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給曹雲屏三封信

周恩來給曹雲屏三封信

秦九鳳

1952年秋天，周恩來到上海視察，會見了他的童年摯友、當時在華東機關幼兒園當保育員的表姐龔志如。龔志如在向表弟敘說她每天和孩子們在一起的快樂時，突然收住了話頭，對坐在身旁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說：“可惜你們倆沒有個孩子。”

周恩來一聽哈哈大笑起來，說：“誰說我們沒有孩子？我們一共有十個。”說著，周恩來還伸出右手，上下翻了一下，表示十個的意思。就在龔志如十分驚訝和茫然不解時，周恩來又嚴肅地說：“這十個孩子的父母為革命犧牲了，我們就主動擔當起他們父母的責任。現在他們都生活、學習得很好。”龔志如這才聽懂了，也理解了。

其實，據筆者所知，自身無子女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照顧、撫養的孩子是遠遠不止十個的。他們照顧、撫養的孩子大體有如下幾種。一是革命烈士子女，像孫維世、李鵬等人。二是在特殊崗位上工作的同志子女。所謂特殊崗位是指做地下工作或在前線領兵打仗的人，像龍小虎、小瑜等人。三是父母因故、因病去世遺下的子女，像周同慶等人。四是他自家的親屬，像他的侄女周秉德，侄兒周爾輝，侄孫周國鎮等人。不過，在這四部分孩子中，撫養烈士遺屬是他的重中之重。他向這些烈士子女們付出了超越血緣關系的愛，社會上知道的人很多。然而他對大革命時期犧牲的革命烈士曹淵的兒子曹雲屏的愛，至今卻鮮為人知。

曹淵是安徽壽縣瓦埠南務農村人，譜名曹群寬，字淵，黃埔一期第三隊學員，入黃埔軍校后以字行。在周恩來領導下，曹淵在參與平定廣州商團叛亂和兩次東征中，戰功突出，受到周恩來的特別賞識，被提拔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三師九團一營營長。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后，共產黨員曹淵被迫離開第一軍。

1926年5月，國民政府在廣州醞釀北伐，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為骨干組成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2100余名官兵隨師北伐。時在汕頭任東江各屬行政委員的周恩來帶著曹淵趕回廣州，在廣州司后街葉家祠葉挺家中召開獨立團連以上干部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他根據團長葉挺的要求，任命周士第為獨立團參謀長，曹淵為第一營營長。他倆都是堅定的共產黨員。在周恩來“飲馬長江”、“武漢見面”的講話激勵下，曹淵的一營在北伐途中軍功赫赫，受到第四軍的通令嘉獎，團長葉挺撰文盛贊：“第一營在敵強渡汨羅江時與謝文炳千余人相對抗，將敵擊潰。官兵英勇精神為友軍所贊。”參謀長周士第也稱贊：“此次戰役，曹淵吃苦耐勞，英勇頑強，表現十分出色！”打那以后，曹淵的名字便一直在“鐵軍”內傳揚，更為他的直接領導人周恩來、葉挺等人賞識和看重。

1926年9月，各路北伐大軍合圍武昌城，葉挺獨立團受命擔任賓陽門至通湘門之間的攻城任務。9月5日深夜，北伐軍久攻不下，傷亡慘重。曹淵身先士卒，率一營“奮勇隊”拼死登城，眼見天已拂曉，登城仍未成功，全營官兵大部分犧牲，所剩人員不足一個班的編制。於是，曹淵在城下紛飛的彈雨中提筆向團長葉挺緊急報告：

團長，天已拂曉，登城無望，職營傷亡將盡，現僅有十余人。但革命軍人有進無退，如何處理，請指示。

曹淵

就在他寫到自己名字的最后一筆時，不幸被城頭上射下來的一顆罪惡的子彈打中頭部，倒在了血泊之中，時年僅25歲。

得知曹淵壯烈犧牲的消息后，周恩來特別難過，葉挺更是失聲痛哭。經葉挺他們組織力量，連夜搶回曹淵遺體，后來與當天攻城獻身的191名官兵安葬於洪山公墓。墓前碑上橫額為“浩氣長存”，碑中豎額為“精神不死”等。

曹淵犧牲時，他的兒子曹雲屏隻有兩歲。由於對他家人瞞著消息，曹雲屏小時叫二伯為“爸爸”，叫舅舅“大大”，一直到他長大懂事了，才知道他的父親早已為革命犧牲了。

1938年國共合作抗日后，周恩來到武漢作為中共代表與國民黨談判。這時，曹雲屏的堂兄曹雲露從延安學習返鄉，擔任中共安徽省工委書記。他告訴曹雲屏周恩來在武漢、葉挺在南昌的消息。當時已經14歲的曹雲屏因為家裡太困難，沒錢讀書，曹雲露他們就建議他給葉挺和周恩來寫信求助。於是，曹雲屏就請人分別向周恩來、葉挺各寫了一封信。沒想到周恩來很快就給曹雲屏回了信(圖I)。

