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軍事謀略思想探綱

劉少奇軍事謀略思想探綱

黃裕沖

劉少奇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卓越領導人之一。他在革命戰爭年代，常常是臨危受命，置身於條件最困難、情況最復雜的斗爭前線，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中央、毛澤東制定的戰略方針，扭轉危機，改變敵優我劣的態勢，引導革命戰爭取得勝利，為共和國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分析起來，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條，是他善於審時度勢，確定奇謀大略，以智馭敵，以智破敵。

一、善於審時，把握時機，駕馭歷史機運劉少奇軍事謀略思想的邏輯起點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我黨確立了獨立自主開展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八路軍主力迅速實現了戰略展開。但是，由於國民黨軍隊在華北戰場上的潰敗，我黨僅僅實行山地游擊戰，已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形勢需要。作為北方局的中央代表，劉少奇從形勢的變化中預見到華北有全部淪陷的危險，華北抗戰的責任將落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身上。他認為，日軍雖然能佔領華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各省邊區山地及廣大的鄉村，日軍是不能到達或不能經常武裝佔領的。在這些區域中就應該建立抗日根據地，作為游擊隊活動的后方”。①

因此，游擊戰將成為華北抗戰的主要形式。這個意見得到黨中央、毛澤東的贊同。１９３７年８月３日（平津失守后的第４天），劉少奇提出了“拿起槍來，保衛家鄉，保衛華北，堅持敵后抗戰”的口號，在平津附近及日軍后方，組織與動員民眾普遍地開展游擊戰爭。他們拾起國民黨軍隊拋棄的武器，打擊日本侵略者，恢復和發展黨的各級組織，建立了全國第一個抗日根據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劉少奇作出在華北廣大鄉村建立游擊根據地的謀略思想，完全突破了山地和平原的界限，在干部和群眾條件方面為以后華北乃至全國的全面抗戰作了重要准備。

抗戰初期，華中有發展游擊戰爭的很好條件。但是，長江局書記王明採取了同北方局相反的方針，因而造成了華中與華北迥然不同的局面。這裡沒有組織起共產黨領導的廣大的游擊戰爭﹔除若干游擊區外，沒有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和抗日根據地﹔新四軍發展不大，而且在戰略上還處於敵、頑分割包圍中，處境維艱。１９３８年冬，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要大力發展華中的方針，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中原局和南方局。被任命為中原局書記的劉少奇，肩負起領導發展華中的重要使命。他一到華中敵后，就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全面了解華中形勢和敵、頑、我三角斗爭情況。他把中央的指示、華北的經驗同華中的實際相結合，作出了“向西防御，向東發展”的謀略。當時有人認為，游擊戰爭要以山地作依托，應該向西發展，使豫皖蘇邊區成為華中的堡壘，以便西入伏牛山，南進大別山。對此，劉少奇耐心地解釋說：豫皖蘇邊區和皖東都是面敵背頑，伏牛山、大別山是國民黨統治區的山地，而不是敵后山地，向西發展，全國政治所不許。而蘇北地域遼闊，全屬敵后，北靠山東，可同八路軍互相策應。盤據蘇北的韓德勤雖集國民黨蘇魯戰區副總司令和江蘇省主席兩職於一身，但他摧殘抗日力量，排斥異己，魚肉鄉民，早為民眾所痛恨。我們全力向東發展，開辟蘇北，既有理也有利。劉少奇斬釘截鐵地號召：“東進！東進！再東進！”經過劉少奇的周密部署和艱苦工作，到１９４０年８月，我軍已從三面臨及江蘇北部：南面是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所屬部隊，西面是江北指揮部所屬第四和第五支隊，北面是八路軍第五縱隊，這就為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造成了極為有利的態勢。到年底，我黨在華中建立了皖東、皖東北、豫皖蘇、鄂豫邊、蘇北等抗日根據地，溝通了與華北根據地的聯系，新四軍發展到９萬余人。這樣，向東發展，以蘇北為戰略突擊方向的正確方針完全實現，黨中央賦予的發展華中的戰略任務勝利完成。

