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1961年深入湖南農村調查
劉少奇1961年深入湖南農村調查
周迅
1961年，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帶領工作組，深入湖南農村基層微服私訪、蹲點調査。在調査期間，他懷著對人民的深厚感情，深入群眾，獲得了真實的村情民意。
實地蹲點搞調研
1958年，毛澤東號召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國各地風起雲涌地辦起了公共食堂，好像從社會主義一步就跨進了共產主義，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加之一些地方還不同程度地遭遇了自然災害，導致國家經濟面臨非常嚴峻的局面，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糧食嚴重不足，人民吃飯也成了問題。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總結了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的經驗教訓，正式確定對國民經濟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3月23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要求縣以上各級領導機關，特別是第一書記，必須糾正那種滿足於看報告、聽匯報，以感想代替政策的作風。從中央到省、地、縣各級領導干部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紛紛深入農村調查。
劉少奇准備回老家湖南農村調研，了解民情，弄清真相。
4月1日，劉少奇從廣州到長沙后，召集工作組同志開會，研究調查內容和方法，確定與地方合起來組成工作隊，提出要求和注意事項。他說，下去以后，不要再叫他主席、首長或少奇同志，隻叫他劉隊長。
第二天上午，劉少奇聽取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的工作匯報。匯報結束后，張平化要派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瑞山陪同劉少奇深入農村基層調查。劉少奇說：“這次是來蹲點搞調查，採取過去老蘇區的辦法，直接到老鄉家，睡門板，鋪稻草，既不擾民，又可以深入群眾。人要少，一切輕車簡從，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
劉少奇為了了解到真實情況，他不滿足於一般地看材料、聽匯報、搞座談，而是採用多種方式。比如家庭訪問、個別談話、田頭聊天、不事先打招呼檢查、看望病人等。
為了接近群眾、方便開展調查研究工作，劉少奇在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王家灣萬頭養豬場飼料保管室住了六天六夜。他白天走村串戶，晚上在蠟燭照明下辦公，睡的是飼養員用過的鋪了稻草的木板床。在住地附近散步時，他發現一堆已經風干了的糞便，沒有臭味。戳開那團人糞，他發現都是一些糠和粗糙的纖維，看出社員群眾吃飯已經成了問題。
通過王家灣大隊反映出的情況，劉少奇對湖南農村的情況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對社員群眾生活上的困苦狀況，以及造成飢餓的真正原因有了直接的感受。
天華大隊是湖南省、長沙縣兩級樹立的一面紅旗。蹲點調査前，劉少奇看到的材料上說，1960年天華大隊1324畝田，產糧120萬斤，除去國家征購32萬斤，按全大隊1186人計算，人均742斤，生產搞得好，群眾生活不錯。
在天華大隊蹲點調查時，劉少奇住在陰冷潮濕的大隊部土磚房中，睡的是用兩張長條凳架著兩塊門板拼接起來的“床”，一住就是18天。他不分白天黑夜，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工作，分別召開基層干部和社員座談會，還深入田間山林、鄉村醫所、公共食堂、社辦企業和社員家走訪。
當時，全國上下“五風”泛濫成災，積重難返。由於形勢所迫，社員群眾沒有機會講真話，也不敢講真話。天華大隊黨總支書記彭梅秀自以為是，瞞上壓下。劉少奇來時，她事先召開生產隊長和黨員會議，統一匯報的口徑，封鎖社員群眾的嘴巴。她對劉少奇不僅“報喜不報憂”，而且當面撒謊，掩飾全大隊1000多人中有100多人患浮腫病的事實。
