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領導風范——訪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金沖及

周恩來的領導風范——訪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金沖及

編者按：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杰出楷模。今年是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重要講話中強調：周恩來同志是不忘初心、堅守信仰的杰出楷模，是對黨忠誠、維護大局的杰出楷模，是熱愛人民、勤政為民的杰出楷模，是自我革命、永遠奮斗的杰出楷模，是勇於擔當、鞠躬盡瘁的杰出楷模，是嚴於律己、清正廉潔的杰出楷模。為了展現周恩來同志的領導風范、領導藝術，繼承和弘揚周恩來的政治智慧及領導科學思想遺產，《中國領導科學》記者專訪了研究周恩來的著名專家、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金沖及先生。

維護大局的周恩來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用六個“杰出楷模”對周恩來作了高度的評價。其中談到周恩來是“對黨忠誠、維護大局的杰出楷模”。今天，我們想請您談談周恩來是如何維護大局的？

金沖及：周恩來是我黨歷史上維護大局的楷模。這突出地體現在他與毛澤東的關系上。毛澤東、周恩來在一起工作的時間長達45年。在中國近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中的主要人物，往往講兩個人。比如，說太平天國要講洪、楊，就是洪秀全、楊秀清﹔談戊戌變法要講康、梁，就是康有為、梁啟超﹔講辛亥革命離不開孫、黃，就是孫中山、黃興。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南陳北李”就是陳獨秀、李大釗。在兩個人之間，總有一個起著主導作用，而另外一個又是不可缺少的，兩個人互相依存、相得益彰。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雖然沒有毛、周這樣的說法，實際上很多人是這樣看的。陳雲同志說過，毛主席最離不開的人就是周總理。改革開放剛要開始的時候，一位領導同志曾說，講個人智慧，很難有人超過毛主席，講精力充沛地處理各種復雜問題的能力，很難有人超過周恩來。可見，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總是把毛、周兩個人看作是不可分離的。過去中央把領導人的排名次序確定為毛、周、劉、朱。對待這件事中央很認真，廣泛征求了許多老同志的意見。當時人民幣上四個人的頭像就是按毛、周、劉、朱的順序排列的。可見毛、周兩個人的關系是全黨的共識。毛、周兩位都是在中共一大前就入了黨的。周恩來入黨時間是1921年春。這是中共中央在1985年5月根據事實確定的（周恩來在1928年中共六大時對自己的入黨時間也是這樣填寫的。1945年中共七大時，代表中對有些具體問題有爭論，周恩來為了顧全大局，把自己的入黨時間改填為1922年，平息了爭論。）他們兩位都長期擔負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毛澤東是中共一大12個代表之一，是黨的創始人，遵義會議后在實際上就確立了他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周恩來在1927年7月這個重要關頭擔任臨時中央常委。此后連續擔任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之一達48年。在六大后的近兩年中，他是中共中央的實際主持人（名義上的政治局主席是向忠發）。

周恩來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是1925年。1931年開始在一起工作。1925年處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代理部長，並且負責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毛澤東請周恩來到農講所講過軍事問題，周恩來請毛澤東到黃埔軍校講過農民問題，所以那時候常常在一起。

1929年，轉戰贛南閩西的紅四軍內部發生很大爭論。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九月來信”明確指出，“黨的一切權利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為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又指出，“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這是對毛澤東很大的支持，也為順利召開古田會議創造了條件。1931年底，周恩來到了中央蘇區，兩個人才真正在一起。那時候周恩來是蘇區中央的書記，毛澤東是中央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開始還是人民委員會主席。此后一直到長征，周恩來是軍事方面的主要負責人。黎平會議提出不與二方面軍會合，而是向遵義前進。后來渡過大渡河，翻過雪山，到兩河口，決定到川陝邊區建立根據地。這兩次會議都是周恩來主持，軍事問題也是由他作報告和結論。當然，他的報告接受了毛澤東的很多意見。遵義會議決定：“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最后下決心的負責者。”會后又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在實踐過程中，周恩來對毛澤東確實從內心裡非常欽佩。他自己也多次這樣講。長征過草地的時候，周恩來患上了肝膿瘍，是被人抬過去的。所以這期間隊伍是由毛澤東來指揮的。隊伍到了陝北要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提出周恩來繼續當主席。周恩來堅持讓毛澤東當主席，他當副主席。在兩個人中，毛澤東起著主導作用，而周恩來則是不可缺少、難以替代的。

