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周恩來在國共軍事合作中的獨特貢獻
抗戰初期周恩來在國共軍事合作中的獨特貢獻
——以1937年8月11日國民黨軍政部談話會為中心
王濤
周恩來是一位偉大的軍事家，學術界對此早有共識，尤其是隨著《周恩來軍事文選》的刊行，越來越多的學者深刻地認識到周恩來軍事思想的原創性【參見璞玉霍：《周恩來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創造性貢獻——讀〈周恩來軍事文選〉》，《上海黨史與黨建》2001年7月號。】，比如：學術界聚焦到紅軍時期尤其是特殊歷史關頭，周恩來對人民軍隊武裝斗爭的重要貢獻【參見王永林、徐焰：《遵義會議前后周恩來的軍事實踐》，《軍事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周恩來在人民軍隊領導體制建設上的貢獻【參見劉武生、杜宏奇：《偉大的軍事家周恩來——〈周恩來軍事文選〉述評》，《黨的文獻》1997年第4期。】。相關研究都力圖從不同角度透過周恩來的個人思考與實踐，展示出中國共產黨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下堅持不懈的奮斗實踐、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和無所畏懼的信仰力量。
如果進一步拓展研究視角，將周恩來的軍事實踐及其論述置於國共兩黨的歷史文獻中考察，甚至放到中國現代史包括抗戰史的大歷史脈絡中分析，無疑會深化對他在人民軍隊建設、武裝斗爭，尤其是在黨際軍事合作等方面的獨特貢獻的研究。有鑒於此，本文以1937年8月11日周恩來在國民黨軍政部談話會上的發言為樣本，圍繞全面抗戰爆發后國共雙方抗戰戰略的設計、實踐及所產生的關聯性政治影響，論析在特殊歷史關頭他在推動國共兩黨軍事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方面的特殊貢獻。
一、一份電報：促成中共參加國民黨軍政部談話會
1937年7月31日，在雲陽鎮的周恩來收到葉劍英來電，得知桂系將領李宗仁、白崇禧、川軍將領劉湘准備赴南京出席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即將召開的國防會議。周恩來立即同博古等人致電毛澤東、張聞天，提出中共亦應派人參加，爭取公開合法地位，並建議由周恩來和葉劍英出席。【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頁。】這是一份周恩來等人積極主動發出的電報，正是它促成了中共參加國民黨軍政部談話會，並實際上再次開啟了其后在南京的國共談判。8月1日，中共中央先是一度來電明確表示“不應要求參加國防會議”，但馬上又調整政策，批准了這份電報倡議的南京之行。【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頁。】
如何理解這份電報及其峰回路轉的命運？如果全盤掌握此前中共黨內領導層的密集交流與國共談判的情況，就能明白這份電報背后周恩來等人推動國共談判的良苦用心及其獨特角色與特殊作用，由此能夠更好地研究其后的軍政部談話會及一連串的黨際談判活動。
七七事變后，中國共產黨立即致力於“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大得各方歡迎”。【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修訂本）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325頁。】然而第二次廬山談判【1937年6月8日一15日、7月13日（或14日）-18日，周恩來兩次赴廬山，與國民黨進行會談。】，卻被國民黨迎頭澆了一盆冷水：因為蔣介石在紅軍改編后的指揮和人事問題上出爾反爾，讓帶著中共中央商定的預案秘密二上廬山的周恩來等中共代表感覺“一再失信於黨中同志”，以至於7月15日周恩來致信蔣介石表示抗議。【參見《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頁。】其后中共的單方面讓步還是沒有換回可以接受的結果，18日周恩來等人憤然離開廬山【7月21日，周恩來等人致電張聞天、毛澤東：“因在廬山力爭無效，已來寧、滬暫觀時局變化。”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80頁。】，國共談判陷入僵局。
