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劉少奇“天津講話”的再認識

對劉少奇“天津講話”的再認識

李文芳

“天津講話”是指１９４９年四五月間，劉少奇受中共中央、毛澤東的委托到天津宣傳貫徹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結合天津實際情況，先后對天津黨政干部、職工代表、工商業資本家、國營企業職員等作的１０余次報告和談話。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冤案平反昭雪以來，對“天津講話”的研究，多是針對高崗、林彪、“四人幫”攻擊誹謗“天津講話”的不實之詞而展開的“駁論式”研究。學者們對“天津講話”中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利用資本主義的理論觀點給予充分肯定，認為“天津講話”模范地貫徹了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創造性地發揮了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具體體現。近年來，對“天津講話”中反映的經濟思想有所涉及，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為全面而科學地研究“天津講話”，站在鄧小平理論高度重新認識“天津講話”，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著重就劉少奇“天津講話”所反映的糾“左”問題、思想理論貢獻及其現實意義進行探討。

一、“天津講話”重在糾“左”

“左”傾錯誤，危害甚大。防“左”、反“左”，是我們黨有史以來的一個難題。在新中國即將誕生的重大歷史關頭，防“左”、反“左”尤其重要。劉少奇以無產階級政治家的敏銳和膽識，深刻指出“左”的危害，堅決抵制“左”的錯誤。為糾正天津工作中的“左”傾偏向，他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對指導天津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糾正對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模糊認識建設新中國，必須將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這一問題，對此黨員干部尚須一個認識過程。

接管天津后，一些黨員干部，將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完成后出現的幻想在小生產經濟的基礎上，採取絕對平均主義的辦法實現社會主義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帶入城市，對在農村可以斗爭地主分田地，在城市不允許斗爭資本家分廠分店不理解。因此，在執行黨的城市政策上出現“左”的偏向，出現與城市工作不相適應的現象。“在勞資關系上，著重於改善工人生活，不注意發展生產力，對勞動紀律也不注意。在職工關系上，趨向於待遇平等，看不慣職員的優裕生活，遷就工人的報復情緒，有的懷疑職員是否算無產階級？”①一些干部把農村工作方式搬到城市，如“打鑼開會”，“組織群眾熬硝”，“開成百上千人的訓練班”，“小學要自己辦”②等。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干部對黨的城市政策產生懷疑，“認為城市領導鄉村，工人領導農民不合理”③。

劉少奇嚴厲指出這是“左”的情緒，必須堅決糾正。他批評接管干部，人雖入城，思想工作作風並未轉變。他說：“工作方式、方法、機構都要有改革”，“要教育我們的干部，盡快適應環境，學會管理城市，否則就誤事了”④。劉少奇從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要消滅城鄉差別的觀點出發，闡明為什麼要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他說：“最近中共中央七屆二中全會決定，應該以城市工作為重心，城市是工商業集中的地方，因此，城市是領導鄉村的，不但在今天城市領導鄉村，歷來都是領導鄉村的，過去如此，將來社會主義時還是如此。一直到將來把鄉村變成城市一樣，城鄉隔閡消滅，全是電氣化，機械化了，那個時候，城鄉才差不多。”⑤劉少奇還以城市工業代表先進生產力和革命的目的是發展生產力的觀點，說明城市領導鄉村，工人領導農民的必要性。他說：“目前城市集中的經濟、工商業經濟應該領導鄉村分散的經濟。工人應該領導農民。必須要搞好城市，不然就不能領導鄉村。城市工作、工會工作、商業工作、文化工作搞不好，就領導不好鄉村，不但使城市人民痛苦，鄉村人民也痛苦。”⑥劉少奇在說服教育干部提高思想認識的同時，還批評接管后部門權力過於分散，市委、市政府集中領導不夠。他指出，城市管理應是集中的，不能像農村那樣，把權力分散到區、街，這樣不便於統一領導，容易亂處理問題，形成政出多門。他指示天津市委要糾正不適合城市工作要求的機構設置和部門分工。

