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劉少奇廉政建設思想

試論劉少奇廉政建設思想

李桂芳

摘要 劉少奇認為黨執政以后，必須加強黨的廉政建設，對此他進行了初步的探索。他分析了腐敗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提高執政黨黨員標准，密切黨群關系，對黨員干部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黨紀教育，加強廉政的制度建設等重要思想。

關鍵詞 劉少奇 廉政建設 思想

中圖分類號：D2 文獻標識碼：A

廉政建設是防止權力變形和腐敗的重大問題，也是政府管理的重大課題。劉少奇作為我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之一，曾先后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等職務。他長期從事黨務工作，對執政黨建設的理論作了深入的探索。在劉少奇執政黨建設理論體系中，其廉政建設思想是一個具有特色的重要內容。今天研究和探索劉少奇的廉政建設思想，對於我們深入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進行反腐斗爭，構建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一

黨在執政以后，還能不能保持艱苦奮斗的本色？會不會腐化？這是劉少奇長期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反腐倡廉，保持黨的純潔性是劉少奇一直孜孜以求的大事。早在1939年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劉少奇特別強調，共產黨員一定要反對腐敗。他不無憂慮地指出：“有些黨員受不起成功和勝利的鼓勵，在勝利中昏頭昏腦，因而放肆、驕傲、官僚化，以至動搖、腐化和墮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這在我們共產黨員中，是個別的常見的事。黨內這種現象的存在，應該引起我們黨員嚴重的警惕。”[1]

在革命勝利的前夕，1948年12月14日，身兼馬列學院院長的劉少奇同志在對該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中，就尖銳地提出了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反對腐敗的問題。他說：中國革命“勝利后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們黨注意到這一方面，加強思想教育，提高紀律性，就會好些。”[2]建國初期黨和政府內出現的腐化現象，証明了劉少奇的預言是正確的。

新中國成立以后，劉少奇同志更是高度重視黨內的反腐敗斗爭。他指出：“在黨領導了國家政權以后，黨內貪污腐化、違法亂紀、道德墮落的現象有了某種程度的發展，這種現象必須堅決制止”。[3]“執政的黨，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如果對腐化墮落的不處理，無產階級政黨也可能變質，這是個嚴重的問題，革命等於白革。”[4]在劉少奇看來，廉政建設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興衰成敗的重大問題，一定要充分認識到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性，必須對腐敗現象保持高度警覺，給予堅決制止。這些論述，表現了劉少奇的遠見卓識。

那麼黨內的腐敗現象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建國后，為何出現象劉青山、張子善等極少數的腐化墮落的黨員干部呢？劉少奇認為之所以會在黨員干部中產生腐敗現象，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驕傲情緒是走向腐敗的先導。共產黨由地下黨變為擁有全國政權的黨，會使有些黨員經不起權力的考驗。因為有了權，黨內有些人就不那麼謙虛謹慎，而以功臣自居，產生驕傲情緒。劉少奇認為，這種驕傲情緒以及由此帶來的工作作風，與黨的標准是格格不入的，其后果是使黨員干部進一步脫離群眾，導致個人主義惡性發展，“由滿腔熱情地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面去”。[5]劉少奇同志要求全黨對驕傲情緒的滋長要引起足夠的重視，認識其危害。他指出：“隻要黨內出現了個人主義的驕傲的人們，隻要這種人的個人主義情緒不受到黨的堅決的制止，他們就會一步一步地在黨內計較地位，爭權奪利，拉拉扯扯，發展小集團的活動，直至走上幫助敵人來破壞分裂黨的罪惡道路。”[6]劉少奇認為，黨員產生的驕傲情緒是走向腐敗的先導，使黨員忘記了黨的組織紀律，忘記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因此，對黨員不斷進行思想教育和作風建設是制止驕傲情緒發展為腐敗現象的重要手段。

其次，黨員隊伍成分的變化，會使黨組織存在嚴重的不純現象。在戰爭年代，黨員隨時面臨生死考驗，惡劣的環境對每一個黨員的言行都是無形的監督，黨員隊伍發展自然受到一定的限制。而“現在加入共產黨，不獨不要擔負什麼艱險，而且可以獲得個人的許多保障以及榮譽、地位等”。[7]加上我們的黨組織有的放鬆了對新黨員的教育管理，難免就有腐敗分子的產生。“客觀的自然的限制沒有了，如果我們又不在主觀上加以限制，就是說，不更加提高黨員的條件，不更加嚴格入黨的手續，那就會有一批落后分子、投機分子、反動分子混入到黨內來，這對於我們黨則是一種嚴重的危險”。[8]這就必然會使黨內發生嚴重的思想不純和作風不正，出現種種不良現象。

