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與我的阿爾巴尼亞情緣
周總理與我的阿爾巴尼亞情緣
鄭恩波
在我家書櫃最顯眼的位置，展放著周恩來總理逝世后，《人民日報》編輯出版的一本紀念文集《五洲的懷念》。每當自己出版了作品，我總是把樣書放到這本文集的前面，讓敬愛的周總理第一個看到我的成果。等到下一次再有新書出版，便把前一次的換下來，迄今已換了42次……
與周總理結緣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歷史老人的安排，亞得裡亞海岸的“山鷹之國”阿爾巴尼亞成了與我們最要好的兄弟友邦。隨著中阿友誼蓬勃的發展，阿爾巴尼亞語翻譯成了中央各部委非常緊缺的人才。
1964年，我從北大俄語系畢業后，服從黨和國家的安排，奔赴遙遠的阿爾巴尼亞留學3年。1969年8月，我完成了陪同中國專家在阿工作的任務回國以后，有5個中央部門搶著調我去工作，其中總參某部和人民日報國際部為調我爭執起來，最后爭到周總理那裡。因為新中國建立以來，報紙的國際宣傳工作，一直是在周總理領導下進行的。周總理對人民日報國際部負責人戴楓同志說，最近一個時期，他在報紙國際版上，經常讀到署名“紅山鷹”的阿爾巴尼亞通訊，文章寫得不錯，看來作者是懂阿爾巴尼亞文的。為了加強報紙對阿爾巴尼亞的宣傳，國際部是否可以考慮調這個“紅山鷹”到報社工作？
戴楓同志告訴周總理，“紅山鷹”正是他們要調的鄭恩波。周總理高興地說，這樣的話，鄭恩波還是到人民日報國際部工作合適。於是，總參某部便把事先准備好的調用材料主動轉交給了人民日報社。報社以“特事特辦”的辦法給周總理打了調人報告，總理很快作了批復。這樣，人民日報國際部便很順利地從我所屬的工作單位——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即后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把我調到了人民日報社。
當年9月16日，我滿懷一個貧寒的車夫之子徹底翻身，當了國家主人的幸福感、榮譽感和非同一般的責任感、使命感，興沖沖地走進王府井大街277號雖不很高但卻顯得異常神聖、庄嚴的人民日報社大樓，成為該報的翻譯、記者，以筆為武器的新聞戰士。這件事樂得我幾天合不攏嘴，我反復地想：一個剛30歲的毛頭小伙子，能得到馳名中外的偉大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文武雙全的一國總理周恩來的關注與重視，這不僅是我們鄭氏家族多少代的莫大榮耀，而且也是故鄉蓋州乃至營口地區歷史上的大喜事啊！
44年前，在周總理親自關心下，我到人民日報社工作，是我一生中邁出的最重要、最關鍵的一步，因為這一步為我終生的事業定了位，鑄就了我平生既從事新聞報道、文學翻譯，又搞文藝評論的三棲文人的模樣，並激勵我為成為一個真正的阿爾巴尼亞文化行家拼搏不息。周總理是塑造我這個文學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綜合形象的設計者。
到報社不到10天，領導就囑咐我做好陪同即將來華訪問的阿爾巴尼亞新聞代表團的工作。10月16日，周總理要接見代表團，由我擔任現場翻譯。我既高興，又有些緊張，心裡想：一個月前，周總理批准我調到報社工作，現在馬上又要我給他老人家當翻譯，我也太有運氣了。但是，一旦譯不好，譯的過程中打奔兒，怎麼辦？我知道周總理的法文很好，可用法語與阿爾巴尼亞領導人交談。阿文與法文比較接近，我怕有的詞譯不准，影響周總理的情緒，甚至影響整個接見。而且，不久前，周總理與蘇聯總理柯西金在首都機場會晤這件事，在世界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如果總理談話中涉及到此事，政治術語更要譯得准確無誤，不能出丁點兒差錯。想到這些，我的心情就更不安了。陪同代表團的資深記者戴楓同志見我惴惴不安的樣子，便很體貼地給我打氣：“要有信心，保持平靜、沉穩的心態。總理特別慈祥可親，很體諒翻譯。你大膽地譯，就像在一般場合一樣，沒問題……”戴楓同志如兄長般的關心與鼓勵，讓我緊張的心情平靜了許多。
