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周恩來1929年關於加強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論述

加強黨內政治生活 鞏固黨的領導力量

——重讀周恩來1929年關於加強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論述

董潔

黨內政治生活的爐子，如果長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卻沒有足夠的溫度，就煉不出鋼來。1929年，周恩來同志關於加強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論述具有穿透時空的影響力，對於新形勢下增強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意義重大。

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周恩來在1929年多次談及黨內政治生活，並明確提出“加強黨內政治生活，以鞏固黨的領導力量”的重要見解。重讀周恩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有關論述，會發現這些思想具有穿透時空的影響力。

論述黨內政治生活的背景

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許多黨的早期領導人在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都曾談及加強黨內政治生活問題，這主要和當時黨內生活中存在各種問題有關系。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來對黨內生活存在的問題更是洞若觀火。對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周恩來認為，“固然是客觀環境的反映，然而黨的組織還沒有布爾什維克化，黨內還存在許多非無產階級的意識，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1929年6月，周恩來主持起草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指出了當時黨內生活中存在不少錯誤的組織觀念，提出要予以堅決地肅清。這些問題主要集中在極端民主化傾向、取消主義的發展、形式主義的殘留、黨內和平觀念四個方面。比如，關於黨內存在的極端民主化傾向，周恩來指出，有些同志不顧黨的主觀條件如何，不管黨的秘密存在與嚴重的白色恐怖，要求無條件地實行黨內民主化，甚至常借此反對指導機關的決議和指示，鬧黨內糾紛問題，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威，形成極端民主化的傾向。實際上，1928年11月，周恩來已從另一個角度指出了這個問題：“從前組織上有一種‘家長制’的形式，黨員群眾對於黨部，下級機關對於上級，隻有機械的服從，而無活潑的黨的生活”。關於取消主義的發展，周恩來指出，在工作環境艱難的情況下，黨內取消觀念正在從各方面表現，如懷疑甚至否認目前組織上進步的現象，以為黨已一無所有，否認黨的舊基礎的作用，否認指導機關的指導作用。這些錯誤觀念嚴重干擾了黨內正常生活，不利於黨的進步、黨的鞏固和發展。

加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思路

周恩來從加強組織建設的角度，對如何加強黨內政治生活問題進行了闡述，提出“創造健全的支部生活”“建立正確的黨內民主化”“加強黨的紀律以鞏固黨的組織”等重要觀點，充分顯示出他對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深刻思考。

支部是黨的組織基礎，應盡力發展並鞏固黨支部使它成為黨的組織基礎。周恩來認為，要“創造健全的支部生活”。黨在支部中，尤其是產業支部中，要有中心支部的建立，以創造健全的支部生活。支部的成分必須是群眾中最勇敢最先進的分子。支部干事或書記必須是群眾選出來最積極而有威信的同志。支部本身要有嚴密的組織，要有日常生活，要能經常開會，要討論黨內一切政治問題。支部的日常活動，要與黨的一般政治任務相聯系。周恩來還認為，每個黨員必須為黨工作。每一黨員在支部中必須經常地參加支部會，按月繳黨費，討論黨的政策及日常工作，讀黨報等。隻有這樣，才能建立起黨員在黨內的生活，才能規范黨員在支部中的生活。

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周恩來認為，要通過“建立正確的黨內民主化”來加強黨內政治生活，解決黨內生活存在的各種問題。他指出，在革命時代，黨內民主化的執行限度是應當有條件的。但“這種條件決不是妨害了黨內正確的民主化生活，而是要更適合於秘密條件下的民主化，以加強黨內政治生活，以鞏固黨的領導力量”。在周恩來看來，黨內的政治爭論須是有原則有范圍的，不是漫無限制的自由論戰，更不是離開實際策略的學院派的研究。民主化的正確運用，地方黨部應成為最主要的樞紐，因為黨的政策能達到支部，民主選舉能自支部起，必須有強健的地方黨部才能有適宜而正確的指導。他還指出，肅清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主要方法，是加緊黨內民主化，提高黨內政治生活，認為“在非無產階級意識的發展中，首先要反對黨內小組織傾向與派別觀念”。黨必須從站在黨的正確路線上實行政治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入手，以求根本肅清。

