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抗美援朝戰爭第一年——基於《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的分析

周恩來與抗美援朝戰爭第一年

——基於《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冊的分析

唐 蕊

[摘要]《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 3冊有多篇文稿涉及抗美援朝戰爭，清晰地展現了周恩來在抗美援朝戰爭決策和戰爭第一年中所付出的心血和重要貢獻：朝鮮戰爭爆發后，代表中國政府迅速作出外交反應，此后又在著手開展應戰准備的同時，不斷通過多種外交途徑與美國當局和有關方面溝通，表達贊成“和平調處”朝鮮戰爭的意見﹔領導組建東北邊防軍、加強東北邊防的工作，為之后志願軍入朝作戰作了關鍵准備﹔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前，代表中共中央赴蘇聯協商援助問題，並多次與蘇方溝通，爭取到了蘇方的援助和支持﹔當 1950年底聯合國通過印度等 13國提出的停火議案時，同毛澤東一起，在表達和平願望的同時，識破美國以停戰為幌子爭取喘息之機的戰略企圖，作出拒絕接受停戰議案的決策。

[關鍵詞]《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周恩來﹔抗美援朝戰爭

[文獻標識碼] A84﹔D651.3 [中圖分類號] A

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聯合主編的《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 冊，收入的是1950 年7 月至12 月的文稿，直接或間接與抗美援朝戰爭有關的文稿約有140 篇，側重涉及抗美援朝戰爭的外交斗爭、戰前准備、后勤工作、蘇聯援助、停戰談判等問題，這些文稿對抗美援朝戰爭的研究有重要意義，但是目前學術界對這方面的專門研究還比較薄弱。本文基於有關文稿，對周恩來在抗美援朝戰爭決策和戰爭第一年中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作出的重要貢獻，作些基本梳理和歸納。

一、朝鮮戰爭爆發后，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迅速作出外交反應，此后又在著手開展應戰准備的同時，不斷通過多種外交途徑與美國當局和有關方面溝通，表達贊成“和平調處”朝鮮戰爭的意見。

1950 年6 月，正當中國人民忙於恢復戰爭創傷、重建家園之際，朝鮮戰爭爆發了。對於長期飽受戰爭創傷的中國人民來講，這是大家不願看到的局面。因此，在戰爭爆發之初，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通過各種外交途徑向美國當局和國際社會表明了中國的嚴正立場，同時也表達了中方支持“和平調處”朝鮮戰爭的意願。《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 冊）（以下簡稱《文稿》）中的許多篇目（本文中引用的周恩來文獻，如未特別標注，均引自《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3 冊。）顯示了當時中國政府的這種和平願望，以及周恩來為實現這一願望所付出的努力。

朝鮮戰爭爆發后的第二天，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命令美國的空海軍部隊給予南朝鮮政府部隊以掩護及支持，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阻止對台灣的任何攻擊”。6 月28 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對杜魯門聲明的聲明》：“杜魯門二十七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不管美國帝國主義者採取任何阻撓行動，台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走狗蔣介石的中國人民，必能勝利地驅逐美國侵略者，收復台灣和一切屬於中國的領土。”（《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2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第524、525 頁。）這個聲明表達了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嚴正抗議，表明了新中國維護國家主權、不怕外來侵略的堅定決心。

7月 6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致聯合國的聲明》，指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六月二十七日在美國政府指使和操縱下所通過的關於要求聯合國會員國協助南朝鮮當局的決議，是支持美國武裝侵略、干涉朝鮮內政和破壞世界和平的，並且這一決議是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兩個常任理事國參加下通過的，顯然是非法的。”聲明還針對杜魯門在 27日發表的聲明再次表示強烈抗議：“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六月二十七日關於以武力阻止我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台灣的聲明和美國海軍侵入我台灣沿海的行動，是徹底破壞聯合國憲章關於任何會員國不得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其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的原則的公開侵略行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美國政府採取任何軍事阻撓，中國人民抱定決心，必將要解放台灣。”