（二）糾正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偏向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方針政策十分明確，但在執行中卻出現“左”的偏向。主要原因在於黨員、干部對黨的民族資產階級政策認識模糊。在接管干部中，“進城之前即有‘少與資產階級接近’為戒，進城以后，長期避不見面，不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在公私兼顧上，是統治多而照顧少，在勞資糾紛上，往往是偏袒勞方，未充分考慮資方的營業前途。”⑦干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左”傾情緒，影響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的實施，助長了工人的“左”傾情緒，出現了清算斗爭資本家的現象，使得資產階級對黨的政策產生懷疑，普遍感到前途無望，無心生產經營。

針對“左”傾偏向，劉少奇根據馬克思、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后，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必須正確對待和利用資本主義的重要思想﹔根據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結合中國生產力落后、經濟不發達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特殊性，從五個方面闡明中國現階段革命的目的，不是消滅資本主義，教育黨員干部要正確對待民族資產階級。

第一，從黨的歷史經驗和黨的總路線這個政治高度分析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重要性。他說：“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對資產階級的政策歷來就是黨的路線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對資產階級的政策處理對了，路線就對，否則就犯錯誤。這是黨的路線的一個基本問題，對此問題有偏差，則黨的基本路線就有偏差。”⑧“大革命失敗后，民族資產階級作了反革命的助手，我們對他們的政策主要是斗爭﹔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重點主要是團結﹔今天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斗爭中，重點還是團結，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個重點還不會變。”⑨

第二，提出民族資產階級是朋友，是爭取的對象、團結的對象。劉少奇認為對民族資產階級所採取的“左”傾偏向，主要是沒有分清敵我。他批評有些同志不知不覺地把資本家當作主要斗爭對象。他說：“天津解放后，帝國主義、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已找不到了，看不到了，於是就把子彈打在資本家頭上，把朋友當敵人，這就打錯了。”⑩他指出，如果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斗爭對象，就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擾亂了自己的陣線。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首先要搞清楚他們不是敵人而是朋友，不是斗爭對象而是團結對象。

第三，對民族資產階級又聯合又斗爭，但主要是聯合。劉少奇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工人與資本家是有矛盾的。“在適當時候，在可能的情形下，與自由資產階級進行適當的斗爭是必要的。”[11]但是“今天的重點是聯合自由資產階級，而不是把重點放在斗爭上”。“如果隻有團結而沒有斗爭，這是右傾機會主義﹔如果隻有斗爭沒有團結，這是‘左’傾機會主義。”[12]在哪些方面聯合，哪些方面斗爭，劉少奇指出：“在政治上要聯合他們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產階級作斗爭，在經濟上要聯合他們發展生產。”[13]

第四，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允許“剝削”存在，但不是發展資本主義。劉少奇從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處於上升階段時，對生產力發展的進步作用，論述在經濟落后的中國，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必要性。他說：民族資產階級“在歷史上還有一定的進步性。即是他比小農經濟、小手工業經濟都進步”[14]。“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下，在勞資兩利的條件下，還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15]劉少奇認為，資本主義剝削在今天還不能廢除，私營企業的存在可以幫助政府解決就業問題，也可以發展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講，剝削不但沒罪，而且有功。他說，剝削行為不是由資本家負責的，不是由人的意識決定的，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個社會制度問題。他認為今天資本家的剝削是利潤分配問題，國家通過稅收，使資本家的一部分利潤變為國家財產，這是好事。劉少奇勸慰工人，為了長遠利益忍受一下被剝削的痛苦。他在肯定資本主義進步作用的同時，堅決指出：發展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決不是發展資本主義。他說：“採取限制政策，就是為了避免舊資本主義的前途。”[16]劉少奇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若干發展是進步的，對於國民經濟是有利的，對於中國是有利的，對於工人也是有利的。”[17]

第五，利用私人資本主義，必須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生產的主要政策，是開展城市經濟工作的重要政策。劉少奇具體形象地論述了這一政策。他指出：發展生產，必須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國營、私營都要貫徹。他主張：“從原料到市場，由國營私營共同商量，共同分配。這叫‘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賺。’”[18]勞資兩利，就是使工人有錢可賺，使資本家有利可圖。如果隻求勞方一利，就會造成“資本家不安心，工廠關門、工人失業”，“這是工人的自殺政策”。[19]

