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鄧小平的“落”和“起”

周恩來與鄧小平的“落”和“起”

宋毅軍

同甘共苦，相知甚深﹔為黨為民，相輔相成。鄧小平和周恩來這兩位20世紀的偉人，他們不朽的名字永遠連在一起，鑲刻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豐碑上！

周恩來鄧小平在異國他鄉志同道合走上職業無產階級革命家道路。毛澤東說：“法國派好”

鄧小平曾經回憶和周恩來的關系：“我們認識很早，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就在一起住，對於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全國人民都尊重他。”鄧被子女問到在法國關系最密切的人時，鄧想后說：“還是總理。我們在一起待的時間很長。”

當年，周恩來和鄧小平去法國都是乘坐遠洋輪船前往的，他們都沒有想到，50多年以后，周、鄧再次因遠洋輪船風慶輪之事奮力抗爭“四人幫”，毛澤東在批評“四人幫”時，卻稱贊“法國派好”，表達了對周、鄧等赴法國勤工儉學后來成為黨政軍領導人治國安邦才干的贊許。

鄧小平從中央蘇區的“毛派頭子”到進入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任總書記，周恩來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保護支持了鄧。從1933年開始，在中央蘇區積極工作了一年多的鄧小平被臨時中央限令“要堅決打擊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的領導”，最后，鄧被撤銷省委宣傳部長職務，受到黨內“最后嚴重警告”處分。

從1927年到1929年，鄧和周約有一年半的時間朝夕相處。周負責中央日常具體工作，“根據周恩來建議，決定改中央秘書長為中央事務秘書長”，由鄧來擔任。還有半年多時間同住在一棟樓，周夫婦住樓上，鄧和新婚妻子張錫瑗住在樓下。其實，就是從組織規定講，鄧到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當時作為紅軍總政委的周不首肯的話，也是不可想象的。雖然目前還沒有周這方面的文字材料面世，但是鄧后來回憶周時表露出來的深情厚誼足以表明周的態度。

鄧小平的這次“下”和“落”到遵義會議才有了轉機。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保護、支持、提攜下，從抗日戰爭經解放戰爭到新中國成立初期，鄧先后擔任太北軍政委員會、太行分局書記，北方局代理書記、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中原局書記、華東局第一書記、西南局第一書記，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總前委書記，政務院財政部長、副總理，中央秘書長、政治局委員。20多年中，如此頻繁的職務提升，有鄧本人才干突出，也有戰爭時局發展變化和革命工作的迫切需要，當然不可或缺的是當時已經主導我黨我軍工作的毛澤東對他的格外關注。而對鄧相當熟悉並從1927年就一直處於中央領導集體決策層中的周恩來，其重要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鄧被選舉為中央總書記，進入以毛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而周原來就處於這個領導集體中，作為總理，他掌管整個國家日常政務工作。鄧作為總書記，組織黨中央日常具體工作。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們攜手並肩不斷實踐，共同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毛澤東數次講劉（少奇）和鄧要“區別”、“分開”，周恩來：“鄧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鄧小平：“國務院的頭還是周總理，我們幫助總理”

1966年“文革”開始，周恩來和鄧小平就以專注而又復雜的心理，共同面對毛澤東越發嚴重的錯誤而艱難地工作著。鄧被打倒，深入思考，韜光養晦。周雖工作，相忍為黨，苦撐危局。鄧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5月1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標志著“文革”的全面發動。

8月5日，毛澤東撰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劉和鄧等人：“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此后，八屆十一中全會轉入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揭發和批判。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分組開會，實際變成對劉、鄧的批判會。12月，張春橋等則鼓動一些人把“打倒”劉、鄧的口號公開推向社會。

1967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決定取消劉、鄧等出席政治局會議的資格。盡管如此，周恩來在接見造反派代表時仍然說：劉、鄧是政治局常委，報紙上沒有點名，你們開會不要把他們拉去。8月1日，鄧的秘書和警衛員被調離。5日，“造反派”在鄧家院子中間批斗鄧和夫人卓琳。此后鄧夫婦實際上被軟禁。1968年5月，鄧專案組成立。專案組為搜尋鄧小平所謂“叛變自首”等“罪証”和“現行問題”材料，先后派出幾十批外調小組，調查范圍涉及1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100多個市、縣。專案組向康生等人報告：“經反復查核調查，到目前為止，除了入團、轉黨問題尚未找到直接人証，以及一些執行機會主義路線的問題外，還沒有查到有被捕、叛變、通敵等重大問題的線索。”周恩來閱報告時，在鄧入黨問題處批：“鄧小平是在留法勤工儉學時入團、轉黨的，我和李富春、蔡暢同志均知道此事。”

