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重慶的抗戰

周恩來在重慶的抗戰

唐蕊

1938年10月下旬，日寇逼近武漢，國民黨倉皇敗退。周恩來、葉劍英等最后撤離了武漢，於12月到達重慶。在重慶，周恩來工作了8年。可以說，重慶是周恩來抗戰時期最主要的陣地。

“三岩”：周恩來在重慶的根據地

剛到重慶時，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設在鬧市區的機房街70號。周恩來覺得這裡不安全，也不利於保密工作，就決定尋找其他合適的地點。

辦事處的同志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找到了愛國進步人士饒國模，她在城外化龍橋紅岩村有一個農場，有200多畝地，種了很多果樹，周圍人家很少。周恩來決定在這裡建造房屋，作為新的辦事處。這裡就是紅岩嘴13號紅岩八路軍辦事處。

在饒國模的幫助下，紅岩小樓很快建成了。小樓一共3層，一樓是辦事處，二樓和三樓是南方局的辦公地。這之后，各地黨組織的人員通常都是到這裡來和南方局取得聯系，周恩來平時也住在這裡。

南方局和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大概有100多人。在這裡，大家一律平等，吃住都是一樣的。為響應延安大生產運動的號召，他們自己在空地上種菜、養豬，以改善生活。辦事處裡還設有救亡室，大家經常一起唱救亡歌曲，逢年過節還排練節目。雖然這裡生活艱苦、工作緊張，但是同志間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團結融洽、親密無間。

在重慶，坐落在曾家岩50號的“周公館”也很出名。這是一幢3層的樓房，可以俯瞰嘉陵江。因為地處市區，交通比紅岩方便許多，但環境卻復雜很多。國民黨首腦機關就在離此不遠的上清寺地區，在通往周公館的唯一一條小路旁就是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的住所，巷子兩側的各種店鋪實際上成了特務的哨所，專門負責監視周公館的動向。周公館二樓的一側還住著一名國民黨政府官員和他的家屬。出於安全考慮，周恩來平時辦公到很晚或是需要同人談話時才會住在這裡。這裡實際上成了南方局設在市區的派出機構，南方局的軍事組后來將辦公室和宿舍設在了這裡。

另外，離紅岩不遠的虎頭岩，是《新華日報》編輯部所在地，報社的營業部設在市區民生路240號。因為這裡往來的人很多，不太引人注意。周恩來常常利用這種便利條件，在營業部二樓的工作人員宿舍裡約人會面。

紅岩、曾家岩、虎頭岩被大家稱為“三岩”。從1938年底至1946年5月，周恩來在重慶戰斗了近8年的時間，很多個日日夜夜，他都是在“三岩”度過的。“三岩”也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活動中心。

領導抗戰文化軍

在重慶，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進行有關國共合作、促蔣抗日的談判，領導南方局、國統區和南方各省黨的工作、軍隊工作、統戰工作及宣傳文化教育工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當屬重慶的文化工作。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重慶有了一支抗戰文化軍。

當時，以郭沫若為廳長的原政治部第三廳是由重慶文化文藝界的進步人士組成的。1940年9月，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國民黨借口改組政治部撤銷了第三廳，委派張治中為政治部部長。周恩來去找張治中，說：“第三廳這批人都是無黨無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會上很有名望的。他們是為抗戰而來的，而你們現在搞到他們頭上來了。好！你們不要，我們要！現在我們准備請他們到延安去。請你借幾輛卡車給我，我把他們送走。”蔣介石害怕因此增強了共產黨的實力，失掉人心，於是在幾天后召見郭沫若、陽翰笙、馮乃超、杜國庠、田漢等原第三廳的主要負責人，告訴他們打算成立一個文化委員會，仍然由郭沫若擔任主任委員，其他原第三廳的人員一律聘為委員。回來后，陽翰笙等向周恩來匯報了情況：“蔣介石分明要把我們圈起來，怕我們去延安，你看怎麼辦？”周恩來當然看穿了蔣介石的圖謀，但是他覺得正好可以將計就計：“就答應他吧！他畫圈圈，我們可以跳出圈圈來干嘛！挂個招牌有好處，我們更可以同他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展開我們的工作。”他鼓勵大家：“我們處在無權無勢時，還能在地下干，現在有一個地盤給我們站住腳，難道還怕干不成事嗎？”

