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中柬合作關系的建立(1954－1965年)
周恩來與中柬合作關系的建立(1954－1965年)
﹝美﹞翟強
摘要:從1954至1965年，中柬關系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周邊外交中的一個亮點，周恩來在中柬友好關系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與柬埔寨代表團首次接觸，在萬隆會議上他與西哈努克首次見面。從1956年開始，中國啟動對柬經濟援助，1958年中柬兩國正式建交。周恩來曾親自訪問柬埔寨，多次與西哈努克會談，向其闡明中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代表中國政府對柬埔寨的安全做出承諾，對其民族獨立斗爭表示堅決的支持。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柬之間建立和保持了一個友好的雙邊關系，兩國領導人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互相配合與協調。這是周恩來外交上一個成功案例，我們通過這個案例可以了解到冷戰時期中國外交的一些特點。
從1954至1965年，中國和柬埔寨建立和保持了一個和睦相處的雙邊關系。兩國領導人從陌生到熟悉，並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互相配合與協調，中柬關系成為這一時期中國周邊外交中的一個亮點。周恩來在中柬友好關系的形成中起了什麼作用?他是如何處理柬埔寨事務的?他是如何對待柬埔寨領導人西哈努克的?柬埔寨在中國冷戰外交中處於什麼位置?為什麼周恩來對一個東南亞小國予以如此高度的關注?從中柬關系這個案例，我們可以了解到冷戰時期中國外交的哪些特點?本文利用中國外交部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以及當事人的回憶，試圖回答上述問題，並通過考察中柬關系的演變來加深我們對周恩來外交實踐的認識。
一、爭取西哈努克
朝鮮戰爭結束以后，冷戰對抗出現相對和緩的苗頭和動向。周恩來看准時機，經中央同意，積極推動和平外交，尋求中國在“中間地帶”的突破，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打開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1954年是中國外交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一年。在這一年，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在日內瓦召開的有關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在會上，周恩來與西哈努克派出的柬埔寨王國代表團首次接觸，邁出了雙方互相了解的第一步。在6月20日與柬埔寨王國代表團團長、外交大臣狄普芬(TepPhan)的會談中，周恩來表示，中國支持東南亞國家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希望柬埔寨成為像印度、印度尼西亞和緬甸那樣的東南亞新型國家，反對美國在柬埔寨建立軍事基地。狄普芬說:“現在我們和美國沒有簽訂任何條約。”周恩來的一番話清楚地表明，當時最讓他憂慮的就是美國借法國撤退之機插足柬埔寨，在中國南面再布下一個反華的棋子。狄普芬對柬美關系性質的說明，無疑使周恩來有所放心。周恩來在日內瓦和柬埔寨代表交往時，謙虛友好，他的通情達理觸動了柬埔寨人。盡管西哈努克本人沒有出席日內瓦會議，但在狄普芬從日內瓦回國后，他認真地聽取參加會議的情況，特別是狄普芬對周恩來的印象。
西哈努克一開始相信西方對共產主義威脅的宣傳，非常害怕共產主義的滲透，擔心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會支持柬埔寨共產黨顛覆他的政權。所以，他一度曾考慮向美國尋求軍事保護，借美國之力來抗衡亞洲的共產黨國家。但是周恩來在日內瓦的友善舉動使他大感意外。中國的睦鄰政策堅定了西哈努克走中立路線的決心。