再次，生活特殊化也是滋生腐敗的重要原因。生活環境和物質條件的改變，又容易使一些黨的干部高高在上，很難與群眾同甘共苦，破壞了黨同群眾的聯系，導致政治上的腐敗。劉少奇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干部，處處講究生活上的享受，對群眾的疾苦漠不關心。在不少的干部中間，那種擺排場，鬧闊氣，假公濟私，明目張膽地揮霍人民財產的特殊化作風，在最近一時期內有了滋長。”[9]劉少奇認為，這種生活的特殊化如果任其發展就會使我們黨面臨嚴重的危險﹔生活特殊化，“如果我們不注意，讓其自流的話，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在工人階級裡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裡面也可以產生。”[10]劉少奇認為生活特殊化，就忘記了共產黨艱苦朴素的本色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黨的宗旨，這是導致部分干部逐漸脫離群眾，蛻化變質的重要原因。

最后，外部腐朽思想的侵蝕，會使黨的肌體受到損傷。當資產階級的武力不能征服我們時，他們就會用各種腐朽的思想和作風來侵蝕黨，用糖衣炮彈向黨進攻。劉少奇認為，資產階級腐朽的思想作風包圍著我們，他們的思想作風和我們黨的思想作風是不可調和的。但這些東西會無孔不入地在我們黨內起到一種腐蝕、瓦解和分裂的作用，黨內有些干部會不可避免地敗下陣來。

劉少奇的分析和論述表明，由於黨的地位的根本變化，加之封建遺留和資本主義的包圍，執政的共產黨發生腐敗的問題，已經由歷史邏輯的某種可能性，迅速地直接地變成了生活中的事實，能否防止腐敗，加強廉政建設，成為共產黨必須面對的現實。

二

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黨風問題，是中國廉政建設的核心問題。對於黨和政府內存在的腐敗現象，劉少奇告誡全黨同志要對反腐敗斗爭充滿信心，相信我們黨有能力清除它。那麼，究竟怎樣才能防止和克服少數黨員干部存在的腐敗現象，從嚴治黨，端正黨風，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呢？劉少奇在總結黨的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對開展反腐敗斗爭，進而加強廉政建設，提出了以下措施。

第一、提高執政黨黨員標准，對黨員干部實施系統的教育。

劉少奇歷來重視黨員素質。建國以后，根據黨的地位和任務的變化，黨員隊伍變化了的新情況，把為更高的黨員條件而斗爭作為執政黨廉政建設的首要問題。1951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上，他及時提出“要為更高的共產黨員條件而斗爭”，並起草了共產黨員標准的各項條件。否則，黨就不能擔負起“新的更偉大更艱苦的革命任務。”“現在必須把黨員的條件提到盡可能的適當的高度。”[11]以后，劉少奇又在黨的八大、八屆二中全會、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及1962年召開的組織工作會議上一再論述了嚴格黨員標准，提高黨員質量的問題。從理論高度系統地論述了執政黨黨員應該達到的標准。

劉少奇非常強調教育對提高黨員、干部政治素質的作用，認為這是純潔黨的組織、防止黨員、干部腐化變質的重要手段。他指出：“黨必須經常進行黨內教育，不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損害我們黨在政治上的純潔。”[12]在劉少奇看來，在執政的情況下，對黨員干部的教育應主要突出以下三個方面。

1．教育黨員干部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內腐敗現象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一些黨員高高在上，完全脫離群眾，忘記黨的宗旨。劉少奇指出：“尤其是必須在全體干部和黨員中反復地進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教育。一個好黨員、一個好領導者的重要標志，在於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狀況，關心人民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堅持艱苦朴素的作風，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能夠接受人民的批評監督，不在人民面前擺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眾商量，群眾有話也願意同他說。”[13]劉少奇還指出黨執政后的黨群關系應該是一種新型的“公仆”與“主人”的關系，也就是“服務”和“被服務”的關系，“公仆”要為“主人”服務。劉少奇諄諄告誡：一切共產黨員，不論職位多高，都是人民群眾的勤務員。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內容的黨性教育，在於使黨員和干部更加密切聯系群眾，保持高度的政治覺悟，克服官僚主義和腐敗思想。劉少奇的這些論述，對當今某些領導干部各種脫離群眾的傾向和侵害群眾的利益無疑是一貼清醒劑。

