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逐漸集體化”與劉少奇“先機械化后集體化”從異趨同的理論疏辨

毛澤東“逐漸集體化”與劉少奇“先機械化后集體化”從異趨同的理論疏辨

馬社香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學界討論我國家庭承包責任制熱潮時,相繼發表了一些毛澤東與劉少奇有關農業集體化與機械化的探討文章,一掃“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劉少奇“先機械化后集體化”上綱批判之陰霾。有的文章對“先機械化后集體化”非客觀性大肆拔高,有的文章將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后集體化”思路,置於毛澤東農業“逐漸集體化”思想的對立面,甚至有的將毛澤東“逐漸集體化”思想抽象或曲解為“先集體化后機械化”進行對比或褒貶,在理論框架上漸離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混淆了一些客觀存在的基本事實。

在舉國高度重視農業問題的今天,回歸歷史,重新疏理毛澤東“逐漸集體化”與劉少奇“先機械化后集體化”的基本思考,當有助於正確總結歷史經驗,以正視聽。

(一)毛澤東“逐漸集體化”思想的發展脈絡

“將廣大農民組織起來”,“農業的出路在於機械化”,這是毛澤東不斷認識中國農村、改變中國幾千年小農經濟現狀的基本思考。在這個思考和實踐過程中,毛澤東沒有將機械化和集體化放在孰先孰后的位置,而是始終聯系實際,鮮明提出“逐漸集體化”,具體分析“逐漸集體化”的方向、集體生產形式、“農業社會化和國有工業化相適應”等問題。

早在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勞模大會作《組織起來》報告中就深刻分析:“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於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1〕毛澤東畫龍點睛指出一家一戶個體經濟,構成了封建統治和農民苦難的經濟基礎。而領導農民組織合作社,逐漸集體化是改變貧困改變小農模式的唯一途徑。

在毛澤東“逐漸集體化”的實際思路中,面對的不是先集體化或先機械化問題,而是“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這些在目前還是一種初級形式的合作社,還要經過若干發展階段,才會在將來發展為蘇聯式的被稱為集體農庄的那種合作社。”毛澤東在這裡強調的是農民合作社的若干發展階段,而不是“先……后……”簡單的絕對的思維模式。毛澤東充分認識到若干發展階段的歷史和現狀,認識到群眾自願、自己發明的創新性,認識到“我們的經濟是新民主主義的,我們的合作社目前還是建立在個體經濟基礎上(私有財產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組織。這又有幾種樣式。一種是‘變工隊’、‘扎工隊’這一類的農業勞動互助組織,從前江西紅色區域叫做勞動互助社,又叫耕田隊,現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無論叫什麼名稱,無論每一單位的人數是幾個人的,幾十個人的,幾百個人的,又無論單是由全勞動力組成的,或有半勞動力參加的,又無論實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農忙時竟至集體吃飯住宿,也無論是臨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總之,隻要是群眾自願參加(決不能強迫)的集體互助組織,就是好的。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群眾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我們在江西綜合了群眾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陝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高級干部會議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實行,邊區的勞動互助就大為條理化和更加發展了。”〔2〕毛澤東舉重若輕地將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歷史,與組織農民集體耕作、增產,改造中國無限寬闊的前景結為一體。將農民的互助合作上升為“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3〕。

江西和陝西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史,相繼証實了毛澤東所說領導農民“逐步集體化”論述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它將農民互助合作與中國共產黨的宗旨緊密結合起來,與建立和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結合起來,與廣大農民群眾翻身求解放的必由之路結合起來,理論聯系實際為中國農村“逐步集體化”奠定了堅實的歷史之基。同時突出了毛澤東“逐步集體化”思考中已具有“若干發展階段”、“個體經濟基礎上為最初階段”、“群眾自願參加、自己發明”、合作社增產、農民具有互助合作一定積極性等特點。

一切從實際出發由此及彼,由表及裡,毛澤東的理論思考隨著社會實踐不斷深入。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明確地概括為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宋、孔、陳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闡釋“總起來說,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1)國營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2)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4〕。毛澤東再次將新民主主義農業經濟界定為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沒有逐步,就沒有集體化的具體階段,沒有集體化,也就沒有逐步的目標,喪失了新民主主義不斷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性質特征。

與此互為補充,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段講話:“我們政權的性質前面已經講過,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社會經濟呢?有人說是‘新資本主義’。我看這個名詞是不妥當的,因為它沒有說明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加上城市私人經濟在數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決定作用。我們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在數量上較小,但它是起決定作用的。我們的社會經濟的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5〕正是由於新民主主義政權以及主導性經濟的性質,決定了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不僅完全可能而且必須“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毛澤東反復地指出這一點,強調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主導性質,強調小農經濟“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客觀性和可能性。