嚴明紀律是黨發展壯大的重要保障。周恩來看到，黨內生活中存在的嚴重問題之一是紀律渙散。他指出，有些不努力實際工作而專尚政治清談的黨員，常常不依照組織路線，在黨內群眾中間散布一些不同的政治見解與主張而妨害黨的一致。有許多下級黨部，更是紀律渙散。黨員的言論行動，在平常非常自由，不受任何的拘束，有錯誤時亦受不到任何教育與制裁。他強調：“各級黨部在目前的工作條件下，堅強鐵的紀律特別必要，但同時應該了解所謂堅強鐵的紀律，並不是機械的去執行。共產黨之紀律，首先要建筑在每個黨員對自己的責任的自覺上。”錯誤是在實際工作中不可免的東西，黨內有集體的指導與向黨員群眾作有系統的報告，是防衛和很快地糾正錯誤之最好方法。有了經常的教育方法與組織上的制裁，黨員的行動言論才能得以約束，有了錯誤才能得以糾正。

以上這些重要論述都是在我們黨遭遇大革命失敗后，黨內生活中存在諸多問題進而嚴重影響黨的隊伍發展壯大的背景下形成的，具有相當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認真踐行黨內政治生活

周恩來不僅對加強黨內政治生活有很多思考和很深入的見解，而且一直是我們嚴肅開展黨內政治生活方面的典范。他於1929年9月起草了著名的“九月來信”，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素養，對紅軍內矛盾的處理顯示出他既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又能實事求是解決黨內矛盾的政治能力和政治品質。

在“九月來信”中，周恩來明確提出要糾正黨內存在的一切不正確的傾向，認為紅軍中右傾思想如取消觀念、分家觀念、離隊觀念與縮小團體傾向，極端民主化，紅軍脫離生產即不能存在等觀念，“都非常錯誤，皆源於同志理論水平低，黨的教育缺乏”。他認為這些觀念不肅清，於紅軍前途有極大危險，應堅決以斗爭的態度來肅清之。針對有人認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不妥，是“家長制”，他認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前委對於一切問題毫無疑義應先有決定后交下級討論，絕不能先征求下級同意或者不作決定俟下級發表意見后再定辦法，這樣不但削弱上級指導機關的權力，而且也不是下級黨部的正確生活，這就是極端民主化發展到極度的現象”。這一思想，對於堅持黨指揮槍的思想具有重要價值，充分顯示出他具有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

周恩來一直注意嚴肅開展黨內政治生活。遵義會議期間，他主動作了自我批評，為黨的事業實現歷史性轉折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在1943年3月18日撰寫的《我的修養要則》裡明確提出“要與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確的思想意識作原則上堅決的斗爭”。在1943年4月27日撰寫的《怎樣做好一個領導者》中，又提出做一個好的領導者必須要有堅持原則的精神、要有高度的紀律性等。在1954年2月舉行的黨的七屆四中全會上，周恩來在發言中明確提出，“我們反對個人主義的反黨的言論和行動，正是使黨內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來，利於黨的團結”。為加強黨的團結，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央制定的六條規定。針對有的人依然對此留有疑惑，周恩來明確提出，這並不是要損害我們黨內政治生活的生氣勃勃、上下通氣的優良傳統，也不是要縮小我們黨內民主及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

重讀周恩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論述，可以使我們認識到，新形勢下，要取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勝利，必須以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為重要基礎，持續深化全面從嚴治黨，不斷純潔黨的肌體，使黨更加有活力、更加有戰斗力。

（來源：《學習時報》2017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