然而黨中央正在大力鞏固華中之時，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劉少奇得知皖南新四軍被圍后，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２日向中央建議：為答復蔣介石對我皖南新四軍之聚殲計劃，請朱、陳、羅准備包圍沈鴻烈，我們准備包圍韓德勤。１３日，毛澤東復電同意，並指示限１０天內准備完畢，待命攻擊，如皖南部隊被蔣介石消滅，我應堅決全部消滅韓德勤、沈鴻烈，徹底解決華中問題。１４日，葉挺在談判中被扣，黨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迅速准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劉少奇縝密地分析了當時的時勢后，於１５日向中央發了電報，首先否定了自己曾向中央建議過的軍事反擊計劃，提出了兩個理由：一是當時提出包圍韓德勤和沈鴻烈是為了救援皖南的新四軍，而現在葉挺已被俘，皖南新四軍已全部被殲，來不及挽回損失了﹔二是當時出於義憤，然而平心靜氣一想，卻應該作更深遠的考慮。他陳述了目前在軍事上全面反攻的四點不利情況：第一，全國局面，國民黨未投降，仍繼續抗戰，在此時，我黨不宜因皖南事件與國民黨決裂。第二，目前華中我佔領地區很大，兵力不夠。我們部隊尚須休整補充，故以華中來看，能在半年、一年內不發生大的戰斗對我有利。第三，韓德勤現在正利用水網，加筑工事，深溝高壘，屯集糧食，故我們徹底消滅韓德勤甚為困難。第四，陝北部隊向西蘭大道出擊，華北部隊向南或綏遠出擊，但均無勝利的把握。因此實行全面軍事反攻，對我不利，且有極大危險。接著，劉少奇提出了對我在政治上主動，在軍事上穩健，有利於我鞏固華中和將來軍事上反攻的四條可行辦法。劉少奇這一謀略為中央所接受，１月１５日，中央確定了“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勢，而在軍事上暫時還不能取攻勢”②的方針。劉少奇實事求是地謀劃處置皖南事變的對策，對我黨迅速打退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摩擦，發展抗日力量產生了重要作用。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軍無條件投降。８月２８日，毛澤東、周恩來參加重慶談判。半個月內，我黨我軍面臨的戰略形勢和戰略任務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種戰略轉折關頭，中央確定由劉少奇代理黨中央主席，負責中央全面工作。劉少奇經過對當時形勢的深刻分析，指出：“國共談判暫時很難有結果。國民黨軍隊在敵偽掩護下業已進入許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並有進入北平、天津之可能。偽軍幾乎全部為國民黨掌握。”“目前全黨全軍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打擊敵偽，完全控制熱、察兩省，發展東北我之力量並爭取控制東北，以便依靠東北和熱、察兩省，加強全國各解放區及國民黨地區人民的斗爭，爭取和平民主及國共談判的有利地位。”③並在此基礎上作了五項戰略部署，概括為“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御”。④

在劉少奇的運籌指揮下，前后方軍民密切配合，短短２個月，我軍１０萬主力部隊、幾萬名干部、２０余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進入東北。實踐証明：劉少奇根據對東北戰略地位和戰爭態勢的分析，確定“北攻南守”的謀略思想，為全國的解放奠定了基石。

二、營造大勢，緊緊依靠人民、動員人民，進行人民戰爭──劉少奇軍事謀略思想的至要基礎

抗日戰爭是大而弱的中國對小而強的日本進行的一場全民族反侵略戰爭。面對入侵的強敵，要奪取勝利，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⑤時任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堅決實行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在廣大敵后戰場對各階級、各民族的人民群眾進行了普遍的政治動員，把戰爭的政治目的以及達到政治目的的路線、方針、政策告訴廣大軍民，以激發他們的愛國熱忱，發揮全民族抗戰的自覺能動性。劉少奇明確地指出，抗日戰爭是革命戰爭，是中華民族全民族的戰爭。如果能動員幾十萬以至數百萬人民武裝起來堅持游擊戰爭，在政治上軍事上就有著下列偉大的意義和光明前途：第一，可以極大地牽制日本的兵力，從戰略上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第二，在敵后長期堅持抗戰，不斷消耗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以便最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第三，局部地圍殲日軍，收復失地﹔第四，給人民指出斗爭的出路，揭露和牽制漢奸賣國賊的投降妥協企圖﹔第五，將游擊戰爭轉變為正規戰爭，最后驅逐日軍出中國。因此，奪取抗戰勝利必須要動員全國各民族人民，擁護抗戰、支持抗戰、參加抗戰，抗日戰爭的主要形式就是人民戰爭。