7月 9日，周恩來在《對印度大使關於朝鮮問題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加入聯合國各組織問題的談話的口頭答復稿》中，對於印度政府提出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加入聯合國各組織的意願表示贊成，並贊成“和平調處”朝鮮問題及解決台灣問題。

類似的文稿還有《關於安理會討論美機侵犯中國領空案必須有中國代表參加給杰伯等的電報》《關於支持蘇聯和平調處朝鮮問題提案給聯合國的電報》《關於要求制裁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事給聯合國的電報》《關於抗議美機侵入中國領空事給賴伊等的電報》《關於安理會討論美國武裝侵略中國領土台灣案必須有中國代表參加給杰伯等的電報》《關於聯大討論美國侵華案必須有中國代表參加等問題給安迪讓等的電報》《關於安理會應合並討論美國侵台和武裝干涉朝鮮案給毛澤東等的信》《關於安理會應合並討論美國侵台和武裝干涉朝鮮案給賴伊等的電報》。在這些文稿中，關於朝鮮戰爭，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嚴正立場和態度，表達了希望能從外交途徑與美國進行某種程度的溝通，以有助於和平解決朝鮮戰爭問題的意願。

9月 29日，美國公開宣稱將向三八線以北地區進攻。10月 1日，周恩來在國慶慶祝會上發表講話，擲地有聲地指出：“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理”，斬釘截鐵地向世界表達了中國的決心。從某種意義上，這可以說是中國政府對美國當局的嚴正警告，但此時，美國當局正陶醉於在朝鮮戰場的一時勝利，並沒有把這一警告當回事，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繼續向三八線以北進軍。

除了公開的聲明外，周恩來還通過其他渠道向美國傳遞了中國政府的聲音。當得知“聯合國軍”可能已經越過三八線后，10月 3日凌晨，周恩來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向他鄭重地表達了中國政府在朝鮮戰爭中所持的嚴正立場：“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0年版，第 25頁。)　周恩來通過這種途徑向美國政府發出了最后警告。在約見潘尼迦前，周恩來曾特別囑咐當時的翻譯浦壽昌，在“要管”的翻譯上要加重分量，“要管”其實意義非比尋常。事實上，美國政府從多條渠道也收到了周恩來的這次警告，但美國當局認為潘尼迦是同情共產黨的人，是“帶有政治色彩的傳聲筒”，沒能掂量清楚這些話的真正分量。

對於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出的這些聲明和信息，美國單方面認為，這是中國政府的“政治恫嚇和外交勒索”，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百廢待興，不過是“說說而已”。新中國不敢直接同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美國軍隊較量，不會插手朝鮮問題。事實証明，美國當局的判斷錯了。一年后，尼赫魯的妹妹潘迪特夫人曾對周恩來說：“自從你們起而抵抗以后，現在美國政府中甚至最反動的，也都承認他們做錯了。”(《周恩來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年版，第 919頁。)

客觀地說，由於雙方缺乏必要的了解，中美之間這種戰前的信息溝通在表達的渠道和方式上，確實容易出現信息表達不完整、理解不到位的問題，但美國當局對新中國的成見和蔑視，卻大大削弱了這種溝通試圖達到的效果。

二、朝鮮戰爭爆發后不久，周恩來就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領導組建東北邊防軍、加強東北邊防的工作，為之后志願軍的入朝作戰作了關鍵准備。