記者：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一起工作合作長達45年時間，在革命戰爭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能夠保持良好的關系。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金沖及：主要是兩個人的密切配合與互補。其中，周恩來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1947年3月國民黨進攻延安，彭德懷擔任西北野戰兵團司令員，由周恩來做代總參謀長，后來一直到西柏坡指揮三大戰役等等，周恩來在軍事方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當然，總的來說靠的是毛澤東戰略思想，而周恩來的作用也不可替代。聽說胡耀邦同志生前最后看的一本書就是《周恩來傳》。他覺得這本書對周恩來軍事方面的作用寫得不夠。我們編寫傳記的時候，鄧大姐說恩來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的傳怎麼寫由組織和中央決定，我個人不發表任何意見。書印出來送給她，她說這本書是一個創新，特別是對文風上很滿意。她認為該書比較完整地反映了一些重要歷史情況，澄清了一些問題。但她也提了意見，其中一條是，對周恩來軍事上面的貢獻說得不夠。我說胡耀邦同志生前也有這個意見，但要充分表現出來有一些難處。比如說三大戰役，我訪問過當年在總參謀部作戰部的一些同志。他們說，當時每天四面八方的軍事電報都是先交給周恩來，周恩來把情況匯總整理好以后，連地圖都作好標記，然后去跟毛澤東談。談的時候不僅是匯報情況，也提出自己的意見。談后，對一些重大問題，由毛澤東起草電報，對一些次要的問題就由周恩來起草。可以肯定地說，毛澤東留下的許多電報手稿，是兩人討論后形成的意見。周恩來起草的電報也不只是周恩來個人的意見。所有這些電報一般都由毛澤東批上“送劉、朱、任閱后發”，他們通常沒有再寫什麼意見，緊急時批語就寫“發后送劉、朱、任閱”，可見兩人配合得很默契。

兩人的想法總體上是一致的，但有時也有差別。有差別就可以起到互補的作用。毛澤東開會講話時，常常是上下古今、縱橫萬裡，有時候別人還沒有完全聽懂，他說就這樣吧！周恩來都全明白了，並且按照他的意圖去落實。我看到過梁漱溟一本筆記。他說周恩來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你跟他講話，剛講了半句，后面的他都已經明白了。所以，毛澤東最離不開的人是周恩來。當時，我們稱呼主席、總理用不著講姓什麼，主席指的就是毛澤東，總理就是指周恩來。而周恩來總是把一切成就歸功於毛澤東。我曾聽解放初做過八年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李琦同志講，有一次他對總理說，許多具體的事情，您何必管得那麼細，何不在理論上再多做一點貢獻？周恩來聽后說，你怎麼也說這個話！中國那麼大，有那麼多具體事情要解決，總得要有一個人來管，我把這些事情都擔起來了，可以讓主席更多地考慮一些大問題。由此可見，他是心甘情願把那些雜七雜八的事情全挑起來。這是一種擔當，更是一種奉獻。新中國成立前夜，蘇聯的米高揚到西柏坡來，曾說過:“你們在籌建政府方面不會有麻煩，因為你們有現成的一位總理——周恩來。”這話很有道理，能有一個像周恩來這樣對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統戰、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樣樣都拿得起來，又能統一地組織實施，實在很不容易。

勇於擔當的周恩來

記者：周恩來一生勇於擔當、鞠躬盡瘁。尤其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您怎麼評價周恩來的擔當精神？

金沖及：談這些問題，一刻也離不開當時的歷史條件。那時候的情況怎麼樣呢？小平同志說，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那時我們還不清楚。開始學蘇聯，但也有自己的創造，后來又看到他們存在的問題，又提出以蘇為鑒。下一步怎麼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究竟怎麼搞？沒有現成的經驗，但不可能沒有經驗就不起步。何況客觀形勢也不允許我們停步不前，甚至也不許慢吞吞地前進。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我們就感到如果經濟上不能獨立，政治上的獨立是沒有保障的。那時一句話流傳得很廣：落后就要挨打！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提出，我們要趁朝鮮停戰后這十來年，趕快搶時間發展。

發展怎麼搞，我們沒有經驗。毛澤東雖然對國際問題有許多深刻的見解，但他在1949年之前沒有到過國外。青年時期，毛澤東本來要出國勤工儉學，但想來想去，對中國還了解得太少，還是希望先更多些了解中國。可以這樣說，對舊中國的情況，特別是農村情況了解得那麼透徹，沒有人能跟毛澤東相比。但是對於實現了現代化大生產的西方國家，他沒有親眼見過。周恩來少年時在日本近兩年，1919年回國。1920年起到英國、法國、德國，一直到1925年才回來。因此他對現代化社會有比較深刻的了解。人的認識總會受到自己經驗的影響。這種經歷的不同，使周恩來與毛澤東在認識上有細微的差別。這也有一定程度的互補作用。

1956年，周恩來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毛澤東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其中有些微妙的差異，周恩來提出“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他提醒大家“現代科學技術正在一日千裡地突飛猛進。”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中心問題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包括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特別看重人的精神狀態、人的積極性。他雖然也談到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但沒有一章專門講科學技術或者知識分子。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兩人看法的互補性。