為了推動華北人民游擊戰爭迅速、廣泛地開展，劉少奇抓住有利時機，開辦許多短期培訓班，派遣大批黨員和干部到各地去組織和領導游擊隊，自上而下地建立各級黨、政、軍、民組織。在幾個月內，華北敵后就涌現出幾百支游擊隊，在廣闊的華北大地燃起了抗日游擊戰爭的燎原之火。

為了實行人民戰爭的抗戰路線，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抗日武裝，採取了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游擊隊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這種體制，既有利於主力軍的發展，又有利於主力軍和地方軍相互配合、協同作戰。“主力軍主要執行外線的和在有利條件下以運動戰形式殲滅敵人較大兵力的作戰任務，而地方軍和廣大民兵游擊隊，則主要執行內線的，村不離村、鄉不離鄉、縣不離縣就地堅持斗爭的任務，以分散的多種形式的游擊戰與敵周旋，配合主力軍粉碎敵人的圍攻、‘掃蕩’、‘蠶食’和封鎖，直接保衛家鄉、保衛生產。”⑥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以其破襲戰、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水上游擊戰等多種形式的游擊戰法，靈活巧妙地打擊侵略者，形成陷敵於滅頂之災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

交通線是敵軍的命脈。敵后抗日軍民在“面向交通線、斷敵命脈”的口號下，開展廣泛的交通破襲戰。晉冀豫邊區軍民僅從１９３９年冬至１９４０年６月間，即先后進行了邯長公路、平漢鐵路、白晉鐵路、武沙公路等四次破襲戰，在中國抗日游擊戰爭史上寫下了重要的篇章。當中國大部分的正規軍在正面戰場節節抗擊日軍戰略進攻的同時，中國軍隊最堅強的一部──八路軍和新四軍，卻迎敵而進，直插日軍的后方，消滅日偽勢力，收復失地，建立抗日政權，發動民眾抗日。於是，在中共地方黨組織和抗日民主政權的領導下，抗日義勇軍、自衛軍、游擊隊、民兵等抗日武裝，成批地發展起來，工人、農民、商人、青年、婦女、學生、兒童等各階層的抗日群眾團體，廣泛地組織起來，同仇敵愾向日本侵略者展開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全面的殊死斗爭。鬆花江畔，長城內外，中原大地，珠江兩岸，五指山下，抗日的軍民浩浩蕩蕩，抗日烽火遍地燃燒。轉眼之間，日軍的大部分佔領區，變成了抗日的前線。原日軍大本營參謀陸軍中校山崎重三郎曾在日本軍事雜志撰文說：“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游擊戰爭，但隻有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進行的游擊戰，堪稱為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它把全國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動員起來，發揮衛國衛民的主觀能動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沖擊敵人的威勢”，“把百萬帝國陸軍弄的團團轉”。

