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與海外歸國學人及華裔科學家的深切交往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與海外歸國學人及華裔科學家的深切交往

任貴祥

積極爭取旅居海外高級知識分子回歸新中國

新中國建立前后，周恩來深謀遠慮、以高超的智慧爭取滯留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一批才華橫溢的中國科學家、著名學者和留學人員回到祖國的懷抱，為百廢待舉的中國科技文化事業貢獻才智。

早在1949年夏新中國即將誕生之際，周恩來便指示旅美進步僑團，將動員在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科技專家回來建設新中國作為其中心任務﹔同年12月18日，周恩來又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代表中國共產黨和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鄭重邀請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學子回國參加建設。

新中國的建立，猶如一塊磁力強大的磁鐵石，吸引著海外學子，他們絡繹不絕地回國為新中國的建設出力獻技。但是，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回國時受到西方國家和國民黨殘余勢力的阻撓，歷經艱險曲折。

李四光抗戰時期在重慶兩次與周恩來交往，印象十分深刻。1948年，李四光赴倫敦出席第十八屆國際地質學大會后旅居英國。國民黨政府在祖國大陸垮台前夕曾下令在南京的地質所南遷。李四光得知后，立即電函同仁加以阻止。南京解放后，地質所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周恩來贊揚李四光明辨是非的義舉並關注著他的動向，期望他回到即將建立的新中國。1949年4月，周恩來指示赴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會的郭沫若給李四光寫信，希望他早日歸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工作。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政協會議期間，周恩來提名遠在異國他鄉的李四光為政協委員。10月，周恩來組建政務院時，再次提名他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可見，周恩來對李四光信任之重。

新中國的召喚尤其是周恩來期盼的目光，感動並無聲地催促著李四光回國，他積極准備爭取盡快動身。周恩來非常關心李四光的安全，並設法安排保護。11月15日，周恩來親自與新華通訊社駐布拉格分社社長吳文燾和駐蘇聯大使王稼祥聯系，信中說：“李四光先生受反動政府壓迫，已秘密離英赴東歐，准備返國，請你們設法與之接觸。並向捷克當局交涉，給李以入境便利，並予保護。”身處險境的李四光與周恩來心靈相通，毅然拒絕國民黨限其遷台的命令，冒著被扣、暗殺的危險，在周恩來的關心和親自部署下，克服重重困難，經過半年多的輾轉跋涉，終於回到了新中國的懷抱。對此，李四光夫人許淑彬回憶說：“到了北京，許多新舊朋友都來迎接。有的老朋友告訴仲揆(李四光的字——引者注)，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就曾考慮召開第一次全國地質會議，但周總理指示要等仲揆回國后再開。誰知一直等了五個月還不見仲揆回來。於是有人造謠說：李某人是不會回來的，他去台灣了。周總理聽了這話后說：我相信他不會去台灣，現在還沒有回來，一定是給什麼困難耽誤了，我們一定等他回來再開會。”

新中國建立后，錢學森十分渴望回國，1950年7月，他決定以探親為名回國不再返美。但臨行時突遭美國當局的拘留，后雖被保釋，但仍受多方監視。美國政府阻止錢學森回國的根本原因是他已經掌握了尖端的軍事科學、了解美軍的軍事機密。美國海軍部次長揚言說，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海軍陸戰師，寧可把他槍斃了，也不能放他回中國去!美國非但不准他回國，還對他進行政治迫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把他軟禁在特米那島兩個星期，直到加州理工學院送去了數目很大的保証金才釋放他。后來，海關又沒收了他的行李，包括1800磅書籍和筆記本，硬說裡面有機密材料(本來打包前曾讓他們檢查過)。對於美國政府的行徑，中國政府公開發表聲明，譴責美國政府監禁錢學森，並採取措施幫助錢學森回國。1954年4月，周恩來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日內瓦會議，他指示我國外交官員，想方設法幫助錢學森回國。