1958年發生大躍進。這一方面反映了中國人民要求迅速改變祖國貧窮落后面貌的強烈願望，同時也存在忽視客觀規律性的問題。這有許多原因：第一，這相當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我們的一種民族心理。因為中國人有過輝煌的過去，而到了近代落后挨打，被人家踩在腳底下，落到那樣可憐悲慘的境地。新中國一成立，有那麼一股子勁。第二，當時整個局勢發展實在太快。解放戰爭時，毛澤東提出三年五年就可以取得勝利，很多人聽了不敢想象，事實証明毛澤東是對的。勝利后財政經濟那麼困難，物價飛漲，結果又是三年，我們的經濟就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這時又開始抗美援朝，1950年出兵，到1953年停戰，又是三年。一次次，我們開始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結果都做到了，覺得隻要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許多原來認為不可能的奇跡都有可能創造出來。處在一種特定環境下，造成人們特定的思維方式。那時河南提出一個口號：苦干三年，改變面貌。毛澤東還是比較謹慎的，給它添了兩個字：苦干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現在誰也不會那樣想了。第三，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在缺乏經驗，以往的經驗大多是在革命戰爭年代的政治挂帥和搞群眾運動。不僅毛澤東的經驗如此，絕大多數干部的經驗也是如此，並且取得了成功。因此就以為搞經濟建設也可以如此，結果違背了客觀規律。周恩來同志歷來顧全大局，有時甚至要忍辱負重，從而在緊要時刻避免黨可能發生的分裂。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選擇的是一條最艱難的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所造成的災難性惡果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出來。周恩來比較早地察覺到這些問題，十分憂慮，力圖加以限制或避免。但當時可供他選擇的余地其實很小很小。“文化大革命”是他十分痛苦的時期。某種程度上說，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公開反對“文化大革命”，那隻能意味著同毛澤東決裂，是黨的分裂，然后被打倒。它的后果已不是什麼個人問題。在當時，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連“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哪一條都做不到。對黨和國家、民族懷有強烈責任感的周恩來，怎麼可能不顧這一切而任意行動？另一種選擇，就是不得不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時還得違心地說一些話和做一些事，因為不這樣做就不能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損失，保護大批黨內外的干部。這對他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但不付出這些代價，就不可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所以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隻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些話是值得反復玩味的。它正是周恩來此時此刻內心世界的自然流露。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陳雲說：“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設想。”

不忘初心的周恩來

記者：為中國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周恩來同志之所以受到億萬中國人民發自內心的愛戴，因為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初心始終沒有改變，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始終沒有改變。這初心的背后是其崇高的人格魅力。請您談談周恩來的初心和人格魅力。

金沖及：在他心中，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人民的幸福比什麼都重要。他說過：“革命就是為了使全國人民不再過苦日子，要過上好的生活。”他為此的付出遠遠超出常人所能想象的程度，而個人的得失、毀譽和安危從不放在心上。他這一切都發自內心，時時刻刻自然地從各種細節中流露出來。凡是同他有過接觸的人，幾乎都能講出許多這樣的故事來。粉碎“四人幫”后不久，中國革命博物館准備舉辦一次紀念周恩來同志的展覽會，希望借用一些周恩來同志和西花廳的遺物。這個提議最初被鄧穎超同志拒絕了。她說：恩來平時常講，多少同志為革命犧牲了，有的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來，我們還要什麼呢？后來中央決定要辦這個展覽，她才把一些遺物拿了出來。鄧大姐所說的只是總理平時在家中的談話，並沒有什麼豪言壯語，卻真實地坦露出他的內心世界。周恩來同志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他對人民無微不至的關懷，是他對同志和朋友的細心愛護。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邢台發生地震，造成嚴重傷亡。周恩來同志當天就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部署救災，9日深夜趕到邢台。他來到受災最嚴重的村子。群眾聽到周恩來來了，都涌到一處空場。他登上一個大木箱講話，發現老百姓迎風站著，堅決要求當地干部讓群眾掉過頭去，他改為迎著風講話，鼓勵大家要“發展生產，重建家園”。在照片上還可以看到他講話時那充滿憂傷的神情。電影藝術家秦怡在回憶文章中講道：抗戰時在重慶，她的女兒斐斐得了胃病，經常嘔吐。1957年，她到北京參加亞洲電影節。“在一次晚宴中，我有幸坐在周恩來的身邊。他忽然問我：‘斐斐怎麼樣？胃病是不是已經治好？’時隔多年，連我自己都快要忘記的事，周恩來卻記得如此清楚。這更使我對他的敬意倍增。他豈止關心了我的女兒和我，他的心胸裝著整個人類。”

