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最后旅程 ——周恩來在病中

生命的最后旅程

——周恩來在病中

廖心文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超負荷的工作強度和精神壓力，嚴重損害了周恩來的健康，透支著他的生命。在會見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時，周恩來曾就自己的健康情況談到這樣一段話：“在身體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敗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減弱了。”（《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年版，第402 頁。）　但是，周恩來並沒有因為健康狀況而停下奮斗的腳步，反而把這種奮斗精神作為一種“養身之道”。他曾對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說：“在漫長的中國革命戰爭歲月中，有許多同志都犧牲了。為了把犧牲同志的工作都承擔起來，我們活著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勵自己，這也可以算是我的‘養身之道’吧。”（《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466 頁。）周恩來的這番話，表達了一個共產黨人崇高的精神境界。

通宵達旦的工作，使周恩來心臟出現問題，繼而他又受到癌症的侵襲

1967 年2 月，周恩來被查出患有心臟病，這是因為經常通宵達旦的工作，長期疲勞所致。據周恩來工作台歷記載，他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最初的半年，僅接見北京和全國各地來京的紅衛兵及群眾組織代表這一項工作就有160余次﹔他被診斷患有心臟病后的2 月份一個月內接見中央、地方、軍隊負責人談各類問題43 次，接見群眾組織代表27 次﹔3 月份一個月內接見群眾組織代表31 次，接見各地負責人談各類問題49 次。（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 第105、132、142 頁。）因身邊工作人員陸續調離，到1968 年，周恩來隻剩下兩個秘書，一個是老秘書錢嘉東，一個是新調來的年輕人紀東。周恩來對來訪的阿爾巴尼亞客人說：“我現在隻有兩個秘書，其他都支工支農去了。每天二十四小時，一個人得工作十二小時，我不能不讓他們休息。晚上我讓他們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寫、自己辦。”（《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257 頁。）

1967 年9 月24 日那天，周恩來曾對鄧穎超說：“我一到早晨八時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發抖。”（《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191 頁。）這之前，他還曾對群眾組織代表說：“我這樣的身體，這一年就成了這樣，你們總要讓我們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我身體不好，一天工作這麼長時間，哪能受得了啊！我就是沒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152、161頁。）

心臟出現異常后，周恩來經常需要吸氧，辦公時均有醫生和護士在外面守候，隨時准備搶救。

“文化大革命”中局面混亂，紅衛兵運動、林彪事件，特別是“四人幫”對各項工作的干擾等等，一件又一件復雜棘手的事情不斷擺在周恩來面前，使他無法停下工作靜心休養。

周恩來的心臟病伴隨著繁重的工作一天天發展。1972年 9月，他兩次發生心絞痛，其中一次伴有早跳，同時脈搏較快，脈壓差較大。經做心電圖發現，他的脈狀動脈供血不足情況有所加重。11月 11日，中南海門診部組織心臟科醫生會診，大家一致認為，周恩來的心臟病發展是比較重的，要及時嚴重注意。

就在這一年，癌症又悄悄地向周恩來襲來。

從 1971年 6月開始，周恩來的便中不斷發現潛血。1972年 5月 19日晚，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卞志強大夫接到周恩來保健醫生張佐良的電話，說周恩來的尿液中發現紅細胞，請醫療組負責人吳階平大夫約幾位醫生研究一下﹔5月25日晚又接到北京醫院病理科醫生馬正中的電話，說尿標本中找到高度可疑之癌細胞，幾位醫生看過后口頭表示，可以基本確定為癌細胞。隨后幾天，經京津滬三地專家會診，意見基本一致，臨床醫生認為“有泌尿系腫瘤以膀胱癌的可能性大”。（參見卞志強報告記錄，1972年 5月 19日至 29日。）當時，根據中央的指示，這些病情對周恩來是保密的。但是，尿中的紅血球問題還是引起周恩來的注意，他曾向大夫詢問“自己尿中紅血球的問題”。（參見卞志強報告記錄，1972年 6月 8日。）大夫根據紀律要求，沒有向他透露檢查結果。從這以后，周恩來每天要驗尿，觀察病情。

