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領導藝術的時代意義

周恩來領導藝術的時代意義

張星星

周恩來作為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為中國的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創造了不朽的豐功偉績。特別是他從1927年進入中央核心領導層，在革命和建設的漫長奮斗歷程中，在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崗位上，以其卓越的領導藝術、高超的領導能力和獨特的領導風格，贏得了中國各族人民的愛戴和世界著名政要的敬仰。在紀念周恩來誕辰110周年之際，認真學習和研究他卓越的領導藝術，繼承和弘揚這份寶貴的精神遺產，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第一，胸懷全局，把握關鍵，審時度勢，運籌帷幄。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中央高層領導實踐中，周恩來既善於宏觀上的戰略籌劃，更長於微觀上的周密組織，無論是政治運籌、軍事指揮，還是經濟建設、外交謀略，他都能把高瞻遠矚的戰略思考和細致縝密的組織指揮有機的統一起來，體現出運籌帷幄的全局領導藝術和善抓關鍵的卓越領導才能。他強調，領導干部要“注意大事”，“要使組織領導提到政治領導的水平”。

新中國成立后，身為政府總理的周恩來清醒地認識到，要把一個貧窮落后、飽受蹂躪的東方大國建設成為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把發展經濟作為頭等大事。他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即明確指出：“如果我們不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自那以后的20多年裡，周恩來在重要報告和講話中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先后講了7次之多。特別是在1975年1月的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身患重病的周恩來再次重申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號召全國人民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27年的總理生涯中，周恩來始終銘記著“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為之嘔心瀝血、死而后已。當1954年蘇聯建成世界上首座原子能電站之時，周恩來就敏銳地指出：“科學技術新發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給人類提供了無比強大的動力源泉，給科學的各個部門開辟了革新的遠大前途”，“我們必須要掌握原子能”。他在多方面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向毛澤東寫出了關於發展核武器、核工業的書面報告。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毛澤東於1955年1月15日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了李四光、錢三強、劉杰關於原子能的匯報，作出了開創中國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不失時機地啟動了沖擊世界尖端技術的征程，為中國的核能研究和應用走在世界前列創造了有利條件。鄧小平后來曾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其中無疑凝聚著周恩來富有遠見的戰略謀劃。

第二，周密調查，精心籌劃，多謀善斷，求真務實。

周恩來對戰略全局的深謀遠慮和遠見卓識，來源於他對實際情況的深入調查和准確把握。他認為，領導者要作出正確的決定和指示，“必須經過最實際的調查研究，並使這些實際材料與黨的原理原則聯系起來”。在長期的領導工作實踐中，周恩來以高度的求實精神，時時、處處、事事注重調查研究，把考察社會、了解國情作為做好一切工作的首要任務，為實施正確的領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新中國成立之初與11個國家接壤，陸地疆界長達2萬多公裡，許多邊界都沒有明確劃定。為解決好中緬邊界問題，周恩來部署有關部門系統搜集相關歷史文獻，查閱了漢朝以來的有關資料，弄清了中國歷代政府對中緬邊境地區的管轄情況，考察了19世紀以來中緬歷次邊界糾紛的事件始末和交涉經過，研究了處理邊界問題的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多次邀集有關專家座談討論，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在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基礎上，周恩來主持制定了互諒互讓、友好協商的方針，提出了一個既考慮歷史背景也關照當前情況，公平合理、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1960年10月，中緬兩國總理在北京簽訂《中緬邊界條約》，雙方經過聯合勘察立樁，又於翌年10月簽訂《中緬邊界議定書》，最后完成了兩國劃定邊界工作。這是新中國與鄰國締結的第一個邊界條約，成為妥善解決邊界問題的良好范例。針對“大躍進”運動后出現的浮夸風，周恩來在1962年2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指出：“最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講的實事求是，也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他不僅積極倡導實事求是的良好風氣，而且率先垂范，身體力行。1962年底，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周恩來擔任了主持“兩彈”研制工作的中央專門委員會主任。他通過認真調查和深入思考，先后對“兩彈”研制工作作出了“實事求是，循序漸進，堅持不懈，戒驕戒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學計劃性，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嚴肅認真，周到細致，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等重要指示，成為核武器試驗和核工業戰線的科學指導方針，對原子彈、氫彈順利試爆成功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第三，慎選人才，知人善任，關心干部，用人不疑。