周恩來和西哈努克的首次會面是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雙方都表現出建立合作關系的意願。4月20日，周恩來在宴請西哈努克時說，中國對柬埔寨沒有敵意，隻有好感，希望在兩國交往中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邀請他訪問中國。西哈努克表示:柬埔寨反對附加任何條件的外來援助，因此得到的美援很少;柬埔寨嚴格遵守1954年《日內瓦協議》，支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保持中立，不加入任何軍事集團，不讓美國在柬埔寨建立軍事基地。在談到柬中關系時，西哈努克說:他已經拒絕美國的建議，決定不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建交，不承認在法國殖民時期台灣派駐金邊的外交代表;亞非會議以后，他計劃到中國訪問。在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的友善態度給西哈努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后來在回憶錄中說，柬埔寨“無需擔心他們會來干涉我們的內部事務，中國人是我們的朋友”。盡管如此，西哈努克對柬埔寨的安全局勢仍不完全放心，尤其是害怕越南共產黨的存在。所以，他在對外關系方面緊守中立政策，左右逢源，盡量不得罪冷戰中的任何一方，保留回旋余地。在大國之間搞平衡是柬埔寨作為小國在東西方沖突的夾縫中求生存的手段。1955年5月16日，柬美正式簽訂“軍事防御協定”，此舉引起中國領導人不滿。6月22日，周恩來致信印度總理尼赫魯，指出:柬美“軍事防御協定”的很多條款與《日內瓦協議》背道而馳。
二、推動中柬建交
1955年，柬埔寨政壇風雲突變。3月，西哈努克出人意料地將王位讓給其父，另外組建“人民社會同盟”(People’sSocialistCommunity)，自己擔任主席。擺脫了王位的束縛以后，西哈努克可以不用再高高在上，遠離政治，可以直接帶領自己的政黨同國內的政治對手進行角逐。在9月舉行的全國選舉中，他的“人民社會同盟”大獲全勝，隨后組成了以他為首相的柬埔寨王國政府。新政府成立后，西哈努克立即向外界闡明外交原則:柬埔寨的中立政策不變，不同外國締結軍事同盟，不向外國提供軍事基地。在國內，西哈努克實行“防變為主，防共為輔”的方針，抓住農村選票，同時平衡城市中不同社會集團(軍隊、知識分子、商人、僧侶等)的勢力，讓他們互相牽制，以維護自己的政權穩定。
萬隆會議以后的兩年中，中柬關系發展的步伐邁得不大，主要是西哈努克執行所謂不偏不倚的嚴格“中立政策”，不同分裂國家中的任何一方建交。根據這個原則，柬埔寨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56年2月，西哈努克訪問北京。在同周恩來會談時，他再一次確認柬埔寨的中立政策，表示柬中關系目前先通過間接方式保持接觸，周恩來表示同意。毛澤東在會見西哈努克時，得知中柬目前建交還有困難，就耐心地說:“讓我們看，建交好嘛;柬埔寨處境困難，我們可以等待。”
九個月以后，周恩來首次訪柬，推動兩國關系的發展，側重經貿領域的合作。從1956年開始，中國啟動對柬經濟援助，無償提供物資和商品，援建成套設備項目。柬埔寨成為中國對非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無償援助的第一個國家。柬埔寨支持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敦促柬埔寨華僑遵守當地法律的做法打消了西哈努克不少顧慮。
周恩來對柬睦鄰外交的堅持不懈使美國官員坐立不安。與周恩來認可西哈努克中立政策的態度相反，美國官員對西哈努克在冷戰中持中間立場並尋求發展對華關系非常惱火。1956年5月31日，美國駐柬埔寨大使羅伯特·麥科林托克(ＲobertMcClintock)向國務院匯報說，中國正對柬埔寨展示和平共處的“燦爛笑臉”，旨在“破壞亞洲自由國家的團結”，分化東南亞條約組織。他呼吁華盛頓加大對亞洲盟國和中立國家援助的力度，以抗衡中國的和平攻勢。美國外交官的表述從側面反映了周恩來對柬和平外交的成效。
1957－1958年間，柬埔寨同泰國和南越的關系急轉直下，劍拔弩張。先是泰國出兵奪取位於泰柬邊境有爭議的歷史古跡柏威夏寺(PreahVihear)，並與柬斷交。接著1958年6月，南越士兵進入柬埔寨領土，並擅自將界碑向柬境內移動兩公裡。西哈努克懇求美國出面阻止西貢吳庭艷政權的侵略行為，但遭美方拒絕。西哈努克懷疑華盛頓在為南越撐腰。盡管中柬尚未建交，但中國政府卻立即明確表態，支持柬埔寨。6月30日，中國外交部部長陳毅發表講話說:“我們堅信，正義在柬埔寨人民這一邊。”這個表態使西哈努克確信中國是柬埔寨抵制美國和南越壓力的一個可依靠的朋友，從而也堅定了他與中國建交的決心。
同泰國和南越的領土爭端是影響西哈努克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因素，其影響力遠遠超過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力。西哈努克對美國的失望促使他調整外交政策，更寄希望於中國的支持。7月17日，他召開最高國防會議和內閣會議，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8日，他向周恩來發出兩國建交的提議。翌日，周恩來回復，同意和柬建交並表示中國將盡力支持柬埔寨維護獨立主權的斗爭。