1940年11月1日，文化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郭沫若擔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是陽翰笙、謝仁釗，專任委員有茅盾、杜國庠、田漢、洪深、翦伯贊、胡風等10人，兼任委員有老舍、陶行知、侯外廬、王昆侖、張志讓、鄧初民、呂振羽等10人，這個陣容比當年的第三廳更加強大。委員會成立后，雖不能像第三廳那樣開展轟轟烈烈的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但它的成員以其自身的專長著書立說、講學論爭、從事文藝創作，一樣在文化運動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國統區的民主氛圍不濃，文化活動也很受限制，大型的群眾性集會基本不被允許，這就需要探尋新的活動途徑。

1941年10月的一天，周恩來親自到郭沫若家裡去，提議文藝界開展郭沫若五十壽辰和創作生活25周年的紀念活動，他說：“為你做壽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政治斗爭，為你舉行創作25周年紀念又是一場重大的文化斗爭。通過這次斗爭，我們可以發動一切民主進步力量來沖破敵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統治。”

這次紀念活動的會場設在中蘇文化協會。11月16日，門口高懸著一支碩大無比的毛筆和“以清妖孽”4個大字。到會的既有重慶文化界的進步人士，也有國民黨方面的潘公展、張道藩，還有蘇聯來賓、各民主黨派、群眾團體的代表2000人，馮玉祥在會上致賀詞，場面非常盛大。周恩來在會上高度贊揚了郭沫若，說：“郭先生是無愧於五四運動當中長大的這一代的。他不只是革命的詩人，也是革命的戰士。無論從他的著作和行動裡，都燃燒著那烈火一般的感情。在反對舊禮教舊社會的戰斗中，有著他這一位旗手﹔在保衛祖國的戰斗中，也有著他這一隻號角﹔在當前反法西斯的戰斗中，他仍然是那樣挺身站在前面，發出對野蠻侵略者的詛咒。”

話劇是周恩來領導山城文化抗戰的又一種形式。《屈原》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劇目，是郭沫若1942年1月在重慶寫成的。他借屈原之口說出了抗戰時期人們想說而不敢說的憤怒，借屈原的時代象征當時的時代，借以表達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的強烈願望，控訴國民黨當局的反動暴行。

該劇的創作、排練和上演都得到了周恩來的直接指導和關心。在劇本創作之初，他就同專家一起詳細討論﹔劇本定稿后，他又組織人力支援演出。通過組織動員，劇組匯集了金山、張瑞芳、白楊、孫堅白、施超等當時的一流演員，演員陣容強大。排演過程中，周恩來多次詢問進展情況，幾次親自到現場觀看排演。他還專門請兩個主要演員到紅岩村朗誦《雷電頌》這段。周恩來對這一段非常贊賞：“屈原並沒有寫過這樣的詩詞，也不可能寫得出來，這是郭老借著屈原的口說出自己心中的怨憤，也表達了蔣管區廣大人民的憤恨之情，是對國民黨壓迫人民的控訴，好得很！”他要求演員“注意台詞的音節和藝術效果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充分理解郭老的思想感情，要正確表達，這是郭老說給國民黨頑固派聽的，也是廣大人民的心聲，可以預計在劇場中，一定會引起觀眾極大的共鳴。這就是斗爭”。

《屈原》上演后反響非常好，出現了“一票難求”的盛況，常有人半夜就到劇場門口排隊買票。周恩來幾次前去觀看，還要人到劇場買些票，讓辦事處和曾家岩的干部輪流去看。之后，他還親自主持座談會，要求《新華日報》配合宣傳。

周恩來領導文藝界人士在反共高潮中打開了缺口，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振奮了士氣，山城的文化抗戰運動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

周恩來在重慶的另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廣泛結交朋友，從張沖、張治中、馮玉祥到黃炎培、張瀾、馬寅初、梁漱溟、陶行知、郭沫若、陽翰笙、胡風、老舍等眾多民主人士、知名人士以及青年、兒童，都同他交往甚篤。蘇、英、美等國駐重慶使節和記者以及美國總統特使，國際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萊、王安娜、艾黎、愛潑斯坦等，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學者費正清和加拿大朋友文幼章等都成了周恩來的統戰對象。

基督教領袖吳耀宗就是這個時候與周恩來相識的愛國民主人士，雖然他們信仰不同，但是無礙他們的交流，周恩來與吳耀宗最長的一次談話持續了一天。從此，吳耀宗欽佩周恩來、信賴共產黨，以自己的方式參加到愛國民主運動中去。

與周恩來有過交往的人都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費正清多年后曾這樣回憶：“周恩來的魅力在初次見面時就打動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濃眉、英俊的貴冑，卻為民眾獻身﹔作為個人，他的智慧和敏銳的感覺是罕見的，然而他卻致力於集體主義的事業。”與周恩來接觸頗多的謝偉思對他的評價更高：“周是非常熟練的、敏感的、感覺力強的、明智的人。”“我未見過周發怒、發火或心煩意亂。他總是那麼平靜、鎮靜，我沒有見過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時候。周是一個令人驚服的人，很難找到他的缺點。認識周的人都承認他是一個很堅強的人，正直的人，誠實的人，有原則性的人。”