組建東北邊防軍，加強東北邊防，是新中國應對朝鮮戰爭的一個重要戰略步驟。后來戰爭的進展証明了這一決策的英明。

1950年 7月 7日、10日，周恩來兩次主持召開國防會議，傳達中央根據朝鮮戰爭形勢決定成立東北邊防軍的決議，商定著手組建東北邊防軍和加強東北邊防的准備。10日，周恩來在《關於調部隊加強東北邊防事給高崗的電報》中明確指出，“軍委已決定十三兵團及四十二軍與炮兵第一、二、八三個師等調至東北本溪至安東、通化至輯安線集結待命”。13日，周恩來將會議形成的《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批示“同意，照此執行”。《決定》對調動部隊部署、指揮機構組織、后勤工作准備、兵員補充准備、政治動員工作等都作了詳細規定。對后勤保障包括彈藥攜帶數、交通運輸工具、糧草汽油准備、被服改裝、衛生設備、擔架隊、沿途補給、兵員補充等具體問題，《決定》給以的關注尤為突出。比如，關於交通運輸工具，“從四野調三個汽車團，計 600輛，另由東北調汽車 400輛，並在東北動員 4000輛大車，擔任糧草運輸”﹔關於糧草汽油准備，“按 31萬人員，3萬匹牲口，1000輛汽車，4000輛大車的數目，准備三個月的糧食、草料、汽油。在部隊到達之前，應先運一個月的糧草汽油”﹔關於衛生設備，“決定配備足夠的野戰醫院，除計劃收容本軍三萬人的傷病員外，並准備收容一萬人的友軍傷病員，所需配備醫院數目、藥品數目、傷病員的收容辦法等，責成總后勤部制訂計劃，經核定后實施之”。(周恩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1950年7月 10日。)這些具體詳細的規定，為東北邊防軍的組建和抗美援朝戰爭的后勤保障夯實了基礎。

周恩來對東北邊防軍及此后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后勤保障工作都傾注了很大心血。可以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保障工作的正規化、現代化，是從抗美援朝戰爭開始的。周恩來為此做了大量細致繁瑣的工作。

7月 7日第一次國防會議之后，中央軍委后勤部門就行動了起來。由於關內外幣制不同，在計算兌換時存在差價，影響了工作進度和物資流通。7月 14日，周恩來《關於東北邊防部隊后勤供給問題》的電報指出：凡四野在東北境內的機關部隊除武器、彈藥、服裝、醫藥器材、電訊器材、汽車油料由軍委直接補給外，其余糧料、柴草及一切經常費與作戰費等，完全由東北人民政府負責供給。四野經過山海關時，公款一律交回軍委總后勤部，由東北人民政府會同軍區后勤部提供 1億東北幣作為部隊經費。由幣制不同引起的問題由此得到迅速解決。之后，周恩來又提議盡快統一關內外的貨幣。

東北邊防軍組建后，指揮與供應成為頭等大事。原來軍委確定的邊防軍的指揮機構的成員中，司令員粟裕重病在身需要休養，副司令員蕭勁光忙於海軍機構建設，副政委蕭華主持總政治部工作，一時都還難以離京到任。同時，后勤供應方面，東北和各軍區的后勤機構層次太多又力量不夠，不能滿足邊防軍的后勤供應需要。7月 22日，周恩來與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為明確東北軍的指揮與供應問題聯名報告毛澤東：“請主席考慮邊防軍目前是否先歸東北軍區高崗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指揮並統一一切供應，將來粟、蕭、蕭去后，再成立邊防軍司令部。中南李聚奎到東北后，即兼任軍區后勤部長，所帶之后勤機構，即合並到東北后勤部中，因東北軍區后勤部太弱，不能勝目前的大任。這樣，部隊指揮既可免生枝節現象，供應問題也較容易解決。是否可行，請主席批示，以便及早布置。”毛澤東第二天批示：“同意”。這樣解決了邊防軍的領導機構問題，為后勤准備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組織基礎。

8月 23日，周恩來根據東北邊防軍到達指定地點后的有關情況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開會，磋商東北邊防軍的人員補充和供給問題。會議重新作出關於后勤工作的有關決定，涉及糧草油料的供給、經費的支出代付、貨幣發行回籠等各個方面。第二天，周恩來將研究結果電告毛澤東，提議“應准備提早實行關內外貨幣統一”。