1955年6月15日，錢學森在避開監視寫給比利時親戚的家信中，夾帶了給著名民主人士陳叔通的信，請求祖國幫助他回國。

陳叔通收到錢學森的信后立即轉給周恩來。周恩來馬上要求外交部火速把這封信轉交給正在日內瓦進行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王炳南，並指示說：“這封信很有價值。這是一個鐵証，美國當局至今仍在阻撓中國平民歸國。你要在談判中，用這封信揭穿他們的謊言。”

1955年8月1日，日內瓦談判再次舉行。為了表示中國的誠意，也為錢學森歸國創造條件，此前一日，經周恩來親自部署，提前釋放了被中國俘虜的11名美國飛行員。而談判一開始時，美國大使約翰遜依然矢口否認美國政府扣留中國公民。這時，王炳南隨即掏出錢學森的信，當眾宣讀，使約翰遜措手不及，便立即要求休會，並馬上向美國國務院報告情況。在鐵的事實面前，美國政府無奈被迫於8月4日，匆忙通知錢學森，准許他離開美國。多年后，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我們畢竟就兩國僑民問題舉行了具體的建設性的接觸。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當代著名作家老舍1946年3月赴美講學。1949年6月，當全國解放戰爭接近尾聲、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即將在北平開幕之際，周恩來代表即將成立的新中國向客居在美國的老舍發出了召喚。由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陽翰笙、曹禺、田漢、馮雪峰等30多人簽名寫了一封邀請信，經過秘密渠道傳遞到了遠在紐約的老舍手中。他終於在當年11月底回到了祖國，掀開了新生活的一頁。1949年12月12日，老舍回到離別14年的故鄉北京，翌日，老舍在老友陽翰笙陪同下與周恩來會面。老朋友相會，暢談許久，此次傾心交談，對老舍以后的生活影響頗大。

據統計，經新中國的召喚、周恩來的努力爭取，從1949年到1954年，沖破道道阻撓、克服重重困難，回到祖國的留學人員和歸僑學者有1424人，其中美國937人，英國193人，日本119人，法國85人﹔至20世紀50年代末，回國者達到2500余人，約佔當時海外留學人員和華人科學家的一半。他們為開拓和發展新中國的教育、科技、國防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關心體貼海外歸國的知識分子

新中國建立后歸國的大批科學家和學者，在祖國建設的各條戰線上各盡所能，人盡其才，為振興新中國的文化科技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與周恩來無微不至的關懷、知人善任是分不開的。

李四光回國后，忘我地投入工作，對我國的地質事業貢獻卓著，但他的健康每況愈下。1957年初，李四光患上腎病，組織上安排他到杭州療養。3月，周恩來陪外賓到杭州參觀，忙完公事后，立即去看望李四光。他們攀談了兩個多小時，談身體，談地質，談形勢，談思想，並鄭重地向李四光提出是否有加入中共黨組織的想法，李四光坦誠地談了自己的思想情況。杭州見面不久，李四光住院，被初步診斷為惡性腫瘤，需要動手術，心情憂郁沉悶。就在這時，周恩來穿著白大褂走進李四光的病房，關切地詢問病情，讓他安心治療，好好養病，溫暖的安慰，使李四光的心情由陰轉晴。臨告辭時，周恩來對站在旁邊的李四光的女兒李林嚴肅地說：黨交給你一個很重要的任務，一定要好好照顧你父親的身體。李四光手術前一天，周恩來再次來看他，鼓勵他戰勝疾病。事后才知道，周恩來這次來醫院親自審閱了手術方案，詳細詢問手術中可能發生的一切情況和處理方法，最后才批准了手術方案。手術后，周恩來又來探望李四光。這次交談中，李四光鄭重地向總理提出入黨問題。周恩來建議他請董老(即董必武)作他的入黨介紹人。因為周恩來知悉他們是老相識，且董老最了解李四光。1958年12月22日，李四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初回國報效的海外華僑或留學歸國的科學家中不乏巾幗英雄，被譽為“大地嬌女”的劉恩蘭就是其中之一。新中國成立不久，她心懷報國之志，毅然回國，經周恩來推舉參與組建中國科學院。其實，周恩來並沒有見過劉恩蘭，只是看了她的有關材料、慕名而薦。而劉恩蘭也沒有見過周恩來，只是耳聞他是中共有威望的重要領導人。劉恩蘭在中科院籌委會的第一次會議上嫌工作進展太緩慢，連珠炮似的對會議主持人力陳己見，甚至帶有激烈偏頗的語言﹔而會議主持人，並沒有責怪她，一邊耐心地聽著、一邊記錄她的意見，並投以微笑激勵的目光。會議結束時，主持人過來首先與劉恩蘭握手，稱贊她提的意見很好，表示欣賞這種火爆性格，新中國建設需要它。會后，有同事責備她不該以這種方式向周恩來說話，她才知道主持會議的就是周恩來。她既感到懊悔，又為周恩來那樣虛懷若谷、求賢若渴的人格和氣魄所感動。1954年，根據周恩來的安排，劉恩蘭調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海軍系任職，展現其海洋方面的才華。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全面動亂時期，這位才華橫溢的女強人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裡通外國分子”，被侮辱批斗，拳棒加身，身心受到極大傷害。危難時刻，周恩來捎來指示：劉恩蘭是海洋界的巾幗英雄，不准批斗，這才重獲人身自由。她對周恩來的關懷刻骨銘心。