鑒於“日軍進攻之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之可能”，7月20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轉林伯渠，決定“採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其間又一度考慮周、林等談判代表中“以一二人去雲陽商改編問題后回延安”﹔隻不過，中共畢竟還是想在“華北抗戰之勢將成”的大氣候下等待雙方重啟談判，故雖有“擬請轉上海回西安轉雲陽與紅軍將領一商”的設想，最終還是電示“周、林暫留滬觀察形勢如何”。【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修訂本）上卷，第326—327頁。】
中共中央讓步而無結果的談判，使中共黨內一些領導人對蔣介石的政治立場產生了質疑。7月26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等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軍委，認為蔣介石所提之改編條件苛刻，“超過我們統一戰線的最低限度原則”【《朱德年譜（新編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50頁。】。30日，朱德、彭德懷等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葉劍英，認為蔣介石仍“未脫離向日求和幻想”，據此建議中央：“我們應有足夠的認識，南京政府現仍未修正其嚴重動搖性。”【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第172頁。】
蔣介石的倒退是中共領導層早已估計到的，第二次廬山談判失敗隻不過讓中共領導層印証了這種看法。7月2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再次聲明“紅軍和蘇區必須全權由我們包辦”，明確表態“統率機關必須是總指揮部或軍部”等，肯定了26日雲陽鎮紅軍高級將領聯署電報中的原則和主要建議。【參見《朱德年譜（新編本）》（中），第651頁。】
無論是雲陽鎮的紅軍高級將領們，還是中共黨內負責同志，抑或是具體負責談判工作的周恩來等，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當局的倒退行徑有相當的不滿是事實，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更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是如何讓中國共產黨打破即將陷入僵局的談判局面，贏得公開合法的地位。畢竟在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頭，舉國一致對外是大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最為迫切的問題。
在這種復雜的局面下，周恩來沒有放棄與國民黨當局溝通的努力。7月27日，周恩來在同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的會談中，抓住蔣介石催促紅軍迅速出動抗日的意見，當即表示：紅軍改編出動抗日沒有問題，但要對方立即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80-381頁。】這份宣言是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政治基礎，周恩來由此爭取了談判的主動權。
7月31日，葉劍英提供的信息讓周恩來敏感地意識到，這個機會有可能讓中共在南京這一更大的政治舞台與國民黨核心層直接進行談判。他立即與博古等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匯報情況的同時要求積極參加這次會議。起初，中共中央鑒於蔣介石在第二次廬山談判中的態度和國共談判的僵局，認為“不應要求參加國防會議”，“宣言未發表，綱領未確定，合作未成立”，顧慮蔣介石“抗戰決心與合作誠意增加至何種程度，尚待爾后証明”，說到底也是擔心“我急他不急，不但無益於事，且被其輕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第173頁。】8月1日，周恩來收到毛澤東轉來的參加國共談判的國民黨代表張沖急電：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速至南京共商國防問題。【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81頁。】中共中央書記處改變了指示，“不是我們要求，而是他邀請，當然應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第173頁。】。至此，分處延安、雲陽鎮的中共領導層對參加南京談話會達成一致意見。應當說，周恩來等的電報所包含的思路，本質上與當時在延安的毛澤東、張聞天是一致的。“當然應出席”五個字足以說明毛澤東等推動陷入僵局的國共談判的強烈願望。拉長研究時間段后就不難發現，電報所孕育和催生的國共交流，不僅直接撬動了7月中旬即已陷入僵局的國共談判，並透過這種互動間接推動了國共第二次正式合作。