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前，周恩來多次召集有關人員研究后勤保障工作，專門聽取工作匯報，明確提出志願軍出國作戰要立足於國內供應的方針，對武器、彈藥、車輛補充、傷員收治和后勤干部調配等問題一一布置，專門研究志願軍出國作戰的后勤供應問題，檢查並落實入朝部隊的物資裝備，擬定部隊作戰物資的補給計劃。

10月 19日志願軍秘密入朝，10月 25日即打響了入朝后的第一場戰役。從決定參戰到入朝作戰，時間緊張，而且此前也沒有進行現代化戰爭的經驗，再加上裝備落后，國民經濟還在恢復之中，種種因素疊加在一起，使志願軍的后勤供應遇到了極大困難，甚至一度跟不上作戰的需要，限制了作戰行動，影響了作戰規模和戰果。為保障志願軍的后勤供應，周恩來作了許多努力。

11月初，志願軍剛剛出國作戰，周恩來就派總后勤部副部長張令彬到東北實地調查了解后勤供應上存在的實際困難，並就經他親自批改的解決方案，征求有關方面的意見。他給東北軍區負責人的信中說：“凡有不妥、不實或隔靴搔痒之處，請當面指出以便改正。”“隻要東北提出要求，我們願全力以赴，幫助你們解決困難。”張令彬回到北京后，周恩來立即聽取匯報，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辦法。

抗美援朝戰爭的后勤保障雖然遇到了這樣那樣的困難和問題，但還是取得了巨大成績，保障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進行，為做好現代化戰爭條件下的后勤保障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而所有這些，與周恩來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三、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前，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就蘇聯援助問題專程趕往蘇聯協商，后又經多次與蘇方溝通，爭取到了蘇方的援助和支持，為抗美援朝戰爭的順利進行提供了重要支撐。

鑒於當時中國的客觀實際情況，爭取蘇聯的援助和支持，對抗美援朝的作用和意義不言而喻。10月 8日，周恩來等專程趕往蘇聯與斯大林商討軍事援助和志願軍的空軍掩護問題。從《文稿》來看，周恩來為爭取蘇聯援助曾多次與蘇聯方面協商，雖然協商過程並不是很順利，但經過不懈努力，最終還是為志願軍爭取到相當大的軍事裝備的援助。

這其中要特別提一下蘇聯的空軍支援問題。打現代化戰爭，空軍是重要的戰略支撐。沒有空軍提供空中掩護和防衛，地面部隊和后勤補給線就會完全暴露在敵機的轟炸視野之下。然而，要完成空中掩護和防衛任務，對於當時剛剛組建的新中國空軍而言，顯然是極其困難的。因此，在向蘇聯爭取援助時，周恩來特別重視蘇聯的空軍支援問題。然而，事情並不順利，斯大林在沒有証實中國參戰決心之前拒絕了中國的請求。但是，周恩來一直沒有放棄努力，當志願軍跨過鴨綠江不久，終於使斯大林改變了主意，同意讓蘇聯空軍協助中國空軍保衛中國領空，同時護衛三八線以北地區的后勤線。10月 29日，周恩來在《關於蘇飛行員擔任防空事給毛澤東等的信》中就提到，“今日與沙哈諾夫同志（時任蘇聯派駐中國的軍事總顧問——引者注）等會談，他告我蘇方又同意派蘇航空員駕噴氣式飛機至安東擔任防空，並可超過中國邊境數裡”。隨后，蘇聯空軍於 11月 1日就出現在了朝鮮戰場的上空。不久后，為增加蘇聯空軍在我軍后方對美空軍的作戰，蘇聯方面提出，“擬增派一百二十駕噴氣的米克十五式飛機分兩批加到比洛夫空軍師的組織內，並成立空軍的機構指揮之”。對此次增派飛機的提議，周恩來認為，“是由於蘇機在東北的戰績（十二天中擊落美機二十三架）而由沙哈諾夫提出的。同時，蘇機加強給中國軍隊以后盾，對美國也是一個示威，這大概是菲裡波夫決定增強蘇聯空軍的主要原因”。11月 15日，周恩來以毛澤東的名義給斯大林復電，同意蘇聯增派來華空軍。