1973年 1月 5日，周恩來發生大量便血。（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 571頁。）2月 5日又開始出現肉眼血尿，“顯微鏡下紅細胞布滿視野”，“均找到癌細胞”。3月 1日，由於肉眼血尿頻繁，又開始出組織塊。這樣，再說不檢查（膀胱鏡），已無法向病人解釋。經報毛澤東后，3月 2日晚由葉劍英等將情況告訴了周恩來和鄧穎超，說明：“以前有懷疑，2月 5日以后高度懷疑，3月 1日出組織塊，即証實有些問題。”（參見卞志強報告記錄，1973年 3月 2日。）為此，在接待基辛格訪華的工作完成后，周恩來向政治局請假治療，並向毛澤東匯報了病情及檢查治療的安排。報告說：昨晚開政治局會議，遵主席指示，簡單地說明我的便血情況，需檢查一次，分兩步走，不要畢其功於一役，防止促進惡化。我向政治局請假，不管檢查情況如何，我都留在山上兩星期。一切外賓都可不見，會議可不參加。政治局會議和報告，請劍英同志主持和簽署。毛澤東在周恩來的請假報告上批示“同意”。（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年出版，第 472頁。）從3月10日至 24日，周恩來在鄧穎超陪伴下，到玉泉山做全面檢查治療。此后，病情有所控制。

周恩來始終是邊工作邊治療。根據有關記錄統計：1974年 1月至 5月期間，周恩來的實際工作量為每日工作 12至 14小時有 9天，14至18小時有74天，19至23小時有38天，連續工作 24小時有 5天。此外，從 3月中旬到 5月底的兩個半月內，除日常工作外，共計參加中央各種會議 21次，外事活動 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 57次。（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670—671頁。）由於過度勞累，這年上半年開始，周恩來的病情又開始加重。

這期間，周恩來靠輸血及其他治療堅持工作。1974年 3月 11日起至 15日，周恩來到305醫院做全面檢查，確診為癌症復發。從 4月25日起，由於癌症所致，周恩來出血不斷，量多，有時有血塊堵塞，甚至連續 10分鐘排不出尿。尿中細胞呈陽性，是由腫瘤所致。別的病人也有出血，但出血量不如周恩來多。（參見吳階平報告記錄，1974年 5月 9日。）　在這種情況下，6月 1日，周恩來住進 305醫院。到 8月確診為癌症轉移。

住院期間，周恩來從 1974年 6月 1日做第一次大手術開始到 1976年 1月 5日做最后一次手術，共做大小手術十幾次，約 40天左右要動一次手術，其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面對疾病的折磨，周恩來一直很堅強，用鄧穎超的話說，是在“跟病苦斗”。（參見鄧穎超會見醫療組談話記錄，1975年 10月 16日。）周恩來在發現血尿之后，很注意，“對檢查的態度是積極的，配合是好的”。他希望了解真實情況，曾經對張佐良說：“張大夫，如果把情況告訴我，我自己好下決心嘛！”（卞志強報告記錄，1972年 5月 31日﹔1973年 2月28日。）他還對醫務人員說：“你們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如實地告訴我，因為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個交代。”（1975年 5月 7日周恩來同周尚玨、鄭淑雲等談病情，轉引自《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 706頁。）

住院期間，周恩來不顧自己的病痛，始終關心的是其他患病的領導和同志，如李先念所說：“他管別人的病管得多，管得細。”（李先念談話記錄，1975年 11月 16日。）時為日壇醫院腫瘤科的大夫李冰回憶，周恩來在手術台上等著手術時，突然把她找來，向她了解雲南個舊矽肺病和肺癌問題。李冰說：“那個場面，他的聲音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他說雲南錫業公司礦工肺癌發病很高你知不知道，我說我知道一些。知道了為什麼不去？你趕快去！就這麼幾句話，我當時發蒙了，總理麻醉以后手術中間還想著這個事。出來以后，我哭了。回來以后就做准備，內科的、外科的，還有搞胸部的專家，一個禮拜之后就去了。”（採訪李冰記錄，轉引自宋家玲等編《偉人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10頁。）

