲等見到周總理后，無不失聲痛哭。下午，雙方領導人舉行了會談。越方參加的有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政府總理范文同、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武元甲、國會副主席黃文歡。周總理首先說，胡主席不幸逝世，中國黨、政府、軍隊和全體中國人民感到十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奮斗，不僅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勛，而且對國際無產階級事業也做出了很大貢獻。胡主席同中國革命、中國黨的關系尤為密切。他幾次到中國，參加中國革命，同中國人民共患難，並肩戰斗，同中國人民、中國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周總理高度評價胡主席的一生，他接著說：胡主席的共產主義品質，對勞動人民的關心，他的革命意志、同敵人斗爭到底的精神、艱苦朴素的工作作風，幾十年如一日，值得每一個共產黨員學習。胡主席逝世不僅是越南人民的損失，也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反帝人民的損失。

在談到中國代表團的組成時，周總理說：代表團的成員都是同胡主席和越南人民共同戰斗過的人。我是受毛主席的委托來的，我本人又是胡主席的老戰友。葉劍英同志在抗日戰爭期間同胡主席一起工作過。對韋國清同志，你們是很熟悉的。周總理所說的“很熟悉”，是指在越南抗法戰爭期間，中央曾派韋國清和陳賡作為軍事顧問到越南工作過。

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對周總理專程前來吊唁表示十分感謝。他說：在當前這個困難時刻，請周恩來同志給我們提出一些意見，幫助我們。因為過去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兩黨總是一起商量問題。因此，當前我們很需要聽取中國同志的意見。周總理沒有發表長篇講話，主要是希望越南黨和越南人民繼承胡主席的遺志，對付美帝的侵略，並強調這是當前的主要任務。周總理重申：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胡主席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中國將一如既往，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斗爭進行到底。周總理還通報說，中方將派李先念副總理率黨政代表團參加胡主席的葬禮，並當面邀請范文同總理率團於當年9月底訪華，參加中國國慶20周年慶祝活動。范文同當即表示接受邀請。

越方盡管事先告知代表團將無法向胡主席遺體告別，但在最后時刻還是採取了特殊措施，安排周總理一行在4日下午回國前向胡志明遺體作了告別。

向越南藝術團贈送步槍

1970年4月，應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一個由非專業演員組成的越南藝術團訪華。這個藝術團的演員，既是抗美斗爭中的青年突擊手，又是文藝活動積極分子。他們演出的節目都是反映抗美斗爭中的英雄事跡的，很有戰斗氣息和教育意義。中方對藝術團的接待頗為隆重，安排他們在北京新僑飯店下榻，並由韓念龍副外長出面宴請。在北京的活動結束后，他們又到武漢、長沙和桂林演出，為時近一個月。

越南藝術團在北京首場演出的地點在王府井南口的青年藝術劇院，周總理在百忙之中前往觀看，並在休息室接見了藝術團的領導和部分演員。總理饒有興趣地聽取團長介紹藝術團在越南的活動情況，總理問：“藝術團成員使用的都是什麼武器?”團長說：“都是部隊使用過的步槍等簡陋武器。”總理接著問：“能否平均每人有一支步槍?”團長說：“不能，隻能兩三個人一支步槍。”這時總理說：“現在我送給大家每人一支嶄新的步槍，將在藝術團訪問結束時發給大家。”他說完便當場寫了一張便條，交給了站在身旁的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藝術團成員聽到這一消息，無不感到歡欣鼓舞。當藝術團在廣西南寧結束最后一場演出后，韋國清代表周總理把步槍交給了藝術團團長。藝術團滿載周總理和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回到了越南。

陪客人到延安參觀訪問

1973年6月，越南領導人黎筍、范文同率黨政代表團訪華。中方對來自抗美前線的客人給予了十分隆重的接待，我參加了這次接待工作。

身患重病的周總理親自到機場迎接，陪同毛主席會見，主持會談和舉行招待會。招待會結束后，我看見周總理把客人送到人民大會堂大門外，並走下台階一直送到汽車前。之后，他又陪同客人到延安參觀訪問。