在整個抗美援朝戰爭中，雖然蘇聯空軍的任務主要是保衛后方和交通線，並沒有承擔掩護志願軍地面部隊作戰的任務，但其對后勤保障線的掩護和保衛，也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在戰場上取得勝利提供了重要支持。除此之外，蘇聯還給中國提供了不少軍事援助以及經濟、外交方面的支持。蘇聯之所以願意援助和支持中國，雖然從根本上講，是由於斯大林和蘇聯方面有其自己的戰略考慮，但如果沒有周恩來和中方的爭取，蘇聯至少不會那麼快給中方以援助和支持。

四、當 1950年底聯合國通過印度等 13國提出的停火議案時，周恩來同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一起，在表達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於和平的願望的同時，充分分析朝鮮戰場形勢和國際局勢，識破美國以停戰為幌子爭取喘息之機的戰略企圖，作出拒絕接受停戰議案的決策。

1950年底，當“聯合國軍”全線處於頹勢、中朝軍隊處於優勢時，印度等 13國提出了關於在朝鮮停戰的建議（即 1950年 12月 12日由當時印度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勞氏代表阿富汗、緬甸、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巴基斯坦、菲律賓、沙特阿拉伯、敘利亞和也門在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上提出的關於在朝鮮停戰的提案），並在聯合國大會獲得了通過。事實上，在美國介入朝鮮戰爭不久和美國在仁川登陸成功之后，印度都曾展開過調停活動。如果說之前的調停是為了防止戰爭升級而做華盛頓方面的工作，那麼這次卻是為了阻止中朝軍隊乘勝追擊而做北京方面的工作。此時的朝鮮戰場，雖然“聯合國軍”全線處於頹勢，但是軍事力量並未遭到根本性的打擊，而且也沒有作出要停戰的姿態。11月 3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記者招待會上明確表示，“聯合國軍無意放棄他們在朝鮮的使命”（﹝美﹞迪安·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下冊，上海譯文出版社 1978年版，第 338頁。）。

不僅如此，美國此時還提出了很高的停戰條件：“如果停火是在三八線的基礎上，可以得到聯合國的全面支持﹔但這樣的停火安排不得附有危害聯合國部隊安全的條件，也不得以在其他問題上達成協議為條件，諸如台灣問題、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等﹔如果聯合國軍出於軍事考慮而不得不撤出朝鮮，則聯合國必須宣布中國為侵略國家，並運用一切可能的政治和經濟措施制裁中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 426頁。）當英國首相艾德禮前往美國，試圖調停朝鮮戰爭時，杜魯門和馬歇爾表示：“必須保持我們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以及亞洲人對我們戰斗力量的信賴，這樣才能獲得他們的好感。” （《艾奇遜回憶錄》下冊，第 342頁。）艾奇遜則回應說：“被趕走和自動撤出是大不相同的”，我們不會考慮“避開、逃跑和放棄”。（《艾奇遜回憶錄》下冊，第 343頁。）很顯然，美國並不會真正接受此時的停火談判。