劉少奇從天華大隊不少社員患浮腫病、小孩得干瘦病、婦女月經不調等現象中，感到天華大隊的匯報材料和彭梅秀的匯報有問題，便親自到社員家中訪問調查，終於弄清了真實情況。如天華大隊的糧食產量，經核實，1960年實際隻有72萬斤，虛報了48萬斤。
當劉少奇調查到真實情況后，彭梅秀惱羞成怒，還隔著窗戶大聲奚落、謾罵劉少奇：“劉胡子，你要扳倒天華的紅旗，我不怕你……”
但劉少奇並不計較，還主動找彭梅秀談心，開導她正確對待榮譽，正視工作中的缺點，勇於改正錯誤，更好地為社員群眾服務。在這次調查后，他曾說過“我是國家主席，還有公安廳長帶人保護著，隨便找人談話，都要受刁難。這說明聽到真話，調查真實情況是多麼不容易！”
在寧鄉縣城，劉少奇不住縣委招待所，住在縣委的電話會議室，睡的是一張長方形的會議桌。
劉少奇對基層干部們說：“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現在有一股風氣，一切從上級的意圖出發，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請大家對我一定要講真話！作為一個執政黨的黨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如果不顧群眾的疾苦和飢飽，就會走向人民的反面。我們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不能只是靠命令來維持的。如果群眾對共產黨失去希望，那是很危險的！”
實事求是糾錯案
劉少奇深入湖南農村調査期間，認真傾聽人民的呼聲，虛心接受群眾的意見，糾正在“大躍進”、“反右傾”運動中制造的錯案。
在天華大隊蹲點時，聽說飼養員馮福田、馮國全父子將一根三寸多長的鐵絲釘進生產隊耕牛的肺裡，致使耕牛死亡的“破壞耕牛刑事案”，劉少奇覺得可疑，立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廳復查並重新研究這個案件。
經過詳細調查和技術鑒定，否定了原定的結論。原來，這頭牛曾幾易其主，早在1955年8月在長沙縣青山鄉社員彭秉泉家喂養時，其子出於好奇心，將鐵絲包在青草內喂牛，致使這頭耕牛落下病根，最終鐵絲進入了肺部致耕牛死亡。真相大白后，湖南省公安廳為馮國全父子平反，並於6月30日向中共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呈送了《關於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社員馮國全破壞耕牛一案的調查報告》，如實講述了這一案件的過程。
其間，劉少奇還為被錯誤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撤職的天華大隊原黨總支書記段樹成平反。
肖伏良是寧鄉縣花明樓公社完全小學四年級學生，當時不滿10歲。父親被抽調去修黃材水庫，兩三個月才回家一次，無法管教他。母親又得了浮腫病，躺在床上走不動，需要他照顧。由於糧食不夠吃經常餓肚皮，他連累帶餓變瘦了。為了能夠吃一頓飽飯，他到公共食堂打飯時，偷偷地多拿了一缽飯。查出后，他覺得無臉見人，一肚子氣，寫了一張“我們餓肚皮，隻怪劉少奇。打倒劉少奇！”的白紙條，貼在路邊的電線杆上。
民兵們“破案”以后，說這是反動標語、現行反革命行為，必須嚴肅處理：一是要將肖伏良挂牌、游鄉、坐班房，二是要追究班主任和校長管教不嚴的責任。
劉少奇說：“寫這種東西，只是反映了群眾的一種意見，一種情緒，算不得是反動標語。這幾年我們犯了錯誤，群眾當然不滿。你還不許人家罵娘？小孩子吃不飽飯就有怨氣，不要開除他的學籍，更不要責怪校長和班主任，不要停職反省。如果我們有意制造一種壓抑的政治氣氛，今后誰還敢說話呀！”
緊接著，劉少奇派人將肖伏良找來，笑著把他拉到自己的身邊，關切地問：“你說說心裡話，為什麼要寫那張紙條？”
肖伏良拉開了話匣子，像竹筒倒豆子，滔滔不絕地講了母親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
劉少奇又問：“你說，公共食堂好不好？”肖伏良生氣地說：“好個屁！背時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腦殼的食堂！”
劉少奇聽了，說：“好了！這恐怕是我們下鄉以來聽到的最沒有遮掩的真話了！小孩子天真無邪，把社員群眾不敢說的話和盤托出，寶貴得很呀!”
