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劉少奇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起點

安源：劉少奇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起點

王雙梅

[摘要] 1922至1925年，劉少奇在安源從事了近三年的工人運動。他從解剖安源煤礦入手，繼而由了解安源擴展至研究漢陽鐵廠，乃至全國、全世界的經濟發展大勢﹔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情況結合起來，探索中國社會改造的具體步驟﹔京漢鐵路“二七”罷工失敗后，全國工人運動走向低潮，劉少奇率領安源工人，打破“包工制”採取“合作制”，建立代表會議制度，開辦工人補習夜校和工人子弟學校，舉辦消費合作社，大力發展共產黨和共青團組織，盡最大可能地為安源工人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在這三年裡，劉少奇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開展工人運動的具體實踐中，安源是他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起點。

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艱苦探索的歷史，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也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這是無數優秀中國共產黨人從“自在”到“自為”的集體探索過程。1922至1925年，劉少奇在安源從事了近三年的工人運動，是這一偉大探索歷程中的亮點之一，也是他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起點。

立足安源，探索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的具體步驟

馬克思主義是根據歐洲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提出解決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基本矛盾的學說體系。（當然也包括通過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而闡述的歷史發展的總趨勢和觀察研究解決社會問題的一般方法。）其最近目的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285、286、293頁。）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社會的思想武器后，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解決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發展問題，是面臨的首要任務。在共產國際和列寧關於殖民地民主革命理論的幫助下，中共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邁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步。但這仍然需要各地黨組織結合各自的不同情況，把這一綱領目標具體化。

1922年，劉少奇從莫斯科回國后，被分配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不久又被派到安源領導工人運動。這年秋天，他作為工人俱樂部代表，在配合李立三成功領導安源工人第一次大罷工后，就深入安源路礦組織發動工人群眾。次年春，李立三調赴武漢工作后，劉少奇便擔負起全面領導安源工人運動的責任，直到1925年春赴廣州，在這裡工作了兩年又七八個月的時間。在近三年的實踐中，劉少奇同安源工人群眾朝夕相處，從微觀上解剖安源煤礦，“將這一礦山每一角落的情形都弄得很清楚”（《劉少奇論工人運動》，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頁。）。繼而又由了解安源擴展至研究漢陽鐵廠，乃至全國、全世界的經濟發展大勢。

在組織領導安源工人運動的過程中，經過最初一年的實踐和思考，劉少奇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具體步驟有了初步認識。他說：“須把改造社會的步驟和現在外面的大勢看清楚，然后在我們處置事情的時候，不致有手段上的錯誤。”（《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4頁。）為此，他提出：“社會改造的步驟，我們所主張的是：（一）使無產階級團結起來，養成無產階級支配社會的潛伏勢力﹔（二）實行奪取政權，由政治的力量消除社會一切階級的壓迫——人的壓迫﹔（三）在產業公有制度底下以極大的速力發展實業，減少人類自然的壓迫。”（《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1—2頁。）這裡，他在總的原則和價值取向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但又不是照搬馬克思主義原理的詞句，而是具體分析了中國工人與資本家的具體情況。他指出：“（二）、（三）兩項是我們無產階級終極的目的。以中國現在的情勢看來，這樣幼稚的無產階級當然說不上馬上就拿來實行。既是很遠的事實，也用不著說很多的話來討論他。”（《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2頁。）顯然，他從安源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中認識到，在中國資本主義很不發達的國情下，還不能像馬克思提出的那樣首先打倒資產階級，沒收他們的生產資料。他說：“中國如欲自強，發展中國實業，實為先決條件。中國實業的發展，修造鐵路輪船工廠無處不需用鋼鐵，欲使列強不能把持世界鋼鐵以阻撓中國實業的發展”，“非使漢冶萍永遠的存在不可。”（劉少奇：《救護漢冶萍公司》，長沙市革命紀念地辦公室、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紀念館合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頁。） 而且，他在同工人群眾一起生活中，也深知“漢冶萍之存在與否，實為百余萬人民之生計所關，擔保此百余萬人民之生計不恐慌與不流為游民土匪，及收容中國各種游民土匪化為有職業之正當國民，均為漢冶萍前途之責任”，“故漢冶萍之存在與否，實關系於人民之生死國家之興亡”。（劉少奇：《救護漢冶萍公司》，《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第294—295頁。）在當時的政治經濟發展狀況下，工人需要在一定條件下和在某種程度上同資本家聯合，至少在能夠維持正常生產的情況下，共同對抗日、美等帝國主義國家資本的壓迫。因此，劉少奇把當時工人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討論眼前能夠做到的第一項上，指出：“在（一）項裡面又應該分為下列幾個步驟：（1）由爭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加工資——使各個工場的工人團結起來﹔（2）由爭得工人第二步本身利益——減少工作時間——使各地同產業的工人形成產業的大聯合﹔（3）以過去奮斗的經驗切實教育工人，使工人明了自己階級在現在及將來社會上的地位，工團終極的目的與達到這個目的的方法，養成極健全的奮斗者，成功無產階級有方法的支配社會的潛伏勢力的大組合。”（《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2頁。）