對於這樣的停火議案，周恩來從一開始就看透了它的本質 ——“政治試探和政治欺騙”（《周恩來軍事文選》，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05頁。）。12月 2日、3日，周恩來在《關於在聯大政治委員會發言方針給伍修權等的電報》中，對當時的形勢和可能出現的停戰談判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斷：“美國在東西兩線均慘敗，現正向平壤、咸興、元山之線撤退中。英法甚怕牽入對中國作戰，故急。美國想騙取停戰，好穩住陣線，調整兵力，以便再行進攻。”他指示伍修權等：“此時他急我不急。你們應採取攻勢，凡遇以朝鮮停戰為言者，你們都不要拒絕談判，你們應答以隻要美軍從朝鮮撤退，朝戰自停，並且願將他們意見向北京作報告。 ”可見，最初中國政府並沒有拒絕停火談判，並一再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們歷來主張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並使朝鮮問題局部化”，說明中國政府對當時所謂停戰談判的看法：“美國統治集團卻在武裝干涉朝鮮的同時，實行武裝侵略台灣，轟炸中國本土，並擴大在東亞的侵略。現在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都要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時候，美英集團卻要在朝鮮保留侵略軍隊和侵略行動，繼續侵佔中國台灣，並對全世界加緊進行其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這從杜魯門總統、艾德禮首相的聯合公報中，從馬歇爾將軍向美國國會提及准備宣布全國處於緊急狀態中，就可得到証明，並從而可以懂得奧斯汀先生（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引者注）所贊成的在朝鮮首先停戰的真正意圖，就是要求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部隊束手以讓美國侵略軍在朝鮮繼續侵略，就是要求台灣仍然被美國武裝侵佔，就是要求日本軍國主義可以被麥克阿瑟重新恢復起來，就是要求美國人民可以被美國統治集團任所欲為地驅入到戰爭深淵。”周恩來在表達對於和平的願望的同時，也揭露了美國的真正目的：先停戰后商談，“隻能是適合美英集團的要求，繼續侵略朝鮮，侵略台灣，轟炸中國，並威脅亞洲和世界的和平”。最終，周恩來明確表示中國政府“絕對不能同意”這樣的停戰議案。

12月 22日，周恩來在《關於聯大通過“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決議的聲明》中詳細闡述了中國拒絕聯合國停戰議案的原因，也表達了中國政府的立場。《聲明》指出：“聯合國大會通過的所謂‘朝鮮停戰三人委員會’的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既未參加討論，亦未表示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其代表不准備與上述這個非法的‘三人委員會’進行任何接觸。”“美國政府從開始到現在都拒絕撤兵，故它決無結束朝鮮戰事的誠意，更不會讓朝鮮人民得到真正的和平與自由。”“麥克阿瑟司令部的代表便干脆地說，唯有在軍事基礎上而無任何政治條件時，才可接受停戰。這就是說，停戰后一切侵略狀態照舊，准備好了再打，並且還借此先宣布緊急狀態存在”，“在沒有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及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作基礎，來討論停戰和談判，都將是虛偽的，都將適合美國政府的意圖，而不可能達到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善良願望”。

上述分析表明，雖然中國拒絕了這一停戰議案，但這並不能說明當時中國沒有停戰的意願，更不能把朝鮮戰爭又延續了兩年才結束的責任怪罪到中國身上，而恰恰有力地証明了美國以停戰為幌子爭取喘息之機的戰略企圖。毛澤東、周恩來等新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企圖看得很清楚，在充分分析朝鮮戰場形勢和國際局勢的基礎上作出拒絕上述停戰議案的決策，放眼全局來看，實是英明之舉。

如果說朝鮮戰爭的爆發是一次國際突發事件和重大危機，那麼新中國應對這次事件和危機的決策和措施是及時而正確的。萬事開頭難，在戰爭第一年中，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立足長遠，審時度勢，權衡利弊，經過反復討論和慎重抉擇，作出了抗美援朝的重大決策﹔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后，同朝鮮人民軍一起，先后發起兩次戰役，將已經兵臨鴨綠江的“聯合國軍”趕回至三八線以南地區，並迫使其轉入戰略防御，為抗美援朝戰爭的最后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這期間，作為政務院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協助毛澤東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決策，並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具體負責東北邊防軍的組建、志願軍的后勤工作，積極協調並爭取蘇聯援助，通過外交途徑向有關方面和國際社會及時表明中國的立場，領導開展了外交戰線上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斗爭，為保障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進行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唐蕊，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