不過，由於之前國共談判過程中南京方面的背信與倒退，中共對與國民黨的談判仍十分警惕。8月1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朱德、周恩來轉彭德懷、任弼時，明確規定：“紅軍抗日出動的路線、出動的兵力、作戰的方法，都不宜請蔣決定、頒發，這些都隻能待適當時機，由我們提出與之商定，方不吃虧。”【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修訂本）上卷，第330頁。】
但另一方面，中共對這次談話會又賦予了相當重要的期許。8月3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博古並告葉劍英：“此次赴寧，須求得下列問題一同解決：（一）發表宣言。（二）確定政治綱領。（三）決定國防計劃。（四）發表紅軍指揮系統及確定初步補充數量。（五）紅軍作戰方針。”【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第174頁。】這五項內容，除政治宣言、政治綱領等屬於中共方面極為關心、國民黨方面極為敏感的問題外，還包括國防計劃、紅軍作戰方針等雙方都極為關心的挽救時局的緊迫問題。尤其是，如果能夠在國防計劃、紅軍作戰方針等問題上充分表達紅軍的意見並影響到全面抗戰戰略設計，中共可以借此擴大自身影響，贏得政治上的主動。故毛澤東、張聞天在3日致電周恩來等，要求在雲陽鎮討論相關問題，商定后即電告中共中央﹔4日張聞天又到毛澤東住處會商對國防問題的意見，足証對軍事議題的重視。【參見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1900—1976）》（修訂本）上卷，第332頁。】
二、紅軍開拔與參戰路線：“此次來京第一問題”
8月11日，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赴南京，與白崇禧、黃紹竑、衛立煌等國民黨將領一起，參加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主持的談話會。周恩來開門見山地提出紅軍開拔與參戰路線，說這是“此次來京第一問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二），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鳳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頁。】。
紅軍參戰的路線問題，中共黨內與國民黨當局是有不同看法的。1937年7月11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彭德懷、任弼時、鄧小平，在內部宣布：“已電周恩來轉告林伯渠向蔣介石交涉，紅軍調赴河北應戰。”【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頁。】就在毛澤東、朱德代表紅軍請戰的當天，何應欽主持盧溝橋事變第一次會報，痛感兵力不敷使用、處處捉襟見肘，已經考慮“陝西孫蔚如部可調一師”，“可使用之部隊，由軍委會再加檢討”。在這種背景下，抽調紅軍參戰只是時間問題。7月12日下午9時，何應欽主持召開盧溝橋事變第二次會報，與會人員提出：“必要時令第三者出綏東侵內蒙，以擾敵之側背。”“第三者”指陝北紅軍，國民黨的軍事決策層希望紅軍沿平綏線，依托內線根據地攻擊平津一帶的日軍，“必要時發動綏東之戰爭及察北偽軍之反正”。8月3日，蔣介石核定何應欽等四長官簽呈：“即令陝北朱、毛所部開綏東，出察北，向熱河挺進。”【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二），第9、10、50頁。】當天，蔣介石還向紅軍明確下達“立即向綏德、榆林、延安等地集中，以便出發抗日”【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8卷（1937—1939），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536頁。】的命令。8月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劉伯承、林育英：“蔣介石已令紅軍至遲二十日出發，二十五日到大同集中。”【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4頁。】