下午4點整，在人民大會堂一個不太大的會客廳裡，周總理面帶笑容，精神矍鑠地出現在大家面前，親切地與每一個人握手、問好。戴楓同志指著我告訴總理：“這就是我們剛剛調進報社的阿爾巴尼亞語翻譯鄭恩波同志。”
周總理像長者對待孩子那樣親熱地看了看我，握著我的手用力地搖了兩下。這一握蘊含著他老人家對后生晚輩無限的關愛、信任和厚望，我頓時感到太陽穴的血管怦怦跳得好厲害，腿腳和雙手變得輕飄飄的。
周總理接見外賓的講話，向來都是書面體的，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那一天，他對阿爾巴尼亞新聞代表團的講話，同樣具有這一特點。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他主要是就自己不久前與柯西金在首都機場會晤一事，向阿爾巴尼亞記者朋友交了個底。口氣極為真誠、親切，是隻有對真正的同志和朋友才能講的體己話，措辭言簡意賅，概念清晰精確。我越譯信心越足，越流利，主賓雙方的臉上都露出會心、滿意的微笑。此刻，我再也不緊張了，呼吸也平穩下來。突然，總理轉過臉來，和藹可親地問我：“最近，報刊上發表了毛主席關於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一切侵略戰爭的新語錄，就是‘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的那一段，你會背了嗎？”我難為情地回答總理：“還不會。”總理說：“這樣吧，我一句句地說，你逐句譯。”於是，總理便有板有眼、一字不差地把長長的一大段毛主席最新的語錄從頭到尾背了一遍，我也不打奔兒地譯了每一句。
接見結束后，周總理要和阿爾巴尼亞記者朋友們一起照相。按慣例，我和參加接待的同志們都自動地閃在一邊。周總理一邊向我們招手，一邊說：“都過來，大家一起照嘛！”然后對外賓繼續解釋說：“翻譯和接待的同志很辛苦。從前，他們只是忙忙碌碌地工作，照相從來沒有他們的份兒。現在，我們就要改變過去的做法。”總理的這幾句話是我沒想到的，眼前的一切頓時變得更加絢麗多彩起來，我跟在戴楓和接待組的幾個同志的后面，站到最后排一個不顯眼的位置上。第二天，這張對我來說具有特別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文獻價值的照片，便在《人民日報》上登了出來。這張照片是我一生全部照片中最珍貴、最富有光彩的一張！
圓滿完成了周總理接見代表團的翻譯任務，接待組的全體同志感到輕鬆了不少。晚上，戴楓同志與我聊了許多，他說：“這次我們調你來報社工作，驚動了總理，他老人家講了話，不然你是調不來的。今后要好好干，可別辜負了他老人家的期望。我們國際部很幸運，多少年來，一直在總理直接領導、關懷下開展國際宣傳工作。總理多次要求我們都成為自己負責的國家的研究專家，要精通一國或幾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外交、軍事情況……你很年輕，剛到30歲，要有信心，努力成為一個‘阿爾巴尼亞通’。”
永遠銘記周總理的恩情，不辜負他老人家的期望，努力成為一個阿爾巴尼亞通。這是我調到人民日報社，特別是聽了戴楓同志轉達的周總理對從事國際宣傳的人員的要求之后，在心裡立下的誓言。
牢記總理的教誨與囑咐
陪完了阿爾巴尼亞新聞代表團之后，領導又要我做好陪同解力夫和戴楓領隊的中國新聞代表團赴阿爾巴尼亞訪問的准備。當時，正在蓬勃發展的中阿關系第一次遇到了小小的波折。特別重視中阿關系的周總理，為了確保我黨政代表團和新聞代表團的訪阿圓滿成功，兩個團出訪前夕，在人民大會堂特別接見了兩個團的全體成員，我有幸聽到了周總理的教誨與囑咐。他老人家對阿爾巴尼亞人民純真的友情和崇高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深深地感動了我，成為我一生做好中阿文化交流工作的指導思想。40多年來，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我對做好這一工作的決心與信心都毫不動搖。
“文革”中好人遭誣陷、受迫害的事司空見慣，我也沒能例外。但沒多久，領導報社運動的人又對我說：誤會了，咱們還是一個藤上的瓜，是階級弟兄。於是又恢復了我在外事崗位工作的資格。