“不能由於我們的過失，影響孩子的一生。”劉少奇叫李強親自去花明樓小學，消除影響，為肖伏良平反。
劉少奇認為：一個冤假錯案，對一個人對一個家庭都是一場災難，必須堅決糾正、徹底糾正。這樣做既是對人民負責的表現，也是提高司法公正的有力措施。
七千人大會報告切中要害
劉少奇1961年深入湖南農村調查，緊緊圍繞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兩大主題進行，涉及公共食堂、無償調用社員物品和生產工具、退賠、糧食產量與購留以及基層干部民主作風等問題。可以說，這次調查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的農村情況，作了一次全面而又具體細致的摸底。
比如，辦不辦農村公共食堂，劉少奇指出，願意辦的可以自願組織，不願意辦的也可以自願解散。他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打通了群眾的思想顧慮，從而使天華大隊率先解散了公共食堂，把飯碗還給了社員群眾。
為處理好公共食堂解散后的房子、炊具、蔬菜、自留地等問題，劉少奇又在天華大隊一個一個生產隊裡進行討論，拿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避免造成混亂。
對一些涉及省、地、縣范圍較廣的問題，劉少奇還十分注意聽取省、地、縣各級干部的意見，與地方領導通報情況，共同研究決策，並且通過當地公布各項決定，把點上的經驗和做法推廣到面上去。比如，為確定天華大隊超產部分的糧食購留比例，劉少奇與中共湖南省委負責人一起商量，最后敲定方案。關於自留地、自留山的定權發証工作，他也是與長沙縣政府主要領導商定后，由當地領導出面辦理的。
劉少奇發現前些年中央的一些決策是不對的，就勇於承擔領導責任，多次向群眾誠懇致歉，作自我批評。比如，在炭子沖干部和社員座談會上，他說：“回來看到鄉親們的生活很苦，我們的工作做不好，對你們不起。有的做法，是中央提倡過的，如辦食堂，大辦萬頭豬場，因此根子還在中央，不過到了下邊就添油加醋了，如廢掉好田挖魚池，拆老百姓的房子。”
劉少奇經過湖南農村的調査，不僅推動解決了當地農村的一些具體問題，而且對社員群眾的要求和願望有了切實的感受。為此，他在天華大隊提出了社員群眾興家立業的“十個一”目標：“一棟好房屋，一套好用具，一欄好豬，一群好家畜，一園好蔬菜，一塘好魚，一塊好山，一天三餐好飯菜，一人有幾套好衣服，房前屋后有一片好風景。”這個目標從小處著眼，反映了社員群眾在建設新農村問題上的認識水平，也為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規劃了一個社員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宏偉藍圖。
耳聞目睹劉少奇真心實意地訪貧問苦、自律自責、憂國憂民，兒時極要好的伙伴李桂林掏出藏在心窩裡的真話：“去年(1960年)糧食減產，天災有一點，但隻有三分，塘裡還有半塘水﹔七分是人禍，‘五風’都是人刮起來的禍害，就是那七分人禍！”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振聾發聵的實話，使劉少奇陷入了深刻而沉痛的內疚和思考。
實踐出真知，調查出真相。從4月2日至5月15日，劉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和幾個工作人員先后在湖南寧鄉、湘潭、長沙三縣蹲點調査，前后共44天。他有33天是吃住在生產隊，召開了20多個座談會，走訪了11個生產隊，找各級干部、社員群眾個別談話，寫了數萬字的調查筆記。他深入田間、山林、食堂、豬場、醫院、社隊企業、社員家裡察看，揭開社員家的鍋蓋，吃了社員用來充飢的野菜和糠粑粑……通過這次調查，劉少奇准確地掌握了當時農村的真實情況，為黨和國家制定重大決策、調整農村政策中相關農民生產、生活的問題提供了直接依據。
1961年5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做了題為《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的講話，比較深刻地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並提出：“現在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中心的問題，就是要堅決縮短工業戰線，延長農業戰線和輕工業戰線，壓縮城市人口下鄉。……農業方面好轉了，工業就可以好轉，市場就可以好轉。”
在1962年1月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的報告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的總結分析，就更深入和全面了，一共16條，涉及怎樣處理全民和集體兩種所有制的關系，怎樣處理“多快”與“好省”的關系，怎樣打牢農業的基礎地位、怎樣貫徹民主集中制，以及反對平均主義，發展商品交換，計劃指標留有余地，珍惜群眾精力等等。很明顯，這些分析和判斷，是在湖南農村和其他地方的調査研究基礎上得出來的，是對調査研究中獲得的認識的進一步提煉和提升。(編輯王鴿子)
(作者為湖南省作家協會會員)
（來源：《百年潮》2014年第3期）