在這個總任務下，工人以罷工手段要求增加工資和減少工頭的壓迫與剝削，乃是一種使工人自覺團結起來的手段，“這種經濟的奮斗，在工人將來全部的利益上看來是很小的﹔但是我們必得要做這種利益很小的運動，才能使工人目見利害的關系團結起來，才能訓練工人的奮斗能力及方法。這是工人解放運動最初步的工作”（《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2頁。）。然而，即使是這種斗爭也要適度，要依照具體條件而決定，而不能無限制地一味進攻。安源工人第一次罷工勝利后，“生活大加改善，地位大加提安源：劉少奇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起點高”。即使這樣，工人還不滿足，還要更前進，“要求再增加工資，但實際情形是不能加了”，“工人自動將每日工作時間由十二小時減至四小時，很多工人自由曠工，這就使生產減低一半”。這種情況直接威脅到了工人運動的存在，劉少奇為此“苦悶欲死”。但他從維護工人階級長遠的利益出發，細心研究主客觀條件和形勢，“尋找每一個前進的路”，進行“廣泛的教育與解釋，民主的決定問題，提高紀律，逐漸使工人一步一步的明白”，並“特別注意利用敵人內部的各種矛盾，注意宣傳，結果還是將這個工會維持了三年”。（《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215—216頁。）他還從調查研究安源路礦生產的各個環節入手，思考了許多對中國民族工業如何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重重壓迫下發展的對策，先后寫出《救護漢冶萍公司》和《整頓萍礦意見書》，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了一定認識。這使他在以后的革命斗爭和建設中，對中國資產階級能夠有比較正確的認識，並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提出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完整構想。

正是由於劉少奇在處理工人運動的具體問題時，能夠從安源的實際情況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開展工人運動的實踐中，才領導安源工人運動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立取守勢”，

“看清環境決定自己戰斗的方式”

1923年，京漢鐵路“二七”罷工失敗后，全國各地的工會組織都遭到北洋軍閥政府的血腥鎮壓，大批工人被開除，全國工人運動進入低潮。在這種嚴峻形勢下，劉少奇率領安源工人，確定“立取守勢”的原則，“並勸戒工人不要驕傲，不要亂動，竭力團結內部”，“莫假敵人以破壞之機”，“以防資本家之進攻﹔一方對資本家的破壞，奮斗到底，毫不退縮”（1925年初，安源工人俱樂部就為爭取工人的年終加薪而組織了第二次罷工。）﹔“又能乘著資本家與軍閥勾結未深，資本家內部黨派分歧之際，拿攏地方紳商，制止資本家之破壞手段”。（《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16、18頁。）由此，“工人反能借資本家破壞工會之口實，提出種種要求”，“工人得利用其黨派取得種種實際的利益，而自己不為任何派別利用。此為階級爭斗的手段，巧妙復雜”，“除‘二七’以前所用之硬的方法外，還有軟的方法，也可以對付資本家致勝”。劉少奇在總結這一時期的斗爭經驗時，深刻地指出：安源工人運動所以取得勝利，原因“不過就是工友能夠齊心、奮斗，與看清環境取決階級爭斗的手段”。他告誡全國的工友們“注意！注意學安源工友的戰術——齊心、奮斗、看清環境決定自己戰斗的方式！”（《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18—20頁。）這實際就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爭取工人解放的理論運用於安源工人運動的實踐中。在這種策略下，他們在當時的條件下，為安源工人爭得了最大限度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安源路礦工人的第一次罷工勝利后，一般工人的工資都普遍提高了百分之三四十以上。（筆者根據安源工人俱樂部於1922年10月5日發布的公告推算。）在這之后，劉少奇繼續領導安源工人俱樂部，從要求全部落實罷工條件入手，有理有節，有步驟地開展各項工作，如爭取“礦局每月津貼工會教育經費一千元”，“每日工資在一元以上之工人增加工資百分之五”，“礦局增加工人或添補工人盡先由工會勞動介紹所介紹等”。（《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17頁。）