西哈努克同中國建交的決定使美國政府大為不滿。美國駐柬大使卡爾·斯特羅姆(CarlW．Strom)於7月25日約見西哈努克，指責柬埔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哈努克為他的中國政策辯護，強調中國是柬埔寨的鄰國，是一個現實存在。在談到柬埔寨和南越的關系時，西哈努克說，盡管法國殖民時期劃定的柬越邊界對越南有利，但是越南人還不滿意，他們老是要蠶食柬埔寨領土。他告訴斯特羅姆，和中國人相比，柬埔寨人更害怕越南人。
美國人的驕橫經常使西哈努克很不愉快。相比之下，中國領導人卻一直對他保持友善的態度。1958年7月24日，周恩來對柬駐華經濟代表團團長楊安(YongAun)說，中國知道西哈努克所面臨的困難，將盡量提供援助，幫助柬埔寨度過難關。8月，西哈努克對中國進行第二次訪問，同毛澤東和周恩來談話。西哈努克后來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很關心柬埔寨的內政外交，詢問他對美國的看法。西哈努克覺得，毛澤東是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他，不像有些西方領導人(除了戴高樂)那樣傲慢。
三、支持柬埔寨維護領土主權
1959年以后，柬埔寨被越來越深地拖進越南的戰火之中。為了用武力推翻吳庭艷政權，北越開始建立為南越共產黨運送人員和武器的秘密運輸線(即“胡志明小道”)，該運輸線穿越柬埔寨的東部領土。為了阻斷北越對南越的滲透，西貢軍隊在美國的支持下加大了對柬埔寨的攻擊，頻繁入侵柬領空和領土。
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對柬埔寨表示堅決的支持，他於1960年5月再度訪柬。在金邊的歡迎大會上，他重申中國將一如既往地支持柬埔寨捍衛民族獨立的斗爭。在訪問結束時，雙方發表了《聯合聲明》，其中特別提到，兩國譴責任何用武力侵犯鄰國的企圖。12月中旬，西哈努克再次踏足中國，和中國領導人討論簽署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條約明確規定:締約雙方保証互不侵犯，不參加針對另一方的軍事同盟。這樣，柬埔寨就在法律上保証不會參加美國組織的軍事集團。
在周恩來的精心呵護下，中柬關系不斷往前推進。《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使兩國關系的發展又上了一個新台階。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周恩來和西哈努克在很多國際問題上互相配合，保持一致，這些問題包括:老撾內戰、中印邊界糾紛、《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等。西哈努克呼吁聯合國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兩個中國”做法。他還非常關心中法建交，協助中國和國際社會建立聯系。他贊揚中國1964年的原子彈試驗對“抵制帝國主義的核威脅有很大意義”。從60年代初開始，隨著中國和蘇聯以及大部分東歐國家漸行漸遠，柬埔寨很快成為中國和外部世界保持聯系的一個難得窗口和渠道。
四、作出給柬埔寨的安全承諾
1963年是西哈努克與美國的矛盾變得不可調和的一年，因為美國不僅繼續支持泰國和南越向柬埔寨施加軍事壓力，還鼓勵它們庇護流亡在外反西哈努克組織，比如，西貢向西哈努克的政治死對頭———山玉成的“自由高棉”(KhmerSerei)運動提供訓練和武器裝備，支持他們襲擾柬埔寨。“自由高棉”運動從南越向柬埔寨播送反西哈努克的廣播。
西哈努克迫不得已隻有更寄希望於中國領導人。2月15日，他又到北京，對毛澤東說，泰國將他視為死敵，南越常派飛機越境轟炸柬埔寨的村庄，導致很多柬埔寨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毛澤東要西哈努克不要在泰國和南越的壓力面前低頭，並用最近伊拉克的政變教訓告誡西哈努克要注意國內的政變可能，務必牢牢地掌握軍隊。三個月以后，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訪柬，以示支持。在劉少奇出訪之前，西哈努克由於聽說台灣方面准備在金邊搞爆炸以破壞此次訪問的情報，曾建議不定期推遲劉少奇訪柬。周恩來考慮再三后認為:這是新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訪問柬埔寨，“不定期的推遲對柬訪問，政治上不利”。他建議劉少奇按原計劃訪柬，但可以把日期提前，縮小或取消群眾場面。劉少奇如期訪柬。在柬逗留期間，他觀看了“人民社會同盟”成就展，走訪了中國援建的紡織廠，並與柬埔寨發表聯合聲明。在劉少奇訪柬之后，西哈努克感嘆:“中國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誼送來。”