對醫務人員，周恩來是“稱贊感謝”的，對他們始終予以鼓勵，叮囑說：“不要責怪任何人，感謝大家，特別是吳階平、吳蔚然、方圻、吳德誠等同志。” (鄧穎超談話記錄，1975年 11月 11日。)當周恩來判斷自己的病難以治療后，對醫生說：我的病在醫院待下去已沒有多少意思了，可否搬回家去住，這裡還有好多病人，你們應去照護他們。（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 720頁。）他還專門交代醫務人員：“現在對癌症的治療還沒有好辦法，我一旦死去，你們要徹底解剖檢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為國家的醫學發展作出一點貢獻，我是很高興的。”鄧穎超曾經這樣說過：“恩來對於自己個人離開人世沒有絲毫挂慮，對祖國的科學發展和未來卻充滿了熱情和期望。”為了實現周恩來的願望，鄧穎超對醫務人員說：“在他彌留之際，想到的是死后還要如何為人民服務。你們要支持恩來的這一行動。”（《鄧穎超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59—160頁。）

住院期間，周恩來沒有增加一點休息，也沒有減少一點工作量

如前文所述，1974年 6月 1日，周恩來住進醫院。中央決定周恩來治病療養期間，由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代周恩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1975年初，周恩來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后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的，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次面。”在場的余秋裡說：“我聽到這裡，再看看總理被病魔折磨的憔悴面容，心裡非常難過，衷心盼望他老人家能夠康復。”（《我們的周總理》，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0年版，第 62頁。）

但是，病床上的周恩來實際上沒有能夠完全休息，沒有做到專心治病。吳階平說：“本來治病是很不容易的，放下了工作算是住院了。他好像在那裡治病，可是他腦子根本就沒離開過工作，一會一個問題，都是工作。”（宋家玲等編《偉人周恩來》，第 204頁。）衛士高振普則回憶：“周總理沒有因為他的病而增加一點休息，也沒有因為他的病減少一點工作量。”他曾經做過一個統計：從 1974年 6月 1日住院到 1976年 1月 8日逝世，在周恩來生命最后的 587天，約人談話 220人次，談話最長時間達 4小時 20分﹔公開會見外賓 65次（含港澳人士 3次），每次時間大都是 1小時左右，最短的 1次 15分鐘﹔開會 32次，去醫院外看人 5次。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活動。 （參見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15頁。　）高振普的這個統計數字可以說明，周恩來是在拼命地爭取時間為黨工作。

在醫院裡，周恩來會見最多的是外賓，包括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亨利·杰克遜、毛裡塔尼亞總統莫克塔·烏爾德·達達赫夫婦、加蓬共和國總統哈吉·奧馬爾·邦戈夫婦、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夫婦、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總統委員會主席薩勒姆·魯巴伊·阿裡、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扎伊爾總統蒙博托夫婦、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席金日成、岡比亞共和國總統賈瓦拉夫婦、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婦、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團長伊利耶·維爾德茨等。談話內容很廣泛，氛圍很溫馨。比如，在會見馬科斯總統時，周恩來說：“現在會談、宴會，都由鄧小平副總理負責了，給我提供了休息的機會。請你們原諒，我是在病中。我本應該舉行一個家宴，請你們全家，請我們的老朋友羅慕洛（菲律賓前外交部長——引者注）先生吃頓飯的。但現在沒有可能了。”（《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 710頁。）馬科斯在這次訪華中，同周恩來簽署了兩國政府聯合公報，建立了同中國的外交關系。周恩來身體很虛弱，但同外賓談起話來精神矍鑠，他握手時，眼睛總是親切地看著對方。池田大作后來回憶：“我到現在都記得，他緊緊地握著我的手不放，目光炯炯地看著我，注視著我。我看他的目光非常嚴峻，但又非常柔和，非常難以形容的一種非常感人的目光。”（《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52頁。）周恩來的這些外事活動，促進了同各國關系的發展，努力消除了“文化大革命”對外交工作帶來的一些消極影響。

在病床上，周恩來仍然關心著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比如：他曾經為甘肅定西和慶陽地區遭受旱災造成老百姓缺糧少衣而洒淚自疚，批示：必須立即解決（參見筆者訪問原國務院辦公室主要負責人吳慶彤談話記錄，2010年。）　﹔他看到山西一個山區的食鹽比城市貴一分錢的群眾來信后，立即指示：“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一定要讓山區群眾吃上鹽”（ 紀東：《難忘的八年——周恩來秘書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11頁。）　﹔他聽到遼寧營口、海城地區發生強烈地震的消息，批示國務院發出通報，表揚作出地震預報的有關單位，並提議派代表團到災區去，慰問受災群眾，鼓勵他們自力更生，重建家園﹔他請前往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十周年慶祝活動的華國鋒帶去對西藏人民的問候，並帶去“養蜂促農”的科教片，希望當地干部重視發展經濟，搞好群眾生活。這些事看上去是平凡小事，但折射出周恩來的百姓情懷，驗証了那句膾炙人口的詩句：“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人民愛﹔總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總理心相連。”也如著名作家冰心所言：周恩來付出的愛最多，所以他得到的愛也最多。

