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和弘揚周恩來的非洲理念
傳承和弘揚周恩來的非洲理念
張象 薛琳
習近平總書記訪問非洲時指出，“中非友好交往源遠流長。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和非洲老一輩政治家共同開啟了中非關系新紀元。從那時起，中非人民在反殖反帝、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斗爭中，在發展振興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誠合作，結下了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兄弟情誼”。
周恩來總理一生為締造中非友誼，開辟中非關系新紀元，作出了杰出貢獻。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他出訪非洲十國，通過實地調研，同非洲領導人直接交流，形成了他的非洲理念。這一理念是中國對非洲政策的思想基礎。在新的歷史形勢下，我們要傳承、弘揚周恩來的非洲理念，深化中非兄弟情誼，再掀中非友好關系新篇章。
理念一：中非人民有相似命運，是天然同盟者
還在少年時期，周恩來出於對殖民主義的憎恨，就十分同情黑人。當他從報紙上讀到殖民者販賣黑奴的消息時，便拍案高呼：“黑奴總有一天要解放！”1920—1924年，他在旅歐勤工儉學期間接受了共產主義理論，形成了科學的世界觀。在此期間，列寧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者聯合起來”著名口號，對周恩來非洲理念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他曾專門撰文提倡國際主義，他說：“我們心中不容絲毫忘掉與我們受同樣苦痛的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弱小民族”，“我們的救國運動乃必須建立在國際主義上面。”
在中國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爭中，周恩來反復強調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兩者不矛盾、不沖突，應該結合起來。他說，“國際主義者在中國必須堅決實行中國民族主義”，這樣才能“得到獨立解放，走上國際舞台”，同時，“民族主義者，必須同情和聯合國際主義的運動，才能共同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統治，求得國際上真正的民族平等，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
1955年，中非關系問題在亞非會議上正式提上議事日程。面對與會代表的頻頻挑舋，周恩來作了著名的“補充發言”。他用亞非人民的共同遭遇、共同願望和共同利益等觀念，說服各國代表要團結合作，凝結亞非國家最大共識，並最終將這些理念融入會議公報之中。
在非洲十國之行的第一站埃及，周恩來第一句話是：“我們不是來得太早了，而是來得太晚了。”每到一個非洲國家他都要講三層理念：一、過去有“共同經歷”，受殖民主義壓迫﹔二、今天有“共同任務”，要獨立和發展﹔三、未來要“共同奮斗”，要團結合作。
理念二：堅持求同存異和務實多樣的對非政策
非洲國家大多獨立於東西方“冷戰”對峙，它們為求“中立”和“不結盟”，在同社會主義國家交往時是有顧慮的。如何對待這些非洲國家？這是中國外交中的一個新問題。周總理從中國革命豐富的統戰工作原則和策略出發，對中國對非政策進行了有益探索。他把策略的靈活性和原則的堅定性結合起來，千方百計地團結非洲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他經常教導我國外交工作者：“要和這些國家‘做朋友’”，“不能採取敵對態度，不要把他們擠到敵人的營壘裡去”。
堅持“求同存異”原則，追求和平共處的目的，這是周總理在亞非會議上領悟到的同亞非民族主義國家交往最重要的方針。非洲國家獨立道路不盡相同，大多是隨著宗主國的“非殖民化改革”而獨立，他們與宗主國仍有多種聯系。非洲國家領導人大都受西方教育，其價值觀與我國有差異。非洲國家政治制度更是多種多樣，有共和制、君主制，還有軍人專政等。但他們共同的願望是維護國家獨立、反對殖民主義。於是周總理主張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擱置一邊，“求大同，存小異”，經過努力達成一致協議。
周總理在“十國之行”中身體力行地推行上述政策。當時，突尼斯總統布爾吉巴對中美關系提出了異議，會見一度氣氛緊張，但周總理泰然自若地給予解釋說明，不僅緩和了氣氛，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中突兩國於周恩來訪問的最后一天，即1964年1月10日正式建交。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害怕美國的壓力，未敢按國際慣例，在首都接待周總理，對此周總理並不計較，這使他十分感動，表示一定要同中國建交。周總理訪問加納時，突遇恩克魯瑪總統遭刺未遂事件，為保証其安全，他親赴其住所會談，這種真誠態度成為外交史上的佳話。
但周總理的非洲政策又是具有高度原則性的——“一個中國”的底線決不能突破。塞內加爾首任總統桑戈爾是著名詩人和“黑人傳統精神論”的提出者，在非洲很有影響，該國雖同我國建立了文化和經貿關系，但因其與中國台灣保持外交關系，我國便一直未答應其建交要求，直到其降下青天白日旗，1971年12月7日兩國才建交。