2．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育。劉少奇認為：“中國黨如果沒有很多的理論干部，就不可能領導這樣大的國家達到社會主義。”[14]“但是理論工作卻是很薄弱的一環。”因此，“現在，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提高干部的文化理論水平。”[15]黨內的一些人犯官僚主義錯誤以及腐化甚至變質，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在於缺少馬列主義的理論修養，不能很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觀，驕傲情緒以至個人主義思想滋生。分不清是非，用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看問題，用強迫命令主義的方法去工作和對待群眾。鑒於此，劉少奇指出：“必須認真地加強干部的首先是高級干部的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使他們善於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和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必須加強在廣大的新黨員中理論和實際統一的教育”。[16]通過馬列主義教育來清除黨員干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達到黨員思想上的純潔和增強抵制腐朽思想的能力。黨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也是反復強調理論建設的重要性，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干部。江澤民同志說得好：“黨在思想理論上的提高，是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的思想保証。必須把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體黨員。在全黨興起一個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17]

3．進行黨的紀律教育，增強黨員遵紀守法的素質。劉少奇指出，在黨內生活中發生的許多不正常的現象，在於我們黨的章程、制度在一些黨組織、黨員、干部中沒有被執行，因此，必須對黨員、干部進行黨紀教育。他說：“一切黨組織和全體黨員，都必須無條件地、不折不扣地按照黨章辦事”。“所有黨員、包括黨員負責干部，都必須無條件地遵守黨的紀律，都必須模范地遵守國家法律”。[18]搞腐敗、以權謀私，顯然是與黨的紀律背道而馳的，是黨的紀律所絕對不能允許的。因此，黨組織要經常對黨員進行黨的紀律教育，不斷提高廣大黨員遵紀的自覺性，以增強拒腐防變的能力。劉少奇主張通過教育手段來提高黨員的政治、思想素質，對於黨組織建設，確是不可缺少的手段。

第二、加強廉政制度建設。

劉少奇反復強調，加強制度建設對克服腐敗現象，防止官僚主義，提高黨組織的戰斗力的重要性。他認為，在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的形勢下，沒有完善的制度制約和約束，腐敗現象就不可避免﹔腐敗現象滋生后，也就難以制止。為了加強廉政建設，防止腐敗，劉少奇對制度建設進行了初步的思考。

1.實現黨政分工，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廉政建設與反腐敗斗爭的成敗，最終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關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19]劉少奇早在50年代，就注意到黨要“善於領導”這個關鍵問題，並具體闡述了“黨要管黨”和“黨政分開”等核心內容。

1956年9月15日，劉少奇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黨應當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針政策上對於一切工作起領導作用。當然，這不是說，黨應當把一切包辦起來，對一切都進行干涉﹔也不是說，對於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可以安於做外行。黨要求我們的干部和黨員進行艱苦的學習來學會自己工作中不懂的事情。我們學得愈多，就會領導得愈好。”[20]

在這之前，劉少奇同志在京分批聽取各省、市委負責人工作匯報時，就對關於黨委領導和黨政分工問題做了相當具體的闡述。他說：“一攬子的領導方式是不行的，要有分工，要建立各種業務機構。必須健全中央以至地方政府部門的業務機構，提高其水平，使之能負擔他所應負擔的任務”。[21]在此情況下，“黨委就可以站在監督的地位來指導和幫助業務部門的工作，即管理干部、檢查工作和做政治思想工作”。[22]這些思想說明劉少奇十分重視處理黨和政府的關系，這與我們當前正在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進行黨政職能分開的探索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2、加強法制建設，完善監督機制

建立健全的法制機構，完善監督機制，這是保証我們政權機構正常運轉的重要條件。劉少奇對此作出了可貴的探索。他在八大報告中，根據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斗爭方式業已改變的情況，及時地提出了要著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國家法制的任務。他指出：“我們目前在國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務之一，是著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我們國家的法制。”[23]我們的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嚴格地遵守法律，而我們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必須貫徹執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負責和互相制約的制度。黨隻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