在病床上，周恩來還關心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而尚沒有完全解決問題的老干部及民主人士等，努力幫助他們解決問題。比如，他關心為賀龍恢復名譽的事情，親自修改審定了為賀龍恢復名譽的通知稿，指示公安部門對林彪等人用作賀龍“通敵”“証據”的材料進行技術鑒定，証明確系偽造，蓄意陷害。（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 675頁。）他還抱病參加了賀龍骨灰安放儀式。1974年國慶節前夕，周恩來親筆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議增加起義將領衛立煌夫人韓權華、程潛夫人郭翼青、張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義夫人劉芸生參加國慶招待會，並告：“因林彪利用東北軍一案大搞東北民主人士，現呂正操同志已平反，張學思已死（此案亦應弄清），故邀張學銘（即張學良之弟、張學思之兄 ——引者注）出席有此必要。”（《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57頁。）這些作法，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周恩來住院期間，“四人幫”以“評法批儒”“反經驗主義”運動等手段，對他進行攻擊和污蔑。周恩來同他們進行了頑強的斗爭。其中一場斗爭是圍繞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展開的，斗爭很激烈。江青、張春橋等竭力想將他們的親信安排在文化、教育、體育等部門。為達目的，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說周恩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到周恩來那裡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他們來往這樣頻繁，是和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有關。（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 679頁。）這時，周恩來的身體狀況在 1974年 8月進行大手術后因為連續工作很不好。醫療組在 10月將周恩來術后情況向上級報告，提出：“恩來同志第二次手術后，於八月十六日開始會客，十月六日以后會客次數增多，最多時一天會客五次。談話時間有時也較長，最長一次超過兩個半小時。與此同時，批閱的文件也增多。連續會客、談話及批閱文件后，影響白天休息及夜間睡眠。最近幾天顯得疲勞，恩來同志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 681頁。）葉劍英等非常擔心周恩來的身體吃不消，但當時的情況又急需周恩來親飛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籌備情況及人事安排，取得毛澤東的支持。周恩來不顧病痛折磨，根據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員會議討論情況，草擬出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和國務院副總理名單的兩個方案，后又增加了一個方案。他要和王洪文一起帶著這三個方案，飛長沙聽取毛澤東的意見。行前，周恩來便中又出現潛血，醫務人員認為需要立即進行檢查治療。周恩來卻對他們說：既然把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葉劍英再三叮囑隨同周恩來前往的醫護人員：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現在不能提及此事﹔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証周恩來安全回來。（參見《葉劍英年譜（1897—198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087頁。）從長沙返回北京后，周恩來沒有靜下心養病，而是抓緊時間召集各種會議，為四屆人大的召開做准備。高振普回憶：從長沙回來的第二天，周恩來“就忙於召集會議。這段時間，幾乎是天天開會，有時在醫院，有時去大會堂，有時去京西賓館。開會回來，就在病房裡修改報告，批閱文件。有時在燈下連續工作五六個小時”。這時候，身邊工作人員“隻能加強護理，及時給他用藥，誰也不敢去打擾他，因為那樣做隻會延長他的辦公時間”。（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 220頁。）隨后，周恩來在京西賓館主持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統一黨內思想，為四屆人大順利召開做好准備。

1975年 1月 13日，四屆人大終於在北京隆重召開。在全體代表雷鳴般的掌聲中，周恩來瘦弱而又堅毅的身影出現在主席台上。“周恩來看上去很消瘦，臉黃黃的”，參加這次會議的羽毛球運動員陳玉娘說：“看到他的樣子，我心裡很難過。”（筆者訪問陳玉娘談話記錄，2007年。）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作《政府工作報告》。在報告中，他重申了 1964年三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兩步設想”，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說：“今后的十年，是實現上述兩步設想的關鍵的十年。在這個時期內，我們不僅要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而且要向實現第二步設想的宏偉目標前進。”（《周恩來選集》下卷，第 479頁。）這是周恩來為中國人民留下的政治遺言和指出的努力方向。這次會議根據中共中央的提議，任命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等 12人為國務院副總理。與“四人幫”在組閣方面的斗爭最終取得勝利。會議期間，周恩來參加了天津代表團的討論。他對代表們說：我得了癌症，剩下的時間不多了，但我要努力和疾病作斗爭，爭取更多的時間，和大家一起奮斗。在場的許多人都流下眼淚。