周恩來同志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投入的精力，單用“全力以赴”“不知疲倦”之類的詞來形容是遠遠不夠的。幾十年裡，他平均每天工作都在12小時以上，有時每天隻能睡五六個小時。他處理工作時，總是要求把情況先弄得清清楚楚，想得很細很遠。他對經濟數字和歷史情況的熟悉和記憶常常令人吃驚，因此他提出的意見總能那樣的細致周密、合情合理。李先念同志曾這樣評價總理的工作精神和品格：“周恩來同志是一位既有革命膽略又有求實精神的共產主義者。他在每一重大斗爭中，善於把兩者結合起來。他是非常務實的人，時刻不忘實事求是這一原則，每件工作，他都要弄清楚實際情況，考慮到前后左右，正反兩面，以及當前和長遠、國內和國際的種種條件及實際效果。他考慮問題的周密和細致是出了名的。”郭沫若同志在《洪波曲》中講到自己親眼看見的情景：“他一切都以獻身的精神應付，就好像永不疲勞。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勞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觸，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發條的鐘一樣，有條有理又發揮著規律性的緊張”。說他“可以幾天幾夜不眠不休”，當然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那麼做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曾聽萬隆會議先遣組組長姚力說，在萬隆的七八天內，周恩來同志每天睡覺的時間大體隻有3小時。這聽起來讓人難以相信，但姚力細細地說明了他每天的時間安排：參加會議的29個國家有22個沒有同新中國建交，開會時總理不能離開，會后他拜訪了除南越外的所有代表團。大家休息了，中國代表團內部開會，會后他要向中央寫報告，還要為第二天的活動做准備，這些都是總理自己要做的，哪有時間睡覺？后來，周恩來同志的機要秘書郭英會講的情況，和姚力所說的完全相同。1972年5月，總理被確診患膀胱癌，發展到每天便血，但仍繼續超負荷工作。從確診到住院的兩年內，除了13天以外，他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直到鄧小平同志復出並參加聯合國會議歸國，他才在1974年6月住進醫院，當天就做了大手術。住院期間，他會見外賓65批，在醫院召開會議20次，出院開會20次，找人談工作200次以上。其中包括：抱重病坐飛機到長沙毛澤東同志處解決四屆人大“組閣”問題，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分兩步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設想。他完全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重要講話中說，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您怎麼理解“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的深刻內涵？

金沖及：周恩來同志離開我們已經42年了。人們依然清楚地記得，那時正處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的艱難時刻，百萬以上民眾不顧“四人幫”的高壓，自動聚集在十裡長安街的兩側痛哭失聲，向他作最后的告別，在凜冽的寒風中站了幾個小時。這是人民對他的無言評價。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悼詞中鮮明地說道：“他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他的評價。幾十年歲月流逝，但是一提起周恩來，無數中國人的心中依然會涌起難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

在黨的十九大結束后不久，習近平同志率領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會址。他深情地說：“我們走得再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就像一場接力跑，前人到達的地方，就是后人繼續前進的出發點。對周恩來同志的思念，已經成為激勵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斗的巨大精神力量。這種力量，來自他畢生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而嘔心瀝血建樹的豐功偉績，來自他那無私奉獻、感人至深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偉大風范。

周恩來同志作為20世紀有著重大國際影響的一位巨人，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世界，受到眾多外國朋友的尊敬。他逝世后，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由會議主席提議，全體代表起立向他致哀。聯合國大廈前也下了半旗。1979年10月，法國政府在巴黎舉行周恩來20年代舊居挂紀念牌的儀式。大理石紀念牌上鑲嵌有他的半身銅像。這是法國著名雕塑家保爾·貝爾蒙多的作品。他說：“我希望重現周恩來的生命和魅力，力求讓更多的目光聚集在他的臉龐上，從他明朗的形象輝映出他的內心世界、他的活力和他的精神。”法國總統德斯坦在揭幕式上動情地贊揚周恩來是“一位具有巨大魅力、智慧超群和學識淵博的人”。他說：“對這位從不希望為自己豎立紀念碑的人，我們希望在他開始自己的戰斗生涯和對法國產生友好情誼的地方向他表示我們的敬意。”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周恩來正如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所說：“他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對這樣的榜樣，人民無論如何也不會淡忘的。

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重溫他的一生，用來鼓舞和鞭策自己，必將化為巨大的精神動力，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奪取新的更大的勝利。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周恩來這個光榮而不朽的名字。光榮，因為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過那麼多巨大的貢獻，是常人難以企及的﹔不朽，因為他遺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將萬古長青，他那忘我的奉獻精神和熱愛人民的高尚品格將永遠激勵后人踏著前輩的足跡不斷前進。（記者程冠軍）

（來源：《中國領導科學》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