民族解放戰爭需要以人民戰爭為軍事謀略的基礎，同樣，人民革命戰爭也必須以人民戰爭為軍事謀略的基礎。抗戰勝利后，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劉少奇，曾對開赴東北的官兵意味深長地說：“你們沒有美式大炮，沒有飛機，沒有坦克，沒有裝甲車和汽車，暫時還沒有鐵道線和火車﹔你們就是有一條──這一條他們手裡就沒有：就是要緊緊依靠馬克思主義，緊密地依靠東北當地的人民。”⑦在我軍開赴到東北后，他又連續給東北局負責人發了３封電報，明確指示：要想在東北站穩腳跟，爭取主動，取得對國民黨斗爭的勝利，“主要決定於東北人民的支持及我黨我軍與東北人民的密切聯系。因此，你們在一切行動中，必須注意政策，給東北各階層人民以好的影響”。“隻要我們能爭取到廣大農村及許多中小城市，緊靠著人民，我們就能取得勝利。”⑧在劉少奇的親自指導下，我進駐東北的部隊，撤出大城市，深入到中小城鎮和廣大鄉村實行土地改革、剿匪、建立根據地，動員人民支持、參加革命戰爭，不到一年的時間，我軍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劉少奇認為，使人民積極支援戰爭、參加戰爭，就要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問題解決好。為了適應國內形勢的需要，１９４６年５月，黨中央決定把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對這一政策，劉少奇作了精辟的闡釋：現在實行土改政策，使耕者有其田，這是民主革命時期的基本任務和主要內容。就是說，在這個階段上它是勢在必行的一項不可動搖的大政方針。我們的解放戰爭是革命的戰爭，是為了解放廣大勞動人民，必須解決與大多數人的切身利益相關的緊迫問題，其中包括農民最關切的土地問題。我們必須懂得，要保障前方戰爭勝利進行，就要有可靠的后方供應和有力的支前，這主要是要依靠廣大農民群眾的力量來完成，因為我們的兵源和物資供應、交通運輸、聯絡、救護、民兵、擔架隊的組成等等全都依賴農民的支援。這樣，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自然就清楚了。我們必須把農民的根本問題──土地問題解決好，使他們得到主要利益，他們才會跟我們一道走。土改問題解決得越好，越徹底，農民得到的利益越多，他們擁護支持我們的決心和勁頭就越大，從而我們的力量也就越雄厚，越不可被戰勝。因此，堅決做好土改工作，將是我們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戰略任務，是保証我們依靠人民奪取勝利的決定性條件之一。７月，劉少奇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主持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頒布了《土地法大綱》。他的關於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思想和策略，對於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戰，加速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進程，奠定了重要的群眾基礎，提供了主要的物質條件，是對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重大貢獻。

三、以柔克剛，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積蓄革命力量──劉少奇軍事謀略思想的指導方針

中國兵學中的軍事謀略，十分強調以柔克剛，特別是在敵我力量對比，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柔勝是最經濟、最廉價的取勝之道。劉少奇在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深諳以柔克剛的哲理，在敵我力量懸殊時，積極創造條件壯大我軍力量，消耗敵人，改變敵優我劣的態勢，最后實現以劣勝優、以弱勝強。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我們現在總結經驗，分析其原因很多，但與中國共產黨人採取了正確的軍事謀略是分不開的。劉少奇作為黨和人民軍隊的領導人之一，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運用於中國抗日戰爭的具體實踐，注重對抗日戰爭軍事謀略的研究。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劉少奇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文中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兩國的國情和社會歷史條件后指出：要在敵人戰略進攻階段就阻止敵人向內地深入和驅逐敵人出境是不可能的，中國大片領土的淪陷也是不可避免的。抗日戰爭不可能速勝。他在分析建立根據地的條件和形勢之后指出：“地形是無限制的，在山區可以，平原同樣可以建立根據地。”結論是：在抗日戰爭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黨對日作戰的主要形式是游擊戰爭。劉少奇特別指出，到敵后去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對於壯大革命力量具有偉大的意義。這就是劉少奇在抗日戰爭時期以柔克剛的基本謀略思想。后來，毛澤東在１９３８年５月發表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也作了類似的論述。可見，在這個問題上，劉少奇同毛澤東在認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的謀略思想與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交相輝映。毛澤東將這些共同認識又融匯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發表的《關於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並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成為毛澤東軍事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華北的黨組織、華北人民在上述謀略思想的指導下，大踏步前進了。從抗戰爆發到１９３８年底，華北八路軍從３.２萬人發展到１５.６７萬人，猛增了近４倍，開辟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４塊大的抗日根據地。“很明顯，像這樣復雜的巨大的轉變，沒有正確的指導，是不能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完成的。”⑨劉少奇認為，華中與華北一樣，應在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展抗日游擊戰爭，積累、壯大革命力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光明的前途。但由於王明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對於抗日戰爭中正規戰與游擊戰的相互關系有不正確的了解，不了解游擊戰爭在整個抗戰中的重要地位”，“他們放棄了在敵后發展游擊戰爭的中心任務”，喪失了抗戰初期的有利時機。１９３９年初劉少奇受黨中央指派到華中工作。他通過全面了解華中形勢，確定了向東發展、敢於反摩擦、創造根據地三位一體的行動方針。他強調領導干部要堅決地樹立獨立自主地發展武裝，依靠群眾創造根據地和堅決反摩擦的思想。他說：“打鬼子要有槍，有了槍還要有個家，這個家就是抗日民主政權。”“政權是人民給的，隻要人民承認，我們的政權就能存在。”“招革命的兵，買革命的馬，發展武裝，多多益善。”他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我們打游擊，也要學蜘蛛拉網，建立自己的根據地。有了根據地，就有人、有糧，就能在群眾中站住腳。”他還提醒大家，要從長遠看問題，要看到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條件，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從而消除了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迅速打開了華中敵后抗戰的新局面。