對如何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問題，劉少奇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他認為，必要的監督對防止濫用權力、端正黨風至關重要。“好的干部如果沒有經常的監督也可能變壞。因此，對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都應實行監督。”[24]如何有效監督國家工作人員呢？劉少奇認為至少應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要加強人民群眾監督。“要加強人民群眾對領導機關的監督，訂出一種群眾監督的制度，使我們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接近人民群眾。”[25]防止黨的領導干部產生官僚主義和腐敗作風。劉少奇十分重視來自群眾的監督。在黨的八大上，他提出把“能夠接受人民的批評監督”，作為判斷“一個好黨員、一個好領導者的重要標志”。群眾監督的實質是發揮人民民主。其次，要強化國家的監督，即建立、健全體制內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這主要包括人大對政府的監督以及監察、檢察機關對國家機構及其工作人員的監督。黨的八大之后，劉少奇建議認真研究一下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怎麼做，如何監督政府、監督我們的領導機關。再次，是充分發揮各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劉少奇指出，我們黨還“應當善於從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和批評中得到幫助。”[26]最后，劉少奇還特別強調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提出“報紙如何監督”。也要進行研究。這些監督機制是我黨政治體制的重大變革，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大創造，是加強黨和政府廉政建設行之有效的措施。

歷史反復証明，權力如果不受法律的制約和監督的約束，則必然導致腐敗。掌權者的腐敗，則意味著人民權利的喪失，並直接危害著國家的利益和社會的穩定。

3、權力限制制度。為了防止領導干部濫用手中的權力，以權謀私，甚至騎在人民頭上當官作老爺，劉少奇特別強調要限制個人權力。他提出：“國家領導人員的權力應該有一定的限制，什麼事情他有多大的權力，什麼事情不准他做，應該有一種限制。”[27]組織部門要時刻了解領導干部“是否脫離群眾，是否有特權，並且規定一些制度，限制他們的權力。”[28]他指出：中國是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也是個公有制國家，東西是大家有份的，群眾敢於講話，有權利講話，有權利對分配問題提意見。同時，人民還有權利罷免不稱職的領導人員，依法罷免人民代表或者政府工作人員，是人民很重要的權利。並要求在這方面多加宣傳，“使人民行使自己的這種權利。”[29]以便更好地監督黨和國家領導人員，這實際上是要求依法治權，建立權力制約機制。

4、取消特權制度。在1954年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從制度建設的角度，提出了取消特權的觀點，他說：“我們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過分懸殊。”[30]他指出，由於我們干革命有了功勞，人民原諒我們一定的特權。但是特權會使領導人員脫離群眾，人民群眾對領導者的特權很不高興。從工資的差距到吃肉、吃油、吃米等各方面，都不知不覺地享受了特權。為此，劉少奇嚴肅提出，領導者的特權應該取消。“從我們起，從中央的人員起，到各級領導干部，配售的東西基本上應該跟人民一樣，不要特殊。”[31]並要求，一切共產黨員，不論職務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都應該把自己看作是普通勞動者，沒有任何特權，都必須關心群眾生活，和群眾同甘共苦。

5、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八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借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現象提出了干部要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及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設想。他說：“華盛頓在革命之后作了八年總統，又退為平民”﹔“艾森豪威爾當過總司令后，又當過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然后才去競選總統”﹔“馬歇爾當了國務卿之后，又去當紅十字會長”。“這樣的辦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參考一下，也可以退為平民？”他還明確表示：“資產階級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參考。”[32]盡管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設想提出來了，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沒有能夠在黨內實行。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才在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上作出明確的規定，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鄧小平在實踐中率先遵照執行。

總之，劉少奇對執政黨如何加強廉政建設的探索盡管是初步的，但他卻敏銳地發現了一些帶規律性的東西，對我們今天加強廉政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始終重視端正黨風、加強廉政建設、反對腐敗的工作。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過后，鄧小平同志就告誡全黨“要整好我們的黨，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不懲治腐敗，特別是高層的腐敗現象，確有失敗的危險。”[33]他強調“我們要反對腐敗，搞廉潔政治，不是搞一天二天一月二月，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34]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高度重視執政黨建設，加大了反腐敗的力度。黨的十六大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成效明顯，但面臨的形勢仍然嚴峻。因此，2007年6月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各級黨委要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同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七大也指出，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拓展源頭上防治腐敗工作領域。嚴格執行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依法嚴懲，決不姑息。這些都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重大舉措，誰腐敗，誰將付出高昂的代價。

注釋：

[1][2][4][10][11][14][15][20][21][22][25][27][30][31][32]《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97、533、726、644、560、548、543、630、626、628、644、645、645、646、647頁

[3][5][6][7][8][9][12]13][16][18][23][24][26][29]《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72、127、127、68、68、401-402、265、275、268、413-414、253、174、247、17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7]《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頁

[28]《劉少奇年譜》下卷，第380頁

[19][33][34]《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313、327頁

（此文刊登於《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入選《中國紀念館集粹•學術文萃》）

作者簡介：李桂芳（1964—），女，湖南寧鄉人，湖南劉少奇紀念館，副研究員，主要研究劉少奇生平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