（三）糾正對職員的“左”傾態度接管天津后，在國營企業中，普遍存在工人把職員當作斗爭對象的情況，造成職員與工人對立。職員不敢管理生產，工人不聽職員指揮，嚴重影響了生產。劉少奇到天津后，立即予以糾正，嚴厲指出這是“左”的情緒。

劉少奇從分析職員的階級屬性入手，說明職員不是斗爭對象。他說：“職員，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是無產階級的一個特殊階層，是整個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20]“職員和工人統統是工薪勞動者，雇佣勞動者，雖然一個是腦力勞動，一個是體力勞動，但基本上都是勞動者。”[21]劉少奇認為，職員、工人都是工人階級，自己內部必須搞好團結。他批評工人反對職員、清算職員是“左”傾的過激行為，應該立即糾正，否則就亂了自己的陣線，影響生產。

劉少奇在工人、職員中做了大量說服教育工作。他對工人說：過去工人、職員之間不團結，是官僚資產階級造成的，要由他們負責。劉少奇說：“工人階級是要做大事的，胸懷要大。”

為了發展生產事業，要團結職員，工人應該採取“既往不咎，以觀后效”的態度原諒他們過去的錯誤。劉少奇教育職員要改正錯誤。他對職員講與工人搞好團結的辦法有兩個：一是改正過去輕視體力勞動的觀點，要正確對待工人，就能改善關系。二是自我批評，就是承認錯誤，改正錯誤。劉少奇說：“國家依靠工人，同時也依靠職員，特別依靠廠長、工程師和技師。現在國家需要發展工業，交給我們一個生產任務，這是光榮的”。[22]發展生產是工人和職員的共同目的，為著這個目的，大家要搞好團結。

天津出現的“左”傾偏向，在接管城市中具有普遍性。劉少奇糾“左”的重要講話，對於糾正黨內“左”的錯誤，具有重要作用。

二、“天津講話”的理論貢獻

劉少奇“天津講話”，結合天津工作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闡述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不僅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作用，更具有深刻的思想理論內涵。“天津講話”中關於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思想和“四面八方”政策的論述，是劉少奇的重大理論貢獻。

（一）關於“和平過渡”及“和平贖買”的思考

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是中國共產黨探索了幾十年得出的根本結論。劉少奇對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堅定不移的。他說：社會主義前途不但是無產階級的前途，全國人民的前途，而且也是資本家的前途。[23]

但是，中國無產階級是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裡取得革命勝利的，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必須正確對待和利用資本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正視的重大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研究俄國問題時指出：在俄國這樣落后的國家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切文化成果。隻有這樣，才能縮短走向社會主義的路程，也隻有這樣，社會主義的勝利才能有保証。列寧從十月革命勝利后的實踐經驗中認識到，在一個小農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利用資本主義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道路、方法、方式，即利用資本主義作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中間環節，提出要學習和利用資本主義有用的東西來建設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結合中國實際，提出革命勝利后，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再過渡到社會主義。怎樣過渡？劉少奇提出要和平轉變，即和平過渡。

關於和平過渡，劉少奇早在１９４８年９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就曾提出過。他說：和平轉變今天還只是有極大的可能性，要使和平轉變成為現實，就要在與資本家的競爭中獲勝。劉少奇提出通過經濟競爭實現和平過渡。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在《新中國經濟的性質與經濟建設方針》一文中，劉少奇說：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特殊的歷史形態，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如果沒有突然的武裝干涉，沒有資產階級的暴動，隻要資產階級不推翻我們，便可以搭伙十年到十五年，我們希望和平過渡為好。

