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急措施”：周恩來與中國計算機事業的奠基
“緊急措施”：周恩來與中國計算機事業的奠基
徐祖哲
1956年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周恩來隨后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以下簡稱“科學規劃”）。他有遠見地提出和確定了四項“緊急措施”，即大力發展計算機、無線電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並將新技術應用於工業和國防。周恩來為中國計算機事業的起步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關注和解決知識分子問題，保障科學規劃的制定
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是20世紀50年代黨和政府的一個重要舉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而在我國，我們曾多年暢想的電氣化、機械化，“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目標還遠未達到，也不能適應新中國的社會發展和國際競爭的要求。例如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志願軍的裝備與美軍的差距十分明顯，這表明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科學技術發展水平遠遠落后於世界領先水平。
為了促進我國的科技進步，保証科學研究的順利進行，1954年，國家計委、中國科學院開始制定國民經濟的長期計劃。中國科學院向國家計委報送了對“長期計劃意見”的報告，附有各工業門類的專題報告。1955年1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顧問、蘇聯專家柯夫達建議中方編制科學發展遠景規劃。2月12日、4月7日，中國科學院黨組和院長郭沫若先后向周恩來和陳毅報告柯夫達的建議，提出組建全國科學研究工作規劃委員會，著手編制計劃草案。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國科學院黨組的報告，劉少奇在總結中認為柯夫達的建議很重要，值得重視，責成計委、科學院落實，初稿起草工作隨即啟動。（參見張柏春：《蘇聯技術向中國的轉移》，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頁。）
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需要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重要作用。周恩來將科技進步和知識分子問題當成一個整體來考慮，他認為：“目前黨的迫切任務就是加強對於他們的領導，對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作出全面規劃，使他們能在工作中充分地發揮力量和不斷地提高業務能力。”（《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頁。）科學發展的攻關方向、項目審定、隊伍編制和人力物力調配等，當時都是由中央直接決策的﹔而隊伍建設、任務實施與人員管理卻由具體部門落實，需要眾多知識分子參與。若無明確的政策、得力干部、統一組織與要求，科學規劃的制定和實施容易上下脫節，遭遇困難。
為了改進和加強黨對知識分子工作的領導，密切黨同非黨知識分子的關系，中共中央指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及有關部門，先期對知識分子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並將有關情況及時報告中共中央。民盟中央費孝通等人將通過調查了解到的知識分子問題，向中央統戰部作了反映。這個報告引起了周恩來的高度重視，他發現黨內確實存在著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的傾向，即“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使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制定科學規劃的嚴重障礙。
1955年11月23日，在毛澤東處開會討論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時，周恩來作了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匯報。毛澤東認為，應該先在黨內很好討論，然后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會議決定，在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面解決知識分子問題，並成立由周恩來負責的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進行會議的籌備工作。此后，周恩來先后召集中國科學院和各高校座談會、全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國務院常務會議、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會議，召集國務院各辦公室、各部委和各群眾團體負責人開會，了解知識分子現狀，布置調查研究任務，組織領導同志交換意見。