1974年國慶前夕，阿爾巴尼亞《人民之聲報》代表團來我國訪問，人民日報社負責接待該團。已經正式恢復名譽、重新走上外事工作崗位的“紅山鷹”又陪同代表團當了翻譯。9月30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的盛大的國慶招待會上，我陪著阿爾巴尼亞記者朋友，坐在離主席台最近的第一排正中間的一張大餐桌旁。當庄重、洪亮的迎賓曲振奮人心地響起，周總理率領黨和國家領導人緩緩地走上主席台入席時，我貪婪的目光一刻也沒離開他。望著他那比5年前與我握手時明顯消瘦了許多的面容和一雙依然鋒利、炯炯有神的眼睛，我百感交集，熱淚盈眶。我想起了9年前他老人家訪問阿爾巴尼亞時在我駐阿大使館的大廳裡教我們學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紅梅贊》的幸福情景，還想起5年前我調到人民日報社，他對我的關注和殷切期望，更聯想到這5年來自己走過的坎坷道路，差點兒被打成“黑烏鴉”的遭遇，心裡頓時翻涌起一種苦盡甘來的幸福感。主席台上首長們開始向周總理敬酒了，但周總理沒有站起來，有人替他喝酒還禮。我的心怦然一跳，“莫不是總理的身體……”我不敢再往下想。
從這一天起，周總理的健康狀況便在我的心裡結下了一個疙瘩。
此后，報社國際部又多次派我赴阿訪問，並要我做好到阿爾巴尼亞任常駐記者的准備。為了解除我的后顧之憂，報社政治部和國際部想方設法把我愛人和兩個女兒的戶口從遼寧蓋縣（今日蓋州市）遷到京郊東壩河畔的北樓梓庄，徹底結束了我多年來經濟困難靠公家補助、糧票要同志和朋友賑濟的苦日子。我的情緒特別好，美好的未來正在向我熱情地招手。然而，樂極生悲，1976年元月9日的一聲炸雷炸得我頭暈目眩，心撕膽裂，幾乎都站立不住了。收音機裡傳來中共中央、人大會常委會和國務院的訃告，我們敬愛的好總理周恩來同志……天哪，兩年來不敢去想、不願去想的這件最可怕、最叫我心驚膽戰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這叫我們一家人怎麼承受得了啊！生著了火的爐子我丟在一旁不管了，泡的玉米渣也不淘了，踉踉蹌蹌地回到屋裡，全家人抱頭哭成一團。那是舉國同悲，萬民共泣的日子啊！
根據上面的規定，各單位一律不開追悼會，但在總理生前與他一起工作過的人，可以到北京醫院參加與總理遺體告別的儀式，我當然有這個資格。國際部領導戴楓同志和即將成為報社級領導之一的潘非同志都分別正式地將此事通知了我。
在北京醫院一個不太大的告別廳裡，我眼含淚水，向我無限尊崇的慈父般的周總理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可我覺得怎麼也表達不盡對他老人家大海一般的深情。第二天上午，我又冒著凜冽的寒風與國際部的幾位同志到了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站進了成千上萬人沉痛悼念周總理的隊伍中……
將周總理的骨灰撒在祖國大地和江河湖海的那一天，我站在報社的樓頂上，仰望著載有總理骨灰的飛機向長城方向飛去，久久不願離去，直到飛機在湛藍的天空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時候，才邁著沉重的步子，挖心摘肝似地走回辦公室，站在窗戶旁邊，望著王府井大街呆呆出神……
“阿爾巴尼亞通”是我的畢生追求
我不能整天沉浸在悲痛中，決心化悲痛為力量。從那一天起，我對阿爾巴尼亞文學、藝術以及整個文化的鑽研更加投入了。從當天下午開始，我就將報社實際上是為我一個人訂的、幾年來的十來種阿文報刊在幾張辦公桌上攤開，剪起報來，然后分門別類裝訂成“工業成就”“農業成就”“教育戰線”“群眾文藝”“歷史與考古”“文藝評論”“著名作家研究”“優秀通訊”“優秀詩歌”“影視評論”十大厚本，我命名為《鄭氏阿爾巴尼亞百科全書》。這十大厚本阿文剪報成了我的寶貝。我反復地看，多次有效地使用，使我對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土雖小但人民精神可嘉的“山鷹之國”的認識越來越深刻。