接管天津后，有人擔心，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會導致走資本主義道路﹔資本家也擔心發展沒有前途，害怕被消滅。針對這些擔心和顧慮，劉少奇提出，社會主義革命一定要實行，而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可能是和平轉變的重要思想。他在天津市干部會議上、工人代表會議上、資本家座談會上，反復講到這個問題。他對干部說：“我們可以和平轉入社會主義，實行計劃經濟，資本家也會高興。……經過許多步驟，那時資本家就不會感到十分痛苦。”[24]“在中國的條件下，有些資本家將來還可以同我們一起來走入社會主義。”[25]他提出通過計劃經濟實現和平過渡。他對資本家說：“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必須經過革命，你們看現在和國民黨的斗爭，就是嚴重的流血斗爭。但是將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經過流血革命。這個工作，從現在起就搞，就是勞資兩利，發展生產。”[26]劉少奇指出勞資兩利，發展生產就是和平過渡。劉少奇提出對私人工廠通過加工定貨使其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也是實現和平過渡的途徑。

關於和平贖買，劉少奇在資本家座談會上對資本家說：“現在，在建設新民主主義當中，你們這些資本家可以充分發揮積極性，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候，怎麼辦呢？上次我對宋裴卿先生（東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說：你現在才隻辦了兩三個廠子……將來你辦八個廠子﹔到社會主義的時候，國家下個命令，你就把工廠交給國家，或者由國家收買你的工廠，國家一時沒有錢，發公債也行，然后，國家把這八個工廠還是交給你辦，你還是經理，不過是國家工廠的經理。”[27]劉少奇提出由國家收買資本家的工廠，這是首次提出對資本家實行和平贖買政策的重要思想。

（二）關於“四面八方”政策

毛澤東在《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劉少奇“天津講話”發揮了毛澤東這一思想，他將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概括為“四面八方”。劉少奇說：“‘四面’就是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城鄉關系、內外關系﹔‘八方’就是城鄉關系的城鄉兩方，內外關系的內外兩方，公私關系的公私兩方，勞資關系的勞資兩方。”[28]后來“四面八方”政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寫進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通過的共同綱領。劉少奇為這一方針的確立，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

劉少奇“天津講話”，全面貫徹了“四面八方”政策。劉少奇指出：公私兼顧，就是在生產上公營、私營都照顧。從原料供給到成品推銷市場都必須公私兼顧。他針對天津在恢復生產中，隻顧公營不顧私營的現象說：“我們黨、政府、貿易局、公營工廠，必須主動地聯合資本家，主動地同他們合作。”“如果我們不同資本家協商，而互相競爭，結果必定公私都吃虧，都不能達到發展生產的目的。”[29]勞資兩利，就是工人的利益和資本家的利益都要考慮。針對天津工人要求長工資、提高待遇，使私營企業負擔不起等問題，劉少奇指出：這是隻顧勞方不顧資方的錯誤做法，必須勞資兩利，使資本家有利可圖，才能恢復生產，生產發展了工人的利益會高起來的。城鄉互助，就是切實迅速通暢城鄉關系，改變過去城鄉隔絕的狀態，使工業品下鄉農產品入市，溝通城鄉貿易，做到物暢其流。內外交流，就是切實組織好對外貿易，並把它與對內貿易密切結合起來。為了發展生產必需進口的應盡可能進口，但要爭取出口。應出口的盡可能出口，不應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劉少奇認為，天津是華北的重要出口基地，一定要搞好對外貿易。這不僅關系天津經濟，也關系到華北經濟。他要求改善對外貿易的管理、統制、稅收、海關等工作，切實搞好對外貿易。

劉少奇認為“四面八方”缺一不可，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貫穿著“四面八方”的各個方面，尤其重要。這些工作做好了，生產就會發展起來。“如果哪一方、哪一面照顧不到，就會犯嚴重錯誤，就不能在黨的總路線下實現發展生產的目標。”[30]劉少奇關於“四面八方”政策的闡述切中當時城市經濟工作的要害，為開展黨的城市經濟工作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方針。

三、“天津講話”的現實啟迪

研究劉少奇“天津講話”，不僅要正確評價它的歷史作用，還應當充分認識它的現實價值。

（一）對於改革開放“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啟示

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黨在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始終是在右和“左”的干擾中，進行著艱辛的探索。