劉少奇提出的堅決地到敵后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以柔克剛的軍事謀略思想，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短短的幾年內，敵后抗日游擊戰爭在華北、華中、華南的廣大地區，蓬勃發展起來。在這浩大的敵后解放區戰場，日軍佔領的城市和交通線，被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團團包圍。在犬牙交錯變化不定的戰線上，抗日軍民以普遍的游擊戰與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相結合，內線作戰與外線作戰相結合，充分發揮群眾的智慧，創造了層出不窮、千姿百態的奇妙戰術和作戰手段，打擊日軍，使其圍攻、“掃蕩”、“討伐”、“蠶食”、“清鄉”等頻繁的進犯一次次遭到失敗。數十萬日本侵略軍，陷於敵后戰場，狼奔豕突。年復一年的龐大戰爭消耗，使日軍疲憊不堪，欲打不得，欲罷不能。而中國，從長期游擊戰爭培育和鍛煉出的千百支游擊兵團和正規兵團，則成為擔負起決定戰爭命運的重擔，向日軍展開反攻爭取最后勝利的主力軍。這是杰出的軍事謀略與具有高度覺悟的人民武裝結合的產物。

抗日戰爭勝利后，劉少奇確定的“向北發展，向南防御”戰略方針得以貫徹，我軍搶先進入東北。然而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急忙運送８萬余兵力到東北發動內戰，１１月１６日攻佔山海關，２５日佔領錦州，隨后展開對東北大舉進攻，形勢發生急劇變化。在這關鍵時刻，劉少奇分析：抗戰結束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力量雖然得到空前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已成為有１２０萬黨員的大黨，有１億多人口的解放區，解放軍已達１２０多萬，民兵２００多萬，還有日益高漲的全國愛國運動。但是雙方力量的對比還是敵強我弱。敵強是國民黨軍有美國直接支持和大量援助，可根據條約從蘇軍中接收東北的大城市。我弱，主要是東北的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不能及時補充部隊的兵源、糧食和物資﹔東北地方的黨組織和政權還未普遍建立﹔敵偽匪勢力尚未肅清。同時，我軍主力長途行軍和頻繁戰斗，還未加休整，新編部隊也未整訓、鞏固。在正確分析判斷了敵強我弱的形勢的基礎上，他指出：“在東北今天的情況下，沒有大城市即沒有優勢。但你們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穩之前，去企圖建立在東北的優勢。”⑩這一戰略思想明確了黨的任務是組織退卻，到農村建立根據地，動員、組織人民，積蓄革命力量，而不是佔領大城市與敵人決戰。這就是有名的“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軍事謀略思想。實踐証明，這一思想，具有非凡的戰略眼光和軍事家的才能，為解放戰爭的順利進行立下了頭功。

四、連橫合縱，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聚集一切革命力量──劉少奇軍事謀略思想的關鍵環節