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正確地選拔和使用干部，是領導工作的重要任務。周恩來高度重視干部工作，強調“要慎選人材，負責計劃之執行”。他把干部看作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堅持尊重人才，禮賢下士，悉心關懷干部，精心培養干部，大膽使用干部，在他周圍總能團結和凝聚一大批既才華橫溢又肝膽相照的優秀干部，充分顯示了他唯才是舉、知人善任的領導才能。

在1955年1月作出發展原子能事業戰略決策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周恩來特別強調了培養人才的重要性。他提出，“要建設現代化的國防，就需要各種科學家”，“必須依靠科學技術工作者”。在周恩來的熱心關注和協調下，中共中央於1956年4月和1958年9月兩次發文，要求全國各部門抽調科研技術人員，充實核工業建設隊伍﹔地質部、煤炭部、冶金部、一機部等部委，成建制地把有關部門和職工劃撥或調入核工業戰線﹔為了加快人才培養，國家採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在蘇聯、東歐的中國留學生中挑選與核專業相近的學生改學核物理、核工程專業，從國內增派相關專業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和蘭州大學分別設立物理研究室，作為培訓干部的中心，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設立核科學和核工程專業，選拔其他專業的大學二三年級學生改學這些急需專業。到1959年，全國有27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核專業。二機部也從1958年起開始籌辦大學，還籌辦了一批中專、技校，大量地培養新生力量。在周恩來的關心支持下，二機部多次派遣科技人員到蘇聯進修、實習、參觀考察，還派出140余名高中級科研人員到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從中了解、學習核物理理論研究與實驗研究工作。通過這些重要舉措，基本上滿足了核工業建設對人才的需求，保証了兩彈研制工作人才濟濟，使我國的核物理和核工程事業涌現出了一大批功勛卓著的科學家。在放手使用干部特別是知識分子干部問題上，周恩來主張“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充分了解、信任和支持知識分子干部，使他們能積極地開展工作。“用而不疑”成為強大的凝聚力和推動力，使許多干部能夠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充分發揮他們的智慧和才干，為黨和國家做出積極的貢獻。

第四，協調關系，化解矛盾，虛懷若谷，求同存異。

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出現關系緊張、矛盾激化的情況，是難以避免和時常發生的。周恩來歷來提倡和堅持以“求同存異”作為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方法，並把它成功地運用於黨內關系、干群關系、統一戰線和外交策略之中，使他在調解黨內分歧、維護全黨團結、擴大統一戰線、發展對外友好合作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歷史作用。

周恩來主張，領導者要善於聽取各種不同意見，這樣才能從中受到啟發，才能把問題看得更全面，才能把廣大干部群眾的正確意見集中起來。他指出：“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要提倡講真話，即使講過了火的也要聽。”他歷來善於聽取各種不同意見，虛懷若谷，寬宏大量。1956年，他提出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要允許辯論，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見，政府要出面回答。回答對了，人民滿意﹔不對，就可以起來爭論。在1961年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周恩來熱情地鼓勵大家對他的講話提意見。他說：“如果我們發表的意見不允許懷疑、商量，那還有什麼研究、商討呢？”“如果你們寄來的意見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擁護’、‘指示正確’之類，我就不看。這並不是說你們講假話，而是看了沒意思。”虛心聽取各種不同意見，並不是對錯誤的意見置之不理，他在《我的修養要則》中要求自己“要與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的堅決的斗爭”。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即第一次亞非會議上，有人故意挑撥中國與其他亞非國家的友好關系，一時造成會議的緊張氣氛。周恩來針對國家之間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不同，以及歷史遺留下來的爭端，作了以求同存異為主題的著名講話，把求同存異作為解決復雜國際矛盾的基本方針。他所說的求同，就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找到共同的出發點和共同的利益所在﹔所謂存異，就是把不同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各種各樣的差異、爭端和矛盾，擱置起來或放在一邊。事實証明，在處理與不同國家之間關系方面堅持求同存異的方針，對促進我國同各種類型國家建立和發展良好關系，加強各國人民之間的團結和友誼，共同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都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第五，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心系群眾，體貼入微。

如何認識和處理與群眾的關系，是每個領導者不能不面對的重大問題。周恩來時刻牢記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主動接近和聯系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和群眾交朋友，傾聽群眾的呼聲，甘做人民公仆，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他主張“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形成了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和帶領群眾的高超領導藝術。