與此同時，南越的動蕩在不斷加劇。整個夏秋季，佛教團體組織的游行示威如火如荼，聲勢浩大，使吳庭艷政權威信掃地。11月初，南越軍官發動推翻吳庭艷的流血政變。吳庭艷一夜之間就命喪黃泉，這使西哈努克不寒而栗，也向他敲了警鐘。他意識道，如果美國中央情報局可以如此冷酷地支持南越親美軍官推翻吳庭艷的話，它也可能用同樣的手段來對付不聽話的他。西哈努克於1963年11月決定停止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
中國領導人稱贊西哈努克敢於同美國叫板的勇氣，支持他的外交政策。1964年2月7日，鄧小平以代理總理的身份對柬埔寨駐華大使西索瓦特·西裡克·馬塔克(SisowathSirikMatak，又譯“施裡瑪達”)說:重要的是西哈努克領導下的王國政府有獨立的政策，有民族自尊。過去被別人踩在腳底下的狀況一去不復返了。當馬塔克提到柬埔寨希望召開國際會議保証柬埔寨中立時，鄧小平馬上表示:我們衷心支持你們召開這個會議。
5月23日，周恩來在接見柬埔寨議會代表團時，也贊揚西哈努克終止美國軍事援助的決定，並譴責美國是制造印度支那動亂的罪魁禍首。他指出:南越和老撾的混亂局面都是美國干涉的結果，“泰國和南越如果沒有美國撐腰就不敢向柬埔寨挑舋。西哈努克親王殿下勇敢地站出來，批評美國，不要美援是值得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欽佩的”。在談到中柬關系時，周恩來說:“這次你們來，中國人民對你們特別歡迎。因為親王領導下的貴國民族獨立發展，值得尊敬。我們本來是好朋友，現在更加親切。”
1964年8月初，美國約翰遜政府以“東京灣事件”為由，擴大對越南的干涉，使印度支那的緊張氣氛更加升溫。9月底，心急如焚的西哈努克到達北京，利用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15周年慶祝活動的機會，急切希望獲得中國更明確的安全保証。有西方學者說，西哈努克甚至准備終止中立政策，與中國締結共同防衛條約。
西哈努克在北京訪問時，同周恩來舉行了三次詳細會談。周恩來不僅向他詳細解釋中國對柬埔寨的安全承諾的含義，制定對柬軍事援助的具體措施，還幫他安排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越南民主共和國和老撾愛國戰線黨代表的三國四方會談。在9月28日舉行第一次會談中，西哈努克希望他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合作是互利的。他對周恩來說:“在我提出幫助之前，希望能由他們方面作出一些表示，尊重柬埔寨領土完整、主權，承認柬埔寨的現有邊界包括一些西貢現在所要索取的沿海島嶼。”周恩來認為西哈努克的建議“非常正義，非常有說服力”。西哈努克擔心他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合作會“引起美國和西貢的報復”。周恩來叫西哈努克不要怕，說“這是英明的措施”。周恩來接著針對美國的威脅向柬作安全保証，他指出:“當我們說‘美國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國就是侵略中國’，‘美國侵略柬埔寨，中國就要全力支援’的時候，我們是懂得和准備著美國要全面宣戰的。我們有了准備以后，如果它敢來，它就將陷在廣大的中國泥坑和人海裡。”周恩來強調，中方要在西哈努克這次訪華的聯合公報中明確闡述上述立場。西哈努克對中國的支持表示感謝，周恩來回答說:“我們是老朋友了。”
10月1日，西哈努克同周恩來舉行第二次會談。西哈努克希望在支持柬埔寨的問題上中方能說“美國侵略柬埔寨就是侵略中國”這樣的話。周恩來解釋說，雖然他在第一次會談中表述的“美國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國就是侵略中國”和“美國侵略柬埔寨，中國就要全力支援”兩句話字面上不同，但實質的安全承諾是一樣的。不同之處在於越南民主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柬埔寨是中立國家，如果中國說“美國侵略柬埔寨就是侵略中國”，就會給人一個柬埔寨是中國的盟友的印象，這樣不利於柬埔寨的中立形象，但是，一旦柬埔寨遭到侵略，中國會全力支持，包括派出軍事人員。
10月4日，西哈努克在同周恩來舉行第三次會談時，介紹了他同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老撾愛國戰線黨的代表沒能就承認柬埔寨現有邊界問題達成一個書面協議的經過。周恩來雖然同情西哈努克的處境，但對越南人不願以法律書面形式承認柬埔寨現有邊界的態度也無能為力，他隻有向西哈努克強調和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和老撾愛國戰線黨結成統一戰線、團結抗美的重要性。
