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周恩來研究最新進展述論
海外周恩來研究最新進展述論
徐行 黃園
2013年10月,南開大學與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聯合舉辦了第四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共有來自美國、俄國、日本、韓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波蘭、土耳其、印度、越南等10個國家的學者和中國大陸及港台地區的學者提交的129篇論文入選此次會議。通過分析此次會議的海外論文,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各國學者利用檔案和其他資料研究的最新成果,還可以大致看出未來國際周恩來研究的發展趨勢。
一、傳統問題研究仍有新成果推出
傳統的周恩來研究多集中在周恩來早年的成長經歷、周恩來思想的形成、周恩來與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等內容,在西方已有不少成果,但近年來依然有海外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且有新成果呈現。在這次學術研討會上,有美國學者就再次研究了周恩來早年思想形成與后來成為杰出政治人物和領導人類型之間的關系,以及周恩來與統一戰線問題和抗戰時期香港大營救等問題。有日本學者就周恩來早年旅日和旅歐問題進行了新研究。這些學者或通過實証調查,否定了某些傳統研究的結論;或提出新觀點,以彌補傳統研究的不足。
隨著現代領導科學作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逐漸走進研究者視野,學者也開始將領導人自身所具有的協調公共事務能力以及如何帶領追隨者取得成功作為專門領域進行研究。有海外學者認為,周恩來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與他在長期革命斗爭和領導中國建設過程中所形成的領導方法有直接關系。加拿大學者、現任職於澳大利亞格裡菲斯大學的羅伯德·柯讓·基思(Ronald C.Keith)教授認為,從領導方式上來看,周恩來應該屬於“魅力型領導者”,他的人格魅力不僅提高了追隨者的工作效率,而且在外交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政府學院名譽教授李彩珍(Chae-Jin Lee)認為,周恩來是一個改革型領導者,他所倡導的改革型領導方式的基礎是堅持道德原則和集體主義目標,並堅持以勸導、啟發和理解為主要方式的軟實力。
以往已有不少學者考察過周恩來早年的海外求學經歷,但日本法政大學的王敏教授通過考証原日本法政大學校長中村哲、原社會部教授柘植秀臣、原校長大內兵衛以及原法政大學教職工紀念周恩來留學的文章以及周恩來旅日日記中的相關記載,論証了周恩來早年在日本政法大學的求學經歷。日本原駐法國大使、青山學院大學教授小倉和夫分析了旅法經歷對周恩來的生活及其未來革命生涯的影響,對原來一些觀點提出了質疑。這種質疑有助於周恩來研究向求真求實方向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周恩來是統一戰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積極執行者之一,海外學者對此給予很高評價,並持續研究該問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馬丁·理夫林(Martin Riv-lin)教授提交的大會論文認為,周恩來作為共產黨的一位重要領導人,對於幾次具有重大意義的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中國和中共的發展。香港學者則以大量一手資料為據,深入研究了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營救和保護香港文化界人士的歷史,展現了周恩來在這次營救中的巧妙設計,表明了他對於知識分子的重視。
二、對周恩來與中外關系的研究持續升溫
周恩來是世界公認的偉大外交家,國內外學者對周恩來外交思想和作用的研究多年來經久不衰,近年來一些國外學者開始關注周恩來如何與中國周邊國家搞好關系,並把周恩來外交放到冷戰和中國外交戰略的大背景下研究,取得了新進展。這次海外學者提交會議的關於周恩來外交方面的論文,主要圍繞三個專題進行探討:
(一)周恩來與中國南部周邊國家的關系
作為新中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周恩來為開啟中國的外交事業付出了巨大努力,他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至今仍是中國處理對外關系的准繩。印度社會科學研究所理事長艾什·納拉因·羅伊(Ash Narain Roy)認為,在中印兩國間存在著深刻的歷史文化淵源,兩國間的交往首先是以文化和種族觀念出現的,特別是佛教文化的影響。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佛教也存在密切聯系。這一原則包含了佛教中最基本的行為規范,即對生命的敬畏、對他人財產的尊重、對人本性的敬重、對誠實和清晰頭腦的尊重等。而周恩來之所以能夠提出五項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於中國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正是在這一原則推動下,中印兩國在20世紀50年代重新建立友好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打開了中國通往國際領域的大門,同時推動了二戰后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以及國家間關系的良性發展。土耳其戰略研究院庫特克拉克(R.Kutay Karaca)副教授在談到周恩來的外交貢獻時,也肯定了周恩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認為建立良好的國際關系和秩序、保護世界和平、推動人類共同發展進程,都需要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加強政黨間的相互信任。越南胡志明市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的阮玉詩教授則重點研究了周恩來對中越關系的影響,認為周恩來通過胡志明間接地影響到越南革命事業。