1969年10月疏散老干部離京,周恩來電話告江西有關負責人，要對陳雲、王震、鄧小平妥善安置，生活上要給予照顧。當得知江西方面准備把鄧夫婦安置在贛州時，周明確指示：把鄧夫婦安排在贛州不妥，那裡交通不便，山區條件差。應安排在南昌市郊為宜，並住兩層樓房，獨家獨院，便於照顧和保証安全。據此，江西省將鄧夫婦安置在南昌市郊的“將軍樓”居住。

1970年1月，鄧夫婦被停發工資，改發生活費。11月，專案組給康生等寫報告，要求繼續調查鄧的“問題”。周批示,“東興同志：這全部是公開文件，請你考慮是否需全部調閱。我記得在下放鄧小平、譚震林時，已將兩人從專案組撤銷。”根據周等領導的意見，12月，有關人員向鄧專案組全體人員宣布：你們送上來的關於鄧問題的報告和總理對前一個報告的批文，首長們都看了，叫給你們說一下，報告不要再送了，鄧的案子也不要再搞了。材料暫由你們保存，先等著。在周恩來等人的保護下，鄧小平被結束了審查，隨即又獲得了毛澤東的諒解。

1971年9月，林彪叛逃事件發生以后，毛澤東在出席陳毅追悼會與其親屬談話時，把鄧小平與劉伯承相提並論，說鄧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當即示意陳的親屬把毛的意思傳出去。隨后，他當著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明確提出：林彪這伙人就是要把鄧搞成敵我矛盾，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1972年4月，鄧在江西致信汪東興，談生活困難和長子鄧朴方的治療問題等。周批示：鄧和卓琳的工資照發。如鄧的大兒子能再施手術似可讓其來京施手術。8月3日，鄧致信毛，報告自己聽取林彪罪行傳達的體會。14日，毛澤東在來信上作了那段著名的重要批示，“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並告：“請總理閱后，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同日，周批示汪“立即照辦”。當晚，周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批示內容。12月18日，周致信紀登奎，在談到解放其他老干部問題時巧妙地提出：鄧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27日，紀、汪就安排鄧重新工作之事復信周提出：鄧仍任副總理，分配適當工作。周閱后表示：鄧事待請示主席后定。

鄧小平孜孜以求的“等待”，周恩來時時關注的“契機”，毛澤東念念不忘“毛派頭子”的功勞，鄧終於爭得了第二次從“落”到“起”的拐點——1973年3月。9日，周把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稿報送毛最后定奪，周在報告中說：“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問題，政治局會議幾次討論過，並在主席處開會時報告過。鄧小平同志已回北京。為在全國樹立這樣一位高級標兵，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做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黨委。”“高級標兵”是毛在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前准備選舉鄧等進入中央委員會時說的話，周在這裡重提並發揮。中央政治局認真討論了毛的批示和鄧的問題，決定：“恢復鄧的黨的組織生活，恢復他的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由國務院分配他擔任適當的工作。”毛當即審閱，批示：“同意。”此決定第二天就下發了。

3月28日晚，鄧應周約赴北京玉泉山同周等談話。第二天，周寫信告訴毛：“他的精神、身體都好。”毛也急於見到鄧。當日下午，鄧和周來到毛處談話。毛見鄧握手說：“努力工作，保護身體”,並問這些年怎麼過來的，鄧深思熟慮，回答隻有兩個字：“等待。”晚上，根據毛的意見，周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鄧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副總理身份參加外事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鄧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30日，周致信毛報告政治局會議所議上述事項，毛批示“同意”。這樣，鄧就正式恢復了工作。

4月12日，中國政壇爆出特大新聞：鄧出席周為歡迎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舉行的盛大宴會。這是自“文革”被打倒后，鄧首次在公開場合同中外人士見面。西哈努克回憶：周特意向我介紹鄧，讓我以后多熟悉他。5月，周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反復強調：今年3月黨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文件，是一個有代表性的文件，絕大多數同志都是滿意的。

8月，鄧小平出席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會議，提請鄧出任新職。毛迫切提升鄧的地位，周心領神會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會議一致贊成毛的意見，補鄧為政治局委員參加政治局工作，補為軍委委員參加軍委和辦公會議工作。2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宣布了上述新任職。29日晚，周召集在京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有關部門負責人會議，傳達毛關於鄧新任職和工作等問題幾次講話的要點。

1974年3月，毛轉告周：由鄧擔任將在4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25日，毛轉告周：鄧出席聯大是我的意見，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當即表示：完全同意主席意見。並將此意見轉告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員，特別要王洪文負責轉達江青等，但是江青還是不同意，周隻好將情況報告毛。毛很不滿意江青，寫信批評她：鄧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江青隻好勉強同意。周致信毛：“大家一致擁護主席關於小平同志出國參加特別聯大的決定。小平同志已於二十七日起減少國內工作，開始准備出國工作。”4月3日，鄧主持討論修改准備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稿，周積極幫助。他主持政治局會議，宣讀和討論發言稿，六易其稿報送毛。毛閱批：“好，贊同。”為証明毛對鄧籌備工作的肯定，周致信鄧等：“為保存主席這次在小平同志發言稿上親批的手跡，請外交部影印（六稿）第一頁若干份。印后退我，以便今晚在政治局傳閱后歸檔。”