我覺得自己距離周總理要求的“阿爾巴尼亞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畢竟是在這條艱難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要成為一個真正的“阿爾巴尼亞通”，必須讀大量的阿文書。留阿期間雖然買了不少書，但在阿爾巴尼亞書籍的海洋裡，我那有限的兩大木箱子書，實在是滄海一粟，九牛一毛。王府井外文書店幫了我的大忙。整個“文革”期間，這家書店隻賣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書，地拉那書店賣什麼書，這裡就有什麼書。阿文書又非常便宜，因此，這裡便成了我落腳最勤的地方。那時，我每月的工資隻有62元，憑這一點錢養活一家4口人，日子過得有多艱難，是可想而知的，但即使如此貧寒度日，我每月還是至少拿出5元錢買阿文書籍。因為我常到那裡買書，書店裡的工作人員都認識我了，其中有位叫祁從貞的老大姐待我尤其熱情友好，書店裡每次進了新書時，她總會打電話及時通知我。后來，中阿關系急劇惡化，書店決定將阿文書下架送造紙廠造紙，祁大姐立即電話告訴我可以到書店免費隨意挑書。於是，我從房產科借了個平板車，到書店將各種阿文文藝書籍拿了個齊全，甭提有多痛快了。
過了幾天，我在北大俄語系讀書時的老同學、我的入黨介紹人、已榮任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副總經理的趙惠媛同志，也打電話通知我可以到他們公司在通縣的書庫取一批阿文書。七月裡一個雨過天晴、驕陽似火的中午，我騎著加重自行車，從我居住的東壩河畔的樓梓庄興高採烈地向通縣奔去。騎了三十多裡泥濘難行的土路，頂著火辣辣、毒巴巴的太陽，汗流滿面地趕到了書庫。這裡是外文圖書的天堂，阿文小說、詩歌很多，沒用幾分鐘，我就挑出10多本以前沒有買過的書。后來，還把30卷的《恩維爾·霍查選集》也牢牢地封在加了一塊長木板的車座上面。道路坎坷，爛泥滿地，不時還要趟過腳脖深的污水。我擔心車子倒了把書弄臟、弄壞，干脆不騎車了，手推車子吃力前行，硬是用兩腿量了三十裡泥濘路。趕回村邊時已經是村煙裊裊做晚飯的時候了，我累得口干舌燥，涼白開水連喝三大杯還不解渴，可心裡卻是甜絲絲的。
“文革”后，我又重回社科院外文所工作。1990年夏天，應阿爾巴尼亞的特別邀請，我作為阿爾巴尼亞學學者和作家，再次訪阿一個月。在阿爾巴尼亞我不僅耳聞目睹、親自感受了阿爾巴尼亞人民的生活和思想狀況，而且還拿到了一批很有價值的文藝書籍，其中資料翔實、內容豐富的《阿爾巴尼亞百科全書》和阿爾巴尼亞科學院語言文學研究所編的權威性著作《阿爾巴尼亞文學史》，都是我多年以來夢寐以求的至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幾十年的老朋友，阿爾巴尼亞作家與藝術家協會主席，著名作家、詩人，影片《第八個是銅像》《廣闊的地平線》的原作者德裡特洛·阿果裡對我異常親切、熱情的接見。他代表作家與藝術家協會贈送給我8名阿爾巴尼亞當代最著名、最重要的作家的精裝本文集（總共50卷）。可以說，他把阿爾巴尼亞當代文學的精華都打包送給了我。再加上8年前雷法特·庫卡依代表復興出版社贈送給我的民族復興時期的重要作家的文集，我小小的書屋便成了全國珍藏阿爾巴尼亞文學名著最多、最全的聖地，這讓我感到分外榮幸與自豪。
幾十年中工作地點雖然有兩次變動，但成為一個“阿爾巴尼亞通”卻始終是我追求的最崇高的理想之一。如今，當我再次盤點一下幾十年的勞動果實時，不由得誠惶誠恐、滿面汗顏。我真的把阿爾巴尼亞文學、藝術、文化搞通搞透了嗎？我真的成了總理所要求的那樣一種“阿爾巴尼亞通”了嗎？差得遠呢！我想，我還要寫出、譯出多少更新、更精、更尖的作品，才能不辜負周總理的恩情與期望？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外文學研究員，中國作協、譯協會員，阿爾巴尼亞作家與藝術家協會外籍榮譽會員，劉紹棠鄉土文學研究會會長）
（來源：《光明日報》2014年0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