民主革命勝利后，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然而，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性質的社會，迅速發展生產力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更為艱巨和迫切，關系到中國革命的前途與命運。面對生產力落后，經濟困難的現狀，黨制定了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使私人資本主義適當發展。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對中國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產生懷疑，犯了右和“左”的錯誤。劉少奇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毫不動搖，既批右又反“左”，並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深刻指出反“左”比反右更困難。他在“天津講話”中說：“不要怕說話，怕被有人說投降了資本家，該說的話不說，結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業后罵你，我們要早講才對。‘左’的東西是常常有一股勁的，反右的時候，他一聽右傾機會主義就會改。反‘左’，他往往會反過來說你右，……共產黨人不是放在箱子裡不見人的，而是經風霜的，這才能考驗一個人的立場。”[31]劉少奇堅持真理，善於思考，在當時就指出了反“左”比反右更難，是難能可貴的。

重溫劉少奇“天津講話”關於重在反“左”的論述，對於我們充分認識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必須不斷排除右和“左”的干擾，尤其是防止“左”的干擾，十分重要。

（二）對深刻理解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啟示

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制度的關鍵在於如何對待非公有制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對於非公有制經濟制度的認同有一個過程：從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補充”，到可以與公有制經濟主體平等發展、直至與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一認同過程，是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出發，不斷克服“私有化”的疑慮，認清當代中國所有制結構地位的結果，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結果。當前，對於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還必須大膽解放思想，這既是經濟形勢的實踐需要，也是理論上的必然。對此，劉少奇“天津講話”的一些理論觀點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私營企業的發展並不可怕。“也許私營生產會超過公營的，但政府並不怕。我們主要目的是發展生產，並不反對哪樣生產發展得多。”“國營和私營企業之間，可能會有競爭，有矛盾，但是政府的方針，是要使國營和私營互相合作配合。”“私營企業的活動范圍很大，可以和國營企業平行發展。”[33]這是劉少奇從當時中國工業不發達，國營企業比重很小的實際，針對天津資本家普遍顧慮私營企業沒前途所講的一番話。

第二，不回避剝削問題。生產決定分配，當我們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的時候，必定要完善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劉少奇“天津講話”對剝削問題的認識給我們的啟示是，不回避剝削問題，要正確區分剝削現象。劉少奇認為，“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剝削是有進步性的。”﹝34﹞他說：“資本主義剝削在今天還不能廢除”。“剝削是不好的，但在現在來說，也有一定好處的，今天的很多失業工人想找到職業。”[35]從私營企業可以幫助政府解決就業問題出發，他說：“有人剝削比沒有剝削好。”[36]劉少奇還指出，中國共產黨有這力量，可以隨時隨地將資本家的剝削除掉，但是不能這樣做……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下，在勞資兩利的條件下，還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這樣做，對工人階級的好處多，壞處少。劉少奇這些講話，是針對建國初期的經濟形勢，為鼓勵資本家發展生產而講的，它符合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體現了辯証法的精神。

第三，對於創造發展經濟大環境的啟示。劉少奇“天津講話”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貫徹“四面八方”政策，達到發展生產之目的。實際上，這正是為創造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提供了政策支持。劉少奇關於“四面八方”政策的論述，是針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提出的相應政策，對於當時正確處理公營與私營、工人與資本家、城市與鄉村、對內對外貿易等錯綜復雜的經濟關系﹔對於迅速恢復生產、發展經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劉少奇的這些論述，今天仍值得我們思考。（本文作者：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注釋：

①②③⑦天津市檔案館：《解放初期城市經濟宏觀管理》。

④天津市檔案館館藏檔案。‘

⑤⑥[32]劉少奇：１９４９年５月５日在華北職工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⑧⑨[12]劉少奇：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８日在中共天津市委員會上的講話。

⑩[11][15][17][19][25][26][29][30][31][34]劉少奇：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４日在天津市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13][14][22][35][36]劉少奇：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８日在天津市職工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16][18][27][28][33]劉少奇：１９４９年５月２日在天津市工商業資本家座談會上的講話。

[20][21][23]劉少奇：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５日對天津國營企業職員的講話。

[24]劉少奇：１９４９年５月在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

（來源：《黨的文獻》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