許多人正是通過周恩來才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及其主張。他不僅是共產黨派駐國民黨的代表，也是共產黨派駐外部世界的代表。他在重慶所做的這些工作不僅起到了孤立蔣介石反動派的作用，也贏得了廣泛的信任和友誼，更增進了他們對中國共產黨人和八路軍、新四軍的了解，在國際輿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為他自己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

領導《新華日報》

《新華日報》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創辦的公開出版的報紙，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公開出版的全國性黨報。自1938年1月11日創刊，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國民黨封閉，共持續了9年多，總計出版3231期。周恩來為它傾注了大量心血。

1937年，周恩來在與國民黨談判過程中就想要在國統區創辦一份公開出版物，以便擴大黨的政治影響，向國統區廣大人民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特別是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主張。8月中旬，周恩來在南京與邵力子商談這個問題。邵力子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積極主張聯俄聯共，這個問題在他那裡得到了解決，允許中共南京辦事處籌創《新華日報》。之后，周恩來借拜訪之機請國民黨中央監察院院長於佑任為《新華日報》題寫了報頭。經過積極籌劃和緊張籌備，1938年1月11日，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新華日報》在武漢正式創刊。武漢失守后，報社遷到重慶繼續出版。周恩來親自為創刊號題詞：“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

9年多的時間裡，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發表的署名文章有37篇，題詞11次，經他親自修改過的稿件不計其數。雖然在國統區的統戰工作極為繁忙，但他每天仍然抽出一定時間，指導《新華日報》的工作，接見報社的工作人員，親自審閱報紙的社論、專論和重要文章。經他修改審閱的文章總是能見到圈圈點點，修改過程一絲不苟。

1938年10月1日，周恩來從延安趕回武漢，一邊部署在重慶出版《新華日報》，一邊和《新華日報》的部分員工一起堅守武漢。10月上旬，周恩來擠出時間，為《新華日報》撰寫《論目前抗戰形勢》的長篇社論，宣傳持久戰的理論和抗戰必勝的道理。10月20日左右，武漢形勢急轉直下，報刊大多停刊，《新華日報》成了武漢人唯一能看到的一張報紙。武漢淪陷前幾天，周恩來每天都抽出時間與留在報社堅守的同志研究報紙的出版。10月24日晚，周恩來來到新華日報社辦公地，當時報社絕大多數編輯記者已經撤離，隻有3位同志留守：一位執筆寫稿，一位排版，一位負責印刷。當天夜裡，日軍攻到武漢城郊，周恩來在報社口述了《新華日報》在武漢的最后一篇社論《告別武漢父老兄弟》：我們只是暫時離開武漢，我們一定要回來的，武漢終究要回到中國人民的手中。在日軍佔領武漢數小時前，這期戰火中的報紙傳到了武漢讀者的手中。在《新華日報》留守的幾位同志全部撤離后，周恩來才最后離開武漢。

《新華日報》宣傳團結抗戰、宣傳真理，揭露黑暗、敢講真話，因此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遭到國民黨千方百計的破壞、壓制和封鎖。而《新華日報》的同志們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同國民黨反動派斗智斗勇，使得報紙總是能夠沖破封鎖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

1941年1月11日，是《新華日報》創刊3周年紀念日，報社的同志們聚集起來舉行紀念會。正當大家聚精會神聆聽周恩來的報告時，八路軍辦事處突然送來一份電報。原來，蔣介石布置重兵對奉命北移的皖南新四軍9000余人進行“圍剿”，到電報發來時，戰斗還在進行中。消息傳來，群情激憤。這時候，電燈突然熄滅，會場一片漆黑。不一會，電燈重新又亮起來，周恩來高聲講道：“黑暗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有革命斗爭經驗的人，都懂得怎樣在光明和黑暗中奮斗。不但遇著光明不驕傲，主要是遇見黑暗不灰心喪氣。隻要大家堅持信念，不顧艱難，向前奮斗，並且在黑暗中顯示英勇卓絕的戰斗精神，勝利是要到來的，黑暗是必然被沖破的。”他鼓勵大家對親日派襲擊新四軍抗日將士的滔天罪行、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陰謀，一定要斗爭到底。同時，他提醒大家，要准備迎接更嚴重更艱巨的斗爭。