1949年2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個體經濟“逐步集體化”的途徑作了進一步科學論証。他說:“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6〕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比較全面地完成從生產到消費到信貸的農民自己當家作主的各種互助合作。要成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合作社的領導機關。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這種合作社可以組織,必須組織,必須推廣和發展。因為“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7〕。

顯而易見,毛澤東關於農村經濟“逐步集體化”思想,貫穿於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逐步集體化”的思想體現得更加具體全面,不斷與“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8〕相統一,在新中國農村建設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其一,緊緊地與“以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一步步實現農業機械化聯系在一起。1950年9月26日是新中國第一個中秋節,當晚黨中央宴請全國第一次戰斗英雄勞動模范代表會議代表聚餐。毛澤東與山西平順縣勞模李順達、東北工人馬恆昌坐在一桌,毛澤東深有感觸地對李順達等人說:“中國的山地方很多,南方有井岡山、大別山,山西有太行山、呂梁山,就是到了社會主義也不能不要山區。你們住在山區要好好建設山區,將來把山區建設成社會主義新農村。”〔9〕這是有史可查以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第一聲。1950年8月我國第一台解放式耘鋤機試驗就是在李順達互助組進行的。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召喚和農村現實的推進下,1951年3月,山西省長治地區自發組建了全國第一批10個農業合作社,其中7個就在平順縣。隨后,各種農用小機器在農業社漸次推行。當年農業合作社很快在全國推進,農業社能使用機械,輿論宣傳不久的將來可用機器耕田、收割都是其中重要原因。同時農業初級社及高級社在全國的迅速發展,能夠獲得各級政府的支持,貸款打機井,直接解決不少村庄吃水難,也為一個重要原因。

其二,20世紀50年代我國農業逐步集體化的過程,也是同步使用機器和農業技術改革綜合進步的過程。對這一點,當年堅持試辦農業合作社的山西省委書記賴若愚有非常深刻的體會。1951年7月2日,賴若愚在《山西日報》發表了一篇學習毛澤東《實踐論》的文章,清晰論述到:在農業生產運動中,除了增加生產而外,我們還必須注意引導農民向集體化、近代化的方向前進。所以要以集體主義精神和科學知識來教育農民,組織農民參加互助合作,使用科學技術。而且隻有這樣才能有效地增加生產。這還不夠,除此之外,還必須了解我們的農業生產,只是整個經濟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的部分。我們整個經濟建設的目標是工業化。是准備在將來走到社會主義去。因此,農業生產要為工業的發展創造條件(推銷工業成品、供應工業原料等等)。同時,在工業發達的基礎上,農業也才有條件走向集體化、近代化。農業生產才能更有效地提高,農民的生活才能真正富裕。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必須經過一個大規模的建設時期。為了給大規模的建設運動做准備,就必須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鞏固國防、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隻有從總體上把握問題,從事物的內部聯系來把握問題,才能把每一個具體工怍、具體政策和黨的總政策總路線聯系起來;把群眾的直接利益和革命利益(國家利益)聯系起來,才有明確的方針和遠大的前途。〔10〕

1954年5月10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在關於第二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的報告中,也鄭重地引用:“正如主席所指示的,這種有計劃地大量增產的要求和小農經濟分散私有的性質以及農業技術的落后性質之間的矛盾,是越來越明顯了,困難越來越多了。這是兩個帶根本性質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的第一個方針,就是實行社會革命,即農業合作化,就必須把勞動農民個人所有制逐步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第二個方針,就是實行技術革命,即在農業中逐步使用機器和實行其他技術改革。”〔11〕這兩個方針在當年中央文件中同時提出,可見在推進農業合作社的地方,勢必宣傳和推進使用機器和農業技術改革。筆者曾走訪多個當年農業合作社,發現每個社都曾籌建過農技組和農機組,由不脫產的回鄉知識青年和有技術的老農組成,從浸種、選種到使用小型機器,科學種田,初步向農業生產的深度廣度進軍,初具我國的農業機械化雛形與農業逐漸集體化、國家逐漸工業化三位一體特色。

其三,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反復強調: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於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於工業和農業、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隻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系起來想一想,即: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因為隻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12〕由此在農業合作化與集體化的高潮中,1958年洛陽拖拉機廠建立和投產,1965年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在湖北農業集體化先進典型浠水縣十月大隊召開,這都是我國農業逐漸集體化與機械化基本同步的一個個腳印。