1965年4月，柬埔寨和美國的關系降至冰點。月初，美國一家雜志發表文章，批評西哈努克的母親在金邊通過開妓院賺錢。月底，美國軍機越過越柬邊界，轟炸柬埔寨村庄，造成無辜村民死傷。西哈努克極為憤怒，於5月和美國斷交。西哈努克敢於走這一步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中國對柬作了安全保証。二是美國的越戰政策在國際上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戴高樂總統就公開反對美國對越南的軍事介入。這樣的國際輿論使西哈努克相信美國的越戰政策不會成功。三是為西哈努克出謀劃策的法國顧問和助手都鼓勵他同美國斷交。
利用參加中國國慶慶典的機會同中國領導人討論國際局勢成了西哈努克這兩年外交活動中的固定項目。1965年9月底，他又去北京參加中國國慶盛會。29日，他同毛澤東見面。毛澤東大加贊賞他同美國斷交的決定，說“這很好，很不容易”。西哈努克向毛澤東介紹柬國內的社會和經濟情況。11月下旬，西哈努克派武裝部隊總參謀長朗諾(LonNol)率軍事代表團到北京，和中方商談如何將中國給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物資通過柬埔寨運輸到南越的問題。朗諾回國向西哈努克匯報以后答復說，柬埔寨同意協助中國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運輸物資。中國的大批物資支持對越南取得抗美斗爭的最后勝利起了關鍵的作用。
五、結論
從1954年至1965年，在周恩來的直接過問與呵護下，中國和柬埔寨建立和保持了一個友好的雙邊關系，兩國領導人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互相配合與協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中，中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阿爾巴尼亞這些社會主義盟邦保持了密切的經濟和軍事關系。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越南民主共和國受到美國的巨大軍事壓力時，中國向越南民主共和國作出過安全承諾。但是，對於柬埔寨這樣一個社會制度不同的中立國家，中國不僅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還作出安全保証，這在中國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交往經歷中是極其少見的，因此，可以說中柬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關系”。
在美國官員的眼裡，西哈努克是一個情緒不穩定、急躁沖動、朝三暮四、花花公子型的領導人。但周恩來在和西哈努克交往時，總是表現得落落大方，以禮相待，細心周到，有來有往。面對西哈努克在外交上經常出現的左右搖擺，前后觀望，舉棋不定，周恩來表現出充分的耐心，求同存異，細水長流。周恩來在同柬埔寨代表團談話時，經常使用“好朋友”、“老朋友”這樣的字眼，平實親切。與周恩來交談，西哈努克絲毫沒有與西方大國領導人談話時的那種懸殊感。在西哈努克那充滿傳奇色彩的、不平凡的政治生涯的多個危難關頭，不管是1964年他面對美國和南越的巨大軍事壓力，還是1970年他因為國內發生軍事政變而落魄異國他鄉，都是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及時向他伸出救援之手，為他提供各種幫助和支持。
在1954至1965年這段時期中，周恩來在處理柬埔寨問題時，總是從反美斗爭的戰略大局著眼，抓住主要矛盾，不厭其煩地做西哈努克的工作，理解他在內政和外交上的窘迫處境，爭取他對中國的好感與配合。中柬兩國的合作給雙方都帶來益處。從西哈努克的角度看，中國不僅提供了他所急需的經濟援助，還在他的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施以軍援之手，作出安全承諾。由於得到中國的堅定支持，他敢於同有美國撐腰的南越和泰國抗衡，敢於頂撞美國，甚至停止接受美援並同美國斷交。從中國領導人的角度看，防止柬埔寨參加美國在東南亞構建的反華陣線是首要目標，周恩來成功地說服西哈努克堅持柬埔寨的中立外交政策，沒有像泰國和菲律賓那樣，加入到美國的反華包圍圈中去。周恩來推動西哈努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老撾愛國戰線黨的合作，使柬埔寨成為越南戰爭中越南北方向南方運輸人員和物資的重要通道。此外，由於西哈努克是國際舞台上的活躍人物，周恩來通過他向世界傳遞中國的聲音，擴大中國的影響。比如，在中印邊界沖突問題上，北京通過西哈努克向亞非中立國家表達中國的觀點和立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合國代表權、台灣、核武器等問題上，西哈努克都支持中國的主張和看法。這一時期中柬友好合作局面的打開，是周恩來在外交上為了對抗美國這個主要敵人而運用統一戰線策略的一個成功案例。