第一，打破“包工制”，採取“合作制”，較大地減輕了工人所受的殘酷壓迫。萍礦原

來的工作制度，除一部分機械工人和雜工為點工以日記工資外，其他都是包工，工人在包工頭之下做點工，中間經過了包工頭的嚴重剝削。如一個礦工，礦局所給工資每人每日可合銀洋二角七八分，而工頭則給予工人每日銅元二十六七枚（安源洋價一元可換銅元二百一十余枚），工頭剝削所得在工人工資一倍或三四倍以上﹔且發給工資時又剝削其尾數或進行其他克扣，“是故工頭每月收入有銀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安源罷工爭得工會俱樂部代表工人的權利后，抓住工頭破壞俱樂部的事實，順勢而為，廢除包工制，改為合作制，“議定合作條約，工頭每月工資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資照罷工時條約不改，其余各項消耗費歸合作賬內開支，所得紅利，工頭佔百分之十五，管理處佔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這樣一來，該礦二十年來的包工制被打破了。不僅使工人不受中間階級的剝削，並且為礦局廓清積重難返的弊病”。（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選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第62—63頁。） 對此，劉少奇在慶祝安源罷工勝利一周年時，曾總結說：“增加工資，打破包工制度——要算已經成功第一步的工作——工人解放運動最初步的工作。在這一點點的成功裡面，我們已經用盡了許多的力量，經過了許多的危險，做出了許多的錯誤，這總算使我們這些缺少奮斗經驗的人，在這裡面得到了很多的教訓。”（《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2—3頁。）

第二，建立健全了自下而上的代表會議制度。安源一萬多工人居住在方圓三裡路之內，這一萬多工人可以一呼而集，但也“因為程度不齊，情形亦自不免復雜一點。要明了大家對於某項問題的意見，或臨時發生某事項，要大家都能了解或執行，非有一種極嚴密而有系統的組織不可”（紹予：《安源路礦工人之偉大組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第540頁。）。為此，劉少奇先后兩次領導工人俱樂部，健全組織章程，規定每十人推出十代表一人，計選出十代表1300余人，十代表每三日召開一次會議﹔每十個十代表推出一人為百代表，計選出130余人，百代表會議每月召開一次，為俱樂部的復決機關﹔然后，從每個工作區的百代表中再推出總代表一人，計51人，由各總代表組織最高代表會議，為俱樂部的最高決議機關，每月召開兩次會議，議決一切事宜。在最高代表會議之下，又設教育、講演、游藝、交際、文書、會計等各股，分設主任以總理其成，執行對內對外各種事宜。“如此組織，既便於征求群眾之多數意見，尤便於上下的聲氣靈通。他們的責任劃清，事務的執行亦易。他們有了這種有系統的組織，所以很能顯出一種精神。”（紹予：《安源路礦工 人之偉大組織》，《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第541頁。）這種組織是在學習蘇聯革命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安源工人的具體情況，不斷總結、不斷改進的。這也是劉少奇等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政黨內部民主集中制基本原理的具體運用，較好地實現了劉少奇所提出的“成功無產階級有方法的支配社會的潛伏勢力的大組合”（《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2頁。）。

第三，領導安源工人俱樂部大力開辦工人補習夜校和工人子弟學校，努力提高工人素質。安源路礦一萬三千余工人，“不識字者佔四分之一”，為了使工人了解自己階級在現在及將來社會上的地位，培養健全的奮斗者，劉少奇大力抓了安源工人的教育。從1923年開始，工人夜校先后兩次進行大的擴充，先從俱樂部初期的一個夜校擴辦為三個，1924年又擴充至七個。俱樂部常月費的相當部分都投入了工人教育事業，並開辦了工人安源：劉少奇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起點子弟學校，有七百余孩子入學。1924年下半年，為了緩解“工友尚有不得其門而入之嘆”，又在六個工作處設立讀書處，“專招不識字的工人，專注重識字教育”，方便工友熱心求學。俱樂部還“在工友中招收文字較為通順，成立一班師范班，施以相當的教育，四月畢業后，分任各處教員”。這些舉措使工人“認識並能寫工人日常生活所應用的文字，俾能記賬、寫信及讀淺顯的書報”，使“工友略窺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日常生活必要的普通常識”，從而“引論到他們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現社會之罪惡，以喚醒其階級覺悟”，“訓練戰斗能力，促進工人的階級覺悟”，“進而作階級的爭斗，以求階級的解放”。在教學中，夜校教師還“要隨時隨地利用實際的問題”，將上述原則“參合或分別應用起來”。（劉義：《教育委員會報告（1928年8月—1924年11月）》，《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第354—361頁。）