早在1929年，周恩來即在《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專門闡述了“紅軍與群眾”的關系，明確提出了“群眾路線”，強調“一切工作都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要把廣大群眾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就要使黨的路線、政策符合群眾的利益和要求。周恩來指出：“黨的指導絕不要忽略群眾日常生活上許多未解決的問題”，“不要只是提出一般的政治口號，應該細心去了解群眾日常生活的需要，從群眾日常生活斗爭引導到政治斗爭以至武裝斗爭。”在1959年人民大會堂建設過程中，周恩來既關心大會堂的建設工作，同時也關注那些為大會堂建設而拆遷的群眾。當他聽說有的拆遷群眾的住房還沒有完全落實，立即嚴肅地對工作人員說，你們光注意搞人民大會堂，不注意群眾的生活問題，大會堂蓋好了，群眾沒有安置好也不行！他叮囑工作人員，人民大會堂建好以后，要把全部搬遷群眾請回來參觀，先請他們來看一場文藝演出。在60年代初“兩彈”研制的關鍵時刻，正值國民經濟困難時期。試驗基地的科學家們像全國人民一樣忍飢挨餓，還要夜以繼日地進行研究工作，導致一些人體質嚴重下降。周恩來得知這一情況后，忍不住流下了熱淚。他表示，絕不能讓我們的同志餓著肚子研制原子彈，當即指示有關部門調去4萬隻羊、數百噸黃豆等物資，以保証基本的食品供應。他還派張愛萍副總參謀長親自趕往試驗場，給專家們每人送去2斤豬肉、1斤雞蛋，使一線的專家們深受感動。周恩來對廣大干部群眾體貼入微的關心和愛護，使他贏得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愛戴。正像人們所說：“人民的總理人民愛，人民的總理愛人民”。周恩來的一生，就是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謀利益的一生，忠實地體現了他胸前時常佩戴的那枚“為人民服務”徽章的精神。

第六，戒慎恐懼，嚴於律己，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身教和言教是領導者對被領導者施以影響和感召的兩種基本形式。《論語》在談到治國之道時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周恩來一生嚴於律己，清正廉潔，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謹慎態度，戒慎恐懼地勤奮工作，舉輕若重，兢兢業業。他說：“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經濟落后的國家在經濟上翻身，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我們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后退，不是泄氣，而是戒慎恐懼。”周恩來崇高的人格形象為他增添了無限魅力。

周恩來一直保持著簡朴的生活。他住的中南海西花廳是處老房子，多年未修，潮濕，陰暗，使他的關節受到影響。在他出國期間，工作人員乘機作了翻修，將磚地改為木板地。他回國后，批評了工作人員，想從個人工資中支付，卻所剩無幾，但仍堅持換回舊床、拆掉吊燈、摘走了新窗帘。為此，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兩次作檢查，把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身為國家總理，如果帶頭修房子，下面就會跟著來。倘若一級一級都這樣修，不知道要造成多麼嚴重的政治后果。他批評有的干部“‘官’越做越大，脾氣越來越壞，生活要求越來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裝飾越貴越好，供應越多越好﹔領導干部這樣，必定引起周圍的人鋪張浪費，左右的人上下其手。這是擺官架子的官僚主義。”他不僅嚴於律己，也嚴格要求自己的家人。開國之初，有人建議讓鄧穎超在政務院擔任一個部長職位，周恩來堅決不肯。他說：我是政府總理，如果鄧穎超當部長，那麼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系和政治關系就混到一起了。隻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職。50年代確定國家工作人員工資時，鄧穎超被定為5級，他知道后硬是下壓一級，改為6級。在他病重之時，毛澤東已批准鄧穎超為醞釀中的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當他見到名單后，卻將鄧穎超的提名劃掉了。古人雲：“政者正也”，是講為政者必須身正行直、公道處事。周恩來清正廉明，無私奉公，是任何人都為之肅然起敬的，在全國人民中樹立崇高的道德形象。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面臨著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建設信息化軍隊、打贏信息化戰爭的艱巨任務，對每個領導干部的領導水平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適應新形勢下的新任務新要求，既要學習理論知識、書本知識，也可以通過典型分析，向活的實踐學習。周恩來在中央核心領導層近半個世紀、擔任共和國總理27年的領導經驗，為我們探索領導規律、提高領導藝術提供了一部博大精深的“百科全書”。

（來源:《長纓》2008年5月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