著名數學家華羅庚1950年在周恩來的爭取下回國到清華大學任教授，后到中科院數學所任所長，中國科技大學任副校長等職。“文化大革命”期間，華羅庚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當周恩來得知中國科大的“造反派”要批斗他時，立即要求科大有關部門出面加以勸止﹔當他得知華羅庚的數學手稿在辦公室被盜時，指示：首先要給華羅庚以保護，防止壞人害他，並追查被盜的手稿﹔周恩來還指示華羅庚不適宜科大安排的去“五七”干校或遷外地，要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住北京，使他得到妥善的保護。不但如此，在這樣的非常時期，周恩來還多次指示，要華羅庚繼續搞科研，對他創造的現代科學管理方法優選法和統籌法要向全國推廣，直接服務於生產。華羅庚對周總理危難時刻的保護並支持他搞科研，感念不已，終生難忘。

與海外華人科學家探討科技興國

中美關系解凍后，周恩來多次接見回國訪問的美籍華人科學家，談及最多的是有關科技問題，心裡念念不忘中國的科技現代化。

1971年夏，美國著名華人物理學家、和李政道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即踏上破冰之旅，受到周恩來的接見，並設宴招待。1972年7月1日，楊振寧再次回國，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接見。2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設宴招待。交談中，周恩來對楊振寧提出的目前在中國應加強基礎理論研究並開展中外交流的建議表示贊同。

1972年9月19日，著名美籍華人物理學家李政道偕夫人踏上了闊別26年的中國。10月14日，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了李政道夫婦，陪同會見的有科學家吳有訓、周培源、錢學森、朱光亞、華羅庚等。見面時，周恩來對他和楊振寧成為首次獲得諾貝爾獎的炎黃子孫表示敬意，並稱贊李政道“精於學”，鼓勵他為中美的文化、教育、科技交流發展多做貢獻。會見中，他們就國內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交流。關於教育問題周恩來表示：學校學生應“以學習為主”。“我們總要有一批大學培養的研究人才出來”，在大學教育方面“要迎頭趕上”。他告訴李政道：我們准備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國學習、深造。在談到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時表示：在生產上比日本差三十年，我們現在不了解這方面的情況，白紙一張。又說，我們在實驗上可以在幾年內迎頭趕上，但成批生產還不行，這跟整個工業水平、技術水平有關。我們整個工業水平和技術水平還不行。他還表示：無論生產實踐還是理論研究，都有待提高﹔要把研究工作活躍起來，把科技資料交流工作恢復起來。

1974年5月，李政道夫婦攜家人再度回國訪問。他十分渴望祖國的教育、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能有一線生機，縱使能稍微改進一下這種狀況也是好的，便給周恩來寫信坦言了自己的看法。5月25日，身體十分孱弱的周恩來再次會見了李政道一行。見面后，周恩來誠懇地對李政道說：本來沒有想見你，看了你的建議，認為非常重要，立即排了大字給毛主席看。