然而，國民黨關於紅軍開拔與參戰路線的軍事部署，沒有統籌考慮到西北地區的兵要地理與中共軍隊的實際情況。當時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各主力兵團分散在從甘肅正寧（劉伯承部）到淳化、枸邑（林彪部）及耀縣（賀龍部），加之各部隊軍糧供給捉襟見肘，現實問題困擾著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對紅軍開拔與參戰路線的選擇。
8月4日，周恩來與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懷、任弼時聯名致電張聞天、毛澤東（以下簡稱“‘支申電’方案”），提到國共談判中可能涉及的許多方面。其中，在紅軍開拔路線上，眾人達成初步共識：“由韓城、平民分兩路渡河，經同蒲路北上作戰。”【《周恩來軍事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頁。】紅軍取道韓城等處，所選擇的渡口分別靠近同蒲路的新絳與蒲州，其著眼點在於紅軍主力的機動轉移，這是“支申電”方案的關鍵。
不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領導人並非完全不考慮向北取道開赴前線。作為對國民黨建議和“支申電”方案的回復和補充，8月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紅軍出動以綏德、榆林為后方是有利的，但行軍將有大的困難。故主力仍以在韓城、宜川渡河為有利，一部出綏榆。”毛澤東的方案照顧到了北出綏、榆的建議，但又提出主力偏向韓城、宜川，事實上基本同意了“支申電”方案取道韓城渡河的思路。但正因為毛澤東沒有完全否定北出綏、榆的建議，所以8月7日他再次電告彭德懷、任弼時、劉伯承、林育英：“請考慮以四方面軍經太白鎮、鄺縣、延安、綏德出大同的問題。太白鎮到瓦窯堡一段約八天行程，絕無糧食，如取此途，須立即備糧。部隊到綏德后准備在該地休息待命。”【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3、194頁。】電文中透露的信息是，紅軍向北取道的話，地瘠民貧的陝北難以解決大兵團的軍糧問題。8月8日，彭德懷、任弼時、左權致電賀龍、關向應：“立即調查韓城、榮河、臨晉三點渡河船隻、流速、河寬及兩岸宿營房屋。”【王焰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頁。】在彭德懷、任弼時、左權下達偵査命令的次日，8月9日，毛澤東正式電告西安辦事處和前總：“紅軍走陝北千余裡缺糧，由洛川直到神府均遭旱荒，無法通過，必須走韓城。”8月10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任弼時：“已電國民黨南京、太原、西安方面，說明紅軍隻能走韓城決不能走陝北的理由。為准備萬一走陝北，請令各部備辦攜帶之糧食。綏德以南洛川以北八百余裡絕無糧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所年譜組編《毛澤東軍事年譜（1927—1958）》，第195頁。】
雖然在給彭德懷、任弼時等的電報中，毛澤東尚顧及到萬一走北路的可能性，但在8月10日同一天，毛澤東給彭雪楓指示對閻錫山的工作要點時卻極為強調走韓城：“出動路線，因洛川至府谷千余裡無糧，延安南北八百余裡顆粒無買（機關糧食從晉西與西安買來），因此決不能走陝北，隻能走韓城渡河經蒲縣、孝義、汾陽到大同集中。”為了強調工作任務，毛澤東以毋庸置疑的口氣命令“此點與閻交涉一定要辦到”。【《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之所以條分縷析地考察共產黨在抗戰爆發伊始關於開拔路線的往返電報，是要說明在周恩來正式與何應欽商談之前，國民黨指定紅軍主力北出綏、榆的方案，基本上已經被中共自己的方案取代。“此次來京第一問題”乍一看似乎是信手拈來的問題，其實非常棘手。更深一步看，周恩來首先提及這一問題，因為它牽一發而動全身，一方面事關紅軍抗戰戰略的設想，另一方面還與當時國民黨的戰略構想有關。如果處理不好，有可能導致兩黨軍事上的合作才剛剛開始就面臨著難解的問題，兩黨之間剛剛回暖的關系就要面臨一場危機。
幸運的是，周恩來與國民黨洽商解決“此次來京第一問題”的策略是很巧妙的。根據現存檔案記錄，他在發言中首先介紹主力紅軍各自駐屯的位置：已經被改編為一一五師的主力紅軍在淳化、枸邑一帶，賀龍部在耀縣，其余大部在甘肅正寧，由此不露痕跡地向國民黨與會人員介紹了主力紅軍分散駐屯的實情。在此基礎上，周恩來提出中共方面的看法：“奉命后集中需時，且令集中榆林一帶較之指定集中日期，相差過遠。”這段發言柔中帶剛、綿裡藏針：表明中共並非不想執行國民黨方面制定的開拔方案，而是這一方案實際上難以執行。由此，周恩來提出中共方面的預案：“此次來京第一問題，即在請指定捷近路線，最好沿渭河北岸經韓城渡黃河。”【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二），第72頁。】