(二)劉少奇“先機械化后集體化”主張的基本思路

劉少奇“先機械化后集體化”的言論主要集中於新中國成立至1952年9月,時間較短。在新中國成立前,劉少奇對毛澤東關於“逐漸集體化”的思想,客觀地講,是認真領會,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包括合作社經濟曾大力宣傳。

在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曾專門談《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題》,特別講到合作社經濟。劉少奇把合作社分成各種類型,逐一評說:“第三個問題,合作社經濟。現在要系統地建設合作社,主要是商業性質的、消費的、運銷的,下層是農業變工合作,合作社還可以開辦一些工廠和作坊。所以,合作社經濟要分別看。像這樣系統地搞起來的合作社發展起來,有很大的財產,並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的領導之下,甚至於有50%以上的資金是國家投資,其方向是照顧勞動人民的,這種合作社,社會主義性質就多了。(毛澤東插話:合作社既有退股自由,股票可以轉讓,就不完全是社會主義的,它是兩重性的,小生產者加入了合作社,就帶有兩重性了。)合作社發展起來,搞了工廠、煤礦、汽車等類的財產,那麼,社員退股就不能影響到合作社了,這種合作社的財產就是社會主義的了。還有一種合作社,是在小生產者的私有財產基礎之上組織起來的,如變工互助組,它的基礎是私有財產,其等價交換的原則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但它已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萌芽,集體農場的萌芽。所以,這種合作社基本上還是資本主義的,但已有社會主義的萌芽。”〔13〕

顯而易見,劉少奇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與毛澤東同天的政治局會議講話精神完全一致,對私有基礎上的農業合作社中社會主義的萌芽還是肯定的,已洞察到它具有“集體農場的萌芽”,表示要積極支持大力發展各種類型的合作社經濟,要將農業社中社會主義萌芽的部分“逐步地擴大”。

新中國成立后,關於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條件,劉少奇和毛澤東有了一些不同看法。劉少奇在一些場合更多強調要有大機器和機械化。1950年6月14日,劉少奇在《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指出:“我們現在是處在完全新的情況下,我們建議的土地改革法,採取了消滅封建制度保存富農經濟的方針,也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所採取的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當然不是一種暫時的政策,而是一種長期的政策。這就是說,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中,都是要保存富農經濟的。隻有到了這樣一種條件成熟,以至在農村中可以大量地採用機器耕種,組織集體農場,實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時,富農經濟的存在,才成為沒有必要了,而這是要在相當長遠的將來才能做到的。這就是我們現在為什麼主張保存富農經濟的理由。”〔14〕

與此相呼應的是,1950年1月28日,劉少奇在中央組織部回復東北局文件之時,與安子文等人有個談話,談得更加直率,充分展示了其發展富裕中農或富農經濟,促進農業生產的基本想法。劉少奇認為:東北土改后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一副犁一挂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在東北,現在這種農戶大概不會超過農民的百分之十。其中真正富農所佔的比例,必然更少。這種有三馬一犁一車的較為富裕的農戶,在數年之后,可能與應該發展到80%,其中有10%的富農,其余20%的農戶,是沒有車馬的貧農。現在東北,應該使這種中農得到大量的發展。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筑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將來個體經濟都能獨立地生產,參加互助的百分比勢必要縮小,這是好現象。証明經濟發展了,農民成為中農的多了,他能夠單干了。70%的農戶有三匹馬,將來才好搞集體農庄。因此,現在既要宣傳與說明變工互助有好處,又要允許單干。現在對富農雇人、買馬不要限制,這不是自流,要讓他發展,沒壞處。〔15〕

劉少奇希望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村以發展富裕中農或富農經濟為依托,他論述道:過了這個時期以后,工業大大發展了,農業也有了大發展。國家經濟的領導更加強了,變成絕對的了,經濟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數量也多了,黨的技術干部也有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鞏固了,那時,就會要採取進入社會主義的步驟。

第一步實行工業國有化。但小工業和個體手工業不能國有化。這是一種嚴重步驟,不能輕率採取。性質是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私有制,要影響小資本家和小有產者、富農以及中農。方式現在不能決定,實行時間和方式也要看當時情況和資產階級的態度才能決定。資產階級的惡劣態度可能逼迫我們要早一些並採取激烈一些的方式來實行這一步。但是如果我們在長時期內教育與改造資產階級的工作作得好,多數資本家採取更好的態度,也可能更慢一點並採取更和平一些的辦法來實行這一步。所謂和平辦法就是:給一部分代價,派工作,捐獻與接收……