雲屏賢弟：

來函收閱。令尊曹淵同志為謀國家之獨立，人民之解放，而英勇的犧牲了，這是非常光榮的。我全黨同志，對曹淵同志這種英勇犧牲精神，表示無限的敬意。

此次接讀來函，知雲屏弟尚在家中，以家境貧苦，雖無法升學，而求深造之心甚切，足証曹淵同志有其子也。如弟能離開家庭，則望來漢口，以便轉往陝北延安抗大或陝公受訓，並付來洋弍拾元，藉作來漢路費。此致

近好！

周恩來

三月十九日

信寫好后，周恩來又在信箋眉上加上了“如來漢，望到日租界中街八十九號大石洋行找辦事處可也”。

周恩來的這封信用的是第十八集團軍武漢辦事處的公用信箋。他在信中提到的“延安抗大”、“陝公”分別指的是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這兩所延安的著名學府。透過這封信，我們不僅看到了周恩來對烈士曹淵的無限懷念和敬意，也看到了他一貫心細如發的行事風格：向曹雲屏匯去20塊大洋的路費，交代了詳細的地址。曹家在收到信和款后，考慮到曹雲屏太幼小，讓他一個人出遠門路上不放心，就讓比曹雲屏長兩歲的堂兄曹雲青陪著曹雲屏一道赴武漢。就這樣，從皖北到湖北那麼近的路程，在那兵荒馬亂的歲月，這兩兄弟舟車輾轉，有的地方還完全靠步行，整整花了一個多月時間才找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見到了他們朝思暮想的周恩來同志。

周恩來對曹氏兄弟的到來非常高興，他摸著曹雲屏的頭，欣慰地說：“個頭不小啊！”隨后又親切地詢問這兄弟倆家中及路上情況，並當即讓八路軍駐漢辦事處的同志發給了他們八路軍的臂章和護照。周恩來還關切地問：“延安那裡的生活是很苦的，你們怕不怕？”曹氏兄弟異口同聲地回答：“不怕！”聽了回答，周恩來的臉上露出了笑意。隨即他就提筆給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林伯渠同志寫信，介紹曹家兄弟倆的情況，以及如何安排他倆到延安學習等事情。

曹氏兄弟到延安后被安排進陝北公學學習。在陝公學習約兩個月的時候，校長成仿吾突然通知曹家兄弟去延安城內西山腳下的石窯洞。這兄弟倆趕到那裡才知道，原來是周恩來從武漢返回延安要見曹雲屏、曹雲青兄弟。周恩來親切地和他倆握手，微笑著問這問那，就像慈父一樣對他們說：“到了延安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要抓緊時間多學習理論和文化知識，今后好為黨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在陝公學習三個月后，曹家兄弟又轉入陝甘寧邊區中學就讀。在邊區中學讀了兩個多月后，天氣轉涼。曹氏兄弟得悉周恩來又一次回到了延安，就又迫不及待地去看他。一見面周恩來就問他們學習、生活情況，還問曹雲屏有沒有給家裡寫信，問他母親現在生活怎麼樣，能不能出來工作等等。曹雲屏告訴他：“我母親不識字，又纏過足，出來肯定不方便，會給我們黨增加負擔。”周恩來沉思良久，顯然又陷入了對曹淵烈士的回憶和懷念。周恩來抬頭看見他們身上穿得比較單薄，就又問：“你們冷不冷？”兩兄弟回答說：“我們不冷。”他倆回到學校后不幾天的一個傍晚，正在操場上玩耍時，聽說有人來找，原來是周恩來的警衛秘書(到國民黨統治區時稱周恩來的副官)邱南章。他受周恩來委托，給曹家兄弟送來了60元邊幣，叫他們每人做一件棉衣，以便讓他們御寒。

無論在陝公還是在邊區中學，曹家兄弟都是如魚得水，到延安的當年，兄弟倆就都光榮地加入了共產黨。而且，無論是文化學習還是體力勞動，都沒落人之后。曹雲屏就和哥哥曹雲青商量把自己在學校的學習和勞動情況向周恩來作個報告。然而，當時周恩來大多在武漢(后來到重慶)主持中共與國民黨談判等方面的工作，不在延安。直到1939年6月中旬，因蔣介石不斷制造摩擦，甚至掀起反共高潮，周恩來為了與中共中央商討對策，從重慶返回延安。是年8月曹氏兄弟從校領導那裡得悉周恩來已經從重慶回到了延安的消息，於是就迫不及待地向周恩來寫信匯報。同時，對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摩擦十分氣憤，以致使他們同學中對抗戰前途都有各種猜想，便也在信中提出了疑問，想請周恩來對當時的時局給個明示，作個指導。那時，國民黨統治區和共產黨領導的邊區統一由國民黨的國民政府郵局運輸、投遞信件。但在邊區內的郵件轉遞是由邊區政府交通站投送的，所以周恩來很快就收到曹雲青、曹雲屏兩兄弟的信。然而不巧的是，1939年7月10日，周恩來應邀去延安中共中央黨校作報告途中，周恩來騎的馬受驚，把周恩來摔了下來，導致右臂骨折。但是周恩來仍然給曹家兩兄弟寫了回信(圖2)：

