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十條家訓
沈國凡
1949年3月，周恩來和中共中央機關的全體同志踏著早春的陽光走進北平。骨肉同胞，親情難忘，周恩來打聽到弟弟周恩壽在天津的地址后，便將自己已到北平的消息函告，並約他有時間前來一聚。
周恩壽知道身居要職的周恩來公務繁忙，不便打擾，於是便派女兒周秉德為“特使”，前來看望兄長。
周恩來下班回到家裡，鄧穎超就對他說：“恩來，我們家又多了一個女兒了。”
周恩來有些驚奇地問：“哪裡又來的女兒？”
於是，鄧穎超便引他去另一間屋子裡看周秉德。
周恩來看見周秉德的一瞬間，小姑娘那張與周恩壽相仿的臉，令他驚喜不已。他走過去，左看右看，越看越喜歡，便將孩子拉到懷裡，興奮地說：“真的呀，我們家又多了一個女兒！”
到了吃晚飯時，鄧穎超說：“今天秉德來了，是不是多加一個菜？”
周恩來說：“可以呀，那就加個韭菜炒雞蛋吧！”
鄧穎超擔心隻加一道菜不夠，周恩來說：“家裡中午不是還有剩菜嗎？把它熱一熱就夠了。”飯菜都端上了桌子，周恩來將熱了的剩菜放在自己跟前，將新做的韭菜炒雞蛋放在初次上門的侄女面前。
到了星期天，孫維世、孫新世都回來了。周秉德與她們很快就熟悉起來，西花廳變得異常熱鬧。周恩來夫婦與三個“女兒”一起說笑，院子裡充滿了青春的笑聲。
看著三個“女兒”高興的樣子，周恩來對孩子們說：“你們都回來了，我們今天吃飯加個菜吧，你們想吃什麼？”
孫維世說：“來個紅燒獅子頭。”
這個提議得到了另外兩個孩子的擁護，於是周恩來家由原來的每餐兩菜一湯變成了三菜一湯。當紅燒獅子頭端上來的時候，三個孩子都高興地拍起手來。
又是一個星期天，三個孩子都回到了西花廳，周恩來將她們叫到身邊，詢問她們學習、工作和生活的情況。當得知她們在學校和工作單位的表現都很好的時候，周恩來開心地笑了，對她們說：“你們都是好孩子，過去革命年代，你們跟著父母吃了不少苦，現在你們又能跟父輩一起建設國家，處處嚴格要求自己，我從內心裡真的很感謝孩子們。”
周恩來說：“女兒們，看到你們遵守國家法紀，處處嚴格要求自己，我很高興啊！我們共產黨干革命是為什麼？還不是要讓國家能夠獨立富強起來，讓你們下一代能過上好的生活。我這裡說的是你們一代人，絕不是你們這代中的某些人或某幾個人，某幾個小集團，如果我們有了權就為自己謀私利，那同國民黨政府有什麼區別？我們如果這樣做，又如何對得起那些為今天犧牲了的先烈！”
說到那些為革命犧牲的先烈，周恩來的眼圈有些發紅。
自從進入和平年代以來，隨著國家建設的開展，周恩來家過去失去聯系的一些親戚來找的多了，他們有的想托周恩來幫助辦一些事情，這讓周恩來很傷腦筋。同時，三個“女兒”在外面如何呢？是不是能夠像普通公民一樣地遵守國家法紀，不搞任何的特殊？在自己的親戚和相識的友人中，會不會有人利用自己的影響去謀取一些違背原則的個人私利？這成了周恩來日夜思考的“家庭”問題。
於是，周恩來提出，要給大家立個規矩，三個“女兒”都表示贊同。
周恩來說：“這個規矩不光是給你們的，也是給我們周家所有親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誰要不遵守你們也可幫我監督。”
三個“女兒”看著周恩來，見他臉上的表情出奇的嚴肅。
周恩來說著走到自己的房間，拿著一張寫滿字的信紙出來，讓孩子們坐在他面前。
周恩來嚴肅地說：“我這裡擬了十條家訓，念給你們聽聽，如果沒有意見，每個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於隨時提醒自己。以后我們周家的親戚朋友來了，也要發一份給他們，大家都要嚴格遵守。”
周恩來念道：
一、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我，隻能在出差順路時來看看﹔
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費﹔
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許請客送禮﹔
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
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
八、生活要艱苦朴素﹔
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我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來夫婦在中共黨內一向以嚴於律己著稱——盡管這種律己甚至有些苛刻。正是嚴於這樣的家訓，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在內務部供職時，周恩來特地關照內務部部長曾山，要給周恩壽的干部級別定低一點兒、工資向低標准靠攏。周恩壽由於身體不太好，有時會休病假，周恩來就動員他早點兒退休，不要在單位裡一邊工作一邊養病。鄧穎超作為黨內元老定級為行政五級，本來無可非議，可是周恩來仍舊要壓下一級，按照六級的標准給鄧穎超。至於周恩來的侄輩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沒有額外沾上一點兒的“光”，反倒是因此多受了一些苦。對於孫維世、孫新世這對烈士的女兒，周恩來對她們雖然關愛有加，但也是嚴格要求，讓她們生活在人民中間，從不許她們有一點兒特殊。
多少年以后，直到愛女孫維世遇害，這位開國總理逝世，他的所有親屬，特別是鄧穎超都是嚴格遵守這十條家訓的。鄧穎超逝世后，有關報紙公布了她生前所寫的一份遺書：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團的第一批團員。1925年3月天津市黨委決定我轉黨，成為中共正式黨員。
人總是要死的。對於我死后的處理，懇切要求黨中央批准我以下要求：
一、遺體解剖后火化。
二、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后，我和周恩來同志約定的。
三、不搞遺體告別。
四、不開追悼會。
五、公布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為我認為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做的工作和職務也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
以上是1978.7.1寫的，此次重抄再增加以下兩點：
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來共住的，是全民所有，應交公使用，萬勿搞什麼故居和紀念等。這是我和周恩來同志生前就反對的。
二、對周恩來同志的親屬，侄兒女輩，要求黨組織和有關單位的領導和同志們，勿因周恩來同志的關系，或對周恩來同志的感情出發，而不去依據組織原則和組織紀律給予照顧安排。這是周恩來同志生前一貫執行的。我也堅決支持的。此點對端正黨風，是非常必要的。我無任何親戚，唯一的一個遠房侄子，也很本分，從未以我的關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顧。以上兩點，請一並予以公布。
鄧穎超
1982.6.17重寫
這是一種何等清白的人生！
（摘自《周恩來養女孫維世》，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版，有改動）
（來源：《百年潮》201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