面對周恩來有理有據的論辯、有破有立的建議，國民黨與會代表作出積極反應：8月12日上午，何應欽、黃紹竑、白崇禧三人進一步會商前線生力軍的投送問題時，明確“第三者部隊最好集結長安，用火車輸送至前方”【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二），第76頁。】，經路固然與周恩來的建議不同，但是從戰略投送方向上來說，實質上放棄了蔣介石提出的北出綏、榆的方案。獲悉國民黨軍事決策層的意見后，8月13日21時，朱德、周恩來與葉劍英急電毛澤東、張聞天：“我軍出發，中央擬用車運，囑我軍准備往鐵道附近移動。”【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第176-177頁。】
以往，學者們在研究紅軍的抗戰方針、投人抗日戰爭的戰場選擇問題方面，注重強調共產黨領導層的戰略思考及其變化過程並凸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思考相關問題上的獨立性，這是事實。但僅有對抗而沒有共識，兩黨的合作又從何談起？歷史的復雜性與多面性恰恰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抗日出動的路線、兵力和作戰方針等方面的建議，其實並沒有黨派私利，更多地是建立在中共對民族救亡戰爭戰略布局思考與認識的基礎上，並充分考慮到國民黨軍事決策層的意見和國民黨政府國土防御的總體部署，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在那個時期兩黨合作的政治自覺性、並肩從事民族抗戰的歷史責任感。在這一過程中，中共利用巧妙的談判技巧和分寸感極強的溝通策略加深共識、避免沖突，使國民黨決策層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中共的建議，放棄他們不合理的命令，周恩來在這次談話會上的發言無疑是一個成功的范例，反映了抗戰初期國共兩黨之間的良性互動。
三、持久抗戰戰略：積極影響華北正面戰場的戰略部署
紅軍參戰路線問題，只是周恩來在南京談話會上發言的切入點和引子。在這次談話會上，他還就華北持久抗戰的戰略構想與實施原則等問題提出重要建議，集中宣傳、介紹了中共對華北持久抗戰戰略的黨內思考，並透過這個問題積極影響國民黨，從而對抗戰初期特定階段華北正面戰場的抗戰總體部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不能否認的是，早在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國民黨對與日作戰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已有一定認識。1937年3月，國民黨將領在作戰計劃上寫道：“敵國之軍備及一切物質上，均較我優勢，並掌握絕對的制海權，且在我華北造成強大之根據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一），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鳳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593頁。】他們雖然曾設想依托太行山俯瞰平漢路，盡力控制華北戰場，也有過山西側面陣地與華北正面陣地聯動、協同作戰的方案，甚至還提出過持久作戰的概念【“國軍對恃強凌弱、輕率暴進之敵軍，應有堅決抵抗之意志，必信之信念。雖守勢作戰，而隨時應發揮攻擊精神，挫折敵之企圖，以達成國軍之目的，於不得已，實行持久戰，逐次消耗敵軍戰斗力，乘機轉移攻勢。”參見《參謀本部擬〈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劃〉（甲案）》（1937年3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一），第597頁。】，但七七事變之前，他們確定的是依托內線進行攻勢防御的抗日作戰原則，總是拘泥於中日之間正規軍實力對比太過懸殊，所謂“持久戰”主要指的是作戰原則上的“逐次消耗敵軍戰斗力，乘機轉移攻勢”的層面。在這次談話會上，黃紹竑提出“平漢路部隊過於擁擠，宜推進至保定以西地區，以太行山為根據”【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二）第72頁。】的設想，但在諸如採取何種戰略戰術來“實行持久戰”等問題上，當時國民黨沒有也無法給出任何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反觀周恩來，他由紅軍參戰路徑開始，進而談到國防戰略、抗戰指導理論等問題，向國民黨介紹和宣傳了共產黨對華北如何持久抗戰的思考：一是華北主戰場的選擇問題，二是華北戰區須按照獨立持久原則劃分，三是縱深防御、集團配備與游擊戰爭的問題，四是軍隊編制、動員與政治工作統一規劃的問題，五是紅軍的開拔問題，這些問題彼此互相聯系，有的直接關系到紅軍的生死利害，有的涉及到國土防御的戰略構想，但是說到底都是抗日戰爭在哪裡打、以何種形式打下去的問題。