理念三：援助非洲要著眼於世界和未來，追求務實互惠
殖民主義的長期掠奪和剝削造成非洲國家的貧窮落后，新生的非洲國家迫切需要外援，這也是中國同非洲國家交往中的一項重要課題。周總理訪問非洲十國期間，同加納總統恩克魯瑪等多位領導人對此進行商討，最終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確立了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從理念上看，“八項原則”有三大特點：
第一，它是中國共產黨人國際主義理念在當時的創新和使用。這種援助同“大國恩賜”截然不同。它是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有機結合，是融入了雙方民族主義利益和任務的國際主義。第一項規定：“中國政府一貫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對外提供援助，從不把這種援助看作是單方面的賜予，而認為援助是相互的。”說“援助是相互的”是強調正義的國際主義，注重“平等互利”是尋求合理的國家利益。第八項要求中國援外專家要學習白求恩的國際主義精神，做到“與受援國自己的專家享受同樣的物質待遇。不容許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周總理反復告誡大家：我們和非洲國家是同命運的伙伴關系，我們援助了他們，他們也援助了我們。非洲是發展中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際舞台上不可忽視的力量，非洲的和平發展、繁榮復興是建立國際新秩序的重要前提，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是非洲對中國的最大回報。
第二，它截然區別於“新殖民主義”。二戰后，“新殖民主義”粉墨登場，“經濟合作”和各種“援助”是其主要形式。美國最先打出這一旗號，重點援助那些駐有美國軍事基地的國家，美蘇爭霸的非洲之角和中南非洲地區。英法等國也借助所謂相互“合作”與“援助”協定，繼續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無償或以極小代價獲取其資源，並享有軍事和外交特權。中國援助非洲則嚴格尊重受援國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中國援助的目的，是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而不是造成受援國對中國的依賴。周恩來提出的“八項原則”同西方國家以“援助”為名，實則控制非洲經濟命脈、向非洲轉嫁危機的行徑是截然不同的。有外國學者就表示：尊重受援國主權是中國援助的最大特點，這是中國同西方“援助”的根本差別。
第三，它追求實效，惠及民生。援建項目既要符合當地實際，也要我方力所能及。第五項規定：中國援助要“力求投資少，見效快，使受援國政府能夠增加收入，積累資金。”周總理多次強調：“必須按照這些國家的具體情況，採取因地制宜，以中、小為主和土洋結合的方法，幫助他們建立起自己的工業基礎。”為此，“中國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產的、質量最好的設備和物資，並且根據國際市場的價格議價。”“中國政府對外提供任何一種技術援助的時候，保証做到使受援國的人員充分掌握這種技術”。在坦贊鐵路的決策和援建中，周恩來援助非洲的理念得到深刻闡釋。他明確提出“援助項目的設計必須適合當地的條件”，並多次強調：在鐵路建設的過程中，一定要訓練好技術人員和工人，使受援國人民掌握全套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鐵路建成后，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多次稱贊中國援助是真正用來造福人民。
理念四：要研究非洲和學習非洲
1960年6月，周總理接見剛果朋友時說：“你們來很好，不來我們對你們情況就不知道，我們對非洲知道的很少，很抱歉。”次年，毛主席會見非洲外賓時也講：“我們對於非洲的情況，就我來說，不算清楚。”中國領袖的坦率說明，由於歷史原因使人們偏重西方，知識精英們多留學歐美，使國人的非洲知識十分欠缺。但時代的變遷，要求思想必須改變。毛主席和周總理從實際出發，要求我國社科工作者加強對非洲的基礎研究和知識普及工作，盡快培養人才，可以先從編寫《非洲概況》之類入門讀物著手，隨之要走進非洲調查研究，獲取第一手材料。周總理常對周圍人員講：“不要以為非洲受了幾百年的殖民統治就全都是落后的，非洲國家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他指示我國赴非洲文化代表團說：“你們去不光介紹我們的文化，也要學習人家的文化”。他強調要到非洲實地調研，獲得第一手資料，“對一個國家親眼看看，要有益得多”，“沒有現場的感性知識，就沒有法子提高自己的理論知識”。為此他身體力行，在出訪非洲十國的過程中，不停地進行調查研究，深得非洲朋友的贊賞和積極回應。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延安干部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2014年0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