皖南事變中，新四軍傷亡慘重，軍長葉挺被扣押。

1月17日，國民黨當局污蔑新四軍為“叛軍”，下令撤銷其番號，將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並准備在各種新聞媒體進行大肆宣傳。為了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把皖南事變的真相告訴廣大人民群眾，《新華日報》寫了關於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結果被國民黨新聞檢查所全文扣押，不准刊登。

周恩來憤然寫了兩幅題詞：“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要求報社第二天務必刊登。

當天晚上，國民黨新聞檢查人員守在新華日報社等待將要出版的報紙，並在報社周圍布置了許多警察特務。報社的同志早已做好准備，一方面在編輯部、印刷廠設立守衛，不准特務進入。另一方面，幾個負責同志將檢查人員帶到會客室虛與委蛇。早有同志將准備好的報紙送來檢查，送來的報紙做了改動，事先由編輯同志找了兩段無關緊要的文字替代周恩來的題詞，在版面設計上和周恩來的題詞大小一樣。檢查人員沒有看出什麼端倪。而在印刷廠，印刷的卻是有周恩來題詞的報紙。第二天，趕在各大報紙發行前，《新華日報》就開始在大街小巷發售。整個山城因周恩來的題詞而震動。

國民黨沒能將《新華日報》的報道扼殺在搖籃裡，又開始在銷售渠道上做手腳。自周恩來題詞刊登后，發送《新華日報》的報童幾乎每天都要遭到國民黨警察特務的毆打甚至扣押。周恩來知道后，多次與國民黨方面進行交涉，營救被扣押人員。2月的一天，周恩來由曾家岩乘車到市區，路上正好遇到國民黨特務正在追打叫賣《新華日報》的報童。周恩來見狀，立即叫司機停車，他下車來到報童跟前，接過《新華日報》向周圍的群眾散發。國民黨特務雖然不認識周恩來，但見他是從車裡走出來的，又沉著鎮定，舉止不凡，一時也手足無措，不敢造次。圍觀的群眾有人認出了周恩來，流露出欽佩的表情。周恩來還勉勵那個小報童：“你今天表現得很勇敢！”周恩來親自在街頭散發報紙，一時在重慶廣為傳播，也大大鼓舞了報社的工作人員。

在周恩來的指導下，《新華日報》堅持以事實為導向，向廣大人民群眾揭露國民黨的反動宣傳，爭取同盟者。1941年5月，日軍約10萬人進攻黃河以北位於晉南、豫北的中條山地區。這一地區集結有國民黨軍隊十五六萬人，然而他們卻對日軍的進攻缺乏作戰准備，更在日軍進攻時大部分採取避戰方針，不到20天就損失兵力7萬余人，更喪失了中條山及附近地區的大片國土。國民黨軍隊在中條山的慘敗，引起國內輿論的一片譴責之聲。蔣介石及國民黨宣傳部門諱敗諉過，國民黨報紙、通訊社和日寇的反共宣傳互相呼應，公開在新聞界造謠。國民黨的《大公報》更是公開相繼發表社論、評論，矛頭直指共產黨和八路軍的不作為。

周恩來與這場反共輿論作了堅決的斗爭。他向蔣介石的代表劉斐提出嚴正抗議，列舉大量事實說明國民黨在公開污蔑造謠。蔣介石為此親自會見周恩來，但也只是假惺惺地表態：“能配合行動就好，隻要有成績，我決不會虧待你們，餉彈自然發給，捉的人我會命令他們放的，根本問題也可以談好。”

與此同時，周恩來寫了一篇《致大公報書》寄給《大公報》總編輯部，列舉各種事實對該報的污蔑造謠加以駁斥。在信的最后，周恩來說：“貴報一本大公，將此信公諸讀者，使貴報的希望得到回應，敵人的謠言從此揭穿。”23日，《大公報》被迫全文轉發了周恩來的信。同時又由張季鸞炮制了一篇題為《讀周恩來先生的信》的社評，用“國家中心論”來抗拒周恩來的批評。張季鸞其人一直在為乞和事來回奔波，連汪偽政權的漢奸周佛海都曾在偽報上質問他：“如果我是漢奸，張季鸞是什麼？”

周恩來的《致大公報書》同時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並經新華社做了廣播。6月13日，延安的《解放日報》及各解放區的報紙都予以發表。6月17日，毛澤東從延安打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你的信和《大公報》的文章，我都看了，很有意思，你那封信寫得很好。”這封信發表后，在重慶、國民黨統治區、解放區乃至全國引起了極大反響，幫助人們弄清了真相，使一切造謠者無言以對。刊登這封信的《新華日報》增刊銷售1.7萬多份，打破了以往的發行紀錄。

（來源：《湘潮(上半月)》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