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共1279人出席，周恩來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中指出，我國正“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要根據時代發展潮流，適時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計劃，指出了當前在知識分子中出現的典型問題，並研討了相關的政策。周恩來在報告中將知識分子問題與發展科學技術問題作為全黨上下必須密切關注的重大工作提了出來，要求摒棄對知識分子的“左”的宗派傾向，提出最充分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力量的措施。當時的報道說，正是因為這次會議，許多人把1956年稱為知識分子的春天。“向科學進軍”成為全國的行動口號，中央領導帶頭進行了一次科學普及，成千上萬的干部職工讀夜校、搞革新，人們由此看到未來的希望。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既是知識分子的春天，也是新中國科學發展的春天。它為正在進行的科學規劃制定提供了重要條件和保障。
1956年1月21日下午，周恩來在中南海聽取了科學院吳有訓、竺可楨、嚴濟慈等科學家關於物理數學、生物地學、技術科學等科學工作的報告。31日，由周恩來挂帥，國務院成立了科學遠景規劃小組。3月10日，科學院三個學部和秘書處根據科學規劃初稿提出53個重大項目。3月14日，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成立大會舉行，陳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張勁夫任秘書長。規劃委確立了兩大任務：一是迎頭趕上國際先進水平﹔二是在全國組建科學機構，科學規劃的制定工作全面展開。規劃委所屬的計算技術和數學規劃組由華羅庚任組長，26位委員中有21人曾留學國外，30多歲的有6人，委員都是科學家和數學家，依才聘用並不按資排位。
在制定科學規劃的過程中，周恩來還要求科學規劃為生產服務、為國防服務、為發展科學本身服務，三者要兼顧。他強調指出：要盡量採用世界先進技術，瞄准當時的新興科學、新興技術，不失時機地“迎頭趕上”﹔同時根據實際國力“重點發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時日。先后參與科學規劃制定的專家有787人，這樣大規模的科學家集聚與合作在新中國還是第一次。
周恩來對科學家們的信任和尊重，以及為他們提供的良好的創新環境，使科學家、科技人員滿懷熱情參與到科學規劃的制定和實施工作中。由於方向明確、組織合理，新中國的第一個科學規劃的制定始終保持著科學態度，作為發展重點的新技術學科也按照規劃要求實現了預期目標。
二、在周恩來的重視下，電子計算機列入科學規劃
周恩來對發展電子計算機是十分重視和有遠見的。他認為中國應該迎接“在科學技術和工業領域裡的新的革命”。他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中認為，世界科學技術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由於電子學和其他科學的進步而產生的電子自動控制機器，已經可以開始有條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腦力勞動，就象其他機器代替體力勞動一樣，從而大大提高了自動化技術的水平。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類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的前夕”。周恩來用“電子自動控制機器”指代電子計算機一詞，不僅是用詞斟酌，也反映出他對將電子計算機列入科學規劃的意願和中央決策的謹慎態度，而在大會講話時，他直接提出“計算機是新的技術革命”。
在制定科學規劃的討論中，電子計算機曾一度被認為未來發展前景是不明朗的，科學家們在討論計算機的起步和發展時，有贊同的，有疑問的，當然也有反對的。許多人認為研究和發展計算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當時新中國經濟實力有限，一個電子元件生產都要靠外國幫助，科研機構的樓舍、汽車和電話都不夠用，想生產那種誰都沒見過的計算機，談何容易。針對這種情況，時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的錢學森在討論中舉出了很多實例來說明發展電子計算機的重要性。他以水輪機的設計和下棋的實例來說明，電子計算機可以代替人的部分思維。作為科學規劃綜合組組長，他有理有據的發言對確定發展電子計算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經過幾周的討論，時任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所長的華羅庚就電子計算機的研究工作，提出“先集中攻堅，后分散展開”的方針，得到多數人贊同，成為實施科學規劃的一個基本原則。
周恩來十分關心科學規劃的制定。各組討論的要點也都及時匯報給周恩來，他不僅在聽取匯報時多次提問，而且親自解決了不少涉及新技術領域的任務、進度、人員、器材和經費等重大問題。由於周恩來政務繁忙，許多問題都是他在深夜抽出時間處理的。