在這一步以后,除小工業外,全部工業是國家的和合作社的了,商業也是一樣,這樣就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就更可能加速經濟建設,發展工業。

再經過一個時期的鞏固與發展以后,就可以進一步地採取農業集體化的步驟,在農村中普遍地組織集體農場。農業集體化可能分為幾個步驟實現,例如,首先在東北,其次在華北,再其次在其他地區。

為了取得經驗,訓練干部,應早在各地組織一些國家農場和個別的集體農場,在一切條件准備好了以后,再普遍集體化。〔16〕

這是1951年7月5日,劉少奇在給馬列學院一班學員講話提綱的重要內容。也是劉少奇“第一步工業國有化第二步集體化”的基本構想或思路,體現了蘇聯模式較深影響,當年也是社會主義陣營比較認可的一種發展模式。但這種模式在新中國適合與否,在1951年,劉少奇是比較認可的,其基本思路是發展一段富裕中農經濟作為基礎,先實現機械化再實現集體化。

這個思路基本上將我國農村和整個共和國至少十年至二十年置於一個沒有外部任何侵擾的真空地帶,劉少奇希望這段時間,東北三匹馬一副犁一挂大車的農民從不到百分之十,迅速發展到百分之八十。剩下的百分之二十的農戶,是沒有車馬的貧農。這種農業階層結構其實很難出現。在土地屬於個人財產的情況下,在中國這塊封建社會存在二千多年的土地上,富裕中農可能有的會從“三匹馬”向四匹馬、十匹馬發展,有的則可能出現貧困化,一家一戶小農經濟的風雨飄搖,決定其發展富裕中農百分之八十比例的不確定性或非客觀性,勢必影響這種發展模式具體階段的模糊性,或具體目標的非客觀性。客觀上使百分之八十的富裕中農的比例基本上是“望梅止渴”,它不可能成為“先機械化”的廣泛基礎。反過來,它勢必影響劉少奇所設想的在這個基礎上機械化或工業國有化的資金、購買力難以落實。工業國有化難以落實,在此基礎上的農業集體化可能更加遙不可及。

(三)劉少奇放棄“先機械化后集體化”主張的基本經過

劉少奇“先機械化后集體化”思路與主張,1951年7月底即受到毛澤東的理論質疑或正面引導。事情的原委是山西1951年3月試辦農業合作社,遭到華北局及劉少奇多次的嚴厲批評。〔17〕特別是劉少奇對山西省委《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批語,引起毛澤東的高度注意。

1951年7月3日,劉少奇在華北局1951年5月4日正式批復山西省委《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報告后,繼續對山西省委《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報告進行批評。批語短而精,全文如下: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並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或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織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的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閱。〔18〕

劉少奇的這個批語,再次嚴厲地批評了山西省委,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反對中國農村“把農業生產互助組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從而逐步地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思路。也就是“少奇同志多次講在沒有國家工業化、沒有拖拉機之前,是不能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隻有等到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有了三馬一車一犁,才能在他們自願的基礎上實行集體化,建立蘇聯式的集體農場”〔19〕。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先機械化后集體化”的基本思路是不贊同的,對山西試辦農業合作社是支持的。對黨內高層不同意見,毛澤東怎樣處理呢?

劉瀾濤生前在日記中曾清晰地記載這樣一件事:

1951年7月[下旬],毛澤東在豐澤園臥室客廳裡,召見了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毛澤東說:“我看了山西省委的報告和你們的批示及少奇同志的幾次講話,我不得不向你們表示,你們的意見是錯誤的。我支持山西省委和賴若愚同志的看法。你們的觀點反映了你們的思想大大地落后於人民群眾的覺悟。你們作了廣大農民群眾的尾巴。你們被一種富農經濟的假象迷惑住了雙眼。你們至今毫無搞社會主義的思想准備。這可是危險的啊!”毛澤東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生長為農業合作社的觀點和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基礎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採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20〕

此時,毛澤東已非常清晰地從理論上梳理了依靠農民的“協作”“分工”,互助合作發展農業合作社,以改變一家一戶舊有的生產關系,形成新的生產力。他向劉少奇等講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主要是第十一、十二章闡釋的基本原理,在西方向資本主義工業化過渡階段,有一個工場手工業時期,那時候尚沒有蒸汽機,但由於一起勞動,有協作有分工形成了新的生產力,人人皆知資本主義就是經過這個時期再進入工業化階段的。資本主義能夠利用一起協作勞動發展起來,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合作社,怎麼不能這樣發展起來呢。毛澤東用黨的高級干部耳熟能詳的馬克思闡釋的資本主義發展基本進程,很快讓劉少奇等心服口服,迅速轉變了對山西省試辦農業合作社的看法。