重病期間的周恩來心裡牽挂著很多事情，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祖國統一大業。1975年 9月 4日，他看了香港《七十年代》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一文。這篇文章分析了蔣介石去世（蔣介石於 1975年 4月 5日去世。）后台灣的局勢，介紹了蔣經國的經歷及其他情況。周恩來在文章稿上批示負責對台工作的羅青長和秘書錢嘉東：對蔡省三有關材料“進行分析”，並要他們找王昆侖、於右任女婿屈武弄清真相。批示落款“周恩來，9月4日”。后面接連四個“托”字，筆跡是顫抖的。這年 12月，周恩來病情加重，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清醒時，他讓高振普約羅青長到醫院來，“他聲音很低，口裡重復著羅青長的名字”。羅青長應召趕到醫院。高振普回憶說：“羅青長疾步走近病床，握著總理的手，叫了聲‘總理’，就哽咽了，總理示意他坐在床邊的一把椅子上，開始與羅青長談話，總理說話聲音很低，但吐字還清楚。羅青長看著總理消瘦的面容，難過和激動的感覺一齊涌上心頭，同時又有些緊張，他說聽不清總理講什麼。有些話是我把耳朵貼近總理嘴邊才能聽清，然后再說給羅青長，有的事情我可以懂，有些事我也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只是原話照傳，我問羅青長：‘你知道怎麼回事嗎？’他說：‘懂，你就照傳吧。’”（高振普：《周恩來衛士回憶錄》，第230、231頁。）在羅青長的記憶中有這樣幾句話記得很清楚：“總理說：‘青長，我平時不病，沒想到這次病成這個樣子，我還能夠看到你。’他說，我平常給你們講的台灣那些老朋友，他們有些人，過去對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們將來千萬不要忘記他們。一切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你們都不要忘記他們。”（筆者訪問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談話記錄，1997年。）周恩來對台灣寄以深厚的感情，對台灣人民寄以深切的期望。他去世后，骨灰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停放了一個晚上。

其實，周恩來住院后完全可以放下所有的事情，專心治療、養病，但是他沒有做出這樣的選擇，在他心中，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永遠是第一位的，一息尚存，就要奮斗到底。這就是周恩來的精神品格。

病中的周恩來受到毛澤東的關懷，依靠毛澤東的支持遏制“四人幫”

對病中的周恩來，毛澤東非常關心。周恩來的病情及治療檢查問題都要向他報告。周恩來患心臟病后，中南海門診部在給葉劍英的報告中說：平時雖隨時研究病情，調整治療，但藥物的力量畢竟有限，宜特別注意休息，增加睡眠，採取減輕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辦法，希望中央領導考慮，並給以指示。葉劍英將報告報送毛澤東，毛澤東立即批示：“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455頁。）

周恩來患癌症的病情報給毛澤東后，毛澤東心情很沉重，他叮囑對外要保密，不開刀，營養要搞好，睡覺要好。毛澤東考慮保密的原因是，“怕本人增加思想負擔”﹔不開刀的原因是，認為做手術危險，病人年齡大，心臟又不好，開刀不一定比不開刀好。（參見卞志強報告記錄，1972年 5月 31日、6月 25日。）毛澤東建議：“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他還這樣解釋：“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死了嗎？”（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618頁。）