連橫合縱，聚集一切革命力量，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關鍵。１９３６年春，劉少奇到天津指導北方局的工作。為了使廣大干部從思想上肅清白區工作中長期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影響，認清連橫合縱，聚集一切革命力量的重要意義，劉少奇專門撰寫了《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一文，指出：“黨的策略任務，就是要用極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去團聚各階級、階層、派別及一切抗日反賣國賊的分子和力量，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成為我黨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之路的中心問題和主要關鍵。”救亡的人民陣線應是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應是全民族抗日反對賣國賊的各階層聯盟。從最進步的階層及其政黨的武裝力量起，直至最落后的同鄉會宗教團體及部分反日的地主、軍人官吏、資本家、名流學者等都應包括在人民陣線之中。並強調說：“這個問題不應該只是宣傳口號了，而應該進入實際組織工作上去。”[11]在實際工作中，劉少奇親自通過各種渠道和關系，同華北各實力派、社會名流和學者等接洽，聯合一切願意抗日和可能抗日偽的力量。劉少奇謀劃同山西閻錫山建立“合作關系”，便是一個范例。閻錫山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是山西的最高封建統治者。劉少奇通過分析，認為閻錫山需要“守土抗戰”。為了推動閻錫山走向抗日，１９３６年秋，劉少奇抓住閻錫山邀請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晉大業”的時機，派薄一波等回到太原，組成一個直屬北方局領導、專做山西工作的黨的公開工作委員會，指示他們“爭取站穩腳跟，不要搞‘左’傾冒險主義，要踏踏實實地做群眾工作，不要做‘清客’，搞空談﹔要掌握政權，不要‘抬轎子’”。按照這一方針，薄一波等接辦了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使它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救亡的群眾組織﹔創辦了“軍政訓練班”、“國民兵軍官教導團”、“民訓干部教練團”等，訓練了成千上萬的進步青年，培養了一大批抗日的政治、軍事骨干。在較短時間內發動和組織起了廣泛的群眾骨干力量，為八路軍三大主力部隊挺進山西和堅持華北抗日創造了空前未有的群眾條件，使山西成為開展華北敵后游擊戰爭和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重要陣地。劉少奇后來在總結山西工作經驗時說：“我們在幫助閻錫山抗戰的過程中，使山西的抗戰堅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進了，也使我們前進了。”[12]正確處理連橫合縱與人民游擊戰爭的關系，這是抗日戰爭時期我黨領導武裝斗爭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在瞬息萬變的局勢面前，特別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犬牙交錯，三方面力量相互爭斗復雜紛繁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劉少奇以高超的軍事謀略思想，分析情況，確定了對敵斗爭的方略。同時，劉少奇針對右傾投降主義也尖銳地提出：如果所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線”。他嚴肅地批評鄂豫皖地區為了同國民黨搞統一戰線而提出“協助五路軍建立大別山根據地”的錯誤口號。指出這是給別人“抬轎子”，是“木匠打枷枷自家”，告誡大家要記取教訓。后來，他在回顧這一段斗爭經歷時指出：“我們在敵后獨立自主地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不獨不會促使國共合作破裂，相反，還是保証國共繼續合作的條件。”[13]再一次對處理游擊戰爭和統一戰線關系的正反兩方面經驗作出精辟概括。實踐中劉少奇十分注意反“掃蕩”與反“摩擦”的區別和聯系。他認為反“掃蕩”必須反“摩擦”﹔反“摩擦”是為了更好地反“掃蕩”。隻有堅決地、大膽地打退頑固派的進攻，才能克服投降和分裂危險，堅持抗戰到底。１９４０年劉少奇根據對付國民黨頑固派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原則，親自組織了大橋鎮、半塔、郭村等保衛戰。這些軍事斗爭都採取了攻守巧妙得當，及時出擊，及時收兵，速戰速勝，戰后講和的謀略。

劉少奇較長時間從事統一戰線工作，他善於運用統一戰線謀略去分析和解決武裝斗爭中的實際問題。他關於連橫合縱，聚集一切革命力量的謀略，對奪取革命戰爭的勝利、豐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論寶庫，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本文作者：空軍指揮學院教授）

注　釋：

①③④⑧⑨[10][12][13]《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８８，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６，２６１，３７４，２６２，２７３頁。

②《皖南事變資料選輯》，第１８４頁。

⑤《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３１９頁。

⑥《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２卷，第５４３頁。

⑦黃鋼：《馬克思是干什麼的呢？》，《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８月版，第１８０頁。

[11]劉少奇：《民族解放人民陣線》，《生活日報》星期增刊第１期，１９３６年６月７日。

（來源：《黨的文獻》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