除中印、中越關系外,還有學者研究了周恩來與中柬關系問題。美國奧本大學歷史系的翟強教授通過大量檔案資料,考証了中柬兩國間的友好關系起源於萬隆會議、中國政府爭取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親王、推動兩國建交以及在經濟和軍事上支持柬埔寨等問題。文章以冷戰為大背景,分析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柬友好關系的確立過程,著重強調了周恩來在推動兩國關系中所起的作用。這位學者還闡述了中柬關系的特殊性:其一,柬埔寨與中國沒有發生過直接的武裝沖突,兩國一直保持著相對友好的關系。其二,從國際形勢上看,由於兩極世界的格局和冷戰因素的影響,美國試圖在亞洲建立軍事同盟,共同抵抗社會主義國家,而柬埔寨具有重要的地緣價值和政治意義,成為中美兩國都想爭取的對象。因此,周恩來選擇發展與柬埔寨的友好關系,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戰略意義。作者強調,和美國不同,中國對於柬埔寨的支持不僅體現在經濟上,也體現在軍事安全上,如中國支持柬埔寨維護領土主權,並向柬埔寨作出安全承諾。在處理中柬關系時,周恩來從大局出發考慮問題。因為從政治地緣角度看,爭取和柬埔寨建立友好關系有利於打破美國在亞洲對中國的封鎖,使中國正常發揮國際影響力。
(二)周恩來與中國和東北亞國家的關系
在這次國際研討會上,有日韓學者專門研究了周恩來與朝鮮停戰協定問題、周恩來與中朝關系問題以及周恩來與“長崎國旗”事件后的對日外交問題。國外學者利用大量檔案材料進行深入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見解。
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由於涉及中美韓朝俄等各國利益,各國學者往往從本國立場出發,對此評價不一。而這次提交大會論文的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金賢正研究員卻能從較客觀的角度,分析中國抗美援朝的邏輯與周恩來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兵作戰和停戰談判中的作用。作者認為,周恩來在抗美援朝中,不僅從戰略上宏觀把握形勢,也在很多細節上作出不少判斷和指示。美國最終同意簽訂停戰協定,與周恩來巧妙的周旋和高超的談判技巧密不可分。
中日關系也是東北亞外交中的一個重點。日本長崎大學祁建民教授專門研究了“長崎國旗”事件和此后周恩來如何開展對日外交問題。作者援引大量史料,完整清晰地展現了“長崎國旗”事件的整個過程,闡明了周恩來為推動中日民間貿易發展所採取的靈活政策及其通過兩國民間交往以實現政府間官方外交的努力。作者還分析了“長崎國旗”事件后周恩來對日外交的幾點啟示,如要把對日外交放在國際關系的大格局中進行、在對日工作中充分發揮民間友好外交的作用、要團結和重視各種進步友好勢力等。
(三)周恩來在中美關系緩和與發展中的作用
開展大國外交是周恩來外交的重點,中美關系也一直是西方學者研究的重點,但長期以來還沒有學者對周恩來與基辛格多次會談的內容做深入研究。在這次研討會上,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座教授陳兼首次披露了周恩來與基辛格就中美軍事合作進行三次會談的歷史。作者指出,在會談中,周恩來和基辛格都認為,在不宣布正式結盟的情況下,加強兩國間的技術性合作是必要的。由於毛澤東的憂慮和“四人幫”的擾亂,這一合作意向最終不了了之,但這件事並未影響兩國關系的緩和以及《上海聯合公報》的簽訂。美國紐約長島大學的夏亞峰教授全面研究了1969年至1972年間周恩來與中美關系緩和的問題。作者認為,為打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孤立,中國領導人在這一時期有意通過採用務實外交政策擴大與美國的接觸,努力建立兩國間的外交關系。作為中國外交事務日常管理者和執行者的周恩來,通過對毛澤東潛移默化的影響而改變了對美外交政策,真正標志著兩國關系開始緩和的事件正是由周恩來策劃的“乒乓外交”。澳大利亞格裡菲斯大學的羅伯德·柯讓·基思(Ronald C.Keith)教授專門研究了在中美關系正常化過程中周恩來的實事求是與基辛格的“實用主義”。作者分析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才能適應中美關系正常化、周恩來的“實用主義”在國際關系中的反映、中美聯合公報反映的兩國現實主義立場等問題,認為周恩來和基辛格共同推動了中美關系的正常化,促成二者合作的因素就是二人靈活的思考方式。正是周恩來和基辛格相似的指導思想促成了中美兩國“化干戈為玉帛”的重新握手,但基辛格的“實用主義”對周恩來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影響不大。對於中美關系的研究,這幾篇論文各具特色,皆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進一步深化了中美關系的研究。
三、人物對比與人際關系研究成為新的熱點
隨著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一些西方學者將周恩來與本國領導人或中國其他領導人做對比研究,成為近年來周恩來研究的一個新熱點,這在本屆學術研討會上亦有體現。
土耳其戰略研究院庫特克拉克(R.KutayKaraca)副教授比較了周恩來和土耳其主席凱末爾成為杰出領導人的經歷,分析了周恩來在政府管理、外交領域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他認為,周恩來和凱末爾在獲取權力之前有著相似經歷,這對他們后來成為國家領導人發揮了重要作用。