周恩來住院治療期間，每次到毛澤東處開會或匯報工作，毛澤東都會詳細地詢問他的病情。周恩來也常常用寫信的方式，向毛澤東匯報病情及治療方案。1975年 2月 2日凌晨，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匯報了他自 1974年 11月 12日做膀胱鏡檢查和對發現的四處腫瘤進行電燒以來病情的發展情況，毛澤東聽身邊工作人員張玉鳳讀信后，“很傷感”，圈閱了來信，並叮囑張玉鳳打個電話“問問總理現在情況怎樣了”。（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570頁。）3月 20日，在進行第三次大手術之前，周恩來又給在杭州的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詳細敘述了自己的病情。信中說：“現在生出了腫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惡性，除了開刀取出外，別無其它治療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葉、鄧、張）已聽取了醫療組匯報，看了愛克斯光照片和錄相電視，同意施行開刀手術，並將報請主席批准。”“我因主席對我病狀關懷備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變報告主席，心實不安，故將病情經過及歷史造因說清楚，務請主席放心。在去年兩次開刀后，我曾托王、唐兩同志轉報主席，我決不應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開刀，我還受得了。現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備。”（《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1988年版，第 634頁。引文中提到的“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即王洪文，葉即葉劍英，鄧即鄧小平，張即張春橋。“王、唐兩同志”，王即王海容，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唐即唐聞生，時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與此同時，周恩來還給張玉鳳寫了一封信，信中說：“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讀給主席聽。一切托你酌辦，千萬不要干擾主席太多！”周恩來給張玉鳳寫這封信的原因是，在他 1974年 6月開始住院治療期間，毛澤東的健康狀況也已出現明顯問題，中共中央為毛澤東成立了醫療組。周恩來不願意以自己的病情影響到毛澤東的健康和休息。張玉鳳把周恩來的病情報告念給毛澤東后，毛澤東很惦記，“有幾天睡不好覺”。（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577頁。）早在 1973年 9月，中共中央為准備召開四屆人大，決定成立組織工作、憲法修改工作、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由周恩來擔任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組長。周恩來住院后，毛澤東考慮到他病體的承受能力，盡量減輕他的負擔。毛澤東委托鄧小平代替周恩來主持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要求報告稿要精練。毛澤東說：“我看三千字就夠了。五千字要念半個鐘頭。”（《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556頁。）后來，這個報告稿定稿時為 5000字，這是經過鄧小平等同“四人幫”進行堅決斗爭，排除種種干擾后確定的。鄧小平后來回憶說：“總理的講話是我親自起草的，不能超過 5000字。總理身體那麼差，寫多了他也念不下去。”（毛毛：《鄧小平“文革”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 325頁。）報告稿中，鄧小平親自草擬了三段，每一段一千幾百個字，講的都是實際內容，盡量減少虛的東西，重點是把周恩來四個現代化建設的一貫思想突出出來，與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相銜接。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澤東對“四人幫”的問題開始警覺，並予以批評。1973年 11月，病情稍有控制的周恩來會見了來華訪問的基辛格，並簽訂了中美會談公報。毛澤東“根據不可靠的匯報誤認為周恩來在十一月中旬同基辛格會談時講錯了話”（《毛澤東年譜（1849—1976）》第 6卷，第 507頁。）。為此，周恩來和葉劍英在政治局會議上連續受到錯誤批判。江青在會上攻擊中美會談是“喪權辱國”“投降主義”，說這是“第十一次路線斗爭”，周恩來是“錯誤路線的頭子”，是“迫不及待”。情況匯報到毛澤東處，毛澤東一面說這次會開得好，一面指出：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斗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507—508頁。）並且不同意江青關於增補政治局常委的提議。周恩來住院后不久，江青等以“評法批儒”的方式，把矛頭對准周恩來，暗指周恩來就是“現代大儒”“黨內大儒”。為此，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等自批林批孔以來一系列幫派活動。1974年 10月，江青等又利用“風慶輪事件”整鄧小平。周恩來不同意，指出：“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說的那樣，而是他們預先計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耐了很久。（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第679—680頁。）當王洪文為“風慶輪事件”到長沙向毛澤東狀告周恩來、鄧小平時，毛澤東當即批評王洪文說：有意見當面談，這麼搞不好。讓他回去多找周恩來、葉劍英談，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552頁。）

在四屆人大人事安排上，毛澤東多次向王洪文等指出，總理人選還是周恩來。他對鄧小平說：開人大，我看不用那麼急，要看總理的身體情況，看准備工作的情況。他還讓王海容、唐聞生向王洪文轉達意見：“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如果他身體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