雲青雲屏同志：

你們的信都收到。得悉你們學習緊張，生產努力，欣慰非常。我因墜馬傷臂，不便作書，你們提的問題，恕我不能答復了。現在我要出外就醫，日內就動身。希望你們更加努力學習，並祝你們進步。

周恩來

八·二十三

周恩來墜馬傷臂后，在延安進行了一個半月的治療，但臂骨的愈合不理想，而且右臂肌肉出現萎縮。周恩來考慮到黨和人民有大量的工作等待著他去做，因此在他右臂骨折的當晚就不顧自身疼痛，練習用左手寫字。這封信雖然運筆流暢，但仔細觀察起來仍與一年前他的筆鋒大相徑庭，筆者判斷，極有可能是周恩來用左手寫的。這也足見周恩來對烈士子女的赤誠摯愛之心。

前邊說的曹雲屏有位堂兄曹雲露，也就是曹雲青的親哥哥。1937年底，他在陝公畢業后，中共中央派他回安徽省壽縣組織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和皖北游擊大隊。5月份，曹雲露任中共安徽省工委書記和游擊大隊大隊長，還曾率游擊大隊強襲日本侵略軍佔領下的鳳陽縣城。曹雲露也曾數次秘密赴武漢、重慶向周恩來或長江局、南方局其他領導匯報工作。

1939年初，中共中央調曹雲露至湖北黃岡開辟新區，在蔣介石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夏家山事件”中壯烈犧牲。曹雲青、曹雲屏很長時間聯系不上哥哥曹雲露非常著急，而有關方面得悉雲青、雲屏是雲露的兄弟后，又對他倆封鎖消息，怕他們感情上受不了，影響他們的學習和工作。

1941年，周恩來從蘇聯治病回國，旋即去了重慶，直到1943年才回延安參加整風。焦急難耐的曹雲屏便向周恩來寫信，希望周恩來告知他們曹雲露的情況。於是就有了周恩來給曹雲屏寫的第三封信(圖3)。

雲屏同志：

你的兩封信早收到了，一因忙，二因想打聽下皖北的情形再回答你，可是皖北始終沒有人來，故遂一擱至今。

我下星期二(十四)，大概要到你們那裡去，到時可以和你談了。特告。

周恩來

十二·九

這封信說明，周恩來對曹雲露同志的工作調動、犧牲等情況並未掌握，或者他掌握了，也對曹雲屏保密。筆者根據相關史料所記載的周恩來當時的活動史實判斷，前者可能性比較大。當時曹雲屏已在延安橋兒溝讀延安大學。周恩來在這封信中說的“到你們那裡去”就是指的到延安大學去。“十四”指的是1943年12月14日。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一直在延安讀書長大成人的曹雲屏從延安大學畢業。他很想回家鄉安徽工作，就以自己的想法請示周恩來。周恩來諄諄教誨他說：“干革命，為什麼一定要去家鄉呢？你應該爭取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層去，到連隊去。”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曹雲屏背上背包、干糧袋等奔赴東北合江地區，到那裡發動群眾，剿匪反霸，搞土改，建黨、建政，並曾擔任縣民運工作隊隊長、公安局局長。1949年，曹雲屏隨著解放大軍的洪流南下江西，1953年又調到廣州，任廣州市公安局三處處長，廣州市紡織局局長，市計委主任和市政府秘書長等職。在廣州工作期間，他每次赴京開會，隻要周恩來在京，他都設法與西花廳聯系上，去看望周恩來、鄧穎超，向周恩來匯報工作生活情況。

1986年，鄧穎超到廣州視察工作。她在會見葉選平市長時問：“怎麼不見曹雲屏？你叫他帶著全家來見我。”曹雲屏得悉后，帶上全家大小去看望鄧穎超。鄧穎超親切地接見了他和他的家人。

1986年，曹雲屏從中共廣州市委秘書長任上退居二線，擔任中共廣州市委顧問委員會副主任，還兼廣州新四軍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廣東省黃埔同學會顧問等職。1992年，他偕夫人方揚到江蘇淮安參觀瞻仰周恩來紀念館，是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的第一批瞻仰者。(編輯黃艷)

(作者是淮安市周恩來紀念館研究室原主任)

（來源：《百年潮》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