4月6日上午，鄧率中國政府代表團乘專機離開北京，前往美國紐約出席聯大六屆特別會議。周等親自到機場熱烈送行。回到北京時，在機場仍然受到周等人的熱烈歡迎。5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指出鄧在聯大的發言“是根據毛主席的歷次指示寫的，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並報請毛主席審閱”﹔要求各單位認真學習討論，領會精神，貫徹執行。然而這時，周的病情加重了。鄧和鄧穎超等同醫療組商談周的治療方案。6月1日，周住進醫院進行手術治療。

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命鄧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根據毛和周的提議，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選舉鄧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2月1日，周提出：請小平同志將各副總理分工列出。此事小平同志不好講，由我講。他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鄧主管外事，在周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他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后國務院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周強調：主席指定副總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稱贊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樣的會我不可能常來參加，將來請小平同志主持。鄧發言說：“國務院的頭還是周總理，我們幫助總理，因為他有病”，具體事情有12個副總理。次日，周致信毛，匯報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情況。毛圈閱了此信。從此，在毛和周支持下，鄧實際上開始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2月5日，經毛批准，鄧又參加了11人組成的中央軍委常委會。6月下旬，王洪文向毛提議：自己外出一段時間工作。政治局會議由葉劍英或鄧小平主持。葉提議請小平同志主持，以利黨的工作。毛批示“同意”。至此，鄧開始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

周恩來說鄧小平：“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鄧小平稱贊周恩來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從1975年1月起，一個個要職的就任，使鄧在周病重以后迅速走進了最高決策層。特別是他在7月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地進行了各方面的整頓。對此，9月，周向外賓介紹鄧的政績時說：我現在病中，已經不能再工作了。“鄧將接替我主持國務院工作。鄧很有才能，你們可以完全相信，鄧將會繼續執行我黨的內外方針”。

的確，周的病情繼續惡化著。9月20日下午，鄧和鄧穎超等在醫院守候施行大手術治療的周。周在進入手術室前詢問“小平同志來了沒有？”鄧即上前俯身問候。周握住鄧的手，用力地說：“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后來鄧回憶：“總理講的是心裡話，也是講給‘四人幫’聽的”。手術中發現，癌細胞已擴散至周全身，無法醫治了。鄧當即指示醫療組：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此后，鄧多次聽取醫療組關於周的病情匯報，同鄧穎超談周的治療問題，或前往醫院看望，或守候做手術。

鄧小平的整頓遭到“四人幫”的竭力反對。11月2日，毛遠新向毛匯報說：對“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風，似乎比1972年批極“左”而否定“文革”時還要凶些。說鄧很少講“文革”成績。毛雖然在昨天夜晚和鄧談話時肯定了他領導整頓的成績，但是在毛遠新片面的匯報后逐漸改變了對鄧的看法和態度。

1976年1月8日上午，周恩來在北京逝世。15日下午，鄧出席周追悼大會，並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悼詞回顧了周獻身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經歷，對其一生做出評價，稱他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

治喪活動剛過，鄧小平繼續作檢討。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陳錫聯代替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16日，中共中央報告，稱鄧、葉在1975年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是“有錯誤的”，“建議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此后，鄧、葉實際上被停止了領導工作。從1月至4月，“四人幫”對全國人民自發舉行的各種悼念周的活動百般阻撓、竭力壓制，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特別是清明節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更大規模的悼念周、擁護鄧、反對“四人幫”的活動，使全國性的悼念、抗議活動達到高潮。這場運動，為后來粉碎“四人幫”並結束“文革”，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而四屆人大前后包括軍隊整頓，周、鄧共同安排並經毛批准的一大批黨政軍老干部的任命，則准備了重要的組織基礎。

4月7日上午，根據毛的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華國鋒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關於撤銷鄧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保留黨籍，以觀后效”。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7月、9月，朱德、毛澤東先后在北京逝世。鄧被排斥在治喪活動之外。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採取斷然措施，粉碎“四人幫”。10日，鄧致信汪東興轉華國鋒並中共中央，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果斷行動和正確決定。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家在不同的場合呼吁，要求鄧早日出來工作。

1977年7月召開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1975年，鄧小平同志受毛澤東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是滿意的。“四人幫”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線和工作成就說成是所謂“右傾翻案風”，這個顛倒了的歷史必須重新顛倒過來。這次全會標志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創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並開始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來源：《黨史博採》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