1951年9月,全國農業互助會議在京召開,長治地區試辦社介紹相關經驗,會議通過的《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於1951年12月15日由中共中央發給各級黨委試行。隨之各省不約而同開始試點,紛紛取得驕人成績。1952年10月,劉少奇率團出席蘇共十九大后,在莫斯科10月20日劉少奇遵照毛澤東的委托,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就“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談了一些意見。〔21〕劉少奇在這封信中,通報了中共中央關於對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中國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些構想,信中對我國過渡到社會主義所需的時間和能夠實現的條件,進行了初步估算。關於農業集體化與農業機械化,劉少奇信中寫道:現在全國參加這個運動的農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區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並已有幾千個組織得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幾個集體農場。我們准備今后大力地穩步地發展這個運動,准備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內將中國多數農民組織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內,再基本上實現中國農業經濟集體化。〔22〕劉少奇給斯大林的這封信是個標志。它標志著我黨高層關於過渡時期的認識已具新的統一。

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劉少奇與毛澤東沒有歧義。新中國必須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毛澤東與劉少奇關於新中國認識的最大的共同點。由於有這個基礎,劉少奇對毛澤東關於過渡時期的新闡釋是尊重和悅服的。現在有一種輿論,夸大毛澤東與劉少奇關於新民主主義認識的不同,扭曲劉少奇關於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人為地把毛澤東與劉少奇關於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認識劃分為兩個對立面,企圖以簡單抬高劉少奇的手段,來達到貶低毛澤東,抨擊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目的。這一切均沒有從當時客觀事實出發,而是從某種需要出發,這種說法或輿論,既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也貶低了劉少奇追求真理服從真理的政治品格。可見1952年9月劉少奇在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間和途徑方面,已經比較全面地接受了毛澤東關於扶持農業社及各行各業中的社會主義因素,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發展思路。

1954年2月6日,劉少奇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上作報告,曾就八個問題作自我批評。第一個問題就是對農業合作化的認識。他說:

(一)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我曾經有過一種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對我國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要實行農業集體化,對於這個基本方向,我是沒有懷疑過的。……但是,我有過一種想法,就是我以為還要等一個時候才能在我國農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因為有了這種想法,所以在一九五○年一月與東北個別同志談到農村互助合作問題時,我有一些話是說得不妥當的。在一九五一年春,我贊成華北局在個別地方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但不贊成推廣。同年7月間我批評了山西省委“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文件,並在向馬列學院第一期畢業生講話時,也說到了這個批評。應該說,我這個批評是不正確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見則基本上是正確的。

我對於二中全會關於發展生產合作的原則規定和解放后農村中出現的許多新的事實沒有加以認真的研究,因而對於農業生產合作社有了這種不正確的想法。在一九五一年秋,中央討論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后,由於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糾正,我也就拋棄了這種想法。〔23〕

劉少奇公開的認真的自我批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高尚的政治風范,同時也反映了當時黨內高層,特別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關於逐漸集體化與不斷推進機械化的認識已達成基本共識。由此,過渡時期總路線像“燈塔”般問世。

毛澤東“逐漸集體化”與劉少奇“先機械化后集體化”從異趨同的理論疏辨@馬社香$江漢大學!湖北武漢430056

理論界長期以來對毛澤東"逐漸集體化"與劉少奇"先機械化后集體化"思想主張,有某些混淆或曲解。本文擬回歸歷史,從理論上厘清毛澤東"逐漸集體化"思想的發展脈絡與劉少奇"先機械化后集體化"主張的基本思路,清晰再現1952年9月劉少奇比較明確放棄"先機械化后集體化"主張的歷史之由。

毛澤東;;劉少奇;;集體化;;機械化

[1][2][3]毛澤東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1,931-932,932.

[4][6][7]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5,1432,1432-1433.

[5]毛澤東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9.

[8]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04.

[9]西溝村志[M].北京:中華書局,2002.5.

[10]賴若愚.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克服我們自己的經驗主義[N].山西日報,1951-07-02.

[1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5冊[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264.

[12]毛澤東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2-433.

[13]共和國走過的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專題選集[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22-23.

[1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299-300.

[15]當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制:上[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123-124.

[16][1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冊[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370-371,350.

[17][19]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196-201,205.

[20]劉瀾濤生平紀事[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63.

[2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367.

[22]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4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528.

[23]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6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78-79.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