第四，安源工人俱樂部在當時取得的成績，除了工人教育以外，還有舉辦消費合作社，免除商人的中間剝削。安源工人俱樂部在1922年5月成立后，即舉辦過工人消費合作社，但那時還僅是少數人組織的，資金僅百元，附設於工人補習學校內。九月罷工勝利后，劉少奇等深知“要減輕工友生活負擔，惟有擴充消費合作社一法，於是重新提議，添加股本。工友們亦以自身利益所關，特別踴躍投資”（毛澤民：《消費合作社報告》，《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第254頁。）。俱樂部又將爭取到的俱樂部基金和工友們入部費、常月費的絕大部分都撥到消費合作社，先后籌資一萬余元作為開辦基金。新的消費合作社於1923年春正式營業，每天早晨五點半開門，晚上八點半打烊關門。合作社建立了嚴格的管理制度，工人們從這裡能方便地買到比市場上價格低得多的生活用品，不再受中間商的重利盤剝，極大地增強了工人俱樂部的凝聚力。為進一步方便工人，俱樂部又於同年8月在工人居住的新區辦了一處合作社，合作社資金也擴充到兩萬余元。

第五，在健全和鞏固工會組織的同時，還大力發展了共產黨和共青團的組織。在1924年初，辦起了目前有記載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所黨校，向工人積極分子和新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育。在提高工人階級覺悟的基礎上，逐步發展了250多名產業工人入黨。1925年黨的四大召開時，安源的黨員人數佔到全國黨員總數的近1/4。劉少奇還從領導罷工斗爭和“二七”罷工失敗的教訓中，深刻認識到組織工人自衛武裝的重要性，特別注意擴充和整頓工人糾察隊，訓練和擴充了一個由二百余人組成的、紀律嚴格的工人糾察團，以工人武裝力量維護工人利益並維持工人內部的秩序。這些黨員和工人武裝力量后來成為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中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成為我黨早期軍事力量的重要骨干，成長出一批優秀將領。

在“二七”罷工失敗后的全國工運低潮中，劉少奇以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為指導，利用安源遠離反動統治中心的地理條件，實行了靈活的工運策略，最大可能地為安源工人謀取政治和經濟利益。正如他后來所總結的：“安源工人在‘二七’失敗后，創辦了不少的事業。如設立工人學校七所，工人讀書處五所，工人圖書館一所，有工人子弟學生七百余人，工人補習學生六百余人。又辦有消費合作社二所，資本二萬元。建筑大講演廳一所，能坐聽眾二千人，購買房產三棟，並有化裝講演，各種游藝。又組織有青年部，經常糾察團，裁判委員會等。現在安源的工人，作完了工可以讀書，可以看戲，可以聽講，又可以做各種游藝。子弟讀書不要錢，秩序有自己的糾察團維持，不受兵警的蹂躪﹔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員會裁判，不致受腐敗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工會的青年部游戲教育，不致年長失學﹔買東西有自己工會的合作社，不致受商家的剝削。此外工會訂購有各種報紙，印刷各種傳單小報及工會紀念冊等，工人處處都可看到的”。（《劉少奇論工人運動》，第17頁。） 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著名領袖鄧中夏，在總結“二七”罷工失敗后的殘破局面時，也曾指出：“在此消沉期中，特別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真為‘碩果僅存’。”（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選錄），《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史料》，第61—62頁。）這是毛澤東、李立三和劉少奇等一批早期共產黨人，在安源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結果。

余論

在安源的工人運動實踐，對劉少奇最具有啟蒙意義的是他對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近距離研究。特別是對資產階級的認識，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中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歷史証明，什麼時候黨對資產階級的認識比較正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發展就比較順利﹔反之，革命和建設就會受到挫折。劉少奇在安源的工人運動實踐，使他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以后又加之領導五卅運動和廣州工人運動的實踐，1926年5月在廣州召開的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上，劉少奇對工人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工人運動方針以及各階級的狀況與革命態度作了明確闡述。他在這篇講演中指出：“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領導地位，是確鑿不移的”，“農民為國民革命之重要勢力”，“中國工人階級應切實提攜農民，進行中國的革命。”他特別分析指出：“中國資產階級本來受帝國主義與軍閥壓迫，他們有參加國民革命之可能”，“我們工人階級在某一個時候，即在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沖突最厲害的時候，應與資產階級合作，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以增強反帝國主義運動之勢力。但當資產階級一有妥協之傾向，或壓迫工人運動時，工人階級應極力反對，以防備資產階級騙賣自己。”（《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頁。）劉少奇的認識，比幾個月前召開的中共四大《對於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中所提出的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現在還在由買辦官僚的資產階級到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之過程中，所以還不能參加民族革命運動”（《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頁。）的認識更符合實際情況。劉少奇的這篇講演，也是中共早期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成果之一，為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形成和實踐作出了一定貢獻。

如同毛澤東對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奠定了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的基礎一樣，劉少奇在安源從事工人運動的實踐也奠定了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事業的堅實基礎，使他在對中國革命許多問題的認識上具有了比較優勢，開創了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到中國具體實踐的良好開端。

〔作者王雙梅，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 2013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