中柬關系這個案例反映了冷戰時期中國外交的幾個特點:第一，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和大部分的60年代，中國領導人一直視美國為主要對手。在中國對柬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如何防止柬埔寨倒向美國一邊一直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主要考慮因素。對他們來說，柬埔寨具有極其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它靠近中國南疆，地處印度支那這個冷戰的熱點地區，經常身不由己地被圈入到越南的戰火中去，是冷戰雙方都非常關注的地方。鑒於美國想方設法地要把柬埔寨變成其反華包圍鏈上的一環，周恩來通過堅持不懈地爭取西哈努克，同他建立良好的個人關系，來鞏固中柬合作的基礎，擴大中國在柬埔寨的影響力，抵制美國拉攏柬埔寨的企圖。
第二，周恩來對西哈努克中立政策的認可，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冷戰時期中國對中立運動看法的變化過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領導人一度效仿蘇聯的做法，譴責中立主義。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他們不再批評中立主義，開始承認和重視中立主義在世界事務中的積極作用和正面意義。由於西哈努克倡導中立外交，又活躍於不結盟運動，因此，處理好與西哈努克的關系有利於擴大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周恩來稱印度、印度尼西亞和緬甸等國家為“東南亞新型國家”，並鼓勵西哈努克仿效他們的政策。和周恩來理解和支持柬埔寨的中立路線形成鮮明反差，美國領導人盡管在口頭上有時也會表示支持中立主義，但在骨子裡卻反對中立政策，認為信奉中立主義的人是天真幼稚，是非不分，容易被共產主義利用。
第三，由於歷史上東南亞封建朝廷之間的經年征戰和領土侵吞，再加上近代西方殖民主義統治時重新劃界所留下的后遺症，東南亞國家之間大多存在民族恩怨和領土糾紛。柬埔寨與其鄰國(泰國、越南、老撾)都有邊界矛盾，所以，中國領導人力挺柬埔寨維護領土主權的立場也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特別是越南民主共和國)的關系。對於周恩來在柬埔寨與南越的邊界爭端中支持西哈努克的做法，北越領導人怎麼看?北京同河內在這個問題上是如何溝通的?目前，由於涉及敏感的中越關系，有關上述問題的相關中越檔案都尚未公布。但從越南戰爭以后柬埔寨問題成為中越反目的一個主要原因這一最終結果來看，越南共產黨領導人當年對中國在柬越領土爭執中站在柬埔寨一邊的做法一定是非常不滿的。
1954至1965年間周恩來對中柬關系的處理和探索，是新中國與亞洲國家交往史上的一段重要的經歷。從后來的發展看，這段經歷所留下的豐富經驗為日后中國的東南亞政策制定打下了基礎，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有用的先例。
最后，提一下本文沒有涉及的幾個問題:第一，中國決策者在處理與柬埔寨的關系時，除了考慮美國這個主要因素外，也考慮過南斯拉夫和蘇聯的因素。由於柬埔寨和南斯拉夫都是不結盟國家，作為不結盟運動創始人之一的鐵托在柬埔寨中間派勢力中有很大影響。中國駐柬大使館官員在發給外交部的報告中時常提到他們對南斯拉夫在柬埔寨影響的擔心。20世紀60年代初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外交官也很警惕蘇聯在柬埔寨影響的擴大。對於這些問題，由於篇幅關系，本文不擬深入探討，作者將另文論述。第二，本文主要討論中柬政治和外交關系，對兩國之間的經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來往著墨很少。第三，由於受到材料的限制，特別是沒有看到中共黨際關系方面的文件(比如中聯部檔案)，本文無法說明周恩來在同西哈努克進行友好交往時是如何平衡與柬埔寨共產黨的關系的。
來源：《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