專機抵達延安機場后，越南代表團成員和中方陪同人員的車隊緩緩進入市區。盡管事先並未通報周總理要來延安的消息，但不知怎的，仍有十幾萬延安群眾不約而同地擁上街頭，致使車隊無法前行。我看見陪同前去的公安部副部長於桑不得不走下汽車，站在人群裡，像交警一樣指揮交通。半個多小時后，車隊才到達賓館。當時我坐在越南副總理黎清毅的汽車裡，他對我說：“看得出來，延安人民是在歡迎周總理。”

下午在向客人介紹延安情況前，周總理對中方人員說，中午趁大家休息時，他悄悄地登上了寶塔山。為了不讓群眾發現，再造成交通堵塞，總理換乘吉普車前往，並繞道從庄稼地穿過。不料吉普車陷進了泥裡，是地方的同志和警衛人員一起把車抬出來的。當時我們並不知道總理已身患重病，現在回想起來，那次總理登上寶塔山，可能是向延安的父老鄉親作最后告別吧。

隨后，總理陪同客人參觀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舊居和延安革命紀念館。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當看到1949年10月26日毛主席寫給延安人民的復信時，總理停下了腳步說，早在20多年前，毛主席就囑咐延安人民要“繼續團結一致，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但這一條我們做得很不夠，很不夠。當晚，延安革委會宴請越南客人，總理和陝西省及延安市的領導出席。宴會進行到將近一半的時候，總理站起來面對大家說，解放都這麼多年了，延安的經濟還沒有發展起來，人民生活還這麼艱難。我作為國務院總理，對此負有直接責任，今天要當眾作自我批評。說到這裡，在場的陝西省委書記李瑞山馬上站起來說，黨中央、國務院和周總理對延安的工作和經濟發展始終十分關心，是我們自己的工作沒有做好，他表示一定記住總理的指示，盡快把延安的經濟搞上去。

20多年后我擔任駐老撾大使期間，於1995年回國述職，外交部組織部分在北京的駐外大使、參贊到延安學習、考察。舊地重游，看到延安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想起總理抱病回延安的情景和講話，我思緒萬千，心情無比激動，總理把畢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獻給了黨和人民，深受人民的衷心愛戴，正像一首詩中所寫的那樣：“人民的總理人民愛，人民的總理愛人民，總理和人民在一起，人民和總理心連心。”

向總理遺體告別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與世長辭。消息傳來，舉國悲痛。在“四人幫”的授意下，總理的遺體被停放在北京醫院一個很小的普通太平間裡。當時外交部規定，處長以上干部和高級翻譯可以前去向總理遺體告別，每個處還可以推舉一名群眾代表。我既不是處長，也不是高級翻譯，便主動推薦了自己，但亞洲司的領導不同意，說要派一名具有法家思想的年輕人前去。下班后，我去部裡政治部再次說明我的願望，一邊說一邊流淚。政治部負責人康曉對我說：大家已經在院子裡排隊准備出發，天也快黑了，你就悄悄站在隊伍裡和大家一起去吧。走進北京醫院，隻見一隊隊解放軍軍官冒著寒風，一邊手托軍帽緩步行進，一邊失聲痛哭。周總理的遺體安臥在鮮花叢中，外交部的人員默默地向總理作最后的告別。

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四人幫”被迫同意在勞動人民文化宮為總理設置靈堂。由於朝鮮和越南駐華大使要前來轉送兩國領導人從國內運來的花圈，亞洲司便派懂朝鮮語的譚靜和我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值班。我們在現場看見解放軍軍樂隊的隊員一邊吹奏哀樂，一邊流著淚，情景極為感人。

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爆發了群眾自發悼念周總理的活動。當時北京市已向各單位打招呼，讓人們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但我還是去了。那天，隻見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已經成了花圈的海洋。廣場裡停放著許多自行車，雖沒有上鎖，但秩序井然。我看見有幾個解放軍戰士推著一輛平板三輪車，上面放著一個大花圈，落款處寫著“第二炮兵某部”。我上前詢問：“解放軍怎麼也敢來天安門?”其中一名戰士說：“悼念周總理，有什麼不敢？”不久，上級正式下達了不准去天安門的命令，接著便要求大家將抄寫的悼念周總理的詩詞上交。我悄悄地用糨糊把抄寫的詩詞貼在床板下面，躲過了檢查。

30多年來，中國國家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作為外交戰線上的一名老兵，此時此刻更加懷念周總理。

（來源：《黨史博覽》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