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緩和后，趙元任致力於兩國溝通交流，並於1973年攜夫人楊步偉及親屬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大陸，5月13日，受到周恩來的接見。會談中，周恩來談到當年的國語運動和文字改革問題，對趙元任編寫並帶來的《通字草案》一書表示關注，指示印制數十份，供國內實行漢字改革和拼音化方案時參考，並建議趙元任在國內出版該書。當談及旅美學生、留學生回國工作問題時，周恩來說：我說過，年輕的也好，老的也好，要創造一個回來工作的環境，還需要一段時間。對此，我們還要准備一下，不然大家回來，條件不具備，反而是用非所學，環境也不一定適合。與其如此，寧可在外面再多學習兩年，在知識方面能有更多的發展，反而有好處。值此非常時期，周恩來歡迎海外留學人員回國的思想仍然沒變。會談中，周恩來還談到了教育問題，他說：“一個民族要能在國際上站住腳，要能前進，就要進行長期的教育。勤勞勇敢是中國人民的一種好品質，但中國人也有些保守，總想到一起，到一起就說中國話，不願意和外國人接近。那不行，你要影響世界，不能閉關自守，隻說中國話，怎麼行？中國人有中國的弱點，要進行思想教育。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一項長期的工作。”楊步偉女士的祖父楊仁山居士是著名的“金陵刻經處”的創辦人，因此，她很想了解刻經處的現狀。周恩來告訴她，“金陵刻經處”依然存在，由中國佛教協會管理。楊步偉聽了之后十分寬慰。周恩來知道她曾熱心推行優生學，是我國最早提倡計劃生育的醫師之一，遂希望她為祖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出點力，這讓她非常感動。周恩來拖著病痛之身，會談約達三個小時。臨別時，周恩來一直將楊步偉等送到人民大會堂門口，讓她難以忘懷。

幾點簡要結論

第一，周恩來以自身人格魅力維護了新中國的形象。一位海外華人學者曾評價周恩來說：“在歷史的某一階段，階級斗爭過了頭，曾使許多人認為共產黨是不講人情的，特別是身居海外的華人中許多都有恐共症。身為共產黨領導人的周恩來，他那永恆的人情味，曾溫暖了無數與他有過交往的人的心，對維護共產黨人的形象起了重要作用。”聯系周恩來與新中國建立后爭取海外學人歸國、對他們的信任關懷及其與華人科學家的交往的實際，這段話語中肯客觀。

第二，周恩來與海外學人的交往是新中國外交工作和知識分子政策的閃亮點。新中國成立后，就周恩來積極爭取旅居海外的高級知識分子回國並取得顯著成效這件事而言，它既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工作的不俗表現，也是黨和政府知識分子政策的海外投影。在當時的背景下，能夠爭取到大量在歐美發達國家中學習工作並有著優越生活工作條件和優厚待遇的高級知識分子和留學人員回到百廢待舉的新中國這邊來，這可謂是新中國外交工作的一大亮點，從中反映了周恩來外交工作的非凡才能。同時，這又是周恩來知識分子思想和實踐的一個縮影，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知識分子政策的縮影。如果說，爭取海外學人回到祖國是一時之功，那麼對他們重視和關懷並與其建立深厚情誼可謂是半世之情。

第三，周恩來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奠基之功不可磨滅。新中國成立之初，從海外回國的一批科學家和高級知識分子，為新中國的科技文化事業做出了特殊的、卓越的貢獻，奠定了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基礎。1999年9月18日，在紀念新中國誕辰5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和追授為“兩彈一星”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23位“兩彈一星”功勛金質獎章和功勛獎章獲得者，其中有21人是新中國建立初期歸國的科學家。一個簡單數字說明了一個重大問題。這在當時固然是這批科學家拳拳愛國之心、報國之志的寫照，也是周恩來這位共和國總理的卓越功勛的寫照。周恩來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的奠基之功不可磨滅。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