越南胡志明市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的阮玉詩教授從文化背景角度,分析了周恩來與胡志明的友誼及其對越南革命事業的影響。該學者指出,周恩來受越南人民愛戴的原因之一就是越南人民以感性態度為生活原則。與政治及經濟因素相比,他們更加注重友誼。同時,越南存在著一種特殊性的領袖亞文化形態,這種文化使越南的領袖更加親民,以為人民服務為准則。顯然,周恩來和胡志明都具有這樣的品質,這也是他贏得越南人民愛戴的主要因素。作者將越南人民愛戴胡志明和周恩來的原因歸結為越南的特殊文化,這是其他學者以前沒有提到的,開辟了海外周恩來研究的一個新視角。
日本創價大學高橋強教授從創價大學創始人、教育家池田大作的理念出發,評價了周恩來精神與“創價式教育”的精髓所在。作者指出,在池田大作心中,周恩來是一個“世界市民”,他擁有“共生的道德風范人格”,是以仁、義、禮、智、信為主要內容的“五常”的體現者。這一評價體現了日本學者對周恩來的敬仰,寓意著周恩來精神對建立“和諧世界”的意義。
還有台灣學者探討了周恩來與中共黨內另一位高級領導人彭真的關系,認為周恩來恰當地運用了彭真的政治能力所長,使他在領導崗位上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給予逐漸陷入政治風暴的彭真以適當幫助,在能力所及的范圍內果斷出手相救,保護彭真的生命安全,體現了周恩來性格中的待人謙和、平等待人、愛惜人才的一面。
四、研究重心的后移與研究領域的拓寬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外學者的研究熱點是周恩來的早年、周恩來民主革命時期的業績等。進入新世紀,外國學者的研究重心后移,轉向周恩來與新中國的政治、外交、國防、經貿、文化等各項事業以及周恩來的晚年與人際關系等,這些內容在本次學術研討會上也有所體現。波蘭羅茲大學梅德明(Dominik Mierzejewski)教授通過對當年中國主要媒體報道的分析,運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結合中國官方媒體對美蘇兩國的批判,分析了美蘇冷戰和周恩來外交活動之間的關系,著重論述了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破阻力開展外交活動的情況。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教授、莫納虛大學的孫萬國(Warren Sun)研究員研究了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艱難地開展解放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作。作者認為,在林彪事件后,毛澤東開始考慮恢復“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的工作,並決定由周恩來具體負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馬丁·理夫林(Martin Rivlin)教授也認為,雖然周恩來沒有明確批判過“文化大革命”中的過激行為,但他保護了一大批老干部,當然也包括那些負責中國外交政策的官員,他們在林彪事件后執行中國新外交政策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由上可見,這次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外國學者提交的幾篇關於周恩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研究,對周恩來的評價比較客觀。
近年來與研究重心后移同時呈現的另一個特點是研究領域和范圍的拓寬,外國學者對周恩來研究的熱情不減,對周恩來的評價也呈現多元化趨勢。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弗拉基米爾(ВладимирПортяков)研究員提交大會的文章,介紹和評價了現階段俄羅斯的周恩來研究概況,涉及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關系、周恩來與中蘇關系、周恩來在中非外交中的作用等內容。美國的邁克爾·諾斯(Michael North)則認為,周恩來所具有的追求誠信、富有社會責任感和同情心、做事謹慎、尊重和他一起工作的每一個人等個人品質,對於當下的商業領導者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因為這也是現代企業中每一個成員所期望的素質。
五、小結
綜上所述,本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周恩來研究的許多領域取得了不少新進展。多數參會論文史料翔實、觀點明確、評價客觀。一些學者利用國內外新近披露的檔案,做了大量的考証、分析和研究工作,糾正了過去的某些誤解,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研究空白。由此可以看到,近年來海外對於周恩來的研究熱度不減,研究重心不斷后移,正從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與中國內政外交的研究,朝著周恩來管理思想和政治理念對政體改革、政府治理和當代國際關系啟示的探討這一方向發展。周恩來的人際關系、周恩來與其他政治人物的對比研究正成為新熱點。海外學者的研究視角不斷創新,研究范圍向多元化方向推進。所有這些必將促進未來周恩來研究的新發展。
從某種程度上說,周恩來的一生是中共半個世紀歷史的一個縮影。離開對周恩來的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以及現代中國政治、中國外交、中國社會中的許多重要問題都很難闡述清楚。對周恩來的生平、思想及其深遠影響繼續進行深入研究並作出公正客觀的歷史評價,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而今后若想將周恩來的研究引向深入,我們必須擴大同海外學者的學術交流,更多地利用一手檔案資料,更好地借鑒外國學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真正貫徹落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打破各種學術禁忌,把周恩來研究與國際國內的社會背景緊密聯系起來,進一步推動全世界的周恩來研究不斷向縱深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