1956年5月26日，周恩來邀請制定科學規劃的300多位科學家到中南海懷仁堂參加酒會，勉勵科學家努力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學習蘇聯和其他一切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爭取在12年內使我國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學技術部門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6月14日，周恩來和毛澤東、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在中南海接見了參加制定科學規劃的500多位科學家。
8月21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及附件出台，其中規劃綱要第41項就是關於“計算技術的建立”，以電子計算機的設計制造與運用為任務主要內容，並對預期結果、國際先進水平和我國現狀、解決任務的科學途徑、大體進度、組織措施和國際合作進行了具體說明。自此，電子計算機納入到科學規劃內容之中。根據周恩來指示，中國科學院迅速集中力量籌備，決定騰出西苑大旅社的三棟客房樓，給自動化、電子學和計算技術三個研究所的籌委會使用（半導體專業為研究室），並加快中關村的科學院樓宇建設。1956年6月19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成立。1957年末，計算所共有185位專業技術人員﹔1958年、1959年計算所和738廠聯合仿制成功103計算機、104計算機，接受了水壩、彈道等20余項計算任務，1959年5月正式挂牌建所。
三、提出和制定“緊急措施”，促進我國計算機事業發展
我國電子計算機產業的起步和發展得益於周恩來的高度關注。新中國成立后，電子工業是由軍委通信部管理的。1951年10月29日，周恩來在軍委通信部部長兼電信工業管理局局長王諍《關於建設無線電零件廠和電子管廠的報告》上作出批示，表示同意，並對設計、布置、貿易談判等問題作出具體批示。1953年1月，由華羅庚在中國科學院數學所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計算機研究組，任務是“研究電子計算機的原理和設計，並實驗其主要部分”。經周恩來批准，1953年電信工業局終於成為第二機械工業部十局，所屬的738、718、774等一批北京酒仙橋地區的電子工廠，都參加了電子計算機的生產，我國計算機產業在此起步。
1956年2月10日，周恩來致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請蘇聯方面派出機械數學、電子學、半導體物理、自控與遠程操縱、無線電工學等16門學科的科學家來中國短期講學，並幫助擬定科學規劃。這些學科都是中國科學界的主要空白點或薄弱環節。3月22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通知周恩來，蘇聯政府同意派出16位專家來華工作。
3月29日，蘇聯科學代表團到達北京。在准備接見代表團時，周恩來注意到代表團16位專家名單中有6位專家的專業是從事微電子、計算機、自動化和通信等新技術領域的，這引起了他的思考。他急召王諍和李強詢問情況。他們二人了解國外電子技術發展情況，於是將當時電子計算機的理論、用途、科研生產，特別是軍事應用動態一一報告。當時美蘇已將電子計算機看成是國力競爭的重要裝備。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美國完成了ABC和ENIAC兩台電子數字計算機，並將其運用於科研、彈道計算、飛機設計、電報密碼等軍用領域和工程設計，人口調查和經濟統計分析等民用領域。1952年馮·諾依曼還用計算機模擬了導彈發射和核爆炸。蘇聯比美國發展晚，應用規模也小許多，偏重於以機電式為主的模擬計算機（解算裝置），1947年開始研究電子數字計算機﹔1950年完成小型電子計算機，隨后完成每秒運算2萬次的大型機，計算機僅作為彈道、輸電線路等的計算工具或教學。
當周恩來得知電子數字計算機的文字處理與解析功能如此強大，在國外軍隊中已成現役裝備，而我國對計算機的應用方面卻還是空白時，立即有了強烈的緊迫感。他認為必須下定決心大力追趕，計算機必須和軍事聯接，必須盡快應用於工業生產。曾參與我國計算機專業籌備的原二機部十局副總工程師羅沛霖和原清華大學電機系總支書記凌瑞驥在回憶那段歷史時說，當時周恩來聽到我們目前做不了該項技術時，他斬釘截鐵地說：“依靠一個部門力量做不出來的計算機，在黨中央，在國務院的領導下，集中全國力量，難道還做不出來嗎？”這句話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隨著周恩來對計算機等新技術的認識的不斷深入，他感到發展計算機在國家的工業生產和國防方面的應用是一項非常必要和緊急的任務，並因此提出和制定了一個“緊急措施”。1956年5月20日，“緊急措施”由科學規劃委員會提交國務院審議，7月5日，科學規劃委員會正式印出“四項緊急措施”文本。“緊急措施”包括計算機、半導體、無線電電子學和自動化，這四個領域都是我國當時發展還是很薄弱，但極具戰略價值的科技門類。
為何當時將周恩來的這個決策稱為“緊急措施”？中國科學院的相關人士是這樣回憶的：周恩來審定科學規劃文本時說，印出來的本子這麼厚一摞，國務院怎麼抓，你們要把最緊急的事情搞一個報告。於是規劃中的重點項目就成為“緊急措施”，規劃與措施悄然並列。不過，為了保密，這個“緊急措施”的內容當時並沒有公開，而是在內部實施。