跟各方商量，提出一個人事安排的名單。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劍英的意見，我贊成。”（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554頁。）當江青托人向毛澤東轉達，要王洪文當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時，毛澤東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毛澤東同意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提朱德，副委員長提董必武。他讓人轉告周恩來，朱德和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慶齡，鄧小平、張春橋和李先念等可任國務院副總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來主持制定。（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558頁。）后來，毛澤東在長沙同周恩來、王洪文的談話中，第一次稱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為“四人幫”。他對王洪文說：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要求王洪文在長沙即寫出書面檢查。對周恩來建議在十屆二中全會上補鄧小平為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的問題，毛澤東予以同意，並提議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重申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再次重申：“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並對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之后，你安心養病，國務院的工作讓小平同志去頂。（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562頁。）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復雜的環境中，正是依靠毛澤東的這些支持，遏制了“四人幫”的一些行為，使他們在很多問題上不能得逞，這也正是周恩來的智慧所在。

在生命最后的時光，周恩來在病床上與相濡以沫半個世紀的妻子交談身后事

“文化大革命”以來，周恩來的處境是艱難的，與他相濡以沫半個世紀的妻子鄧穎超的處境同樣也是艱難的。她像很多老干部一樣，“是靠邊站的”。在當時那種嚴峻而復雜的形勢下，鄧穎超對自己採取了“與世隔絕”的辦法，實行一個“三不”主義，即不跟任何人來往，不跟任何人通信，不跟任何人見面。（參見《鄧穎超文集》，第288、290頁。）鄧穎超這樣做，是她親眼看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怎樣制造各種事端刁難

和攻擊周恩來，因此，她必須謹慎處事，不給他們以任何口實。

在那些混亂的日子中，鄧穎超特別心焦，但她能為周恩來分擔的事很有限，她隻能通過寫信、請衛士遞紙條等方式不斷提醒周恩來要重視自己的身體，提醒身邊工作人員盡量按時讓周恩來吃一口熱飯和獲得短暫的休息。直到周恩來病重住進醫院，他們才有機會每天在一起。鄧穎超陪伴周恩來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

那時，鄧穎超每天都去醫院陪護，給周恩來讀文件、讀報紙。她有過這樣兩段內心獨白：“從感情上來說，我個人是非常難過的，但我是個黨員，要執行黨交給我的任務”（鄧穎超在醫療組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76年 1月 2日。）﹔“我用無產階級的堅韌性，高度地克制我內心的痛苦，在他病中還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來一起同疾病作斗爭”（《鄧穎超文集》，第 159頁。）。她還說過：“我對醫療上不太了解，隻能從政治上、病中生活方面使總理得到些鼓舞和安慰”（鄧穎超在醫療組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76年 1月 2日。）﹔總理的病“能夠抑制一下，維持時間長一點，多為黨做幾年工作，就滿足了”（鄧穎超談話記錄，1973年 10月 5日。）。

鄧穎超積極配合大夫的工作，有時會提一些建議，如請中西醫共同研究一下﹔提議將周恩來的尿蛋白、紅血球以及睡眠、休息、服中藥的關系等列表研究等等。鄧穎超對醫務人員說：“我們要做好調查研究，細致地探討和摸索治療辦法。要有膽量和信心，意志要堅強。 ”她對醫務人員很尊重，“對大家長期以來的辛勤努力做出的成績也從內心表示感謝”。她充分肯定醫務人員的工作，常常予以鼓勵。她還用周恩來同疾病斗爭的精神，激勵大家：“總理在病中一直很堅強，和大家配合得很好。我們為他服務，也應和他一樣地堅強戰斗。”（鄧穎超在醫療組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76年 1月 2日。）