周恩來對當時戰爭重心的判斷是清醒的。會談時，何應欽向與會的中共代表通報了日軍在上海方面的挑舋性要求以及日軍擬登陸上海的消息。周恩來在發言時沒有忽視日軍侵略東部沿海、尤其是中國經濟中心的危險性：“他方面如上海，敵有武裝威脅之可能。即福建方面及青島、海州，皆有奪我海口之可能。”但面對新的戰爭形勢，周恩來沒有動搖他對戰略重心的認識，判斷說：“敵之主要者為吞並整個華北”，“主戰場在華北方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二），第72頁。】
從現在已知的日軍侵華圖謀加以印証，周恩來對1937年8月間的敵情判斷是准確的。8月5日以后，日軍把侵略重心放在華北，日軍參謀本部、華北駐屯軍等幾乎一致認為：“帝國務須迅速對河北省內的中國軍隊以及中國的空軍主力給與打擊，隨后佔據華北要地，以期根本解決華北問題，並圖謀調整日華關系。”為了達到侵佔中國北部的目的，日軍華北駐屯軍決定與關東軍協作，調派第五師團、鈴木兵團擴大侵略規模。據日軍華北駐屯軍計劃透露：日軍“從平綏沿線地區開始作戰，席卷察哈爾省，進入山西北部及綏遠地區”，同時“首先向保定、滄州一線前進。主決戰方面定為沿平漢線地區”，一俟保定、滄州得手，“向石家庄、德州之線追擊”。【〔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第5輯）：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1卷第1分冊，田琪之譯，中華書局1979年內部版，第211、216頁。】戰火注定要從河北一隅延燒到晉冀察綏。歷史証明，周恩來對於華北抗戰的預判是清醒且富於預見性的，他對於當時北方戰局危急性的認識是符合實際的。
周恩來對華北持久抗戰方式方法的設想是富有創見的。周恩來根據華北、上海的形勢，預見到“黃河北岸之抗戰”，“交通運輸有被截斷之可能”。他認為要充分預估到華北大片國土淪陷的困難形勢，一旦戰場被隔斷，孤懸敵后，必須要有進行持久抗戰的能力，因此力主“第一第二戰區須培養可獨立持久之能力”。
周恩來同時預見到，在與擁有絕對優勢技術兵器的日軍的對抗中，規模性戰役和以塹壕戰與要塞攻防為主要形式的陣地戰必須改變為更具靈活性與主動性的運動戰，基於此種認識，他提出“華北由陣地戰轉為平原與山地之擴大運動戰”的判斷。同時，周恩來認為抗日戰場上，戰役形式與戰斗方法將發生重大變化，“正面防御，不可倚賴一線及數線之陣地，因兵力不如敵人”，強調“正面宜以集團工事，雖被突破一點，不影響其他”，防止被日寇中央突破或者迂回側擊戰法擊敗。同時，要學會“用游擊戰術，交通大道則堅壁清野，在其側面山地則不退，且組織民眾，以軍事人才指導”，提出“裝備良好部隊宜盡量用於山地及農田地，以行運動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二），第72、73頁。】
總的看來，周恩來對華北抗戰的戰略戰術、包括獨立持久作戰的原則性思考，對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抗戰戰略部署，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談話會結束后不久，華北抗戰局勢的演變印証了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預判，國民黨軍事決策層發現“平津方面之敵，旬日以來，對於南侵行動頗形遲援，而對於南口方面之攻擊行為則極為活躍”。8月20日，國民黨政府在給第一戰區的作戰指導計劃訓令中提出：“應以平漢、津浦兩鐵路為軸心，以防守部隊採縱深疏據點式之防御配置，以機動部隊控制於側翼，如敵向我進攻，則協力於防守部隊向敵側背圍攻而殲滅之，同時在前線之部隊應組織便衣游擊隊，渡過永定河，深入平津鐵路以東地區組織民眾，破壞交通，以牽制敵人之運動。”並特別強調：“為達方針后項所述之目的，應以強有力之機動部隊向南口、懷來、萬全之西南地區挺進，直接或間接援助我南口、萬全一帶之守軍。”八路軍被作為“第二機動部隊”，由朱德指揮“新編一百十五師、一百二十師、一百二十九師，以陽泉、蔚縣、淶源為活動根據地，以策應下花園、宣化、萬全方面之作戰，截擊敵人之側背，並須以便衣隊深入冀東、熱河地區，施行游擊戰，襲擊敵軍后方為主要任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一），第614、615、616頁。】根據這個通盤的戰略部署，國民黨政府軍事統帥部“令新編部隊（朱、毛所部）集中三原、渭南附近，用鐵道輸送至保定向沬源、蔚縣及懷來、萬全之線轉進”【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一），第626頁。】。