1957年1月1日，按照周恩來的要求，“緊急措施”的執行單位中國科學院、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簽訂了“合作發展中國計算技術協議書”。三方議定，用超常規辦法集結人才，建立發展計算技術研究基地。組織原則是“先集中，后分散”，先從二機部、軍隊抽調專家集結到科學院計算所，制造一台快速通用電子計算機，然后專家返回原單位建立研究機構，發展計算機。
1957年中國向蘇方提交的“中蘇科學院合作項目表”，第一項就是計算技術，“計算技術科學研究與工業基礎的建立”成為蘇聯幫助中國進行的重大科研項目。這種技術轉移是一個技術體系，包括從理論、技術、器件到工藝，從研發、生產到應用，從組織體系、機構到人才培養各方面，並非只是仿制幾台機器的技術引進。根據“緊急措施”，中國科學院派出20人的赴蘇實習隊到蘇聯學習了18個月，回國后他們都成為計算機專業的骨干人員和學科帶頭人，在當時的實習隊員中，后來走出了三位院士。
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6年時間裡開辦了4期計算機和計算數學兩個專業的訓練班，培訓近800位學員，他們成為計算機領域的中堅骨干。1958年，經黨中央批准，原學習汽車、電機、管理等專業的287名高年級大學生轉成清華大學定向培養自動控制和計算機專業人才，其他高校也多次為計算機專業調配學生。北京大學數學系的王選就是其中一位。他響應號召，選擇了計算數學方向，后來成為著名的數學家，漢字激光照排技術的創始人，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截止到1966年，高校計算機專業入學學生超過6000人。
由周恩來主持制定的科學規劃，使中國的計算機科學從一個研究小組發展為專業研究所，北京中關村成為“計算機的搖籃”﹔“緊急措施”使電子計算機成為我國的一個涵蓋科研、教育、工業，國防的新興產業，計算技術和計算數學從科學學科提升為國家重器。
在國外對我國進行先進技術嚴密封鎖的形勢下，中國科學院、軍隊、高等院校和企業的科技人員用雙手做出上千台電子管、晶體管、集成電路計算機，完成了許多國家急需的高難度課題，其中包括“兩彈一星”和經濟統計、石油、電信、鐵道、鋼鐵、造船、水利等許多涉及國民經濟的重大課題，還培養了十余萬人的計算機研究與應用的人才隊伍。這些成績的取得與周恩來制定的“緊急措施”是分不開的。
四、“緊急措施”與“兩彈一星”事業
在計算機的國防應用方面，周恩來也付出極大的心思和精力。他親自請國防部長彭德懷參與討論錢學森發展導彈的建議，經討論后，成立了國防部五院，任命錢學森、王諍為正副院長。國防部五院的自動控制和計算機專業在開展國防重大項目中都發揮了重大作用。
1957年4月，中國科學院計算機技術研究所仿制蘇聯計算機缺少關鍵元件。李強得知此消息后，立即進中南海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批准通過外交途徑辦理。一個月后，計算機圖紙和一批“軍用器材”運抵北京。這就是周恩來領導下的“計算機速度”。
1965年3月16日晚間，中國科學院傳達了周恩來關於開啟人造地球衛星項目的指示。6月，科學院完成“三圖一表”的衛星方案，由錢驥等直接向周恩來匯報。
1967年，衛星工程405任務組在南京工作一年，完成了軌道設計和測控系統軟件。因“文革”交通受限，周恩來聽取匯報后，特派專機將相關人員和程序接運回北京。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東方紅”衛星發射后，東風計控中心僅用14分16秒計算出了實際初軌。通過2000公裡的大規模線路將多地接收到的軌道數據安全傳輸到基地，有關省軍區出動60萬民兵看護沿線每一棵電線杆。這是中國第一次遠程數據通信，沒有觀測船出海，也創造了一個世界通信奇跡。
1969年5月24日，周恩來在905乙計算機的立項報告書上批示：“照辦，如可能，爭取更快一點。”經過23個省市協作，上海研制了集成電路，在科學家金怡濂等人的帶領下奮力攻關，該項目終於在1976年12月研制成功，這是我國大型計算機從單機向並行模式邁進的重要轉折點，也實現了周恩來決心發展計算機產業的願望。
1999年，隨著中國科學院“兩彈一星”工程相關資料陸續公布，周恩來提出的“緊急措施”的內容逐漸被人們知曉。在科技部主編的《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報告》中的計算機產業部分，記述了“1956年，在周恩來的親自主持下，選定計算機、電子學、半導體、自動化四項，作為科學規劃的‘四項緊急措施’”的重要內容。
2004年，曾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和副院長的張勁夫回憶說，當時如果沒有周恩來提出的“四項緊急措施”、沒有那幾項最重要的技術配合，單獨搞原子彈是不行的。他說：“第一台計算機是電子管的，當時就起了很大作用，主要為二機部（核工業）核武器研究所服務，那個計算量太大了，沒有這個計算機，幾年也算不出來。”
2016年是新中國第一個科學規劃的制定和周恩來提出“緊急措施”60周年，也是中國計算機事業發展和飛躍的60年。“緊急措施”奠定了中國計算機的基礎，周恩來為中國計算機事業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真實體現出了“計算機是一場革命”。
〔作者徐祖哲，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通信科技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北京100083〕
（責任編輯：宿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