在病床上，周恩來終於有時間同鄧穎超多一些交談。交談中，他們從不涉及黨的紀律不許說的事情，這是從入黨那刻起養成的自覺習慣。他們認為黨的紀律對於每一個黨員來說都絕無例外，越是負責的黨員，越應該以身作則，越應該自覺遵守紀律，嚴守黨的機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麼混亂的日子裡，周恩來無論受到怎樣的委屈，對鄧穎超都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一天，周恩來對鄧穎超說：“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鄧穎超同樣回答說：“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當時，雙方都知道最后的訣別不久就會殘酷無情地出現在他們面前，但是，他們把這些話都深埋在心裡，永遠地埋藏在心裡。（參見《鄧穎超文集》，第 277—278頁。）　周恩來和鄧穎超 1925年結婚，風風雨雨半個世紀，感情非常深厚。如鄧穎超所說：“我們革命幾十年，出生入死，艱險困苦，患難與共，悲喜分擔，有時戰斗在一起，有時分散兩地，無畏無私。在我們的革命生涯裡，總是堅定地、泰然地、沉著地奮斗下去。我們的愛情，經歷了幾十年也沒有任何消減。”（《周恩來鄧穎超通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4年版，第 3頁。）周恩來對鄧穎超要求十分嚴格，有些近乎“苛刻”，他多次在任職、調級等問題上盡量“壓低”鄧穎超。1975年 10月，鄧小平、葉劍英等提議，經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並報請毛澤東批示同意后，已決定由鄧穎超出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 7月版，第 121頁。）但是，重病中的周恩來堅決不同意，硬是把這件事壓了下去。對此，鄧穎超從無怨言。她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鄧穎超把周恩來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上升為堅持黨的優良作風的高度來理解。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講過這樣一段話：“恩來生前是黨和國家的一位領導人，但他總是按照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嚴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黨的人，是一個人民的勤務員。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來始終如一地遵守著這條共產黨人的最重要的准則。他永遠保持和群眾的最密切聯系，從不搞特殊化。他一生為黨和人民雖然建立了許多功勛，但他從不居功自傲，而是經常檢討自己。他功勞越大，越是虛懷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責任重大，兢兢業業，戒慎恐懼。特別是我們黨處在執政黨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時時刻刻注意這個問題，嚴於律己，把搞好我們的黨風放在一個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作為他的親屬，又有什麼理由把自己放在一個特殊的地位呢？”（《鄧穎超文集》，第 160頁。）

在周恩來生命最后的時光，周恩來和鄧穎超交談最多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何處理身后事的問題。

早在 1956年，中央作出人死后實行火葬這個決定不久，周恩來和鄧穎超就商定，並相互保証，把“骨灰撒到祖國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裡、土裡去”。他們認為，這是“思想觀念上的重大變化”，是“移風易俗的重要改革”。（《鄧穎超文集》，第 159頁。）

中央作出決定后，周恩來帶頭把父親的墳墓平掉，進行深埋﹔還把他老家淮安幾代親人的墳墓平掉、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周恩來曾經講過：人死后為什麼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裡可以做肥料，撒在水裡可以喂魚。他還主張人死了以后，可以做尸體解剖。鄧穎超回憶說：“當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時，一再叮囑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葬儀要從簡，規格不要超過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鄧穎超文集》，第159、160頁。）

為了保証自己身后事的落實，周恩來在病床上兩次約見了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在第一次談話中周恩來說：“我和大姐 10年前就約好，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証得了把我的骨灰撒掉，這件事得中央做決定，不過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邊，我可以保証她的願望實現。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撒掉的意願你是保証不了的，但可以向中央反映她的要求，她還可以留下遺囑。”在第二次談話中，周恩來談到骨灰處理問題，他對趙煒說：“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國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這也是為人民服務。活著為人民服務，死后也要為人民服務。”周恩來的兩次談話使趙煒很受教育，她說：“我對他們兩人更加敬仰了。多麼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者呀。”（趙煒：《西花廳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257、258頁。）

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78歲的周恩來走完生命的旅程。

為了實現周恩來的遺願，鄧穎超沒有向組織提個人的要求，只是向前來告別的中央領導同志轉述了周恩來生前對后事處理的意見，並請求報中央和毛澤東批准。1月 12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批准周恩來骨灰撒掉的請求。1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周恩來的追悼大會，鄧小平致悼詞。頭一天，這份悼詞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因患嚴重的眼疾，悼詞是由工作人員讀給他聽的。毛澤東邊聽，邊“難以控制情緒，失聲痛哭”。工作人員問毛澤東是否參加周恩來的追悼會，毛澤東拍拍腿說：“我也走不動了。”（ 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卷，第 634頁。）中央政治局考慮到毛澤東的身體狀況，沒有安排他出席周恩來追悼會。

追悼會后，鄧穎超親手打開周恩來的骨灰盒，用顫抖的雙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裝在四個文件袋裡，為飛機撒放做准備。當晚，鄧穎超親自護送周恩來骨灰到通縣機場，西花廳黨支部的張樹迎、高振普參加了執行骨灰撒放任務。

飛機在夜空中起飛了。四包骨灰在北京上空、密雲水庫、海河、黃河入海口四個地方撒放掉，融化在祖國的江河大地裡，融化在人民之中。鄧穎超在黨中央的支持下，圓滿完成周恩來的遺願。

〔作者廖心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