到了8月30日，晉綏戰場局勢急遽惡化，“自南口、張家口失守，我在北正面有利之態勢已失。現晉軍放棄大同，退守雁門關，我平西山地之衛縱隊已處孤軍突出之狀態”。在這種危局之下，國民黨決策層不得不調整華北共產黨軍隊的戰略安排問題：“第八路軍之使用有二案：1.用於平漢路以西山地，協同平漢路作戰，而由山地繞攻敵側背﹔2.用於綏遠方面，使其獨立作戰，成功則直趨察熱，不成功則在綏寧一帶與敵持久，並保有與外蒙及蘇聯之聯絡。”殘酷戰爭的一再教訓下，9月5日，國民黨人接受了周恩來等共產黨人所介紹的戰略原則：“集團防御戰爭、廣大游擊戰爭、廣大民眾之運動戰，以此三原則，以行作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軍事（二），第77、79、81頁。】
周恩來在南京談話會上的發言，既反映了中共黨內戰略問題的共識，又飽含了他個人對抗日戰爭的戰略思考。實際上，中共黨內很早就注意到晉察冀綏的戰略地位，山西為西北門戶，全境山脈縱貫，俯瞰平漢線，是華北平原的“脊梁”，被毛澤東視為未來抗日的主戰場。早在1936年4月2日毛澤東就說過：“沒有山西即不能設想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大規模作戰。”【《毛澤東思想年編（1921—1975）》，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104頁。】而察緩一帶也被共產黨視作對抗強敵的優選陣地。1937年7月1日，葉劍英在給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的電文中提出了察北地區的重要性：“察北民眾抗日運動頗活躍，建議中央動員一批有能力的軍事政治干部，經過劉汝明關系，介紹到察北義勇軍中去，爭取實際領導，建立與我軍聯系，這著閑棋，實有必要，請考慮。”【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上），第167頁。】中共在七七事變后的第二天就提出了經營平綏路、准備在平津地區進行游擊戰爭的戰略構想。7月8日，中共中央《關於盧溝橋事變后華北工作方針問題給北方局的指示》中強調：“立即在平綏平津以東地區，開始著手組織抗日義勇軍，准備進行艱苦的游擊戰爭，在平漢線津浦線亦應准備組織義勇軍。”【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頁。】
以往學者的研究充分注意到共產黨在同國民黨交往時保持政治獨立性與軍事自主性上的立場與態度，但是如果忽視了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軍事決策層也有交流，逐漸在一些問題上取得一定共識並相互影響的一面，則結論很難說是全面與客觀的。隻強調共產黨獨立性一面的研究，往往使后人產生一種印象，即共產黨自抗戰爆發伊始就完全不顧國民黨的意見和戰略部署，無論那些意見是否科學，是否值得共產黨人思考。其實，這不符合當時的歷史事實。1937年6月23日，周恩來曾對來訪的美國學者T.A.彼森開誠布公地談過，共產黨人包括他自己在內，願意參加國民黨主持、在野軍事領導人參加的國防會議，願意竭盡所能地幫助國民黨決策當局制定、修正與完善其抗戰戰略。【參見《文獻和研究》（1986年匯編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9頁。】毛澤東、朱德對T.A.彼森的談話也都表達過相似的態度，他們的表態應該視為共產黨中央領導層的集體並識。
1937年8月11日的談話會，可以視作在抗戰初期國民黨不願給予共產黨平等待遇和合法地位，而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又迫使共產黨絕不能作壁上觀的特殊環境下，共產黨竭盡所能地襄助國民黨豐富、完善和發展中華民族全面抗戰戰略的重要實踐。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以自己的思考和努力，在極端復雜的政治形勢、異常詭譎的戰爭環境下，通過卓有成效的統一戰線工作，為中共在南京實質上贏得了公開合法的地位，並為其后與國民黨的談判掃除了障礙，打開了大門。在這一過程中，中共開誠布公地貢獻自己的思考與認識，彰顯了顧全抗戰大局，願為民族救亡大業竭盡心力的寬廣胸懷。
（來源：《黨的文獻》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